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重建與社會傳統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費孝通的思考*

小 田

( 蘇州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蘇州,215009 )

1935年,當費孝通走進鄉野、專注于鄉村問題之時,社會知識人拯救鄉村中國的實驗已經有聲有色地開展了差不多10年。(1)黃炎培在《從六年半的徐公橋得到改進鄉村的小小經驗》(《五六鏡》,上海:生活書店,1935年,第89頁)中指出,1925年8月,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江蘇昆山徐公橋議定劃區試驗之時,全國從事鄉村改進運動者“可以說絕無僅有”,或者可以認為,這是近代中國最早進行的鄉村建設事業。主其事者依其不同側重,分別將他們的拯救事業冠之以“鄉村建設”“鄉村改進”“鄉村教育”等諸種名目。作為此項事業的后繼者,費孝通則稱之為“鄉土重建”。(2)“鄉土重建”是費孝通1948年在上海觀察社出版的《鄉土重建》一書中提出的,收入該書的論文分別發表于1947—1948年間的上?！洞蠊珗蟆返葓罂?。實際上,他有關“鄉土重建”的思考,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就已經開始了,如1932年,費孝通曾以姐姐費達生的名義在《國際貿易導報》(第4卷第6期)發表《提倡鄉村小規模制絲合作社》(參見費宗惠、張榮華編:《費孝通年譜》,《費孝通全集》第20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頁)。申端峰在《費孝通的鄉土重建思想及其對新農村建設的意義》(林聚任、何中華主編:《當代社會發展研究》第2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頁)中也認為,“鄉土重建是費孝通先生鄉村研究的一個基本關懷”。因此,民國年間費孝通“鄉土重建”的思想應該包括其在1932—1948年間的相關論述。重建者,復原之義。他說,這在性質上可以與美國對田納西河流域的土地復原相類比。起初,該流域由于森林砍伐,土地裸露,在洪水的不斷沖刷侵蝕下,一片膏腴之地變成了瘠土荒區。從1933年開始,在李林塞爾(Lilienthal)的主持下,筑壩控水,植樹造林,培蓄地力,恢復自然的有機循環,是為“土地復原”。自19世紀40年代以降數十年里,中國鄉土社會也遭遇了與美國南部土地所發生的類似情形,“本來包含著賴以維持其健全性的習慣、制度、道德、人才……也不斷的受到一種被損蝕和沖洗的作用,結果剩下了貧窮、疾病、壓迫和痛苦?！睂Υ?費孝通暗示,除非像李氏復原土地一般,“大規模的復員鄉土”,否則,“無法挽回這個沉淪的大局?！?3)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67-68頁。

千百年來,中國人小心地侍候土地,盡心地保持地力,謹慎地取資于地面作物,常常能夠達到不饑不寒的小康標準,有如“李林塞爾所要在田納西河流域恢復的有機循環”。費孝通堅信,“任何歷史的情境中總包含著一條合理的出路”,尤其在中國,自有“一套足以使中國人民能過得去的辦法”。(4)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68、88頁。準此,鄉土重建,或稱“鄉土復員”,應該理解為,隨著時代的變化,恢復傳統中國社會曾經的有機循環?？吹贸鰜?他希圖“在以往傳統的環境中”找尋出路,并視之為“研究文化的科學態度”:

我企圖從我們傳統的小農經濟中去指出各種文化要素怎樣配合而發生作用的。這是一種想去了解我們傳統文化的企圖,這企圖并不帶著要保守它的意思。相反的,這是一切有效改革所必須依據的知識,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從頭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型式,然后搬進來應用,文化改革是推陳出新。新的得在舊的上面改出來。(5)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51頁。

這里,我們進入近代中國鄉村,聚焦于費孝通所認為的“所必須依據的知識”——社會傳統——討論其鄉土重建的獨特路徑及其背后的思想依據。

一、鄉土工業的“齒輪”復位

在費孝通看來,鄉土重建首先、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是將“脫栓的”鄉土工業復位。晚清以來,鄉土手工業在與西方機器工業的競爭中敗落下去,漸至整個鄉村中國社會的癱瘓。這不僅僅是某種產業生產方法的優勝劣汰,而更關乎鄉土中國“那傳統有機配合所維持的小康生活”,其中,手工業成為“第一個脫栓的齒輪”(6)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84頁。。

在中國傳統時代,工業就是鄉土生活的一部分。鄉土工業不易利用遠地的原料,通常只以當地出產就近加工制造。有竹林的地方,造紙或編織篾器;盛產陶土的地方,摶捏瓷器;宜于植桑養蠶的地方,便繅絲、織綢;有麻的地方紡織麻布。它們與日常生活的關系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每一個日常共同體,家族,村落,或者莊園,“必須經營著一些基本工業,不論如何簡單,用來滿足他們生活上的需要?！?7)費孝通:《易村手工業·序》,費孝通、張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98頁。一些地域性的專門工業聲名遠揚。太湖鄉村的“輯里”生絲、江西景德鎮的瓷器,河北高陽的土布,皆屬此類。其實在中國每個小區域,甚至許多村落都有一兩樣附近所熟知的工業出品,所謂“特色產品”。(8)參見小田:《近代江南鄉村特種產品經濟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這些出品出自千家萬戶。

工業分散在小農家庭是傳統經濟中的重要事實,它使普通土地不足的農家可以靠這些家庭工業中的收入,維持溫飽。費孝通指出,“中國傳統社會能很久的維持著這配合,那是因為它至少可以給在這種經濟里生活的人不饑不寒的小康的生活。任何經濟結構如果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民生,是決不能持久的?！?9)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84頁。據粗略估算,在傳統中國,每家有30畝地,甚至在土地比較肥沃的地帶,一家能有10多畝地,就“已經算是小康之家了”。這個還“過得去的生活”當然不能?？哭r田,手工業不可或缺。因此說,家庭工業在鄉村經濟結構中是非常關鍵的因素,成為“小農經濟的安全瓣”。(10)費孝通:《小康經濟》,《費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9頁。

在鄉土社會中,工業的“齒輪”與其他多種經濟要素緊緊咬合在一起。在人多地少的傳統中國鄉村,土地產出無法滿足基本生存所需,農民便求助于工業,以維持龐大的鄉村人口。事實上,在當時的農業技術條件下,大批人口必須留在鄉村,因為農業生產是有季候性的,農忙時需要大量勞力,農閑時卻無事可做,于是引入了鄉土工業:

鄉土工業在勞力利用上和農業互相配合了來維持農工混合的經濟。也只有這種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才能維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態……使傳統的地主們可以收取正產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農民們的反抗……從整個經濟分析上說,農業技術,勞力需要,人口數量,農場面積,鄉土工業,地租數量,地主權利等因素是一個有機的配合。(11)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83-84頁。

基于對工業傳統與農民生活關系的人類學把握,費孝通的重建規劃將傳統色彩明顯的鄉土工業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西方工業文明的植入引發了中國社會的近代變化,所以費孝通說,民國社會變遷就是農業文化和工業文化的替易,但從中國“農業處境的特征”出發,他覺得,一般人的“工業”概念太狹隘:“好像一定要有廠房,有機器,有大煙囪,才算是有工業。西洋現代工業固然是最新的工業,但不是工業的全部”,(12)費孝通:《易村手工業·序》,費孝通、張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97頁。傳統中國的鄉土工業同樣是工業,而這樣的工業以其與鄉民生活的密切關系,在時代重建中,理應受到特別的關注,因為它“一直到現在是我們最大多數人民所倚以為生的職業”。(13)費孝通:《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費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頁。

在中國,“一切問題都牽連到這些在鄉村里住的人民”,費孝通相信,“目前生活最苦的是住在鄉村里的人民,所以對于他們生活的認識應當是討論中國改造和重建的重要前提?！闭J識及此,民國鄉村建設者專注于鄉土生活的改善。不過,費孝通認為:

以往種種鄉村建設的嘗試,似乎太偏重了文字教育、衛生等一類并不直接增加農家收入的事業。這些事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它們是消費性的,沒有外力來資助就不易繼續。要鄉土在自力更新的原則中重建起來,一切新事業本身必需是要經濟上算得過來的,所以鄉土工業可能是一種最有效的入手處。(14)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52、167-168頁。

這種從鄉民生計入手的方式與其他許多鄉村建設者的主張截然區別開來。

鄉土工業的分散性與近代工業的集聚性并不是完全對立的,或者說,在近代工業時代,分散于鄉村的工業仍然有存在的空間?！班l土工業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機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廠性的。重要的是在這種工業并不隔離于鄉村,在原料、勞工、資本等各方面以鄉村的來源為主?！?15)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66頁。大多數日用品制造業,比如制衣、造鞋、榨油、煉糖等,不但可以分散,而且分散并不限制機器的利用。在這可能性之下,費孝通回顧中國經濟的傳統形態,發現,“一大部分可以分散的工業和農村配合來維持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是一條比較最切實的出路”。(16)費孝通:《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費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頁。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州吳江開弦弓村開展蠶絲業改革的“變革者”所堅持的,正代表了費孝通的信念:

蠶絲工業曾經是而且應該繼續是一種鄉村工業……把工業從農村引向別的地方,象很多工業家所做的那樣,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農民實際上就會挨餓……農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廠去工作,掙微薄的工資,幾乎不能養活自己,她們離開了自己的家。這種過程既損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壞了農村的家庭。如果中國工業只能以犧牲窮苦農民為代價而發展的話,我個人認為這個代價未免太大了。(17)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戴可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9頁。

工業分散于農家,其實是保留了農工相輔的兼業傳統。這一傳統在近代鄉土重建中存在比較優勢。在費孝通看來,鄉土工業中的勞動力成本較都市為低。都市工業至少要能供養工人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而在鄉間,一個兼業農工的家庭,各項收入是統籌的。他曾問過那些織布的媳婦們:“工資既然這樣低,為什么還要做呢?”她們回答:“反正空閑著,織織布也可以貼補貼補?！辟M孝通指出,在這種情形下,農業正津貼著工業;“我們要分析鄉土經濟必須從農家的單位出發,各種生產事業配合了維持這家的生存,因之使農工雙方都富于伸縮性?！?18)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14頁。正是這種伸縮性,保障了小農家庭的溫飽。因此,他在1932年提倡設立制絲工廠時,特別強調,“最富彈性之經濟組織,莫若鄉村之合作社。蓋鄉村合作社之工人,其經濟生活,有其家庭為之調劑?！?19)費達生:《提倡鄉村小規模制絲合作社》,《國際貿易導報》1932年第4卷第6號。

在西方工業文明方興未艾的時代,費孝通仍然鐘情于鄉土工業傳統,這似乎有些不合時宜?！叭舾勺x者”認為,這是“主張退回閉關時代的經濟形態”,無異于“夢囈”“幻想”。其實,他們誤解了費孝通。首先,傳統工業是鄉土重建必須面對的現實基礎?？梢韵胍?這一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會在“很長的時間”內無法擺脫。因此,鄉土重建毋寧是在進行一種選擇:是追求工業的充分現代化而讓80%的農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還是追求農民多一些收入而讓工業在技術利用上受到一點限制?費孝通理性地選擇了后者。有朋友為他的選擇感到“惋惜”,但他覺得很“無奈”:

中國的經濟條件拉著我,插不起翅膀飛向“前進”,如果這是落后,落后的不是我的選擇(誰不想一轉眼中國就有美國那樣多的工廠),而是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這片這樣多人耕種得這樣久的古老的土地。承認限制是自由的開始,我們還得靠這片土地一步步求解放我們經濟的束縛的方法,第一步就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謀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收入不能增加,都市工業盡管現代化得和西洋比美,工廠里出產的貨品試問向哪里去銷售?(20)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03頁。

其次,工業傳統的變遷是鄉土重建題中應有之義。鄉土工業只是傳統生活方式的一個“齒輪”,而非整體和全部;鄉土重建當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全盤因襲,一切不利于建立近代鄉土生活方式的傳統必須改變,包括鄉土工業傳統。這里,傳統的部分遺存與部分變遷并行不悖。費孝通曾明確指出:

鄉村工業在技術上需要改良,那是無可避免的。鄉村工業的變質第一步是在引用機器,使鄉村工業并不完全等于手工生產?？墒窃鯓尤ジ牧监l村工業的技術,怎樣引用機器,怎樣使它依舊適合于在鄉村中經營,依舊能和農業相配合,那卻是值得提出來討論的問題。(21)費孝通:《易村手工業·序》,費孝通、張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09頁。

吳江開弦弓村的試驗證明,鄉土工業也可以是機器工業:

我們決定試驗設計一個要能實現應用現代技術的一切有利條件的工廠。這個工廠同時又不宜太大,要能辦在農村里,用當地的勞力和由當地供應的原料……通過開辦這種小規模的工廠,鄉村工業能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鄉村經濟從而可以復興。1929年我們開始試驗。我們的試驗直到1935年重新裝備了新機器之后才證明是成功的。(22)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戴可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5頁。

事實上,就如何使鄉土工業“變質”,費孝通認為,“在動力技術、社會關系(生產者和原料及生產工具的關系)、經濟組織各方面都是可以變的”,(23)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01頁。而這些改變與工業的分散性和多元性、農人的兼業性和就地性等傳統,都可以在鄉土重建中取得兼容,“脫栓”的鄉土工業“齒輪”由此復位,鄉土社會在新的層次上再啟有機循環。

二、歷久彌新的鄉土意識

鄉土重建面臨兩個現實而迫切的問題:一是技術知識如何下鄉?二是工業資本來源從何而來?在這里,費孝通發現了鄉土意識所內涵的歷久彌新的動員力。

近代技術知識的下鄉必須以人作媒介,問題在于:知識分子怎樣才能下鄉?這在前近代時期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在傳統鄉土文化中,知識人是分散在地方上的。1947年,費孝通和潘光旦在對915名清朝貢生、舉人和進士的出身進行分析后,發現:這些人才中的一半是從鄉間出來的;科舉時代,鄉下人寒窗十載,一舉成名的例子并不鮮見,成了名,“他可能始終是一個鄉下人”。(24)費孝通:《科舉與社會流動》,《費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頁。他們即使曾經滄海,卻還葆有一份鄉土意識:

中國落葉歸根的傳統為我們鄉土社會保持著地方人才。這些人物即使躍登龍門,也并不忘本;不但不損蝕本鄉的元力,送往外洋,而且對于根源的保衛和培養時?？闯梢环N責任。因之,常有一地有了一個成名的人物,所謂開了風氣,接著會有相當長的時期,人才輩出的。循環作育,蔚為大觀。人才不脫離草根,使中國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來源充沛浩闊。(25)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70頁。

“落葉歸根”“不忘本”“不脫離草根”云云,都在強調:“個人和他服務對象之間必須有一種感情的聯系——和鄉土的聯系,就是桑梓情誼”,(26)費孝通:《漫談桑梓情誼》,《費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頁。這是在鄉土社會內外“有機循環中培養出來的精神”,在哲學的意義上體現為“萬本歸原”。傳統士大夫將這種精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費孝通的一位祖輩,中舉后至云南為官,因感染瘴氣,死于任所。他的弟弟放棄自己的前程,歷經艱辛,耗時數年,將其靈柩運回家鄉。費氏家譜以為,這是費家“歷代事業中最偉大的一項”,因為其中蘊涵和代表著傳統中國文化的桑梓精神:

這象征著鄉土聯系的最高表現,而鄉土聯系卻維持著這自然的有機循環。也就是這有機循環,從農民的一朝拾糞起,到萬里關山運柩回鄉止,那一套所維系著的人地關聯,支持著這歷久未衰的中國文化。(27)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69頁。

桑梓精神的實踐意義在于強調,只有通過不斷地有機循環,發達鄉土根系,才能維持社會的持續發展?！安徽撌侨瞬胚€是物資,如果像礦苗一樣只取不回,經過一個時候這地方必定會荒蕪?！边@雖是從農業中國環境中流露出來的精神,但對于從事近代鄉土重建的費孝通來說,他“覺悟到這種精神的重要”。(28)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69頁。

然而,清末民初以后出現的情形令費孝通大為感慨。談到知識人與鄉土的關系時,他承認,他與父輩就“有很重要的區別”。費孝通父親費璞安在清末最后一場科舉考試中獲得生員資格,1905年赴日本攻讀教育。留學回來第一件事業便是在本鄉辦一個中學,后來發現本鄉人多地少,又主張向太湖淤塞地帶開拓耕地?！八回灥氖聵I中心是在本鄉,在地方上,教育、政治、經濟?！?29)費孝通:《漫談桑梓情誼》,《費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7頁。他期望他的下一代繼續為地方服務,但事實上,從鄉土社會走出去、有機會與近代技術知識接觸的人不回去了,與此同時,這些知識人的桑梓情誼也變得非常淡薄了:

大學畢業了,他們卻發現這幾年的離鄉生活已把他們和鄉土的聯系割斷了……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卻必然會起重要的變化,足夠使他自己覺得已異于鄉下人,而無法再和充滿著土氣的人為伍了。言語無味,面目可憎……這是從個人的感覺上所發生的隔膜。(30)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71-72頁。

表面上看,這只是一代人鄉土意識的淡薄,實際上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種集體心理失措:

桑梓情誼和親屬情誼的發達,維持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秩序。在過去這一代里,對國家這團體的情誼還沒有確立之時,原來維持社會的心理聯系卻在退化,在消失……很多人會覺得自己所做的事并不是為了任何人。一樣是在辦學校,而不覺得自己是在為社會培植人才;一樣是在做官,而不覺得是在為人民服務。意識里所缺的一點東西卻正是所做的事的意義。(31)費孝通:《漫談桑梓情誼》,《費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頁。

桑梓情誼的淡薄并不能完全歸咎于知識人。事實上,“知識分子下鄉的困難,就因為鄉村里缺少可以應用現代知識的事業”。費孝通所極力主張和推動的鄉土工業傳統“變質”正期待著這些知識人:“在種種能應用現代知識的事業中,最基本的是生產事業,而生產事業中最容易有效的是工業?！?32)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67頁。重建鄉土工業的同時,也是在重建與知識人事業心相適應的近代地方情誼。

費孝通所追尋的桑梓情誼顯然不是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而是源自傳統中國文化的社會價值。他始終記得姐姐費達生的話:“人生中最使人鼓舞而能獲得最大安慰的,也許就在為人家服務后,人家對自己的感激?！?33)費孝通:《做人要做這樣的人》,見《逝者如斯——費孝通雜文選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61頁。憑借這樣的精神,包括費達生在內的蘇州滸墅關女子蠶校的師生們,才“有勇氣”在太湖周邊的鄉村做了10多年(約1924—1936)的建設工作。(34)費達生口述:《解放前從事蠶絲業改革的回憶》,見余廣彤:《費孝通和姐姐費達生》附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他們放棄了安閑的生活,奔波于烈日暴雨中,“而覺得樂在其中”。費孝通一直觀察著這一過程,并從鄉民的感激和信心中獲得信念:“一個為社會服務的人,至少一方面要有一種社會價值的鑒別力,一方面要有一種宗教性質的熱忱?！?35)費達生:《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獨立評論》1933年第73號。按:據《費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所收《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注:此文作者為費孝通,他以“姐姐(費達生)的口吻撰寫了此文”。隨著鄉土重建事業的開展,直到1946年,費孝通仍在強調這種宗教式的熱忱:“農村經濟的安定就得靠這一種人才,這種人像傳教士一般肯耐苦肯不求名利地把新技術傳入農村,向農村輸血”。(36)費孝通:《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費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頁。至此不難看出,由桑梓情誼出發的鄉土意識已經被納入民族—國家意識的塑造過程中,從而獲得了近代意義。

關于工業重建的資本來源,費孝通的思路依舊沒有離開鄉土,更具體地說,他寄希望于土地的主人,希望從他們勤儉持家的德行中積聚鄉土工業的資本。土地的主人首先是地主。盡管中國地主具有省儉的“性格”,(37)按,據經濟史家陳振漢推算,除少數大地主外,克勤克儉是一般地主“必須的生活條件”。費孝通也覺得,把一般中小地主描寫成養尊處優、窮奢極侈的人物是“不太切當的”; 省儉之成為中國地主“一般的性格”,主要由于:一方面,“有限的土地生產力和農民已經很低的生活水準是經不起地主階層們的揮霍的”;另一方面,“儒家是反對地主們在享受上無厭求得的,克勤克儉,把主觀的欲望約制住了,使他們不致盡量的向農民榨取”。見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92-93頁。但費孝通認為,他們的階級屬性決定了他們與近代工業在很大程度上的對立:“賤視技術的結果使地主階層里的人物和工藝隔離了”;(38)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95頁?！霸谕恋刂贫戎辛魅氲刂魇稚系呢敻?經過他們消費之后所留下的,既不能吸收到工商業里去,不是窖藏起來,又得下鄉去收買土地。土地權更集中,鄉村無償輸出的數量也更多,鄉土蕭條得更快,形成一個惡性循環?！?39)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36頁。因此,鄉土重建實際包含著對土地問題的解決。

當土地問題解決后,費孝通認為,另一部分土地的主人——自耕農和貧雇農,“從他們生產勞力結果中獲得了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后,還應當有一部分的剩余可以作為重建鄉土的資本?！?40)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34頁。只是,這樣的任務“還得通過這傳統的意識”來完成。農民需要激發的傳統意識有三:

他們為了要得到一方比較可靠的土地,可以勞苦終身。經濟剩余的微小,又獎勵了他們世代間的累積,一個勤儉起家的農戶經常是要幾代不懈的努力……中國這片貧乏的大地上能有這樣多的人,勤儉耕植,甚至已落到了值得利用的邊際以下,不能不歸功或歸罪于這種深入人心的意識。(41)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41-142頁。

即勤儉持家,此其一;其二,光大門楣的價值追求:

在我們傳統文化中“光耀門楣”是一種價值,那是在家族主義之下發生的。又好像美國的“比別人強”是一種價值,那是在競爭社會中發生的。這些價值標準并非一成不變,它是相配于一定的社會形態;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中,要鼓勵一個人做一件事,就得把這件事和這社會的價值標準聯系起來。(42)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41頁。

其三,注重實際利益:

我愿意偏重于自愿的儲蓄……想偏重自愿,就得把經濟建設的重點放到老百姓認為是自己的家族范圍之內……要老百姓寧愿忍受一些痛苦,就得就他們能看到的“光明的希望”設法,他們所看得到的不是繞了大圈才回到自己利益的國家經濟,而是比較切近他們的家族的前途。要他們儲蓄就得使他們看得到所儲蓄的確實增加了他們的收入,這些收入即使再用來投資,還是屬于他們自己的。(43)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40-141頁。

吳江開弦弓村的“改革者”很清楚:“人民愿意接受改革,主要在于實際利益,例如增加了家庭收入?！?44)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戴可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2頁。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他們通過家庭合作的方式興辦集體生產事業。這一事業的心理基礎就是:農民“對實際利益有興趣”。(45)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戴可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4頁。

費孝通無意于為傳統士大夫辯護,只是因為他們曾經的桑梓情誼滋潤了一方土地;也無意于為傳統小農意識辯護,只是因為這種意識曾經穩定維持了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所有這些鄉土意識,在新的時代或許顯得不夠漂亮,不夠生動,但在鄉土重建中,可以轉換為鄉村生活共同體的一份財富。

三、成全人性的手藝精神

重建的鄉土應該是個什么樣子呢?在當時許多人的心目中,不是英美式,就是蘇聯式,總想著比劃別國的模型。費孝通認為,如果依社會發展的基本走勢,“大體上”可以說成:所重建的當是“工業革命之后在西洋所發生的那一種方式?！辈贿^,費孝通同時作了一個“注腳”:“中國社會會變成什么樣子,現在還沒有人敢說?！?46)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3頁。要談將來的樣子,最好先回顧一下已經發生的樣子。這是重建理想生活的基礎,也是可以說得清楚的。

先論西方以大機器文明為軸心的生活方式。若是單看近代以來機器所造就的龐大生產力,確實令人鼓舞,也是鄉土重建的重要基石。問題是,重建不是搭建機器積木,而是生活,整體的社會生活方式。費孝通指出:

為中國謀經濟建設的人心里一定要明白,西洋雖發明了機器,可是還沒有發明利用機器來促進人類幸福的社會機構……社會機構不像機器可以過了洋不變質。它是一定要在人民生活的土中滋長出來……我們可以輸入機器,可是也許絕不能輸入社會方式,社會方式是要自己創造的,要在人民的習慣中生根,要能配合其他各種社會制度。我們主張在舊的傳統工業的社會機器中去吸收西洋機器生產,目的就在創造一個非但切實,而且合乎理想的社會方式。(47)費孝通:《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費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頁。

事實上,在西方機器發明之后的100多年里,由于人們的盲目崇拜,產生了不少流弊,其中最關鍵的是,機器扭曲了人性及其生活。1945年費孝通初訪美國時,驚奇地發現,人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

機械學的發展,使我們在生產過程中,不必全靠有機體的配合……一變而為機械配合,靠力學原理的配合了。這樣把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完全改變了。以往人總是主,人可以被奴于人,可是在對物而言,總是主動者?，F在,技術變質后,主要的配合離開了人,人成了整個配合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從屬部分……勞工卻是在簡單的從屬動作中去服侍機器。各個人的動作因為機器的總配合中也得到了配合。配合的中樞不是人而是機器。(48)費孝通:《初訪美國》,《費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頁。

機器控制人的結果是人的整體生活被撕碎:

為了生產目的去配合各機器和人的活動起見,不能不用消極的動機定下各種規則,甚至以工資的升降和失業的威脅加諸于勞工身上,使他們不能不出售和交付他們一部分的生活,從事于不感興趣的任務之上?，F代工業為了生產過程中活動的配合犧牲了參加這活動中每個人生活上的配合。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完整,不但影響到生產活動的效率,而且因而發生個人人格的失調,和由這些人所組成的社會波動和不安。(49)費孝通:《小康經濟》,《費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7頁。

西方機器文明進入中國50年,許多人為其進步性所障目,在機器的使用方式上只想著去抄襲他人的模型,而將自己的傳統樣式完全置諸腦后。費孝通認為,這種想法“是極不合常識的假定”,(50)費孝通:《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費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頁。似乎中國是一張白紙,可以在上面隨意涂抹任何顏色。事實上,中國并不是一張白紙,她有悠久的傳統。若以其中的手工業傳統與近代西方機器工業相比較,可以發現,機器文明之短正是手工業之長:

手工業中人和工具的關系是:人是主,工具是客。而且在主客之間充滿著伙伴精神。再說得深刻一些,一個手藝工匠十分愛護他的工具,因為他明了只有從他的工具里可以充分發揮他的手藝,表現他的人格。這是人對于物最正確的態度。人和物是相成的,人在物里完成他的生活。

除了伙伴精神,手藝人還有一種“表演的”態度:

在生產過程中,一個工匠在完成他認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也因此一個工匠對于他的出品有期待,有滿足。他可以在出品上刻著他自己的名字。出品的毀譽是自己的榮辱。這和一個現代工業里的工人的心理很有差別。(51)費孝通:《小康經濟》,《費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0-441頁。

在這里,手藝幫助工匠實現了他的人生價值,而這一切是在完整的社區生活中完成的:

在手工業中人沒有屈服在機器之下,所以手藝的發達并沒有破壞由于其他生活需要而引成的社區生活。它配合于家庭,鄰里等關系之中,它又配合在其他的生產活動之中,使它成為支持完整生活的力量,而不是破壞其他生活活動的力量。(52)費孝通:《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費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頁。

費孝通將這種健全的人和工具及工具利用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稱為“手藝精神”。手藝精神的最可貴之處在于,它成全人性,成為加強鄉村共同體生活關系的力量。但無須諱言的是,手工業在技術上無法與機器工業競爭而開始衰落,于是,將傳統手工業改造成近代工業成為必然的時代選擇。鄉土工業的復位與“變質”是同步進行的。在費孝通看來,“沒有理由相信人類發明了新的技術就永遠不能再恢復傳統社會中高度契洽的社會組織”。(53)費孝通:《〈昆廠勞工〉書后》,《費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3頁。

事實上,手藝精神與機器文明配合的可能性并不是理論上的推導,從費達生參與的鄉土江南重建實驗中,費孝通看到了這種配合的現實性。從1929年開始,吳江開弦弓村使用蒸汽繅絲機。主其事者解說道:“人不應該成為機器的奴隸。換句話說,把機器當作一種生產資料的人應該擁有機器。這就是我為什么堅持合作的原則?！?54)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戴可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9頁。人們不難觀察到,工作于其中的女工并沒有異化為“單純的工人”:

她們依舊是兒子的母親,丈夫的妻子。享受著各方面的社會生活。不使經濟生活片面發展,成一座生產的工具,失卻為人的資格。因為她們參加這種經濟活動,并不需要她們全部生活的新調適;工廠就在鄉間,同伴就是本來的鄰里,每天回家可以享受家庭的幸?！齻兊墓ぷ魇呛孟袷菫榱俗约?愈努力愈滿足。(55)費達生:《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獨立評論》1933年第73號。

鄉土重建的實踐已經證明,手藝精神“可以和利用機器并行不?！卩l村工業的形式中機器生產和手藝精神是配合得攏的?！?56)費孝通:《小康經濟》,《費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0頁。手藝精神在鄉土重建中的價值,其實就是如何避免西洋機器文明所引起的對于個人和社會的不良影響。傳統手藝精神在近代鄉土工業中的保持,讓致力于鄉土重建的費孝通確信,他找到了一條“最切實”且“合于理想的出路”,因為它“是合于人性的,是促進人類幸福的,是可以實現機器的真正功效的經濟?！?57)費孝通:《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費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頁。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傳統文化聲名日下的年代里,西方機器文明對社會生活完整性的侵蝕亦愈益明顯。中國人未獲機器之利,卻先蒙侵蝕之弊。何去何從?這讓不少人慌不擇路。早年受江南傳統文化熏陶、后來遠涉重洋的費孝通盱衡時局,有心比較不同文化,并評估其在未來社會發展中的價值,遂漸起一種期待:世界可能會再一次出現文藝復興,這次復興將以社會關系為主題,“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傳統可能成為復興的底子?！彼锤嫒藗?“若是我們還想驕傲自己歷史地位,只有在這當前人類共同的課題上表現出我們的貢獻來?！?58)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5頁。這一課題的核心是:在已經出現的工業世界里,怎樣建立一個與近代技術相配的社會結構。為此,費孝通身體力行,在他念茲在茲的鄉土重建中,表現出了他的貢獻,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鄉土中國社會的傳統智慧以及在近代社會生活中的生命活力。通過這一“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人們看到了其中“普世的內涵與價值”,這是費孝通“重要的工作”。(59)杜維明:《費孝通學術思想的貢獻及挑戰》,黃平主編:《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6頁。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作為人類學家,費孝通信奉“到實地去”的求學之道,(60)費孝通:《倫市寄言·再論社會變遷》,《費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頁。其理論貢獻更多地來自田野工作成果的提煉,在此意義上,他又給我們以諸多方法論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