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飛白譯詩中破折號的功能

高淑賢

1. 引言

翻譯家飛白一生寢饋于世界詩歌,先后翻譯出版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詩選》《古羅馬詩選》等近30本譯著,涉及語種多達15種,其“詩歌翻譯的數量和質量目前在國內首屈一指”(飛白 等,2012),可以說是繼朱湘之后我國又一位多語種譯詩的大家。但多語種這一優勢卻同時在無形之中鑄成了一堵語言高墻,使研究者心生畏懼,甚至敬而遠之?？赡苁浅鲇谶@一客觀原因,相較于同時代的其他譯詩大家,學界對飛白的研究相對薄弱。從現有較為有限的研究成果來看,多數學者聚焦于文字層面,重在探討文字意義的轉換與生成,如區鉷和蒲度戎(2005)、張德明(2008)和龍艷(2016)等。對譯詩文字內容的解讀與批評固然是飛白翻譯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探究譯者的翻譯藝術具有積極意義,但對文字的關注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導致研究者大多忽略了飛白譯詩中的標點符號。標點符號看似游離于文字之外,屬于形式信息,實際上卻是詩歌的有機組成部分,“蘊涵著一些文字所無法包含的獨立的意義”(謝天振,2013)。標點符號這種寄意義于形式之中的特點自然不會被“非常重視外在形式”(飛白 等,2012)的飛白所忽視。閱讀飛白的譯詩,確實可以發現他往往基于不同的語境需求,創造性地選用不同的標點符號來凸顯原詩,促進理解,傳遞美感。

而在飛白創造性運用的眾多標點中,最具特色的便是破折號。翻看兩卷本《詩?！?會發現有大量破折號點綴其間,且這些破折號中有不少并非對原詩標點的“亦步亦趨”,而是屬于譯者的創造性增譯。王宏印顯然注意到了這一現象。在評論飛白譯詩中增加的一處破折號時,他直言“前一句末的破折號,似乎也加得無由”(王宏印,2004)。這一評論雖只是就某一個例而言,但也從側面反映了飛白對破折號的“偏愛”以及部分讀者對其譯詩中破折號添加是否適度的質疑。本文受王宏印先生啟發,斗膽接著前輩的話題繼續往下說,就飛白譯詩中破折號的用法展開較為細致全面的探討,并嘗試對以下問題作出回答:飛白譯詩中的部分破折號是否真的有“無由”之嫌?如若不是,那么這些散布在不同詩歌中的小小標記有何深層意味?這些破折號對讀者理解飛白的譯詩文本乃至其翻譯觀又有什么幫助?循著以上問題,本文通過對飛白的代表性譯著《詩?！?2卷)中的破折號數量進行統計,并結合具體譯例分析,嘗試對上述問題做出回答。

2. 飛白譯詩中破折號的高頻使用

本節選取飛白的《詩?！分械挠⒄Z詩歌作為統計的數據來源。之所以選擇這2卷譯著,主要有以下2點考慮:首先,《詩?！敷w制宏大,內容覆蓋全面,涉及不同時代、風格各異的詩人詩作,以其中的譯詩作為語料,能夠較大程度地避免樣本容量過小導致的數據偏差。其次,《詩?！焚|量上乘,作為飛白的代表性譯著,其中的譯詩能夠較好地反映飛白的譯詩特色與水準,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數據的代表性和準確性。

《詩?！分泄灿嬍珍浲鈬姼?00首,其中英語詩歌171首。經統計,我們發現這171首英語原詩中,共有破折號280個,相對應的漢語譯詩中破折號共261個。從這一數據來看,似乎飛白在英詩漢譯時并未對破折號格外青睞,甚至還對原詩中的破折號進行了部分刪減。但若考慮到英漢雙語中破折號的整體使用情況,就不難透過表層看出問題的實質,并得出不同的結論。關于英漢雙語中破折號的使用差異,多位學者已有過論述。如袁影(2003)以16本中英著作的序言為語料,對英漢雙語中各類標點的使用進行統計,發現使用頻率差異“最為懸殊的標點是破折號與分號”。具體而言,英語著作中破折號數量為19個,而漢語中僅為1個,差別高達19倍,可見英語中破折號的使用頻率遠遠高于漢語。王大偉和魏清光(2005)及曾曾(2012)的研究也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由此可見,雖然譯詩中破折號數量略少于原詩,但仍然可以看出飛白在漢語詩學對破折號“不甚友好”的大背景下,竭力在自己的譯詩中為其爭取一席之地的主觀努力。

如果再考慮到極端數據對數據平均值代表性的削弱作用,這種主觀努力則更加明顯。納入統計的171首詩中,僅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烏鴉》(TheRaven)一首詩中,英漢破折號使用差額就高達23次(原詩中破折號出現40次,譯詩中為17次)。如果按照統計學原則將這一極端數據剔除,則英語原詩中破折號出現次數為240次,譯詩中為244次,高于原詩。飛白譯詩中破折號的高頻使用還可以從對具體詩歌中破折號處理方式的統計中得到佐證。171首詩歌中,譯詩中破折號數目與原詩持平的有110首,占比64.33%,比原詩有所增加的共37首,占比21.64%,較原詩略有減少的共24首,占比14.03%。這也進一步說明了飛白在譯詩時對破折號的偏愛。

那么飛白使用如此多的破折號用意何在呢?讀者又該如何去解讀這些破折號?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就需要對譯詩中破折號的用法展開分析。蘭賓漢(2002)在《如何使用標點符號》中將破折號的用法歸結為11項,包括表示注釋、引出補充說明或插說的內容、語義轉折、聲音的延長、停頓或中斷等。如前所述,飛白譯詩里的破折號中,有一半以上屬于與原詩求同的案例,對此本文將不再一一論述。本文重點關注的是飛白譯詩中增譯的破折號。

3. 飛白譯詩中破折號的功能

通過對原詩與譯詩進行對照比讀,我們發現,在飛白的譯詩中,破折號的增譯主要用于體現詩歌結構、提示邏輯連接和傳遞詩歌美感,下文將逐一展開論述。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相對明確的分類更多是出于敘述方便的考慮。實際上,譯詩中的破折號的作用不大可能非此即彼,涇渭分明,而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細微的重合。

3.1 彰顯語法結構、透視原詩形式

受語言結構及詩學的影響,英語詩歌常以行為單位,這一特點使得詩歌創作容易受到詩行長度的限制。與此同時,英語的形合特點又為詩人們通過諸如從句、連詞等語法手段將上下詩行貫通,從而規避詩行長度限制提供了便利,因此跨行便成為英語詩歌,尤其是英語現代詩歌中頗為顯著的外在特征。作為一種重要的形式特征,英語詩歌中的跨行并非隨意而為,而是負載了一定的語義,與突顯意象、創造節奏、營構張力、表達情感等密切相關。即便形式上出現了跨行,詩情仍然可以從此句流轉到彼句,即朱湘所謂的“行斷意不斷”(1936)。飛白在論述跨行時,也提到了跨行可以使意義、語法等無停頓地跨越到下一行這一特點(1989a)。

由此看來,英詩中由語法連接的跨行本身即是一種傳遞信息的客觀存在,具有語義荷載,在譯詩中對其進行忠實呈現頗有必要,并且飛白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漢語作為典型的意合型語言,連接手段相對貧乏,常常以意義相對完整的句作為成詩單位。如何在譯詩中體現英語詩歌中獨特的跨行形式,同時將上下行一氣呵成的意義呈現給譯入語讀者就成為擺在譯者面前的一道難題。面對這個問題,飛白的解決之道就在于破折號的巧妙使用。如:

例①

原文:And dreaming through the twilight

That doth not rise nor set(Rossetti,2008)22

譯文:我將在薄暮中做夢——

這薄暮不升也不降(1)除例⑤中的譯文二之外,本文中其他譯文的來源包括以下文獻:《詩?！澜缭姼枋肪V·傳統卷》《詩?！澜缭姼枋肪V·現代卷》《哈代詩選:英漢對照》。譯者皆為飛白,正文中將不再一一標明出處。

原詩中上下兩行由定語從句中的“that”連接,以此實現意義貫通,屬于跨行中的“行斷意不斷”。而在譯詩中,為了實現上下文語義的連貫與節奏的銜接,飛白采用了“雙保險”:首先是重復了“薄暮”,將語義貫通,其次便是利用破折號,從形態上標示上下行的聯系。如前文所述,王宏印在評論這2句詩時認為破折號并無必要。單就這一個案而言,考慮到“薄幕”的重復已經提示讀者上下行語義的連貫,這一評論確實有其合理性。但若考慮到詩歌翻譯的目的并非單純的語義傳遞,而是對展示詩藝具有一定的要求,同時結合飛白為了逼近原詩形式而“保留大量英語句法”(飛白,2016)28的譯詩特點,仔細考察他對英詩中跨行的處理模式,恐怕便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從這個立場出發,便不難發現此處破折號的另一層深意,即提示原詩中的語法和空間切斷,以透視原詩的詩藝形式。又如:

例②

原文:Fruit can not drop

through this thick air (飛白,1989c)

譯文:連果子都落不下來——

穿不透這稠密的空氣

上例選自希爾達·杜立特爾(Hilda Doolittle)的《花園》(TheGarden)。原詩以觸覺描寫夏日傍晚悶熱之感覺:彌漫于空氣之中的悶熱如此稠密以至于連果子都被熱浪托舉著無法掉落。這一新奇的夸張描寫雖違反物理規律卻具有心理真實性,產生了“陌生化”的效果,是原詩藝術特色的重要表現。這種效果之所以能夠產生,除了詩人的想象力之外,原詩中的跨行也為其增色不少。原詩在drop through之間分行,drop之后的戛然而止正好呼應了果子被托住無法掉下的停頓。為再現原詩跨行的這種效果,譯詩中飛白在第一行后增譯破折號。若僅就文字意義而言,這一做法似乎并無必要。但若就原詩的藝術形式而言,破折號在視覺上對讀者形成了直接的感官沖擊,強化了果子掉落的空間感與畫面感,同時也體現了原詩的詩藝特色。飛白譯詩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例③

原文:In you resides my single power

Of sweet continuance here(Hardy,1979)56

譯文:你身上寄托著我唯一的權利——

使我得到甜蜜的繼續

例④

原文:What I viewed there once, what I view again

Where the physic bottles stand (Browning,1979)

譯文:我從前見到的,如今又在眼前——

瞧這排藥瓶在桌子邊

以上2例分別來自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她的永生》(HerImmortality)和羅伯特·勃朗寧( (Robert Browning)的《懺悔》(Confession)。在這些譯例中,飛白都增譯了破折號以提示原詩中的跨行,使原詩的結構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究其原因,當然不排除飛白在客觀上受到了“源語透過效應”的部分影響。但從上文中飛白對跨行意義以及英語句法的強調來看,譯者的主觀追求仍然不可忽視。劉軍平(2003)在論及飛白的譯詩時,曾提到他對譯詩中的語音這一外在形式的巧妙運用?？梢?對于形式之于詩歌的詩學價值,飛白了然于心。余光中(1989)在論及中西詩歌異同時,曾表示漢詩的音樂效果接近于“斷音”,而英詩則類似于“滑音”。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也可以視破折號為譯者再現英詩這種滑動效果的嘗試,這種處理體現出飛白嘗試突破漢語詩學限制的努力以及對傳遞原詩形式的重視,而這種重視則進一步顯現了他強烈的原著意識與異化傾向。這與飛白一直標舉的譯者應該“逼近原作的形式”,努力顯現原詩的詩藝樣式或個性風格,而不應該將其遮蔽或過濾掉的譯詩理念一脈相承。

3.2 提示邏輯連接,助力讀者理解

如上文所述,飛白譯詩時有強烈的原著意識和異化傾向,這種譯詩觀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譯詩在普通讀者中的接受,如曾有學者表示“飛譯(指飛譯作,筆者注)的風格則因其嚴謹而在多數專業人士(包括外語工作者和詩歌創作人員)中擁有一定市場”(張躍軍,1998),似乎也暗示了飛白的譯詩在普通讀者中接受的限度。事實上,飛白確實對譯者為遷就讀者而過度歸化或闡釋的傾向持謹慎態度。他反對譯者視讀者為“需要抱的三歲娃娃”,主張讀者扔掉文化拐杖,為此“群眾的口味必須逐漸提高和適應”(飛白,2016)18?？梢?上述對飛白譯詩的讀者接受的觀點確有一定的道理。

但這并不意味著飛白不關心讀者。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飛白最為推崇的西方譯論家之一,但對于本雅明譯詩只考慮原詩,無須顧及讀者的觀點,飛白并不認同。他認為,本雅明的譯論主要針對歐洲國家,涉及語種多限于印歐語系之內,源語和譯入語親緣關系較近,讀者接受難度也相對較小,這一優勢使其“無視讀者”的主張成為可能,但這在分屬不同語系的漢英之間則不大可能實現(飛白,2016)117?？梢娫谧x者接受的問題上,飛白對本雅明極端的觀點還是有所修正的。正是因為考慮到漢英之間巨大的語言差異,雖總體上傾向于作者/原詩,但飛白仍然提出翻譯要在作者與讀者之間“腳踩兩只船”的主張,以達到“讓中國讀者基本上聽得懂”(飛白 等,2012)的效果。

但飛白讓讀者“基本上聽得懂”的方法卻多少有些別致。不同于部分譯者倚重歸化,甚至犧牲原詩風格的做法,飛白更多采取了添加賞析、評論等“附翻譯”手段“旁敲側擊”地通過外圍路徑讓詩歌接近讀者,借助標點符號的凸顯或邏輯連接作用,助力讀者理解詩歌,這也是飛白這一別樣的讀者關懷的表現方式之一。如:

例⑤

原文:It goes, like murky bird or buccaneer

That shapes its lawless figure on the main(Hardy,1979)12

譯文一:這念頭多么像不祥之鳥或海盜——

逍遙法外的身影在海上漂游

譯文二:這念頭如不祥之鳥隱于溟蒙,

像海盜出沒于大洋無法無天(哈代,2018)

例⑤選自哈代的《向逆境中的友人坦承》(AConfessiontoaFriendinTrouble)。原詩中將“念頭”比喻為“不祥之鳥”或“海盜”,二者同時作為“that”的先行詞,并共同作為“海上漂游”這一動作的施動者,上下兩行之間具有語義上的承遞關系。而譯文二將上下兩行并列起來,導致“出沒于大洋”的施動者只有海盜,“不祥之鳥”則缺少了謂語,無奈之下只能添加“隱于溟蒙”,使得譯詩意義與原詩似有不符。原詩的語法本身并非特別復雜,但“海上漂游”這一動作的雙主語結構在翻譯時卻很容易被忽略,譯文二的問題即在于此。對雙語精通的譯者尚且會出現此種理解問題,更遑論對英文不甚精通甚至是一竅不通的讀者。在譯文一中,通過增譯破折號,飛白將兩行貫通,既彰顯了原詩的結構,同時又提示了讀者上下行語義上的連貫,從而幫助讀者避免了理解層面的模糊之處。

例⑥

原文:Made fast therewith her hands, drew down her eyes,

Deep as deep flowers and dreamy like dim skies (飛白,1989b)

譯文:用發縛住她雙手,牽住她眼光——

像花那么深,像薄暮那么迷茫

例⑦

原文:Is such the stellar gauge of earthly show,

Nation at war with nation, brains that teem(Hardy,1979)116

譯文:難道天尺一寸,就量盡人間活劇——

列國的廝殺爭戰,思潮哲人的涌現

例⑥和例⑦分別來自阿爾杰農·斯溫本(Algernon Swinburne)的《回旋曲》(Rondel)和哈代的《觀月食》(AtaLunarEclipse)。2個例子中破折號的用法頗為相似。仔細閱讀文本,可以發現上述譯例中的第二行詩句與第一行之間均存在語義上的包孕關系。具體而言,例⑥中眼光的特點是“像花那么深,像薄暮那么迷?！?而例⑦中“人間活劇”的內容則是列國廝殺和哲人涌現。破折號在這兩處均起到了邏輯連接的作用,相當于在兩行的敘述中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以引導讀者感受上下行之間的包孕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為讀者理解詩歌提供了某種輔助。以例⑥為例,若去掉破折號,讀者可能無法將薄暮的特質與眼光的特點相聯系,從而導致理解的困境或偏差。尤其是考慮到飛白譯詩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英語的普及率遠不及當下,多數讀者無法通過對照英漢雙語來進行理解,飛白這一做法的現實意義便更加凸顯。

其實,破折號并非飛白用來輔助讀者理解的唯一標點符號。閱讀飛白的譯詩,會發現他在處理具有隱喻性質的抽象名詞時,常常借助引號將其凸顯,以幫助讀者理解。例如,在處理哈代的《以后》(Afterwards)中的詩句“When the Present has latched its postern behind my tremulous stay”時,飛白就為原詩中首字母大寫的Present添加了引號,將全句譯為“當‘現在’在我不安的逗留告終時閂上了后門”,以提示讀者原詩中“現在”的修辭意味?？梢?這種利用標點來助力理解的外圍做法確實是譯者有意為之。

飛白這種借助標點來提示邏輯,進而輔助讀者理解的做法體現了譯者在保存原詩風姿與追求讀者接受之間保持平衡的努力。厘清這一點,能使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飛白的讀者觀,也能有效避免將譯者豐富辯證的譯詩觀單一化、簡單化的傾向。另外,若考慮到以意合為特點的漢語較少使用破折號等形式標記來體現語言邏輯性的特點,飛白的這種嘗試在某種程度上也豐富了漢語詩歌的表達形式。

3.3 描摹形貌動態、傳遞詩歌之美

飛白譯詩主張從詩自身出發,注重從多方面感受詩歌。早在20世紀80年代,他就明確提出了“詩感”的概念,并指出之所以提出“詩感”問題,其目的就在于說明“譯詩過程不能局限于認識作用,還必須包括情感作用和美感作用”(飛白,1984),他所標舉的“風格譯”更是以實現詩歌的審美價值為宗旨。由此看來,在譯詩中傳遞美學因子,激發讀者的審美想象應該是飛白譯詩的題中應有之義。那么,他具體又是通過何種手段來實現審美效果的傳遞的呢?

我們認為,對破折號,準確地說,對破折號的形貌修辭作用的利用是飛白傳遞詩歌之美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我國,關于形貌修辭的論述濫觴于劉勰《文心雕龍》中的“省聯邊”與“調單復”之說(周振甫,1995),后經陳望道(1997)進一步發掘,用以指借助“附著在文字形體上的風致,來增高話語文章的情韻的問題”。這之后曹石珠(1996)進一步將形貌修辭細化為字形、圖符、排列和標點4類。作為4類形貌修辭之一——標點修辭就是“通過標點符號的特殊運用(如省略、疊用、不規范使用等)來增強作品視覺效果的一種修辭方式”(馮全功,2015)。

飛白譯詩中部分破折號的使用便屬于上述超常規的特殊運用。當然,必須承認,飛白本人也許并沒有對形貌修辭有過深入了解,甚至有可能從未接觸過這一概念,但他的古典文論造詣頗深,并且從他的一些譯詩論述中也可以看出其將意義與形式緊密結合,尤其注重形式背后之意味的譯詩觀。如譯詩應該以“形神兼顧,體現風格”為最高標準,甚至還明確表示譯詩應“注意原詩整個‘顯現意味的樣式’”(飛白 等,2012)。而從上文的梳理來看,形貌修辭關注的正是形式對意義表達的作用,與飛白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我們認為,飛白雖沒有用“形貌修辭”這一術語,但其意識中卻不乏視覺形式與意義之間聯結的敏感度。這種敏感度在譯文中的表現之一便是利用破折號的形貌修辭功能來使譯詩呈現出動態之美。

例⑧

原文:The Winter evening settles down

With smell of steaks in passageways(Eliot,1963)

譯文:冬天的黃昏沉淀下來——

帶著烤牛排味兒沉在走廊里

例⑨

原文:And find, in me alone, a feeble spark

Dying amid the dark(Hardy,1979)143

譯文:只在我心中有一顆火星搖曳——

在黑暗中漸漸熄滅

例⑧選自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序曲》(Preludes)。原詩描寫黃昏之際,暮色逐漸籠罩,白晝如同所剩無幾的煙頭將盡未盡時詩人的感受。從詩歌意象力的角度來看,原詩中的settles down指向是向下的,“往往伴隨著消沉、沉靜、悲傷、頹喪的情感”(耿建華,2010),與詩中暮色越壓越沉的情景相應和。執著于感受詩歌的飛白顯然注意到了原詩中意象力的這種審美效果,連用了“沉”和“下”來表示低沉的感覺,但對要求無限“逼近原詩”的譯者來說,僅僅靠文字的力量似乎還不足以傳達他對原詩的感受,于是便借助了標點符號的形貌修辭作用。例⑧中譯者通過增譯破折號,似乎將“沉淀下來”這一動作向下拉長,將暮色降臨的沉重與黃昏時分光影的流轉變化以直觀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經驗直感和官能沖擊,讀者似乎也被帶入了那個蕭瑟的冬日午后,被那份“沉重”壓得無法喘息。

類似的還有例⑨ 。哈代在這首《他的永生》(HisImmortality)中描寫了主人公去世后的4個不同階段,慨嘆時間對人情之啃噬。隨著時間的推移,親友心中死者的形象漸漸黯淡,直到僅剩一顆微小的火星,在黑暗中若明若暗,然后熄滅。原詩中的名詞性短語a feeble spark偏向靜態描繪。而譯詩中飛白則化靜為動,根據“火星”光線弱小、飄忽不定的外形特點,用“搖曳”來傳達其動感,準確捕捉了火星閃爍之情態。不僅如此,他還利用破折號的形貌修辭功能,生動演繹了黑暗中火苗由明到暗再到更暗的過程,同時呼應了人心中情感由強到弱再到更弱的動態漸變,大大強化了讀者的視覺等感官感受,同時也激發了讀者的審美想象。

原文:Loitered beneath the gas lamps’ flare,

With lips of flame and heart of stone(Wilde,1997)

譯文:她還在煤氣街燈下留連,——

火焰的嘴唇,石頭的心。

上例選自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晨的印象》(Impressiondumatin)。飛白認為,這首詩是王爾德受到莫奈《日出·印象》的啟發而作。在詩中,王爾德將背景從塞納河口移至泰晤士河上,以文字顏料為讀者描摹了一幅霧氣蒙蒙、影影綽綽的晨霧圖。按照萊辛(1984)的觀點,詩歌優于畫作的地方正在于對動態的傳遞。在原詩中,王爾德充分利用了這種優勢,在最后一節描繪了一位女子在燈下徘徊的場景,為讀者留下了無窮的想象空間。根據《柯林斯高階英漢雙解詞典》,Loiter意為停下或無目的地來回走動,表示持續性的動態過程。譯詩中除了選用意義相近的“留連”之外,還通過破折號的增譯,從形態上模擬了女子踟躕徘徊,猶疑不前的樣子,增強了譯詩的表現力。另外,從音韻的角度來看,雙聲詞“留連”正好對應了原詩中的loitered,也體現了飛白對音韻美的追求。

原文:But to his feet,

Drawing nigh and nigher

A hidden seat,

The fog is sweet

And the wind a lyre (Hardy,1979)625

譯文:但當他的腳步

向那隱蔽的座椅

漸漸走近,走近——

這霧多么甜蜜!

風也在為他奏琴

詩人莫渝(1993)在談及飛白時,表示飛白聽力式的譯詩方法“養成了他對語言強烈的感受力”,進而形成了“詩感說”。應該說,莫渝所謂的“對語言強烈的感受力”仍然是主要針對文字而言。從上文的分析來看,飛白對詩歌的感受力不僅涉及文字層面,還進一步輻射到了非文字的標點符號。這使他在譯詩時能夠綜合利用文字與非文字等多種方式,充分發揮其作為翻譯主體的創造力,竭力將自身感受到的詩歌之美傳遞給讀者,由此,我們也看到了飛白譯詩時對審美價值的不懈追求。

4. 結語

總而觀之,無論是基礎層面的詩歌形式的模仿,還是較深層次的詩歌意義的表達,抑或更高級別的詩歌美感的傳遞,破折號在飛白的譯詩中均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對于讀者解讀其譯詩文本具有重要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增譯的破折號為讀者“深識鑒奧”提供了一把解密的鑰匙。不僅如此,如果再將這一點推開來看,便會發現,透過破折號的這些功能,我們還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飛白譯詩的3個特點:重視原詩的形式、別樣的讀者關懷和不懈的審美追求?？梢哉f,飛白式的破折號啟發我們去探究隱藏于小小符號背后的深層意蘊,為我們進一步理解他的譯詩文本和譯詩觀提供了一條較為理想的路徑,值得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