忠君思想在戰后日本教育中的重現與隱憂

方蓓蓓

1. 忠君思想東傳日本

“忠君愛國”意指對君主忠貞,對國家熱愛,是古代社會世俗生活中最為重要的行為準則?！爸摇痹臼侨寮宜枷胫芯有奚淼臏蕜t。自漢代開始,中國歷代王朝推崇忠君思想以確立臣民恪守之道。5世紀前后,隨著儒家思想東傳日本,忠君思想開始在日本社會發揮作用。在創建古代天皇制的過程中,大和王權就曾吸納忠君思想為其所用,當中最為著名的事件便是圣德太子以儒家思想為基調創建了《十七條憲法》?！妒邨l憲法》并非法律,而是道德訓誡,它為圣德太子推行改革提供了指導思想。在此之前,圣德太子曾制定以儒家德目命名的《冠位十二階》,用以打擊世襲氏姓貴族勢力,繼而制定的《十七條憲法》更是儒家思想的集中體現,如表明天皇是國家最高統治者,是國土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的第十二條“國非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又如闡述為臣之道“忠于君”和“仁于民”的第六條以及規定“君言臣承”之中央集權制度的第三條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援引儒家典籍的條目中,卻少有引自《孟子》之處(1)《十七條憲法》引入《論語》者有四,引入《孟子》者只有一。其第12條即源于《禮記·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及《孟子·萬章上》“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史少博(2012)指出,原因在于“孟子的易姓革命和暴君放伐思想不符合日本天皇‘萬世一系’之國情”,換言之,《十七條憲法》的編撰者在援引儒家思想時,避開了與維護天皇世襲發生沖突的易姓革命和放伐思想,即以“仁”為核心的中國儒學東傳后,成為以“忠”為核心的儒學?！妒邨l憲法》頒布40年后,日本發生大化改新,儒家思想在這次歷史變革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后,忠君思想在日本經久不衰,伴隨著平安時代后期權力從中央下移到地方,“忠”的對象或天皇或將軍變化不斷。1868年明治維新后,日本政府為構建中央集權式的絕對天皇制政權,頒布《教育敕語》,以向國民灌輸“忠君愛國”訓規,要求國民“為國獻身”,并將之與軍國主義相聯系,鼓動國民支持侵略戰爭。毫無疑問,彼時的忠君思想已發生變異,在和武士道精神的相互作用下,在日本對外進行的軍事擴張政策的影響下,它成為天皇制政權的幫兇,是對“皇國臣民化”的肯定,亦是對絕對天皇制的肯定?！岸稹焙?《教育基本法》取代了《教育敕語》,但忠君思想并未徹底根除。近年來,右翼勢力更是通過修訂《教育基本法》、選用《教育敕語》為教材等行為來復興“忠君愛國”思想。安倍晉三將這種行為解釋為“道德教育”(松木久子,2017),實際上卻是他給國民植入“為國獻身”的忠君思想的伎倆。

國內學界針對發源于儒家的忠君思想在日本的傳承和變異問題的研究汗牛充棟。史少博(2012)指出,儒家思想傳到日本后,日本以“忠”替代了原本是“仁”的儒家思想核心,變異了的儒家思想在明治維新前后影響了日本的近代化,他亦指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價值觀和倫理觀已積淀為日本人的道德規范和民族心理;權彤(2020)考察了“能”及其中國淵源,繼而指出“能”既包含了深厚的中國儒家思想情結,又具有日本式的精神特征,在明治維新時期,更成為宣傳戰爭、美化侵略的工具;鐘清漢(2002)指出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東亞漢字文化圈的道德理念的形成,其中就包括了戰前以忠君思想為核心的《教育敕語》,繼而他又指出戰后日本對忠君思想進行了匡正,并分析了近年來日本教育中出現的道德頹廢現象。綜上可知,國內學界大都將研究視野鎖定在忠君思想對戰前日本社會的影響方面,而對“二戰”后日本右翼勢力助推忠君思想在教育領域的重現問題少有觸及。日本學界,對《教育基本法》重新修訂前后進行比較分析的論文相對較多,對該法重修背后的思想源頭——忠君思想則少有觸及?；拇ɡ€(2010)《〈教育基本法〉與儒教教育》考察了《教育基本法》起草直至頒行的歷史,指出儒教教育的根本在于個人的“人格完成”,而《教育基本法》第一條“人格的完成”正與其相符,因此認為有重新考察《教育基本法》的必要;中古彪(2007)在《新〈教育基本法〉的問題與批判》將焦點置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通過考察其中的問題點,試圖厘清安倍政權“脫離戰后體制”在教育上的本質是為何物;大內裕和(2007)和《“修正”〈教育基本法〉與今后的教育》考察了《教育基本法》修訂前后的異同,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下受國民期待的日本教育的方向。有鑒于中日學界的研究現狀,本文擬以戰后日本為立足點,通過對戰前戰后教育領域的兩部教育方針(2)《教育基本法》是日本教育領域的法律,而《教育敕語》則是道德訓誡,此處以“教育方針”統稱。,即《教育敕語》和《教育基本法》進行比較,梳理前后的理念變化,結合史實考察變異后的忠君思想在戰后日本教育領域重現的經緯,并分析忠君思想重現后帶給日本社會乃至亞洲各國的隱憂。

2. 從《教育敕語》到《教育基本法》

1945年日本戰敗,美國隨即對其進行軍事占領并進行改革。在美國的“指導”下,日本政府分別于1946年、1947年先后頒布《日本國憲法》和《教育基本法》,標志著其開始推行民主、和平的教育體制;繼而又于1948年廢除了宣揚“忠君愛國”的《教育敕語》, 此舉意味著戰前以變異了的儒家忠君思想為核心的國民教化政策的終結。

戰前的《教育敕語》頒布于1890年,正值明治時代(1868—1912)中期。當時的明治新政府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國策下,走上了全盤西化之路。1882年,在日本政府前往歐洲考察憲法問題時,他們認識到“皇室”對“國家”的重要性,認為:“歐洲憲法政治以宗教為基軸深入人心,人心皆歸一于此。然我國宗教之力尚微,無一可為國家之基軸者……在我國,應作為基軸者,獨在皇室?！?臧佩紅,2010)80—81可見,日本政府欲以天皇統一民心,為他們實施憲法政治打下基礎。于是,1889年2月11日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宣告“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條)。為給國民植入這種道德觀念,日本政府意識到教化是最為妥帖的途徑,而儒家的忠孝之道正好與他們“統一民心”的目的相契合,但比起“孝”,顯然“忠”才是他們的根本旨歸,因此以“忠君思想”為核心的《教育敕語》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成為日本國民的道德方針。細讀《教育敕語》可知,日本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乃“克忠克孝”“億兆一心”,日本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義勇奉公”“扶翼皇運”,日本國民的道德標準是“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上述條目為日本國民規定了一條道德路徑,即“個人→家庭→集團→國家→天皇”,該路徑使每個國民都將個人與家庭、國家、天皇緊密連為一體,最后達到“億兆一心”“扶翼皇運”的政治目的(臧佩紅,2010)82。這與1882年以天皇名義頒布的《軍人敕語》綱領“軍人以盡忠節為本分”的精神實質相同,其核心是變異了的忠君思想。簡言之,《教育敕語》的目的是“為國家”。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文部省將《教育敕語》的副本以及天皇、皇后的“御真影”迅速下發至全國近3萬所學校,規定“學校之節日及其他方便之時,集會學生,奉讀敕語,且應注意諄諄誨告,使學生夙夜佩服”(臧佩紅,2010)83。于是,校長、教師以及學生奉讀《教育敕語》、向“御真影”行最崇敬之禮就成了各個學校里時?？梢姷木跋?。

“二戰”后,美國對日本進行了軍事占領。自占領初期開始,美國便開始在日本社會諸多領域“指導”改革。教育改革則由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下設的民間情報教育局(CIE)負責,此外,美國教育使節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GHQ認識到要想順利開展教育改革,必須清楚認知日本戰前教育中所存在的忠君思想。1945年9月22日,美國方面先是頒布了有關教育的文件《戰后美國初期的對日政策》,繼而頒布了名為《關于戰后日本教育事務改造主要內容》(同年10月10日)的文件以及有關教育改革的四項指令(3)即《關于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1945年10月22日)、《關于教師及教育官員的調查、開除、認可》(1945年10月30日)、《關于廢除政府對國家神道、神社神道的保護、支援、監督及弘揚》(1945年12月15日)以及《關于停止開設修身、日本歷史、地理課》(1945年12月31日)。。上述文件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旨在讓日本政府鏟除教育中存在的軍國主義與極端國家主義思想。1946年2月,CIE頒布《教科書審定標準》,該文件列出了教科書內容的標準,還闡述了軍國主義、超國家主義的內涵。文件對軍國主義的內涵概括如下:贊美戰爭是解決紛爭的英雄式的理想方法;稱贊出于對天皇的忠義而戰死者;將榮獲軍功的戰斗英雄稱為“偉人”;認為普及兵役是最愛國的、為國效勞的觀念;贊美大炮、軍艦、戰車、要塞、軍人等與軍事有關的人或物。超國家主義的內涵則包括:日本人優于其他民族及國民的觀念;違反聯合國憲章之目的、原則的思想及態度;以絕對忠誠服從天皇的觀念;天皇優于他國元首、天皇制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等。其中,軍國主義內涵中的“稱贊出于對天皇的忠義而戰死者”、超國家主義內涵中的“以絕對忠誠服從天皇的觀念”,明確指出了“忠君思想”與軍國主義、超國家主義的聯系。同年3月,GHQ公布《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報告書中除了提及軍國主義及超國家主義問題,還直接在第一章“日本教育的目的和內容”中直接指責日本政府“以絕對服從和盲目自我犧牲來確保忠誠心和愛國心的代價太高”;針對日本戰前的修身課,該章亦清楚指出其目的是“培養順民”以及“通過忠誠心來確保秩序”;報告書的第三章指出了日本教育行政上的缺陷,認為“在各種儀式、禮拜天皇像時使用的敕語和敕諭,是過去統治學生思想感情的強有力手段”,意指日本政府命令學生奉讀《教育敕語》、向“御真影”行最崇敬之禮的行為是強行向學生植入忠君思想的手段(臧佩紅,2019)72?？梢?占領當局對戰前日本教育中存在的忠君思想的行徑及危害有著清醒的認知。在認識到日本戰前教育中存在的弊端后,GHQ開始著手對其進行教育改革。要想剔除戰前日本教育中存在的忠君思想,首先便要對《教育敕語》進行處理。但日本政府曾多次試圖保留《教育敕語》。1946年2月21日,日本政府文部省的田中耕太郎在地方教學科長會議上指出:《教育敕語》是日本淳風美俗和世界人類道義的核心所吻合之物……敕語未必是完美的,但瑕疵絕不是錯誤。隨后,時任文部大臣安倍能成亦在2月25日地方長官會議上表示支持田中耕太郎,并稱“我亦認為應該依舊將《教育敕語》推崇為國民日常道德的規范”(大田堯,1980)。繼而,田中耕太郎又于同年6月27日在第九十次帝國議會上稱“要將《教育敕語》作為今后倫理教育的根本原理”(近代日本教育制度史料編纂會,1958)。美國方面,1946年3月《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首次提出《教育敕語》問題,雖然其中提到“應該以合理的代價確保忠誠心和愛國心”(臧佩紅,2019)71,卻并未從正面對《教育敕語》的存廢問題、效力問題等進行回應,僅僅給出了停止奉讀的處理意見,使節團團長甚至稱“處理《教育敕語》并未納入計劃”(大田堯,1980)。對于日本戰前教育大加批判的使節團,其回應態度令人驚奇。細想之下,這與美國想利用《教育敕語》,利用日本人的忠君思想順利展開統治不無關系。同年10月8日,日本文部省通過次官通告全國各學校:拋棄《教育敕語》是我國教育之淵源的舊有觀念;今后在節日儀式上不再奉讀《教育敕語》;學校需要保存其副本,但不再將其神化;等等。1947年4月11日,遠東委員會發布《日本教育制度改革指令》規定:“敕語不得用于教學、研究及學校儀式的基礎”。同日,GHQ發表聲明稱“《教育敕語》成為歷史性文件”,繼而又于翌年督促日本國會通過廢除《教育敕語》的決議。終于,在日美雙方各懷鬼胎的協商下,1948年日本政府宣布廢除《教育敕語》,文部省下令收回全國所有學校保存的副本,但此時距離《教育基本法》的頒布已一年有余,且頒布在前、廢除在后?！督逃氛Z》的艱難廢除、日本政府的竭力維護以及美國政府的曖昧態度,都為右翼勢力日后重新強調“忠君愛國”思想埋下了伏筆。

《教育敕語》廢除前一年,《教育基本法》已經出臺。那么,《教育基本法》基于何種理念出臺?與戰前的教育理念又有何區別呢?如前所述,《教育敕語》的問題在于其目的是“為國家”,即“不承認個人的價值”。而《日本國憲法》的頒行則使《教育基本法》的出臺有了精神依據。其中,憲法前言部分“尊重個人尊嚴,追求真理與和平”,以及第十九條“思想及意志的自由不受侵犯”,第二十三條“保障學問自由”,第二十六條“所有國民皆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所有國民都負有讓其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義務,義務教育無償化”為《教育基本法》指明了方向。1947年《教育基本法》頒布實施,它是戰后日本教育領域的根本大法,該法本著《日本國憲法》的基本精神,即建設“民主、文化”的國家而制定,且此精神的核心理念正是“尊重個人”。因此,《教育基本法》推行的自然就是“民主、個人”的教育理念。這兩部大法從根本上保護了個人的權利,使教育目的從戰前的“為國家”轉變“為個人”,使得“尊重個人”的教育理念得以普及?！督逃痉ā分械牡诙l教育政策中的“尊重學問自由”、第三條中的“所有國民都應平等享有符合其能力的受教育機會”均顯示了“尊重個人”的教育理念,第十條“教育不應當服從不正當的控制,而應當直接對全體國民負責”中的后半句則進一步明確了“民主”的教育理念。因此,無論是《教育基本法》,或是《日本國憲法》均表明了戰后日本“建設民主、追求和平”的決心,亦凸顯了其推行“尊重個人”的民主教育體制。

3. 戰后日本教育領域忠君思想的重現

自《日本國憲法》《教育基本法》頒行4年后的1951年開始,日本國內頻繁出現倒行逆施的潮流。除了主張修改《日本國憲法》以外,右翼勢力亦開始重新強調天皇地位。更有甚者,他們開始參拜日本戰前用于進行軍國主義教育的場所——靖國神社。在此背景下,“忠君愛國”思想在日本教育領域開始重現。這種重現可以歸納成4個階段,第一階段表現為日本右翼勢力開始主張加強“愛國心”教育。1951年11月時任文部大臣天野貞祐發表《國民實踐要領》,表示“國家之盛衰興亡系于國民愛國心之有無”;1956年2月的參眾兩院預算委員會上,文部大臣清瀨一郎表明,希望《教育基本法》中進一步寫入“愛國、愛傳統的內容”;1961年2月,文部大臣荒木萬壽夫在眾議院文教委員會上稱:“《教育基本法》是占領軍強加的,現在已經到了要重新研究《教育基本法》的時候了?！钡诙A段,日本右翼勢力公開表明對《教育敕語》與《軍人敕語》的贊美。1974年2月,首相田中角榮在日本放送協會(NHK)的電視節目中贊美《教育敕語》與《軍人敕語》;1977年10月,參議院議員內藤譽三郎在預算委員會上提出:“如果不能恢復《教育敕語》的話,就應該制定新的教育憲章?！钡谌A段,在右翼勢力推行下,“忠君愛國”教科書出版。戰后日本出現過三次“教科書事件”,第一次發生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第二次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第三次則發生在2001年。這三次事件皆因日本政要認為“愛國心”教育不足。其中,“忠君愛國”教科書的出版由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直接導致。該事件源于1996年的教科書檢定。1996年6月文部省教科書檢定結果顯示:7家出版社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均出現“從軍慰安婦”的表述(臧佩紅,2019)299。日本右翼勢力對此提出責難。以藤岡信勝、西尾干二為首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開始自行編寫歷史教科書——《新歷史教科書》,該教科書嚴重歪曲史實、美化侵略戰爭、回避戰爭責任,并重蹈戰前歷史教科書的覆轍,要求國民敬愛天皇,宣揚國民的“愛國心”與“自豪感”。2001年4月,文部科學省宣布“忠君愛國”的《新歷史教科書》“檢定合格”,此舉遭到日本國內進步力量、中國等亞洲鄰國的反對,但文部省并未因此改變檢定結果,反而于2005年4月再次宣布該書“檢定合格”。第四階段,右翼有目的地推動日本政府逐步修改《教育基本法》,企圖重現忠君思想。1999年8月,日本國會通過《國旗國歌法》,不僅以法律形式將“二戰”中延續下來的“日之丸”、《君之代》分別規定為日本的國旗與國歌,還要求學校教員在開學和畢業儀式上,向國旗致敬以表達“忠君愛國”精神。2003年9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提出“應該在某個時候對憲法第九條(4)即放棄戰爭條款。進行修改”。2006年8月,他又以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認可其行為的民眾亦不在少數。同年12月15日,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在第一百六十五次臨時國會上成功修改《教育基本法》。

忠君思想不僅重現在戰后日本教育領域,還被安倍晉三拿來利用。在他第一次執政時的2007年3月,發生了“森友學園事件”。日本媒體記者發現日本政府以1/10的市面價格將大阪府豐中市一塊8770平方米的國有土地出售給一家一直推行右翼教育的私人教育機構——森友學園。森友學園欲用這塊土地建造一座名為“安倍晉三紀念小學”的學校,這所小學的名譽校長竟是安倍夫人安倍昭惠。長期以來,森友學園要求兒童每早誦讀《教育敕語》,頌唱“二戰”時期的軍歌,毫無忌憚地向心智未開的兒童灌輸“忠君愛國”思想……顯然,這是安倍晉三向國民植入“為國犧牲”的忠君思想的卑劣伎倆,是安倍政府企圖回歸戰前價值觀的露骨表現。但在其解釋下,這種行徑居然搖身成為“道德教育”。眾所周知,2006年安倍晉三第一次執政后,就成功地修改了《教育基本法》,重提了“愛國心”教育;2012年當他再次執政后,又以教科書修訂為中心推進“歷史修正主義”,否認和淡化戰爭罪責,美化戰爭、拒絕戰爭反省和謝罪賠償(汪舒明,2014);2014年他又修訂《學習指導要領解說書》,將與中韓兩國存有爭議的領土稱為“日本領土”,并寫入教科書;2015年,他在中小學歷史教材中刪去了此前顧及戰爭受害國國民心情的“近鄰諸國條款”,認為教科書中記述的有關日本侵略亞洲的內容不利于培養青少年的“自豪感”與“愛國心”(王屏,2015);2017年3月,日媒稱安倍內閣會議決定《教育敕語》將作為德育教材使用(新華網,2017)。以上種種,均揭示了安倍晉三盡力宣揚忠君思想背后的真實意圖,那就是企圖再次愚昧國民,要求他們能夠積極主動地“為國獻身”,通過顛覆《教育基本法》的根本精神,達成他順利修改《日本國憲法》的最終目的。

4. 忠君思想重現帶來的隱憂

忠君思想的重現給日本社會帶來隱憂,亦給亞洲各鄰國帶來威脅。如前所述,忠君思想發生變異是在明治維新后,那時的明治政府為構建絕對天皇制政權,頒布《教育敕語》,以向國民灌輸“忠君愛國”訓規,目的是要求國民“為國獻身”,并將其與軍國主義相聯系,鼓動國民支持侵略戰爭?！岸稹焙?日本在各個領域進行民主改革。作為改革后教育領域取代《教育敕語》的根本大法,《教育基本法》宣揚和平、民主,體現了《日本國憲法》的基本原則,是對戰前忠君教育的徹底否定。但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通過修訂《教育基本法》、重新選用《教育敕語》作為教材內容等行為,正欲逐步復興“忠君愛國”思想,顛覆《教育基本法》的根本精神。那么,忠君思想是如何顛覆《教育基本法》的根本精神的呢?

安倍晉三在第一百六十五次臨時國會上提出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他聲稱這部新法是“符合新時代的《教育基本法》”,和舊法相比,新法增加了“愛國精神”“終身學習理念”“私立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幼兒教育”“教育振興基本計劃”等新內容,共4章18個條款?！督逃痉?修正案)》的“最大亮點”是在保留了原有的“個人尊嚴”和“完善人格”的基礎上,增加了“尊重公共精神”和“熱愛傳統和文化,熱愛養育自己的祖國和鄉土”的內容,標志著其基本教育理念從“尊重個人”轉變為“尊重公共精神”。此外,在教育目的上,新設了“尊重傳統和文化”和“熱愛鄉土、熱愛祖國”等原則;教育行政上,保留了“教育不應當服從不正當的控制”,刪除了后半句“而應當直接對全體國民負責”,增添了“而應該根據這部法律以及其他法律所規定的內容予以實施”的內容。修正案中,無論是教育理念、教育目的,還是教育行政,新增內容均指向“愛國心”教育,同時亦打通了國家權力無限介入教育的通道。而這就是所謂的“符合新時代的《教育基本法》”?！皭蹏摹苯逃闹靥岢蔀檫@次修正案的最大爭議,作為一個曾經發動過侵略戰爭、給亞洲諸國帶來巨大災禍的國家,很難讓人不去聯想這種改變意味著什么。這種教育與普通意義上的“愛國教育”有所不同,它曾是軍國主義時代日本政府用來鉗制國民精神的工具,因此,它并非簡單地要求國民“愛自己的國家”,其重提揭示了日本右翼企圖利用“忠君愛國”思想再度愚昧國民的險惡用心?！督逃痉ā返暮诵睦砟睢白鹬貍€人”是基于《日本國憲法》的精神而立,建立在反省戰前《教育敕語》“為國家”的基礎之上。如果說,戰前的《教育敕語》是“富國強兵”指引下的“忠君愛國”教育,1947年的《教育基本法》是“民主思想”理念下“個性自由”式教育,而2006年的《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則是披著“國家”外衣、《教育敕語》時代“忠君愛國”思想的“卷土重來”,亦是對《教育基本法》根本精神的顛覆。對此,東京律師協會會長吉岡桂輔(2006)指出:這是國家在教育的名目下,深入國民內心,強制輸入價值觀,進而得以推進教育管控的手段。吉岡桂輔又表示這違反了《日本國憲法》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以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這不僅不能解決當前兒童面臨的困境,反而有加重的危險?！督逃痉?修正案)》顛覆了“二戰”后的教育理念,不但踐踏了日本國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而且是“忠君”思想的“卷土重來”,亦將再度點燃絕對天皇制的火苗,成為復活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土壤,是在開歷史的倒車。

2006年11月16日,《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在眾議院以多數票被通過后,次日那霸市1500名教職員舉行集會,反對“重回戰前教育體制”;同日《西日本新聞》亦刊發題為“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時機是并未成熟的社論”;此外,日本媒體評論認為,以占多數席位的優勢強行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將會是歷史上的污點。中國方面,《中國教育報》評論:日本戰后一直存在著民主勢力與保守勢力的斗爭,1947年頒布的《教育基本法》宣揚民主、和平及普遍真理,在日本被看作是和平憲法的姊妹篇,而此次修訂的《教育基本法》則強調培養“尊重傳統和文化,熱愛養育自己的祖國和鄉土”的態度,可以說是保守勢力占據上風的結果,這種保守主義傾向如果被右翼勢力所利用,則會有軍國主義復活的危險?？梢?《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的強行通過,在中日兩國皆引起了嘩然與紛爭。如前所述,《教育基本法》依《日本國憲法》的精神而定。因此,如果要對《教育基本法》進行修改,則必須先行修改憲法,在憲法未變的前提下,先行修改《教育基本法》并不合適。對此,教育學教授成島孝志在《日本時報》上發表感嘆道:“盡管我們不會立即看到什么跡象,但安倍的改革將會改變日本社會的性質?！?羅朝猛,2007)換言之,《教育基本法》的成功修改,將成為日后自民黨修改憲法的突破口,對《日本國憲法》造成沖擊,而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實質就在于日后能夠順利修改憲法,尤其是修改憲法第九條。

5. 結語

中國儒家的忠君思想東傳日本,被圣德太子援引至《十七條憲法》,《十七條憲法》的編撰者避開了與維護天皇世襲發生沖突的易姓革命和放伐思想,即以“仁”為核心的中國儒學東傳后,成為以“忠”為核心的儒學。忠君思想變異后成為《教育敕語》的核心道德思想?！督逃氛Z》作為戰前日本政府統治國民思想的工具,其教育理念的核心即是“忠君愛國”,戰后的《教育基本法》依《日本國憲法》的精神而立,具有“教育憲法”的地位,它改變了戰前《教育敕語》“為國家”的核心理念,使“民主”“個人”的教育理念得以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根除了“忠君”思想的遺痕。但近年來,隨著日本右翼勢力修訂《教育基本法》、重新選用《教育敕語》作為教材內容等行為,“忠君愛國”思想得以“重見天日”,并在安倍“道德教育”的幌子下發生變異,這是對《教育基本法》根本精神的顛覆,可視為右翼勢力企圖修改《日本國憲法》的前奏,不僅給日本社會帶去隱憂,也值得亞洲各國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