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特色模范村建設研究

白嘉樂，加帕熱艾力·穆太力普

（北方民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作為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指揮中樞和戰略后方，成為全國模范根據地，帶領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其社會建設展現了黨的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和諧的黨群關系，特色模范村建設更是社會建設中的亮麗風采。

一、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特色模范村建設的歷史動因

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邊區面臨經濟落后、農民封建迷信、移民難民規模大、人口和勞動力分布不均等問題，嚴重阻礙了邊區農村的發展，加強邊區的社會建設成為當務之急。為此，陜甘寧邊區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改造邊區農村，使其成為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據地，大批人才涌向邊區，其他邊區爭相模仿，延安成為人民向往的“圣地”。

（一）建設特色模范村可推動邊區農村經濟發展

陜甘寧邊區整體經濟發展落后，農村地區更是嚴重制約了農業的發展，農民們的生活十分艱苦，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陜甘寧邊區位處黃土高原，水資源匱乏，交通不便，且常年自然災害。二是歷史上的戰亂原因，以及當地群眾多年開挖窯洞對土地資源和森林資源造成傷害，缺乏環保意識。三是邊區人口稀少，土地荒蕪，人口分布不均導致了勞動力的分布不均，限制了耕地的開發。據歷史資料，陜甘寧邊區人口密度僅為每平方公里15.4 人，是當時除青海、內蒙古、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區外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區。［1］513同時在陜甘寧邊區范圍內的5 個分區中，綏德分區的戶數和人口數最多，是隴東的2 倍、關中的5 倍。但是綏德分區人多地少，與其他分區地多人少、許多耕地無勞動力耕種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2］115為盡快恢復與發展經濟，陜甘寧邊區政府出臺相關的文件鼓勵生產，中共中央1939 年2 月在延安召開了生產動員大會，提出“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口號，號召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同時邊區黨委政府發出《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經濟通知》，提出生產規劃和各系統生產自給的任務，并成立了邊區系統總生產委員會，領導邊區各系統的生產運動。［3］246

（二）建設特色模范村可改變邊區農村落后陋俗

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邊區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以及愚昧無知的陳規陋俗，蒙蔽了村民的雙眼與心智，需要在黨的全面領導之下移風易俗，倡導新風。一是巫神盛行，阻礙了黨對邊區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于邊區農村經濟文化的落后，缺乏現代醫學知識，導致巫神、陰陽、神婆等的出現，他們假借鬼神之名，造謠惑眾，騙取錢財，往往造成的結果就是“無病變為有病，小病變為大病，大病變為死癥”［4］。二是纏足的陋習迫害了女性同胞，限制了婦女的身體自由與勞動力。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初到陜北時，就發現了邊區農村存在纏足的陋習，固有的封建思想甚至導致部分女孩自愿纏足，對女性身心健康有著極大迫害性。三是包辦買賣婚姻的陋習限制了女性自由，導致她們與社會活動脫離。事實上，在延安時期，不僅是陜甘寧邊區，中國絕大多數落后地區都存在此類問題，農村女性在婚姻中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四是舊社會造成邊區留有吸食鴉片的惡習，造成不良的社會風氣，不利于邊區的各方面發展。

（三）建設特色模范村可安置邊區農村移民難民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移民和難民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邊區境內勞動力的合理調劑和遷移，二是外來的難民。［5］760戰爭年代，社會環境不穩定，陜甘寧邊區附近的國統區和淪陷區是難民的主要來源，例如山西、河南、河北、陜南、甘肅、寧夏等省區。面對移民難民的問題，陜甘寧邊區政府并沒有關起門拒之門外，而是本著人民立場，積極組織和指導移民難民工作，引導移民難民投身于邊區建設中來，既可解決移民難民問題，也可填補邊區農村勞動力短缺的情況。

二、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特色模范村建設的類型研究

隨著陜甘寧邊區政府鼓勵生產相關政策的不斷發布與完善，邊區模范村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根據每個村子的實際情況以及基層管理的側重點不同，不同類型的特色模范村也應運而生。

（一）促進生產，發展經濟的特色模范村

1.生產模范村

特色模范村的建設首要目的是恢復和發展陜甘寧邊區農村的經濟，因此生產模范村的數量最多，早期經《解放日報》等刊物的大量宣傳，人民群眾紛紛加入勞動隊伍，建設生產模范村，例如安塞縣馬家溝村、華池縣城壕村、綏德縣郝家橋村、關中白塬村等。

黨中央鼓勵和號召人民群眾積極投身到勞動生產中來，發布了一系列政策與文件。1942 年，黨中央提出“自給自足，豐衣足食”的口號，陜甘寧邊區政府積極響應，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多次下發邊區各機關制定本年自給生產計劃的通知，并頒布獎勵勞動英雄的命令，在整個邊區掀起生產的大熱潮。其次是生產模范村積極組織全村大變工。變工是舊時農村一種勞動互助的組織形式，通過人工或畜工互換，輪流為各家農戶耕地勞作，可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更好地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城壕村在張振財的帶領下成立變工隊，當年就使變工隊各戶共收獲糧食280 石，比上年增加113石，做到了“耕二余一”。［6］481同時模范村發展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耕地，還在于發展其他副業。如馬家溝村民還大力發展紡織與運鹽，飼養羊、豬等家畜，以此增加村民收入。

2.鹽運模范村

鹽運模范村的出現有其必要性，抗日戰爭爆發后，海鹽被斷絕，陜甘寧邊區政府深刻認識到運鹽的重要性與戰略性，號召群眾在農閑之際從事運鹽，從生產食鹽的定邊、鹽湖一帶開展大規模的食鹽運輸。特色的運鹽模范村有延安市北區楊家灣、延安縣柳林區馬科峪等。

陜甘寧區政府于1941 年12 月頒布《陜甘寧邊區人民運輸合作社組織辦法大綱》，1942 年2 月公布《發展私人交通運輸企業投資暫行辦法》，同年8月又公布《陜甘寧邊區運輸合作社獎勵辦法》，鼓勵鹽運模范村的發展，甚至邊區銀行發行大批貸款，解決了村民缺少啟動資金的問題。在黨中央的支持下，邊區共組織運鹽隊6600 多個，參與牲畜14.33 萬頭，其中起到重要表率的11 個隊就有楊家灣運鹽隊，其所屬的楊家灣村在1944 年被評為鹽運模范村。楊家灣村民大部分都參與到了運鹽隊伍當中來，積極養驢飼馬，采用變工、朋幫、合伙、捎牲口等組織形式，在獲利后繼續購買牲口壯大運輸隊伍，邊區的食鹽運量從1938 年的700 馱連續增加到1943 年的387603 馱（注：每馱以75 公斤為計量單位）。［7］294鹽運模范村不僅為農戶帶來了經濟收入，更為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擺脫困難和粉碎國民黨經濟封鎖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

3.紡織模范村

黨中央號召“豐衣足食”，不僅要帶領邊區村民吃得飽，還要穿得暖，于是紡織工作逐步發展起來，特色的紡織模范村有延川縣趙家溝村、赤水縣的馬家山和西村紡織小組等。赤水縣政府大力組織紡織運動，發放紡織貸款、紡織原料等，并以略高于私人價收購布匹，既解決了村民的資金問題，又保障了勞動成果的銷售部分，深得民心。1939年，赤水縣就已有紡織組297 個，機械織布機4 臺，1127 名婦女參與了紡織隊伍，到1943 年紡線車增加到3000 余架。婦女同胞在邊區紡織工作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馬家山村和西村紡織小組在7 位老婆婆的帶領下，18 名婦女紡花524 斤，賺棉花210斤。西村更是以64 斤棉花織布92 丈，實現了本村14 戶78 人的“豐衣”。［8］628經過《解放日報》對紡織英雄等事跡的報道，邊區各地紛紛效仿，定邊縣、鹽池縣的紡織婦女在1943 年半年內從26 人增加到169 人，還多次舉辦婦紡大競賽活動，獎勵表現突出的模范紡婦。

（二）普及科學，重視教育的特色模范村

1.文化模范村

陜甘寧邊區政府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視邊區農民的文化教育工作，因此鼓勵運動生產的同時，也作出一系列決定和指示，對邊區教育的方針、方法、對象等做了明確規定，這個過程當中涌現出大量的文化模范村，如新寧縣竇家灣村、淳耀縣領底村、延安市磨家灣村等。

1941 年開始，陜甘寧邊區政府整頓全區的識字組織，目的在于把廣大群眾從文盲中解放出來。1944 年邊區召開文教大會，群眾學習的積極性逐步提高，辦冬學、夜學、識字組等活動廣泛開展，且有良好的學習效果，不少群眾逐漸擺脫了文盲的稱號，掌握讀、寫、算等知識。新寧縣竇家灣村1942 年冬天開設了夜校半日班，還有2 人參加了鄉辦冬學。參加半日班的13 名婦女，每天學習一課時，兩個月后識字水平明顯提高，已可以認識各種票據上的字。后來村里還組織讀報組，帶領村民讀報認字，了解新聞等。［9］331受竇家灣村的影響，整個邊區的學習氛圍濃厚，磨家灣村的田教員將窯洞里的家具都貼上名字，方便村民們識字。

2.衛生模范村

黨中央到陜甘寧邊區初期，邊區經濟落后，群眾缺乏現代醫學知識，對科學知識疑心重，導致群眾衛生意識差，生病不去看大夫反而去找巫神，嚴重影響了群眾的身體健康，因此衛生問題成為邊區政府工作之重。當時被評為衛生模范村的有延安市北區鄉楊家灣村、延安縣馬布塔村、固臨縣南莊村、新寧縣竇家灣村等。

1939 年開始，《新中華報》多次發表以號召全區開展衛生運動為主題的報道，如《把衛生運動廣泛的開展起來》《從速開展邊區衛生工作》等，目的在于喚起邊區群眾對醫藥衛生的重視。1941 年2月20 日，邊區政府發布了《關于健全各級衛生組織的指令》《環境清潔掃除暫行規定》等，運用行政手段推行邊區衛生開展。 在此過程中，延安市北郊鄉在鄉長高文亮的帶領下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多次組織村民大會，宣傳日常生活中講衛生的重要性，他提出的十大目標和措施，包括飲食衛生、洗漱清潔、建造廁所、圈養牲口、生病就醫等方面，被邊區各處作為開展衛生運動的標準。

（三）倡導新風，構建和諧的特色模范村

1.調解模范村

事實上，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初期，邊區各村的社會問題較多，不和諧的鄉民關系、家庭關系、租佃關系等直接制約村子的發展，因此公平合理地調解糾紛極其有必要，綏德縣四直村就是典型的調解模范村。

全村共75 戶人家，330 口人，由于無業游民和地痞流氓的數量頗多，糾紛問題也較多。村主任郭維德兩三年內耐心解決了大大小小70 多個糾紛，包括李生榮欺辱伯父案、郝家哥哥與弟媳鬧架案、劉建功妻子造謠案、常向珍持刀欲殺妻案、租佃矛盾案等，由于處理得當，維護了群眾之間的鄉民情誼與利益，也節省了群眾打官司需要的時間、金錢與精力消耗。［10］283當鄰村有處理不了的糾紛時，郭維德也會積極幫忙解決，因此被民眾選舉成為調解模范。受此影響，張家村制定的村民公約逐步成了邊區農民的日常行為準則。通過村干部公平合理的調解工作，增進了鄉民之間的鄰里情誼，促進了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增強了群眾對黨中央的認同感。

2.移民模范村

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立場，自成立起未曾改變，始終心系群眾。陜甘寧邊區政府面對移民難民問題，采取優待政策，積極引導移民難民投身于大生產運動，各地也積極推進相關的安置工作，并取得突出成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赤水縣蒙家灣村。

移民難民工作的最大問題在于沒有居住場所與耕種土地，初期難以融入當地固有的社會結構，為此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了一系列文件進行引導，如《陜甘寧邊區優待移民難民墾荒條例》《關于邊區賑濟難民的芻議》等。蒙家灣村就是在此背景下1943 年春，由赤水縣移民委員馮云鵬帶領創立的，全村共35 戶，35 人中只有12 名勞動力，但積極響應“自給自足”的號召，春季開荒260 多畝，耕種小麥、谷子、洋芋、豆子、南瓜等農作物，全村人都起早貪黑地勞作，在秋季迎來大豐收，據統計，谷子產量每畝7 斗以上，20 畝玉米每畝可產一石。村民梁發功一家開荒24 畝，收獲的20 石糧食夠全家一年多的吃用。［11］

三、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特色模范村建設的當代啟示

陜甘寧邊區特色模范村的建設，推動了邊區的經濟建設，營造了全民大生產的良好風尚，改善了群眾的居住環境，實實在在地改變了邊區人民的物質生活，豐富了其精神世界，為新時代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地區的社會建設提供了價值啟示。

（一）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實現產業興旺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社會建設，首要目的在于發展邊區的經濟，改善群眾的生活水平。一方面，特色模范村的建設之所以獲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其根據各村帶頭人根據各村的資源種類、勞動力數量、地理環境等實際情況，發展不同類型的產業，如農業、鹽運業、紡織業、果樹種植業等，逐漸形成了特色模范村這一獨具風格的管理模式，豐富了延安時期社會治理的方式，為人民群眾增加了經濟收入，增加了中國共產黨在群眾間的信任。尤其鹽運業在促進社會建設的同時，增加了邊區政府的財政收入，為粉碎國民黨經濟封鎖政策提供了大力支持，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取得最終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是實現產業興旺的重要途徑。特色產業指以特色產品、特色資源為基礎，以現代工業、農業技術為依托，以市場經濟運行方式為手段，具有鮮明的地域性、不可替代性、可持續發展性和競爭性的產業體系。［12］172乘鄉村振興戰略的東風，必須把特色產業作為發展農村地區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首先以自身的資源優勢為基礎，開發獨具一格的自然資源、風土人情，例如寶貴的自然環境、獨特的傳統藝術、良好的鄉風文明建設、特色農副產品等，打造屬于自己鄉村的品牌標簽。其次全面貫徹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發展理念，大力發展綠色產業，樹立長遠利益觀，保證在不破壞原有生態的同時帶領人群群眾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最后當地政府要做好吸引社會資源的宣傳工作，積極引導產業融合，引進和應用新技術，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二）重視對基層干部的教育作用，保障鄉村治理

基層干部作為國家治理的基層服務人員，是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緊密聯系的橋梁，基層干部的政治素養以及業務能力，直接影響著陜甘寧邊區特色模范村的建設水平。陜甘寧邊區政府重視基層干部教育體系的建設，下發了《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以及《關于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等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對基層干部的任用選拔、教育內容、教育途徑等提供了指導方向。在黨的全面領導下，陜甘寧邊區的村干部不斷學習黨性文件，積極組織村子的各項活動，自身更是以身作則，鼓舞和帶領群眾參與到大生產運動中來，如綏德縣四直村的村主任被評為調解模范；延安市北郊鄉的鄉長高文亮多次下鄉講解衛生知識；華池縣城壕鄉變工隊隊長張振財帶領全隊農戶積極生產，志在建設行政模范村。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新時代農村地區的社會治理更離不開基層干部的良性引領。新時代必須不斷完善和健全基層干部的教育管理體系，促進基層干部教育的制度化、常態化，在任用選拔方面，必須堅持政治審查與德才兼備相結合的人才選拔標準，把好基層干部的“入門關”；在教育內容方面，必須注重基層干部的全方面發展，涵蓋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業務教育等多方面，全面提高基層干部的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水平；在教育途徑方面，政府需根據基層干部個人以及村中事務的實際情況，將培訓教育與在職教育相結合，活化教育方式。在基層干部教育的過程當中，將監督管理與考核制度結合起來，與鄉村振興建設的政績緊密聯系，將老百姓的心聲作為考核參考，才能調動基層干部的學習積極性，為有效治理鄉村提供源頭活水。

（三）樹立新時代的勞動英雄，引領鄉村風尚

樹立勞動典型，大力宣傳勞動英雄、生產模范，有利于調動邊區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學習生產運動中的成功經驗，營造邊區全民生產的良好氛圍。為此，陜甘寧邊區政府多次組織召開勞動英雄大會，如1943 年冬的邊區勞動英雄大會和1944 年的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同時《解放日報》多次報道在大生產運動中表現突出的生產模范、勞動英雄如吳滿有、楊朝臣、郝樹才等，一系列的宣傳充分展示了他們的光榮事跡，在邊區群眾之間引起了熱烈反響。其中新聞報道成功塑造了勞動英雄吳滿有的積極勞動、模范公民的生動形象，為群眾在生產運動中樹立了真真實實的典型。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樹立新時代典型的勞動英雄，是鄉村文明新風尚的重要表現。鄉村振興的“興”不僅僅指經濟水平的提升和居住環境的改善，更強調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的鄉村文明新風尚。任何歷史活動的主體都是“人”，鄉村振興的主體就是農民群體。新時代的勞動模范正是鄉村文明的重要體現，能夠帶領群眾共同投身于鄉村精神風貌的建設。首先新時代的勞動模范必須是來自人民群眾的勞動者，與人民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善于勞作有所成績，并擁有較高的政治思想覺悟和深厚的群眾基礎。其次做好鄉村文明的宣傳工作，營造認可勞動、尊重勞動、熱愛勞動的鄉村氛圍和“勞動最光榮、奮斗最幸?！钡纳鐣L尚，引領村民向勞動英雄學習，用勤勞創造財富。

結語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特色模范村的建設，依托當地資源和政策支持，涵蓋了社會建設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各個方面，推動了邊區的農業生產，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總結其成功經驗以史明鑒，對新時代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破解三農發展難題和大力推動農村社會建設進步具有重大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