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論影響下的維多利亞兒童文學書寫析論①

宋國芳 蔡玉輝

1. 引言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宣告一個“共產主義幽靈”,徘徊于歐洲大陸。另一個像“幽靈”一樣徘徊于19世紀歐洲大陸的還有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進化論思想,它不僅對當時的生物學界造成巨大影響,而且也在宗教、教育、文學和社會文化等領域造成了不小的震動。進化論指出了人和動物之間的同源性,自然選擇讓動物在進化過程中變成了人。對達爾文來說,自然選擇對每一種生物來說都是向好的,即被自然淘汰的都是不好的基因,因而他為人類的將來許了一個美好的愿景,認為“所有身體和精神上的特質都是自然的饋贈,它們都朝著完美的方向前進”(Darwin,1981)。

科學和幻想文學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系:“科學激發文學想象力,文學有助于詮釋科學發現,是科學思想的試驗場?！?Page,2012)進化論思想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而與進化論相關聯的發展和轉化成為此時幻想文學的兩大主題。作為維多利亞時代兒童文學作家的代表,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和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顯然為讀者們幻想了驗證進化論的場地。在這3位作家的筆下,兒童與動物之間的差別無法通過解剖學和形態學得以辨識,與動物的同源性造成了兒童的身份焦慮和困惑。同時,3位作家也駁斥了達爾文“一切向好”的觀點,指出進化逆轉的可能性,對他們來說,進化如同一條拋物線,人類既可以處在向上的曲線上,也有可能踏上下行之路,退化為動物。確保這一可能性不發生的前提是人類兼具動物性和人性,動物性代表人的身體力量和機能,而人性在于具有道德、情感、想象力和創造力,因而,兒童教育應該且必須強化對這些品質的培養。

2. 身份的追問

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4年后的1863年,金斯利推出了兒童文學作品《水孩子》。正如他自己在寫給好友莫里斯的信中所解釋的那樣,“他一直在讀赫胥黎的作品……他還打算用這本書來為達爾文辯護,反對他的批評者”(Heffer,2014)。西蒙·赫弗(Simon Heffer)接著指出,雖然《水孩子》這部兒童文學作品的主旨是善惡有報,但更重要的是它捍衛了達爾文的理論。小說以兒童的口吻向讀者傳播了有關達爾文進化論的知識,將科學思想文學化。而金斯利以兒童文學作為媒介傳播進化論,或許是基于兒童與動物之間具有更密切的關系這一認知。

在故事的開頭,10歲左右,生活在城市里,跟著師傅格林姆先生以掃煙囪為生的湯姆 “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他從來都不洗臉……沒人叫他做禱告”(金斯利,2018)2。他會用磚塊對付來找格林姆先生談生意的客戶,而且他不止一次地覺得自己是某種動物。在約翰爵士家,第一次照鏡子的湯姆把鏡中的自己叫作“小黑猴”,在被當作小偷逃跑的路上他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只被獵人追殺的狐貍”,“像只小猴子一樣,從花園向樹林方向逃去”(金斯利,2018)21。在掉進河之前的路上,湯姆覺得“好像他生來就是一只快樂的小黑猴,不是有兩只腳而是有四只腳似的”(金斯利,2018)33。他覺得自己在灌木叢中和石頭堆里蹦跳而感到快樂是由于自己的動物本性。通過將湯姆描述為一個社會底層的流民,同時讓他自我認知為各種動物的方式,金斯利無疑是在譴責維多利亞時代失敗的教育方式,但更重要的是,金斯利以此來建立起小說文本和進化論的指涉關系,即人和動物之間的親緣關聯。人類并不是在出生時就擺脫其動物性,恰恰相反,人類在生命之初就在完善其動物性。在湯姆不小心掉進河里后,他變成了一個水孩子。盡管他從人變成了一個近似于兩棲動物的存在,但考慮到進化論中的物種變異概念和兒童文學的幻想性,這樣的變化具有了可能,而且在那一刻,湯姆顯然并沒有抵抗自己身上長出來的不屬于人類的腮,他意識到腮是自己的一部分,“最好別去動它”(金斯利,2018)47。

盡管湯姆覺得自己像動物,也好像樂于變成動物,但到了故事的中間部分,湯姆開始對他的動物身份表示出困惑。當老水獺認定湯姆“只不過是一只討厭的水蜥”(金斯利,2018)76,連池塘里的那些下等的狗魚也不愿意吃他時,湯姆卻表示“我不是水蜥”,“水蜥有尾巴”(金斯利,2018)76,并堅稱自己沒有尾巴。湯姆拒絕接受老水獺認為他是水蜥的說法。至于他到底屬于什么物種,湯姆并不知曉,作者金斯利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蛟S這正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帶給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的困惑。達爾文在他的《人類的由來和性選擇》中證實,人類的尾骨盡管已經失去尾巴的功能,但它明顯地表明人類曾經擁有尾巴。

同樣對自己的身份困惑不已的還有卡羅爾筆下的愛麗絲。跟湯姆比,愛麗絲在進化意義上顯然前進了一步。在愛麗絲的地下旅程里,因為吃了一些奇怪的東西,愛麗絲不斷地改變形狀和大小,讓她對自己的身份不再確定。在脖子變長后,愛麗絲碰到了鴿子,對類似的長脖子并不陌生的鴿子便認定愛麗絲是條正在尋找雞蛋吃的蛇,愛麗絲怎么說都沒法動搖這只鴿子的想法?！啊摇沂莻€小姑娘’,愛麗絲的口氣不是太有把握,因為她想起來了,這一天里變來變去,變了那么多次 ?！?卡羅爾,2011)36愛麗絲的猶豫語調和鴿子害怕愛麗絲會吃掉它的蛋的狀態,都表明愛麗絲無法解釋,她為什么是一個跟蛇或其他動物不一樣的小女孩。在跟動物交往的過程中,她試圖捍衛自己的人類身份,反復強調自己是個小女孩,也因害怕自己喪失身份而哭泣。跟水孩子湯姆一樣,愛麗絲的地下旅行也是跟各種動物相遇,并將自身和遇到的動物進行區分的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卡羅爾對根據解剖學和形態學確定物種心存懷疑,也可以說,作品是他對盛行于19世紀中期的進化論思想的消極回應。

在維多利亞時代對進化論中動物和人之間親緣關系進行更透徹的文學詮釋的是吉卜林的2部叢林小說。故事男主角莫格里在叢林的動物中以“人類幼崽”著稱,而在村民們眼里,他是一個“狼孩”。有時候他被認為有蛇一樣的舌頭,有時候他又被看作長著狼一樣舌頭的猩猩,他跟神猴之國的猴子們稱兄道弟,最后被選為“叢林之王”,同時他又為英帝國效力,成為一名合格的英帝國士兵。他“討厭人類”(吉卜林,2015)96,但又希望被村民們接受。吉卜林的叢林故事展現了動物的善意,同時也讓人類殘忍的動物性暴露無遺。莫格里的矛盾身份和行為表明了其身份的模糊性,正如杰茜卡·斯特拉利(Jessica Straley)(2022)153所認為的那樣,在解剖學意義上,莫格里無疑一直以來是個人,但他的成長過程不能簡單地解讀為形態學意義上的進化。在此,吉卜林駁斥了拉馬克式的線性進化過程,模糊了人類和動物之間的界限。對吉卜林來說,動物和人類只有族群之分。

盡管吉卜林的叢林故事一直以來有為帝國主義高唱贊歌之嫌,但其中的進化寓言和敘事不容忽視。不同于前面提到的水孩子湯姆和漫游奇境的愛麗絲,吉卜林筆下的莫格里始終明了自己人類之子的身份,他周圍的動物們一直不斷地強化這一點,只不過它們也極力讓莫格里牢記“你的這些兄弟和狼群沒什么兩樣”(吉卜林,2015)123。而與跟動物在一起相比,跟人類在一起明顯讓莫格里無所適從,這一事實更是讓他懸置在一種困惑中。這表明了吉卜林的態度:在承認人類動物性的同時,承認人和動物之間的差異性。但究竟是什么確保人類優于動物,從而處在某種中心位置,關于這一點,吉卜林給出了答案,這個答案筆者將在之后論及。

3. 進化的局限

拉馬克和達爾文提出的人類進化演變概念,將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拋入對宗教信仰的懷疑和對身份的焦慮之中(Hale,2013)。1857年解剖學家理查德·歐文向林奈學會提交了一篇論文,聲稱人腦獨特的三大結構將人區別于大猩猩。但之后的很多研究證明在猿類的大腦中發現了類似的結構,這一發現給了赫胥黎足夠的證據跟歐文進行紙面和口頭上的爭辯,他于1863年發表的《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等一系列論文挑戰了人與動物的這一差別。

科學家們試圖從形態學和解剖學層面上證明人與動物的差異性,顯然,對這一做法,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家們并不認同,比如金斯利就指出用解剖學解釋人和動物之間差別的荒謬性(Straley,2007)。對他們來說,人的獨特性無法完全由科學來解答,形態學和解剖學不能讓愛麗絲和湯姆將自己從其他動物族群里分離出來,他們也并不能靠有沒有尾巴或脖子的長短說服故事中的動物和故事外的讀者相信他們有別于水蜥或蛇,莫格里在叢林中被喚作“人崽”,被村莊里的人類當作“狼崽”。甚至,他們通過語言、思維或者理性的角度區別自身與動物時也失敗了。

當解剖學、形態學、工具理性和哲學無法解決人和動物之間區別的困惑后,3位作家分別以自己的文學書寫嘗試著回答。對他們來說進化可以逆轉,道德情感和文學想象力以及創造性智慧無疑是人類進化不可忽略的重要維度,而人類進化的極致便是成為一個兼具各種動物技能和人類智慧的莫格里。

在金斯利的《水孩子》開頭,煙囪工湯姆“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金斯利,2018)2,從不向上帝禱告。有一次,他在主顧家的鏡子里看到了自己,以為看到了一只小黑猴。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們普遍信仰基督教,即使不去教堂做禮拜,也會在家中向上帝禱告,而湯姆的不信教無疑是一種精神上的墮落。之后湯姆不幸地在形態上變成了近似于水蜥的存在,這種看似與達爾文進化論相違背的蛻變實質上是對達爾文學說物種演變的一種皈依,正如敘述者說的“如果他說,生物是不可能退化的,意思是變成低等的形態……他知不知道普通的鵝頸藤壺所發生的奇怪的退化?”(金斯利,2018)54。根據敘事者的看法,湯姆變成近似于水蜥的存在的原因在于他“沒有開化”(金斯利,2018)63,所以下行到水里去了。如果湯姆要重新進化為人類,他就必須走完整個人類種族從動物進化為人類的上行之路,即發現自然規律和學會對其他水下動物友好的道路,而這也是整部小說的主要情節。就此,作者將道德添加進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好孩子進化成男人,而壞孩子則永遠是野獸”(Straley,2007)。

在《水孩子》的故事中,湯姆的每一次變化都跟道德倫理有著緊密的關系。每當他對他人友好或者做好事時,他就變得更加強壯,更加干凈、漂亮,而每次他做一些有違道德的壞事時,他就會退化,變得更接近低等動物。在變為近似于水蜥的形態后的湯姆繼續之前的調皮搗蛋行為,所以他沒有伙伴,沒人愿意跟他玩,他變得更加下等,“連池塘里的那些下等的狗魚也不愿意吃”(金斯利,2018)76。后來,湯姆碰到了一條漂亮的鮭魚和它的妻子,湯姆問它倆為什么不喜歡鱒魚,那應該是它們的同類。鮭魚告訴他,很多年前,鱒魚和鮭魚是一樣的,但因為鱒魚變得“又懶又饞”,“不愿意每年下海去看看廣闊的世界,去長得肥壯些……它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身體變丑了,變小了……品位變得十分下賤,甚至吃我們的孩子”(金斯利,2018)90。這一番話促使湯姆游向大海,在奮力救出被困的龍蝦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同類,并愉快地跟它們玩耍。因為湯姆接受了所有的道德規訓,自此以后他便成為一個“頑強、堅毅、不屈不撓、率直、勇猛的小男孩,看到了普通人連想也想不到的事情”(金斯利,2018)201。變為近似于水蜥形態的湯姆變回人類的過程,正是他向人進化的過程,而向人進化即意味著在遵守自然規則以外,還需要遵守社會規則和律法(Hale,2013)。

在金斯利看來,人類進化的終點是成為基督徒,有道德只是開始,而成為基督徒必須具備“神的知識”,而所謂“神的知識”就是那些超越自然界通過科學觀察和實驗所能獲得的知識,這種知識只能靠人類的想象力獲得。金斯利將想象力看作人類向進化終點攀爬的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在《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中,卡羅爾將想象力推演進以語言作為表征的象征界,強調了能動性和創造性之于構建人類特殊性的關鍵意義。跟水孩子湯姆不同,愛麗絲需要做的是主動積極地構建自己的身份,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終打破動物世界的循環和無序,從夢境回到人類的真實世界。在此過程中,愛麗絲3次被問到“你是誰”這樣的身份問題。第一次提問的是大青蟲,愛麗絲回答的是“我——我自己,眼下也說不好”,“我自己恐怕也說不清楚”(卡羅爾,2011)31。愛麗絲期待大青蟲能給些有用的信息,但它只是建議她背首詩歌,看看能不能記起點什么,以證明自己還是原來的自己,可愛麗絲背得“不太對頭”(卡羅爾,2011)34,不成功的記憶導致她身份認同嘗試的再次失敗。第二次對愛麗絲的身份進行質疑的是鴿子,看到她長長的脖子后,鴿子誤將她當成一條蛇,但愛麗絲進行了反駁,爭辯道“可我不是長蟲”,“我——我是個小姑娘”(卡羅爾,2011)36。盡管這一次,愛麗絲的口氣“不是太有把握”(卡羅爾,2011)36,但跟之前比,她變得不那么被動,而是主動將自己進行了分類,并開始建構自己的話語邏輯和意義,她反駁鴿子,“就算我是在找蛋,我也不要你的蛋”(卡羅爾,2011)37。愛麗絲逐漸獲得建構自己身份的主動權,所以當第三次被王后問到“這是誰”(卡羅爾,2011)55時,愛麗絲彬彬有禮地回答“我叫愛麗絲,啟奏陛下”(卡羅爾,2011)55。借由命名,即“愛麗絲”這個象征符號,愛麗絲對自己的身份確定無疑,斷然將自我和他者區別開來。因此,對愛麗絲來說,王后和她的士兵們只不過是“一副撲克牌,我用不著怕他們”(卡羅爾,2011)88。也正是因為“我”身份的確立,愛麗絲開始秉持自己的意義體系,在故事的最后,當王后宣判要剁掉她的腦袋時,愛麗絲無懼地說道“誰在乎你們?”“你們只不過是一副紙牌”(卡羅爾,2011)88,并伸手想把它們打掉。愛麗絲突然夢醒,發現自己躺在河岸上。愛麗絲能從地下世界的無意義中逃脫,回到現實中的原因在于她能夠主動打破規則,并建構自己的意義系統。

跟愛麗絲和湯姆比,吉卜林筆下的莫格里并沒有經歷過多的身份考驗,他從幼兒時起就被狼爸爸和狼媽媽收養,從小就被告知自己是“人崽”。但對莫格里而言,動物們更像是他的兄弟,即使被叢林驅逐,他也拒絕承認自己是人,“我既然是自由民,就不是人”(吉卜林,2015)96。但不幸的是,當莫格里回到人類中間時,他同樣被拒絕。正如斯特拉利(2022)148—159所說,叢林和村莊不接受莫格里,是因為他具有獸性和人性的中間性。莫格里是中間物般的存在,他有人類無法企及的靈動、速度、力量、直覺以及獸性,即使在跟“人類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眼力受損不少”之后,被狼首領阿克拉嘲笑“你出擊的那一會兒工夫,我都能殺死一頭公鹿了”,但當他將剝皮刀扎進土里時,阿克拉也不得不承認其“速度之快,一般人的眼睛是跟不上的”(吉卜林,2015)135。 他能憑一己之力剝下大老虎謝爾可汗的皮,這“對于一個在人類中培養大的男孩,是做夢也絕不會想到的”(吉卜林,2015)120。而他的這一舉動讓村莊里最著名的獵手布爾迪奧都覺得匪夷所思,因而斷定莫格里會 “巫術”,懂 “魔法”,從而煽動村民們向他扔石塊,把他當作 “叢林惡魔”(吉卜林,2015)123。另一方面,莫格里有超越動物們的智慧,和他自己都不明所以的情感。黑豹巴赫拉告訴莫格里,叢林居民們害怕他、恨他,是“因為你聰明……因為你是人”(吉卜林,2015)136。動物們都知道“人類是所有動物中最聰明的”(吉卜林,2015)137。這種讓動物們害怕的聰明尤其體現在自然萬物皆為我所用的創造力上。叢林里,唯有莫格里懂得“把樹枝編起來擋風”,“用樹上掉下來的枯枝搭建小棚屋”,因為他“遺傳了人類的各種本能”(吉卜林,2015)41—42。莫格里首次贏得敵對動物所用的制勝法寶就是“火”,也即被叢林居民們稱作“恐懼”的東西,而“恐懼”最初就是由“沒毛”的動物——人制造出來的(吉卜林,2015)20。也正是因為莫格里能利用他擅長設陷阱的才智進行周旋調度,他才能在接下來和各種兇殘動物的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除了創造力以外,莫格里作為人族的一員區別于其他叢林居民的,是他的情感。 即使被叢林無情拒絕,莫格里仍然聲稱自己“不會像你們出賣我一樣,把你們出賣給人類”(吉卜林,2015)28。叢林動物拒絕他帶來的傷害讓他“哽咽著,喘不過氣來,淚流滿面”,離開叢林讓他覺得自己“要死了”(吉卜林,2015)29,卻不知道那是什么。巴赫拉告訴他那只是眼淚,人類常常這樣,這意味著“叢林之門”對他“關上了” (吉卜林,2015)30。眼淚表征著強烈的情感,而它是人類的特權。莫格里回到了人群中間后,當他的4個兒時玩伴去村莊找他時,他再次流下了眼淚。在此眼淚不僅指向的是人類的情感維度,而且也指向道德維度,即有恩必報、有仇必還、善惡分明。對于作為唯一在人群中生活過,對人類有所了解的巴赫拉來說,這些都證明莫格里與生俱來的人之本質,斷言他必須、必然要回到人類族群中去。吉卜林借著巴赫拉之口,向文內的動物們講述了人和動物之間的差異以及進化的必要條件,同時,他也向文外的讀者們做了一次宣講: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人類體現在創造力上的智慧讓其立于世界的中心。

4. 進化論思想與兒童教育

自從《物種起源》出版以來,隨著進化論思想進入大眾視野,兒童具有獸性的概念逐漸被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接受,兒童與動物以及男孩與野蠻人之間的聯系不僅僅是人們習以為常的一個隱喻,而是變成了解剖學和形態學意義上的事實,甚至在19世紀末,出現了“動物兒童”這樣的概念,這些無疑對當時的動物研究和兒童研究領域,乃至文學領域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既然進化論指出人類個體發展對應的是整個人類種族的發展,個體從兒童開始重演人類進化的過程,那么兒童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應該像動物般接受訓練和教育(Straley,2007)?；诖?斯賓塞在他的代表性教育著作《教育論:智育、德育和體育》中斷言人獲得成功的前提是擁有動物般強健的身體,并為兒童教育規定了內容和方式。而這一由進化論作為依據的教育理念由3位作家在作品中進行了試驗和論證。

因為擔心英國人因過著過度文明化的生活而導致身體虛弱不堪,所以在《水孩子》中,金斯利時不時地借敘述者之口告誡讀者“你要盡可能地強壯健康”(金斯利,2018)34。雖然卡羅爾筆下的愛麗絲是個小女孩,但作者也通過讓愛麗絲參加跑步比賽,提醒讀者強健體魄的好處。而莫格里一出生就跟其他動物一起在叢林中奔跑跳躍,從小有一副好體格,否則他也不可能被選中做帝國衛士。3位作者都肯定了斯賓塞基于進化重演理論提出的人類動物性觀點,即“人類并不是出生時就開始擺脫其動物性,恰恰相反,人類在生命之初就在完善基因遺傳的動物性”(Spencer,2010)63。

就教育內容來說,斯賓塞認為兒童教育需以自我生存訓練作為開始,正如人類在早期社會中所做的那樣。因此,兒童應該學著觀察自然和周圍環境,從自然界獲取求生的知識。湯姆、愛麗絲和莫格里分別被他們的創造者逐出所謂的“文明世界”,進入各自的“自然世界”進行闖蕩:湯姆在水中重生,游歷水中奇景;愛麗絲進入夢境在地下經歷了一場神奇的旅行;而莫格里更是直接進入了動物世界,一出生就跟狼群為伴。他們3人都觀察自然、親歷自然,并從自然中學到豐富的知識。而除了強調以自然作為學習對象和學習內容的來源外,斯賓塞進一步提出科學應該成為兒童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因為,“科學不僅可以幫助學生保全生命,而且還為進一步學習所有其他的知識奠定基礎”(Spencer,2010)103。金斯利認為兒童不一定非得知道所有科學事實,但必須熟知科學方法,即由觀察、實驗獲得真理真相的方法。他指出科學方法相當于不斷試錯的實驗,而早期人類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掌握有關于自然和周圍環境的真理知識,從而讓自身得以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存活下來。湯姆在水下不斷地犯錯,并最終學到了“victrix causa diis placuit,sed victa puellis”(1)原文為拉丁文,意思是勝利者得到諸種贊助,失敗者得到女子歡心。。愛麗絲為了獲取通向美麗花園的鑰匙,通過多次嘗試各種食物和飲料,最終掌握了身體變大變小的規律,成功到達花園。莫格里在叢林里與各種動物打斗,熟練掌握“叢林法則”,成為“叢林之王”。3位兒童文學作家無疑都通過他們各自的文本鼓勵讀者們到自然界中進行探索,尤其是金斯利,借由華茲華斯之口,在《水孩子》第四章的開頭,大聲疾呼: “甜美是大自然帶來的全部知識……夠了,科學還有藝術,合上這些不結果實的書頁吧,來,帶上你的一顆心,用它來觀察,收受領悟?！?金斯利,2018)91

在教育方法上,正如狄更斯在《艱難時世》中對“事實教育”進行了嘲諷,3位作家也用他們的故事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填鴨式教育進行了戲仿,并對斯賓塞基于進化論的教育模式進行了回應。通過描繪湯姆在頭無托底子島的所見所聞,金斯利對當時的學校教育進行了嘲諷,指出其課程內容無趣無用,教育方式過于枯燥乏味。在島上,湯姆聽到的是島上的居民通宵達旦地背誦頭無托底子歌給考試神聽,看到的是“一些大蘿卜、小蘿卜、好甜菜、賴甜菜”,它們中的“一半已經開裂、腐爛”,活著的另一半用6種語言向湯姆哭訴自己學不會功課,或是問湯姆各種毫無意義的問題。而當湯姆問他們背熟這些知識有什么好處時,他們都說不知道,“他們只知道,考官要來了”(金斯利,2018)218—219。斯特拉利認為金斯利筆下對這些蘿卜、甜菜形象的描繪是對國家制定的將學校的撥款與學生的考試成績掛鉤的1862年修正法案的一種回應,顯然,金斯利借此發聲,希望國家推進更加健全合理的兒童教育。

同樣,卡羅爾筆下的愛麗絲也受盡類似無用知識的困擾,從兔子洞掉下去的過程中,她腦子里想的是“不知道我這會兒已經落下來多少英里了”,不知道自己會掉到地球上的哪個國家等問題,讀者可以看到敘述者插話:“你瞧,愛麗絲在教室的課文里學了好些諸如此類的事?！?卡羅爾,2011)6而因為覺得自己沒法回答出某些問題,愛麗絲還會覺得尷尬,怕別人覺得自己是個“沒教養的姑娘”(卡羅爾,2011)7。后來,她發覺兔子洞有可能讓她的年齡永遠不會長,她可以一直是個小姑娘,“真帶勁”,但“那樣一來,又得沒完沒了念書了”(卡羅爾,2011)16。盡管沒有像湯姆遇到的蘿卜、甜菜那么糟糕,小小年紀的愛麗絲還是被迫接受了那些她并沒有多大興趣的知識的教育,而且這種知識,她不得不死記硬背以避免某種懲罰,比如當眾被羞辱。

跟以上兩位小伙伴比,莫格里要輕松多了,他一出生就被丟棄在了叢林中,跟叢林動物一起生活。因為不滿于當時的學校教育,吉卜林直接讓他的小說主人公放棄了正統的學校教育。斯特拉利認為吉卜林的這一情節安排表明,在《基本教育法》推行20多年后的19世紀末英國,“事實教育”已經不再符合當時的國家發展,教育應該擔負起為國家培養具有健全體魄的優秀人才的責任。

無疑,金斯利、卡羅爾和吉卜林都以小說的形式對基于進化論思想的教育理念做出了回應。正如金斯利時不時地借敘述者之口告誡讀者“要盡可能地強壯健康”,“通過接受教訓,自己學會一切”,而不是一味地死記硬背書本知識。

5. 結語

在承認動物性的前提下,通過道德教育強化人性,從而達成人化的這一過程,凸顯了金斯利對宗教在大眾生活中逐漸失去影響力的擔憂和焦慮。通過《水孩子》,他試圖喚起人們對宗教的熱誠和皈依,但這并沒說明金斯利對進化論的駁斥和抗拒。除了在各種場合表現對達爾文的支持外,金斯利以他筆下的湯姆退化為近乎水蜥的形態這一事實,向讀者反向證明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同樣,劉易斯也通過愛麗絲系列小說說明了動物和人類之間的親緣關系,并在強調道德促進人化的前提下,嘗試給當時的英國人解決身份認同問題。如果人類經由動物演變而來,解剖學和形態學都沒法給出正確答案,人如何說服自己有別于他者(不管這個他者是人類抑或其他物種)?劉易斯的答案是明確的,愛麗絲通過接受以語言為表征的象征界,巧妙逃逸動物界能指和所指的混沌無序與循環往復,從而構建起自己的身份,明確自身與動物之間的界線。跟前面2位作者一樣,吉卜林在《叢林之書》中同樣表達了人類面臨的以上問題,即既然人和動物的區別只是族類的差異,那么除了在幼年時無毛的形態區別外,人類以何種方式有別于其他族群,并取得優異性?針對人和動物的差異性,吉卜林給出的答案是創造力和情感。在此基礎上,他借由莫格里綜合動物的各種技能打贏外敵的事實,強調了兼具動物性和人性,以及保有多樣性對人類處于宇宙中心位置的必要性。3位作者在各自小說文本中闡釋的進化論思想中有關動物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觀點無疑受所處時代的影響,從側面反映了人們對進化論的接受和理解的程度和維度,而這種闡釋反過來在某種程度上對教育改革,尤其是初級教育的改革產生了促進作用,而科學、教育學和文學以一種相互纏繞的方式現身于幻想性的兒童文學之中,指向人類童年的巨大可塑性和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