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內生動力

文_王曉莉

新時代以來，通過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美麗中國建設的全民行動體系不斷強化。在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時期，亟待激發起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內生動力。2023年7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正確處理外部約束和內生動力的關系，要始終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保持常態化外部壓力，同時要激發起全社會共同呵護生態環境的內生動力。

一、深刻認識現階段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內生動力不足問題

進入“十四五”時期，隨著美麗中國建設的重心由“治污”轉向“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全民行動的重要性愈加凸顯。但是，一些關鍵領域普遍存在對全民行動的高需求與低供給之間的矛盾，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內生動力不足問題亟待關注。

環境污染防治進入鞏固治污成效與進一步攻堅克難的轉段期，對全民行動提出更高需求，但因缺乏良好的制度環境導致全民參與的內生動力不足。藍天、碧水、凈土三大保衛戰以及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是一場需要深入打好的污染防治攻堅戰，成效取得來之不易，其中外部壓力發揮了關鍵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先后印發一系列標志性法律政策文件，自上而下作出全面部署，組建起“一把手”負總責的領導小組、工作專班，加強了干部離任審計，開展了一系列標志性戰役和專項行動，取得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成效。但在超常規的外部約束下，壓力自上而下層層傳導，部分工作出現層層加碼，甚至陷入“形式主義”誤區，僅靠外部約束的“運動式治理”效果很難持久。

目前大氣污染治理成效尚不穩固，水生態建設恢復剛剛起步，土壤污染歷史遺留問題突出，農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務落實尚未過半，農業面源污染總量歷史欠債較多、防控壓力依然很大，相較于美麗中國的建設目標還有較大差距。無論是鞏固治污成效還是進一步攻堅克難，都不能延續簡單“一關了之”“一禁了之”的做法，也不能任由政府“大包大攬”“一刀切”。社會參與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良好的制度化參與渠道，無法為公眾參與決策、管理和監督提供外在的條件支持和動力激勵。

以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為例。相關政策制定對于社會參與仍停留在“理念性”重視的層面，具體的政策措施缺乏“實操性”。一些地方搞“大包大攬”，在項目規劃、選址、設計、建設和運營等環節并未吸收村民參與，有的地方甚至連農民廚房、臥室的環境衛生也要干涉和管理，廁具花色也要完全一致等情況，村民個性化需求未能得到滿足；有的地方搞“一刀切”，要求村村建污水處理廠，導致污水管網鋪設及處置設施投入給基層政府和村集體帶來沉重壓力，甚至出現舉債建設、“一次性工程”現象；有的地方在秸稈禁燒、散煤替代等治理的過程中采取“一關了之”“一禁了之”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

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需要統籌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之間的關系，其中綠色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目標，缺乏對個體參與的內在激勵則難以真正實現。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需要統籌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之間的關系。當前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的高能耗高排放特征沒有根本改變，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偏低，加之局部地緣沖突不斷、極端氣候事件頻發、經濟下行壓力等影響，一些地方和部門在認識上有所松動，統籌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難度增加。各地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落實“雙碳”行動方案的過程中，不能僅僅依賴自上而下的外部約束，不能僅盯短期目標、搞“一刀切”，更要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提高政策工具的靈活性適應性，更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建立健全企業主體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激勵機制。

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一個長期目標，主要涉及公眾在私人領域的行為，比如個人和家庭在對產品的購買、使用和處置過程中的環保行為。近年來，國家先后發布一系列與綠色生活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范，多部門聯合發文和共同推動綠色低碳生活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根據2023年生態環境部發布的《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2022年）》，目前公眾在低成本、易踐行、經濟效益明顯的領域，踐行度較高，說明公眾的綠色生活行為具有較強的自益性導向，且受到傳統勤儉節約等觀念的影響。相比之下，在垃圾分類等需要制度化、系統化統籌推進的公益領域，公眾的踐行程度雖有進步但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例如北京市社區垃圾分類當前就陷入“平臺期”，相當一部分小區至今不得不主要依靠二次分揀完成任務。因此，需要完善與綠色消費相關的制度供給，充分動員企業、社會組織多方參與，切實加強利益關聯，以激發每個個體轉變生活方式的內在動力。

越是生態脆弱地區，往往生態價值更重要而發展卻越落后，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是一場硬仗苦仗，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當地居民的全面參與。新時代新征程上，為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啟動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重要改革。每一項重大工程、重要改革都牽動無數當地居民的利益，全民行動正在從過去一味講“奉獻”，轉向講“科學”、論“貢獻”。在這樣一場場硬仗苦仗中，如何解決好生態保護與地方群眾發展之間的矛盾，是事關保護修復成敗的關鍵，這涉及國家公園建設和管理、深化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長江十年禁漁、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完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等重要領域。

以國家公園建設和管理中的社會參與為例。一方面，政策設計中還存在生態補償方式單一、時效短、標準過低等問題，進而加大了當地居民的防返貧風險，使得他們的生計轉型受阻。另一方面，國家公園園區內的當地居民在保護政策的決策、實施、評估過程中普遍參與不足，在特許經營的利益讓渡、土地利用的沖突化解等方面明顯缺位。此外，由于國家公園保護態勢良好，整體呈現“人退、野生動物進”的局面，“獸患”已經開始危及當地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而目前的政策著力點仍停留在事后補償方面，影響當地居民的參與積極性。

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實現由全球環境治理參與者到引領者的重大轉變，亟待中國民間社會力量助力，積極參與國際環境事務，掌握更大的話語主動權。隨著中國在生態環境領域中的角色從參與者變成重要貢獻者、引領者，中國民間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必將不斷凸顯。各類環保組織在不斷促進我們自身生態環境改善的同時，如何助力中國更加積極有力地參與國際環境事務，掌握更大的話語主動權將是未來的重點之一，涉及為加入國際社會環保事業提供更多平臺，助力企業綠色發展并為綠色技術的國際交流提供平臺，為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提供更多建議等。

然而，當前我國環保組織參與國際環境事務議題領域單一，以“國字頭”環保組織走出去為主，以中華環境保護聯合會為代表，政府部門對于民間組織的帶動不足，各類組織的發展和能力參差不齊，不能滿足國家由參與者到引領者的重大轉變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妨礙環保組織參與國際環境事務的主要阻力之一在于制度基礎不完善，包括登記注冊環節過嚴、業務主管單位歷史遺留問題過多、考核監管過于僵化、涉外事務被嚴格監管和限制等。若一味加強監管和限制，而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和政策支持，將不利于環保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倒逼環保人才外流到國際組織或其他行業，使得環保組織對于參與國際事務產生畏懼心理，不敢也不愿過多參與國際事務。

二、積極探索激發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內生動力的有效路徑

2023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對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作出具體部署，提出守牢美麗中國建設安全底線、健全美麗中國建設保障體系等“六項重大任務”，為美麗中國建設提供了行動綱領和科學指南。在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時期，關鍵是凝聚各方共識，暢通各方共同參與的渠道，健全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完善各方共同建設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激發起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內生動力。

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凝聚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價值信念動力。從廣義的物品屬性來理解，美麗中國在本質上屬于公共事物治理的領域，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這就要求各方必須通過集體行動來建設美麗中國。它既要解決人與人之間如何克服“搭便車”的問題，也要面對當代人與下代人之間的利益協調問題，無法僅僅依靠理性假設提出長期可行的解決方案。從根本上來說，提高個體的生態環境意識是關鍵。環境心理學的研究就建議，要以一個“上位概念”作為共同的社會價值基礎和原則，將每個個體的各類親生態環境行為打包成一個整體性的行為規范，從而實現個體行為方式的整體推進。進一步地，通過社會內化、社會認同和社會融合等群體心理過程，讓所有人都將行動視為無意識遵循的基本行為規范，視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為一種共同的社會價值和原則。

在為社會基本行為規范提供共同的價值基礎方面，我們具有得天獨厚的制度優勢和文化優勢。制度優勢體現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迅速普及，成為凝聚各界共識的最大優勢所在。文化優勢體現為，中華文明以綠色為底色，追求天人合一，“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人絕非超越于自然之上?；谶@兩大優勢，建議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依托黨政機關、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城鄉社區、教育機構等，加強生態文明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提供相關的信息技術，在社會公共道德層面形成具有軟性約束的行為準則和生態道德文化，推動全民行動從“外化于形”到“內化于心”的轉變。

以健全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為著力點，創造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制度驅動力。在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時期，迫切需要通過制度供給來暢通全社會的參與渠道，化“被動應對”為“主動作為”，化非制度化參與為制度化參與。一方面，進一步完善頂層設計，明確政府、企業、公眾等各類主體權責，暢通參與渠道。重點是在政策的實操性層面著力，提升參與渠道的知曉度、通暢性、可達性、便捷性，切實保障公眾的知情權、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另一方面，強化各主體的能力建設，推動群團、行業組織、社會組織、村居組織圍繞美麗中國建設的能力提升制定相關計劃。引導各類組織和環保志愿者基于專業優勢進行合作，成為美麗中國建設的引領者。進一步地，引導公眾的能力提升，使公眾和社會組織更加積極主動參與美麗中國各領域的建設。

在治污領域，進一步暢通溝通協商和監督渠道，及時準確披露環境信息，擴大公開范圍，引導具備資格的環保組織依法開展監督活動，引導公眾加強對長期性問題的建設性參與，如常態化垃圾分類投放、通過立法聽證、溝通協商等形式參與項目決策等。在降碳領域，配套環境友好型的軟硬件服務體系，如高標準規劃城市綠色出行系統、優化公共交通接駁、發布綠色低碳產品名錄和購買指南?；趯I社會組織、城鄉社區、學校、企業、公共場所、志愿服務隊等不同主體、不同場景制定綠色生活指南，策劃并培育品牌項目。在增綠和農業農村污染治理領域，充分尊重并滿足本地居民的需求。鼓勵在國家公園建設、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長江十年禁漁的試點區，制定地方性法規政策，合理吸納本地居民的知識和經驗，將尊重本地居民的主體地位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不斷完善各領域的利益聯結機制，激發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個體需求動力。增強利益聯結機制，激發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個體需求動力，需要從日常實操層面增強各行動主體與美麗中國建設的利益聯結?？梢圆扇∨c直接的物質性收益相聯結，或與聲譽等象征性收益相聯結的方式。增強利益聯結機制，可以通過一系列基于市場機制的政策工具來實現，如：生態補償制度、環境稅收制度、可交易許可證制度、設置產品生態標簽、資助替代技術研發、社會獎勵與制裁制度等。此外，還有行政主導與市場激勵相結合的機制，即以行政權力為基礎但使用外包方式，交由市場主體來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

在治污領域，一方面，通過提供正向的社會獎勵來建立利益聯結，如鄉村開展的“最美家庭”“村莊好人”“最美義工”“積分兌換禮品”“垃圾分類超市”等活動，給予物質或精神獎勵。又如城市開展的線上“碳普惠”APP等多種碳賬戶場景，推動垃圾分類等納入個體行為碳核算；另一方面，通過負向的監督和制裁機制來約束村民的“搭便車”行為，如通過“黑名單”“紅黑榜”等方式對拒絕參與的個體進行曝光，以形成負向壓力。一旦通過監督、制裁強制居民參與，并且讓居民感受到環境改善的收益時，他們會逐漸在心理上認可、主動投入其中。

在降碳領域，一是對于節約資源能源的行為，可以為家庭提供能源賬單，并與鄰居家庭能源使用量進行比較，發揮“面子制裁”等負向激勵的作用。還可以針對外出就餐中餐飲浪費的行為予以罰款等負向激勵。二是對于低碳出行方面的行為，可以利用線上平臺，采取“碳積分”的形式，將用戶在不同場景的降碳行為轉化為擴綠行為。三是對于綠色消費方面的行為，可以健全綠色生態產品和服務的標準體系和綠色標識認證體系，制定和發布綠色低碳產品清單和購買指南，為綠色產品的消費提供方便。

在擴綠領域，一是生態補償方面，基于基線調查和需求評估，科學、合理制定生態補償的方式、標準和時效，充分聽取并尊重當地居民的反饋，不斷優化補償方案。二是人獸沖突方面，科學、合理制定事后補償的方式、標準，同時切實增強事前預防、事中應對，掌握好人獸和諧共生的臨界值。三是土地管理和特許經營方面，確保當地居民參與保護方案的決策、實施和評估，適度合理開展生態旅游、自然教育等對環境影響小的特許經營項目，引導替代作物種植與生計方式調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