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保障機制研究
——基于貴州省的實踐

李紅松 王艷峰 全路通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貴州 貴陽 550028；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山東濟南 250103；貴州民族大學，貴州 貴陽 550025）

目前學術界對于生態產品及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這些研究大部分缺乏經驗基礎，相關研究仍亟待深化。為推進相關研究，更好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本文在厘清生態產品概念內涵的基礎上，基于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貴州探索，合理借鑒國際先進做法，對進一步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保障機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一、生態產品的概念和特征

“生態產品”雖已深入人心，但在學術層面，“生態產品”作為一個新概念，人們對其內涵仍未形成共識。目前大體來講對“生態產品”有兩種理解。第一種是狹義理解，這種理解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把“生態產品”僅僅理解為自然的創造物?！度珖黧w功能區規劃》（國發〔2010〕46號文）中給生態產品下了定義，“生態產品指維系生態安全、保障生態調節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環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和宜人的氣候等”。與這種理解一致，有學者就認為生態產品僅指維持生命支持系統、保障生態調節功能、提供環境舒適性的自然要素。［1］另一種情況是把生態產品僅僅理解為生態友好型產品。比如，學術界最早對生態產品概念進行討論的是任耀武和袁國寶，他們認為“所謂生態產品，是指通過生態工（農）藝生產出來的沒有生態滯竭的安全可靠無公害的高檔產品”。［2］這種觀點在生態系統服務概念傳入中國之前被大家普遍接受，但隨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逐步被國內外學術界所認可，僅僅把生態產品理解為生態友好型產品這種觀點目前已不多見。第二種理解是廣義理解，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比如李宏偉［3］、張林波［4］、謝花林［5］等都把生態產品看作自然界和人類勞動共同作用的產物，不是僅指單純的自然要素，也不同于生態友好型產品。

本文把生態產品界定為以自然力為主導或以恢復自然力為目的，以可持續發展方式，由自然力和人類勞動共同形成的能夠帶來綜合效益的最終產品或服務。這種界定包括四層涵義。第一，生態產品是以自然力為主導形成的，比如森林、河流、濕地及其所提供的生態調節服務等都是以自然力為主導形成的，不以自然力為主導形成的產品不宜被界定為生態產品。第二，生態產品是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生產出來的，并不是所有以自然力為主導生產的產品都是生態產品，比如化石能源雖然也是以自然力為主導形成的，但它并不是人類一開始就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生產出來的，因而也不是生態產品。第三，生態產品是由自然力和人類勞動共同作用生成的，生態產品的生產必須有人類勞動參與其中，沒有人類勞動參與其中的自然要素充其量只能叫生態資源。第四，生態產品是能夠帶來綜合效益的最終產品和服務，這種綜合效益是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體，僅僅能提供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只是精神產品或物質產品。最后，以恢復自然力為直接目的的人類勞動所生成的生態建設成果也屬于生態產品，雖然這類生態產品以人類勞動為主，這些成果也只是達到了修復自然生產力的目的，但無論是從遏制生態破壞所帶來的負面損失，還是從產生綜合效益的角度來講，生態修復所達到的成果都屬于生態產品。

生態產品具有三個典型特征，即時空差異性、非排他性、稀缺性。生態產品由于受自然力主導而分布不均，加上人類活動的影響，其價值會呈現區域和代際差異，使生態產品表現出時空差異性。多數生態產品都具有非排他性，同樣是由于生態產品的生產受自然力主導，因而對于人類消費而言，生態產品會呈現出明顯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生態產品具有稀缺性，經濟加速發展、人口增加以及人類活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造成了這種稀缺性，從而使生態產品不斷產生經濟效益。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題中之義，是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6］的必然要求。它既關涉生態建設，關涉人民福祉，又關系到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而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正是克服二者之間張力的重要憑借。一般來講，優質生態資源多集中在民族地區、山區、林區、江河源頭區，這些地區是全國重要生態安全屏障，也多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追求發展的同時，一旦資源開發過度，就會影響到全國生態環境系統、生態文明建設甚至社會各個領域的建設。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不僅利于解決這些地區的發展問題，而且還利于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與此同時，這些地區的相關探索，也為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保障機制，進而促進整體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借鑒和啟迪。

二、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貴州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貴州省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圍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2020 年6 月，貴州省確定遵義市赤水市、黔東南州雷山縣等5個縣（市）為貴州省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

（一）推進生態產業化經營

農業本身就具有一定生態效益，依托生態優勢推動農業生態化改造，既屬于產業生態化，也屬于生態產業化。依托生態優勢，貴州大力發展茶葉、食用菌、中藥材、刺梨、辣椒等特色產業，全力打造黔南高檔名優綠茶產業帶、貴遵高效辣椒產業帶、黔西中高海拔食用菌產業帶等區域性農業產業帶。利用大數據優勢，實施品牌提升行動，建立農產品可追溯體系，打造了一批諸如“黔山牌”“烏蒙山寶·畢節山珍”“梵凈山珍·健康養生”等各具特色的農產品區域公共品牌，培育了修文獼猴桃、都勻毛尖等多種地理標志產品以及老干媽辣椒、湄潭翠芽等中國馳名商標。六盤水市在發展刺梨種植和銷售的同時，與廣藥集團合作開發“刺寧吉”飲料、含片等系列產品，延伸產業鏈，提升價值鏈。赤水市大力發展竹子種植和加工產業，同時在林下種植石斛，養烏骨雞，林下經濟發展成效顯著。山地特色高效農業的發展，既大大提高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又守住了綠水青山，提高了生態效益。

著力發展生態旅游業和大健康產業。貴州省將生態旅游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推進旅游景區體制改革，吸引社會資本投入景區建設經營，實施了貴州旅游“1+5 個100 工程”。通過領導推介、權威媒體報道、聘任貴州旅游文化大使等多種方式宣傳貴州優質旅游資源，打造“山地公園省·多彩貴州風”貴州文化旅游品牌。從2006 年到2020 年，貴州省連續舉辦了15屆旅游產業發展大會，有力推動了旅游業的迅速發展。開展全省旅游資源大普查，編輯出版貴州全域旅游指南，提出構建全域旅游“六大體系”，推動“旅游+”和“+旅游”融合發展，推出“一碼游貴州”全域智慧旅游平臺，推動形成全域旅游發展格局。舉辦了5 屆國際山地旅游暨戶外運動大會，搭建了國際山地旅游聯盟，使山地騎行、攀巖運動、洞穴探險等山地特色旅游業成為貴州旅游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在多措并舉的有力推動下，貴州省生態旅游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此外，2017 年貴州還出臺了《貴州省大健康產業“十三五”發展規劃》，2018年又印發了《貴州省大健康產業發展新一輪六項行動計劃（2018—2020）》，對大健康產業的發展進行了規劃設計和總體部署。圍繞“醫”“養”“健”“管”“游”“食”六大產業鏈，著力構建“一核、一帶、四區、多組團”產業空間布局體系，推進實施大健康“6個50”重點工程項目，打造產業平臺，大力引進國內國際知名大健康企業，培育龍頭骨干企業，推進大健康與大生態、大扶貧、大數據融合發展。相關資料顯示，截至2017 年底，貴州企業類大健康產業機構已達6000多家，上市企業近20家；2019年全省健康醫藥產業產值已突破1000 億元。國際山地運動會多次在貴州舉辦，溫泉養生基地也在多地建成并運營，森林生態資源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日益凸顯。

促進大數據與大生態融合發展。貴州良好的生態和氣候環境有利于數據儲存并降低大數據產業發展成本。通過大力實施大數據戰略行動，貴州成為全國首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中國南方數據中心示范基地，建立首個國家大數據技術標準創新基地和國家智慧廣電綜合試驗區，建成全國首個大數據工程實驗室，連續六年數字經濟增速居全國第一。大數據企業上萬家，華為、騰訊、蘋果等知名大數據企業的數據中心項目落戶貴州，云上貴州、白云山等本土大數據企業發展迅速。大數據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探索建立了全國首個面向大數據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指標評估體系，并在相關實體經濟企業中推廣應用。統計分析顯示，2018年貴州省大數據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水平指數為36.9，比2017年提升3.1，帶動融合企業1625戶，建設1050個示范項目和102個標桿項目，高效促進了實體經濟的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大數據深度融入公共管理和服務領域，獲批建設全國互聯網+政務服務試點省、全國健康醫療大數據區域中心及互聯互通試點省。大數據相關立法進程加快，大數據地方性法規數量居全國第一。大數據發展指數排名全國前列，2019年位居全國第五位、西部第一位。數博會連續舉辦7屆，全球數字經濟領域知名企業和行業協會負責人、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負責人、知名專家學者等參會人員越來越多，大數據發展的貴州印象已傳遍全球各地。此外，大數據還促進了生態旅游和康養度假等產業發展，在摸清生態資源家底、生態資源整合、生態環境監測、領導干部生態績效考核和離任審計等方面也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大力推進生態修復

貴州地處云貴高原，屬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現象嚴重。高效推進石漠化治理，是貴州加快生態修復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一環。近年來貴州石漠化治理成效顯著，一些好的做法值得總結推廣，“晴隆模式”就是其中一例。晴隆縣是石漠化重點專項治理縣，全縣巖溶面積占國土面積超過60%，石漠化面積占全縣巖溶面積近60%，中度以上石漠化面積占巖溶面積近30%，治理難度較大。為推動石漠化治理，依托溫涼濕潤的高原亞熱帶季風氣候優勢，晴隆縣大力發展草地畜牧業，走出了一條生態建設與鄉村振興融合發展的新路子。［7］退耕還草，向農戶支付相應補助，以村為單位開展人工種草；政府提供貼息貸款等政策支持和養殖技術支持，縣畜牧服務中心向農戶提供山羊，農戶在人工草地上飼養；縣畜牧服務中心以不低于市場價格回收山羊，賣給公司，再向農戶收取草地、修建棚圈、家畜管理及養羊貸款費用。秉持草地生產力維持與草畜平衡調控的治理思路，通過這種“農戶＋協會＋公司”模式，不僅解決了購買山羊的資金問題，實現了農戶增收，而且極大地調動了農戶參與生態修復的積極性，實現了生態效益。為提高經濟效益，晴隆縣還引進了海權清真肉羊食品公司，延伸產業鏈；推動籌建面向西南地區的活羊交易市場，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在平臺上錄入羊的體重等相關數據，大大提高了羊群的管理和交易效率；縣委縣政府大力支持，以推介會、培育經紀人隊伍等方式宣介“晴隆羊”，凝聚合力、多措并舉做大做強“晴隆羊”品牌。2017年，全縣養羊戶戶均年收入約3萬元，最高的達到86.8 萬元，“羊產業”全年為農戶創收近4億元；高額的收入反過來激發人們主動培植草地，全縣已種植人工草地48萬畝，改良草地38萬畝，石漠化治理績效顯著提升。［8］如今，“晴隆模式”已成為石漠化治理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的典型示范案例，并在全省近50個縣推廣應用。

貴州礦產資源儲量豐富，礦產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促進了貴州的經濟發展，但也帶來了包括固體廢物、廢水污染、礦區地質重度裂縫及塌陷等在內的各種環境問題。為推進礦區治理，貴州省及六盤水、銅仁等市出臺了多個關于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治理恢復的文件，系統摸排、找準問題、統一規劃、多方參與、綜合治理，使礦區治理和修復取得了新突破。以銅仁市萬山礦區為例，該礦區的朱砂資源已被開發幾百年，資源幾近枯竭，不僅亟待轉型發展，同時也面臨著嚴重的地質問題。面對這種狀況，銅仁市一方面創新利用礦山植被修復、礦山土壤污染治理等先進技術，大力推進生態修復；另一方面，在國家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及相關政策支持下，充分挖掘利用現有遺址和文物，著力打造以山地工業文明為主體的休閑度假小鎮，發展全域旅游。經過不懈努力，昔日的問題礦區如今已成為有名的朱砂古鎮，短短幾年來累計接待游客近千萬人次，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實現雙提升。此外，貴州還大力推進土地整治和土壤、水體修復，為生態產品的生產及價值實現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開發和實施單株碳匯項目

相關研究表明，林木每生長1立方米蓄積量，大約可以吸收1.83 噸二氧化碳，釋放1.62 噸氧氣。1 株胸徑5厘米左右的樹每年的碳匯量約為10千克，即可吸收10 千克二氧化碳。貴州省單株碳匯精準扶貧項目的開發對象是貧困戶人工種植、合法擁有且產權明晰的胸徑5厘米以上或樹齡3年以上的喬木和竹子。這些樹木和竹子被逐一編號、拍照后，錄入貴州省單株碳匯精準扶貧大數據平臺，連同貧困戶信息等一起建立數據庫，以每棵樹每年3元的碳匯價值，發動社會個人、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通過手機APP和微信公眾號購買，購買資金全額進入貧困戶個人銀行賬戶。如果每戶平均開發碳匯林2畝，每畝按225棵樹計算，每戶每年便可獲得1350 元的收益。每棵樹開發一次可售賣6年碳匯量，到期后可繼續開發，林戶只需把林木看護好，無需任何其他投入，便可使生態價值轉化成經濟價值。

2020 年1 月，重慶長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貴州陽光產權交易所有限公司、貴州環境能源交易所有限公司等企業購買了盤州市、從江縣、納雍縣等地226戶貧困戶的53635株林木碳匯，貧困戶實現碳匯收益16萬元，戶均增收712 元。11 月，國家電投集團貴州金元綏陽產業有限公司購買了從江縣谷坪鄉74 戶貧困戶的碳匯樹（共計33333 株，碳匯量達333330 千克），該企業因而榮獲了貴州省生態環境廳2020 年積極購碳企業榮譽稱號。［9］到2020年4月底，貴州省單株碳匯精準扶貧項目有超過2000位微信用戶直接參與，累計購買了1124戶建檔立卡貧困戶的碳匯，交易總金額達80余萬元，戶均增收約700元。［10］與此同時，還建立了貴州“信用云”與貴州省單株碳匯精準扶貧平臺信用信息共享機制，暢通信息交流互享渠道，將參與低碳發展、認購單株碳匯的紀錄作為優良信用信息歸集到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貴州），此舉進一步調動了社會各界參與認購的積極性。［11］截至2020 年底，貴州省累計完成33個縣682個村11207戶貧困戶的單株碳匯項目開發，開發單株碳匯樹木446.2萬株，年可銷售碳匯金額1338.6萬元。［12］

2022年初，黔西市畢綠生態綠色產業發展有限公司拿到了貴州省首張林業碳票，這張碳票涉及林地面積2203 公頃，碳減排量13.573 萬噸，按照近幾年碳匯交易的平均最低單價每噸22.5 元計算，價值約305 萬元；［13］4 月29 日赫章縣海雀村拿到了標號“0000002”的全省第二張林業碳票，這張碳票涉及林地7346.5畝，監測期碳減排量達34627.7噸，價值100余萬元。［14］林業碳票是林地林木碳減排量收益權的憑證，相當于將一片森林的固碳釋氧功能作為資產交易的“身份證”，具有商品屬性，可進行交易、質押、兌現。林戶除了木材林產品收益外，還可從碳匯交易中得到額外的投資回報。單株碳匯項目、林業碳票的實施使貴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獲得了新突破。隨著單株碳匯項目可開發樹種范圍的進一步擴大，相關激勵政策的進一步完善（比如對公益性購買碳匯實行免稅政策、允許碳排放企業通過購買林業碳匯實現碳減排等），林農生產生態產品的積極性必將進一步得到提高。

（四）推進多省間流域生態補償

貴州較早進行了生態補償方面的探索，早在2014年就出臺了《貴州省赤水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態補償暫行辦法》，圍繞赤水河流域治理，以兩市跨界清池斷面水質監測結果為考核依據，在畢節市和遵義市之間推進生態補償。如果跨界斷面水質監測結果達標，遵義市向畢節市繳納生態補償資金，否則，畢節市向遵義市繳納生態補償資金。2018年初，云貴川三省四市（昭通、畢節、遵義、瀘州）政府簽署了《赤水河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以下簡稱《協議》），這是長江流域首個在多省之間推進生態補償的嘗試?！秴f議》規定，三省每年共同出資2 億元設立赤水河流域橫向補償資金，云貴川三省出資比例為1∶5∶4，分配比例為3∶4∶3。此外，茅臺集團承諾從2014 年起連續10 年累計出資5 億元作為赤水河生態補償資金；同時還對上游農戶種植有機高粱進行技術指導，并給這些農戶免費提供用酒糟加工的有機肥。2018年6月，赤水河沿線4家酒企共向云南鎮雄捐贈了2400萬元，用來支持當地脫貧攻堅和生態保護工作。［15］為更好推進赤水河流域治理，昭通、畢節、遵義、瀘州還建立了四市政協聯席會議制度，三省四市達成了諸多共識，內容不僅涉及跨界聯動執法等流域水環境治理問題，而且還在流域綠色經濟體系融合發展等方面建立了協作機制。［16］四市政協主席還聯合視察赤水河領域生態保護狀況，開展調研、協商、監督，為流域保護和發展建言獻策。［17］在流域生態補償和合作共治共享的推動下，三省四市特別是流域上游在污水處理、關停高污染廠礦企業、農業污染面源治理、護林造林等方面的積極性大大提高，流域上游的經濟發展權益得到了維護和提升，下游也獲得了高質量發展，赤水河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生態河、美酒河。

三、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保障機制

雖然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貴州實踐取得了可喜成果，但為高效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還必須把包括貴州在內的地方探索與頂層設計結合起來，合理借鑒國外先進做法，加快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保障機制。為此，應著力在以下這些環節下足功夫。

（一）著力培育社會成員的生態文明意識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要觀念支撐，需要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合格主體，這就必然要求培育社會成員的生態文明意識。為此，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汲取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優質文化元素，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通過政府、社會、企業、個人等多方努力，釋放協同培育效能，充分利用多種手段大力宣傳生態文化。除此之外，對于民族地區而言，還應充分挖掘和利用民族生態文化資源。

民族地區有著獨特的傳統生態文化資源，這些寶貴的文化資源是推進生態產品生產的重要依托。以貴州山區的苗族為例，在苗族神話中，山川河流、花草樹木等自然物是有生命的，這些自然物的存在并不低人類一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樸素自然觀深深影響著一代代苗族人，每個苗寨都有保寨樹與風景林，“神石”“神山”“神樹”等仍受到苗族人的拜祭。如果說這種樸素的自然觀是一種軟約束，那么生態習俗、生態禁忌、生態制度則是基于前者而形成的硬性約束和規范。貴州岜沙苗族有這樣的習俗，小孩出生時，父母要為其栽種一片杉樹，待到結婚時可以用作籌備結婚費用；人死后用生命樹作棺材，不立墳頭和墓碑，而是栽上新的樹苗，以示生命的升華。這種習俗使得岜沙苗族村寨周圍林木茂密，無數參天古樹生機盎然。生態禁忌也滲透在苗族文化中，比如不準捕殺狗、燕子、癩蛤蟆等，違反了這些禁忌會給自己造成很大心理壓力。議榔規約是通過議榔大會制定的民間硬性制度規范，多刻于巖石、石碑之上，口口相傳。這些規約條款中有大量生態保護的內容，人人必須嚴格遵照執行。［18］除了苗族，布依族、瑤族、羌族等都有大量的民族傳統生態文化資源，這些生態文化是這些民族的人們世代生產生活所創造的，雖然其中有些不合時宜，但總體來講是適合山區、林地等特定地理和生存環境的。充分發掘和利用這些文化資源，使之與時代發展相融合，既能更好地培育社會成員的生態文明意識，又能更好地在生態優勢下促進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產業發展，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

（二）明晰生態資源產權，建立生態資源產權交易平臺

產權明晰是生態產品交易的基礎，沒有明晰的產權，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就失去了必要前提。經營性生態產品比如生態農產品等可以直接進入市場交易，但對于公益性生態產品（無論是純公益性生態產品還是準公益性生態產品）而言，必須通過界定和明晰生態資源產權為其生產和交易奠定堅實基礎。目前，我國自然資源權屬關系不夠明晰，雖然自然資源資產已明確為要么國家所有，要么集體所有，但國家所有究竟由誰來直接行使所有權并不明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邊界也沒有厘清，從而導致了相關權益難以得到落實，產權主體權責不清，既影響了相關主體生態產品生產的積極性，又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為此，必須加快明確國家自然資源所有權主體代表，推動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離，創新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實現形式。全面開展生態資源調查、清查，加快推進森林、濕地、水流、草原等各類生態資源要素產權界定，持續推進生態要素確權、登記和頒證工作。同時，還要探索建立生態資源產權管理和交易平臺，充分發揮其資源測量、產權收儲、生態資源產業化項目評估、資源打包、項目增信、市場交易和風險管控功能。只有通過界定林權、水權、碳匯等生態資源權屬，并加快建立相關交易平臺，生態產品生產及價值實現才能得到前提性保障。

（三）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評估體系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要的另一個前提和保障是生態產品價值評估，為此，必須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評估體系。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評估體系，關鍵在于持續推進“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評價方法研究，處理好效用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關系。目前多地都在推進GEP 評價方法的應用，在此基礎上，推動自然資源監測、定價、審計及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考核評價，這無疑是生態價值評估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但由于GEP評價方法總體上是以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意愿支付法等效用價值論為基礎，導致生態服務價值評價過高，從而使高額生態服務價值難以納入國民經濟交易體系。雖然目前已有森林碳匯交易的成功案例，但總體來講，不同評價機構對同一地區“生態系統生產總值”的評價結果差異較大，從而使評價結果的權威性和科學性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進而導致評價結果難以產生更大的實質性影響。國內有學者以森林生態產品價值評估為例，立足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提出了森林生態產品交換價值評估的基本公式。設森林生態產品交換價值為P、林業投資者投入的活勞動為A、物化勞動為Pm、平均利潤率為P，地租為R、利率為r，則森林生態產品交換價值評估的基本公式為：P=［R+（A+Pm）（1+P）］/r。［19］這種觀點是頗有見地的。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評估體系，應根據具體情況將勞動價值論與生態服務價值評價結合起來加以應用，同時也要持續推進相關研究，爭取找到更為合理的生態產品價值評估標準和方法。

（四）將“占補平衡”原則拓展到生態用地領域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要從政策和制度上保障生態用地數量不減少。生態產品的時空差異性、非排他性、稀缺性要求政府必須在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時有所作為，處理好區域之間、代際之間以及發展與保護之間的關系，其關鍵舉措就是要從制度層面保障生態空間和生態用地的供給。國土空間規劃、主體功能區劃定、生態紅線以及土地用途管制等方面政策和制度的運行主要也是基于這一目的。但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違反這些政策和制度，突破生態紅線的行為時有發生，為此，必須嚴格制度的執行，加大懲戒力度。與此同時，在制度執行的過程中，要合理借鑒全國各地包括國外的相關經驗和做法，推進制度的創新應用。比如，美國國家環保局推行濕地“零凈損失”原則，要求濕地開發者在濕地開發過程中創造一定數量的濕地以彌補自然濕地的損失。雖然我國也秉持“占補平衡”原則，出臺了建設用地指標跨區域流轉、城鄉增減掛鉤的政策，創新推出了重慶地票制度，這些政策和制度有利于恰當處理耕地與建設用地之間的關系，畢竟農業是以自然力為主導的產業，保護耕地對生態建設也是有益的。但是，從直接生態用地的角度講，“占補平衡”原則“并沒有拓展到生態用地領域”，應將“占補平衡”原則推行到生態用地的政策制定和制度設計之中。［20］

（五）積極探索多元生態補償方式

由于生態產品的時空差異性、非排他性、稀缺性，生態產品一方面具有外溢價值，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從事生態產品生產增加了發展的機會成本，再加上這些生態產品目前又較難通過市場順利進行交易，這就需要通過生態補償來彌補為提供生態產品和服務而放棄更高速度發展經濟的損失，并合理把握補償標準。橫向生態補償的標準應以GEP評價結果為上限，以生態產品生產者的各種投入和機會成本為下限，由補償雙方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態建設狀況協商確定。對于當前我國的生態補償實踐而言，應堅持主體功能區定位，持續加大對諸如貴州、青海、西藏等地區的縱向生態補償力度；推廣諸如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態補償及赤水河流域多省之間生態補償的成功案例，大力推動橫向生態補償。充分利用市場化手段，推動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交易不斷發展，在這方面，雖然也有不少成功實踐，但省際排污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培育仍需加大力度。促進流域上下游轄區之間、東部西部之間共建園區甚至飛地園區，推動流域下游轄區、東部在人才、技術、旅游發展等多方面支持上游轄區、西部發展，多渠道多方式推進生態補償。加強與發達國家生態領域合作，合理借鑒其先進經驗，推動跨國碳匯交易。

（六）創新財政金融政策支持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要充足資金保障，為此需要國家在財政金融等方面提供相應支持。國家應加大對民族地區、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建立與生態產品供給質量相掛鉤的財政獎補措施和專項激勵政策。在不斷完善生態資源價值評估體系的基礎上，構建合理的生態環境稅收體系，合理調整稅種和稅率，充分發揮稅收的生態產品供給促進功能，維護好發展和保護兩條底線；建立健全生態信用體系，失信懲戒、守信激勵，推動企業和個人參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完善生態產品認證和溯源機制，創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示范點，探索基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政府購買方式，有效引導生態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鼓勵政府與社會資本或社會資本單獨設立綠色發展基金，創新綠色保險產品和服務，創新碳排放權等資源環境權益抵押質押產品和業務，鼓勵企業發行綠色債券，創新如“兩山貸”“GEP 貸”等綠色信貸產品，促進生態產品生產及價值實現。設立生態技術發展基金［21］，支持生態技術人才培養，鼓勵和支持包括科研院所在內的各類社會主體參與生態技術開發，在政策和資金上大力扶持生態修復項目，加快生態產品供給。

（七）建立健全生態文明法治體系

近年來貴州在生態文明法治建設方面尤其是環境司法領域進行了有益探索。2007 年11 月20 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生態環境保護審判庭和貴州省清鎮市人民法院環保法庭成立，集中管轄貴陽市和安順市的環保民事、行政案件及貴陽市的環保刑事案件，并在實踐中探索出了訴前禁令、第三方監督、異地恢復和替代履行等有效做法，創造了環保審判貴陽模式。與此同時，貴州省還大膽探索推進環境公益訴訟，清鎮環保法庭受理了全國首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22］2017年1月貴州省環境保護廳與貴陽開磷化肥有限公司和息烽誠誠勞務有限公司，就息烽誠誠勞務有限公司非法傾倒固體廢物導致息烽河水質污染一案進行磋商，最終達成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協議》，這起案件開了全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案件的先河。從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全省各級法院共受理各類涉生態環境資源刑事案件1020件，生態環境資源行政案件4116 件，生態環境資源類民事案件194件，生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29件。生態文明法治建設方面的創新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對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而言，最為直接和緊要的是要加快建立生態產品交易規則體系，這既需要各地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不斷探索，也需要在生態文明法治體系建設方面持續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