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學生：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學生革命的理論探索（1921—1927）

劉海軍

（成都中醫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7）

隨著近代教育體系在中國的確立，學生作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在“救國救亡”的時代語境下，革命成為學生不得不面臨的政治課題，學生也是革命必須考察的重要對象。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便對學生革命的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在其革命話語中，學生常與工人、農民并列，是主要的革命群體。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主要聚焦在學生運動上①相關論著有: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M].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鄭師渠.國共合作與學生運動(1924—1927)[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韓戍.北伐前后的校園政治與學生運動——以上海光華大學為中心[J].史林,2018(1);岳謙厚,李衛平.“五四”之后到大革命時期的學生運動[J].中共黨史研究,2011(7);岳謙厚,賀福中.再論“五四”到“五卅”期間的學生運動[J].安徽史學,2014(2);黃金鳳.中共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學生運動[J].中共黨史研究,2016(4);黃金鳳.從學生運動到工農運動：中共早期動員策略再探討[J].黨史研究與教學,2018(5).其中，呂芳上的著作為研究這一時期學生運動的重要參考，但該書對中共與學生運動的關系論述有限；黃金風則集中論述了中共早期的學生運動模式和策略；而多數學者是就20世紀20年代的學生運動展開宏觀論述，間有涉及中共對學生運動的認知與動員問題。，缺乏對中國共產黨早期學生革命認知的全局性透視。此外，因學生與知識分子的特殊關系，學界常將中國共產黨早期對學生革命的認知涵蓋在其知識分子理論之中②相關論著有:朱文顯.知識分子問題:從馬克思到鄧小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周思源.五卅前共產黨人對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探索[J].歷史研究,2015(1);齊鵬飛.中共早期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理論探索[J].中共黨史研究,1992(3);宿志剛.論大革命時期中共知識分子理論的創立和發展[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在中國共產黨早期文獻中，絕大多數情況下學生是與知識分子并列而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和群體出現的。有鑒于此，本文將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學生革命的理論探索作為一個獨立事件加以全面考察。

一、何以可能：學生的階級性和革命性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其革命理論的探索與建構過程中，階級分析法是重要的方法論范式。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個人隸屬于一定階級這一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1]199。因此，在階級社會，任何個人、群體皆具備階級性，而階級性是分析其社會角色的基礎。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學生革命的探索，便依循了由階級性而革命性的認識框架。

學生的階級性，首要問題在于學生是否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對此黨內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學生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陳獨秀認為，學生“因為沒有經濟的基礎，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2]471。賀昌也說，“青年學生本沒有確定的經濟基礎”，因此“絕對不能自成為一整個的階級”[3]283。1926 年，共青團《學生運動決議案》中亦明確表示，“學生群眾，因為沒有經濟基礎，本身固不能成為一階級”[4]210?；谶@樣的認識前提，中國共產黨人展開了對學生革命性的分析。學生是“依附于社會各種有經濟地位的階級而存在”[3]283，因各自出生的階級不同，“遂使他們內部反映成了許多階級形式”[4]210，“有資產階級的傾向，有無產階級的傾向，有其他的傾向”[5]270。所以，就理論上而言，學生沒有明確的階級利益，“對于一切的政治觀念，極易動搖，他可以革命，亦可以從事反革命”[6]170-171，用瞿秋白的話講就是“可左可右”[7]528。然而，在現實中，中國絕大多數學生是傾向革命的。陳獨秀表示，學生“比任何階級都易于傾向革命”[2]472。張太雷則認為，“殖民地上的青年學生，格外地趨向于革命”[5]146，除了少數領袖之外，“學生群眾是沒有反動的”，他們“只有革命覺悟程度的差別而沒有革命與反動的分別”[5]280-281。賀昌也持相同的看法，學生“中間除了一部分已被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所收買，甘心情愿去做奴仆以外，大都很容易有幾分浪漫的革命性”[3]283。原因就在于當時中國嚴峻的社會現實，如“工商業之不發展和封建階級的專政，宗法社會的壓迫”[8]364，加之“外交之不斷失敗，帝國主義對中國之一再壓迫”，從而“使多數學生為滿足本身要求計，為改進民族前途計，不能不挺身而出，從事于本身解放與民族解放之運動”[4]61?？傊?，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學生成為革命者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其成為“非革命者”“反革命者”的可能性。

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對學生革命性的引領。1921年張太雷在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的報告中強調，要“通過在學生中建立核心、宣傳和介紹我們的思想，努力贏得這個特殊集團對我方的同情，因為在中國絕大多數的現有學生組織有著革命的特性”[5]54。與此同時，他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提到，中國“青年學生們正在起來造反”，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正處在歧路上”，要幫助和引領他們，“不能推給無政府主義和改良主義”。[9]131黨的三大通過的《青年運動決議案》要求，“對于青年學生應從普通的文化宣傳進而為主義的宣傳，應從一般的學生運動引導青年學生到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的國民運動”[10]153。共青團也規定，“以共產主義的原則和國民革命的理論教育青年工人、農民、學生群眾是本團最重大的責任”[8]368。中國共產黨人相信，青年學生是“最易受我們的宣傳最易對無產階級革命表同情的”，只要“宣傳得法，投其所需，則必有多數人聚集于我們主義旗幟之下”。[8]278

在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時常將學生歸入小資產階級的范疇，從而把對學生革命性的分析寓于其對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界定之中。192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即把學生看作是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而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11]9。劉少奇也在1926 年表示，“中國小資產階級，包括小商人、學生，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2]2。1927年初，中共中央明確指出：“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學生、手工業者、小商人等），在中國是革命的群眾，他們從前演過重要的作用，此后也將如此”[13]29。由此可見，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革命認知中是重要的革命力量，將學生歸入小資產階級同樣肯定了其革命性。

中國共產黨人早期對學生階級性與革命性的認識，既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又有著鮮明的現實闡釋意味。從理論上分析，學生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所以其內部反映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因此學生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產生分化，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但就實際情況而言，學生不管如何分化，都改變不了大多數學生傾向革命的主流方向。概而言之，學生是一個高度聚集、組織性強的社會階層，又因其年輕而掌握知識文化的特點，易于受新思潮影響而參加革命。

二、何以可為：學生的革命地位與作用

中國共產黨人在界定學生階級性與革命性的同時，也對學生的革命地位與作用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對學生革命地位與作用的認知，曾在黨內產生過激烈的爭論，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自身理論水平的提高，對該問題的認識逐漸趨于一致。

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李大釗在1917年的《學生問題》一文中這樣論述，“清之季年，政府當局所日夜孜孜以為戒備防范者，即學生是。卒以學生于社會不得同情，不得職業，不獲本其理想順其情感以表著于政治，出其學術運其技能以助益于社會，于是抑郁悲憤奔走呼號以樹革命之赤幟，而清室以傾。袁氏帝制之念既萌，亦視學生如蛇蝎，而學生抗袁之運動，又復潛滋暗布，而袁氏以隕。故歐美之革命，泰半淵源于工人之呼號，中國之革命，則全醞釀于學生之運動”。[14]122李大釗將學生視為革命的“開創者”與“急先鋒”，與歐美革命由工人肇始不同，中國革命全因學生而起，這是極高的評價。1920 年，陳獨秀在《敬告廣州青年》一文中指出，“在社會階級上說起來壞到無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產的紳士，好到無以復加的，一定就是無產的勞動者及學生”[2]63。在這里，陳獨秀把學生與勞動者并列為最好的社會階級。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施存統撰文《我們要怎么樣干社會革命？》，認為在中國實行社會革命，“最有力量的人，是無產階級和兵士”，但是“這兩種人，現在都是無覺悟的，不懂社會主義的；要使他們有覺悟，相信社會主義，就非有覺悟的學生跑進他們團體里去宣傳不可”，而學生之所以能宣傳，是因為他們的環境“比一般無產階級和兵士好，所以就容易發生覺悟，容易感受社會主義，也便容易為社會犧牲”，總之，“沒有了學生，無產階級和兵士，就不能在同一主義下面聯合起來”，因而“社會革命是決不會成功的”。[15]280-281施存統雖然肯定了無產階級和兵士的力量，但并沒有否定學生的作用，相反學生作為“宣傳者”和“聯結者”，是造就革命的關鍵部分，這與李大釗的認識有幾分相似。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漢俊就建議“集中全力發展學生運動和文化教育工作”，而“不急于建立政黨和工人階級的工會組織”。[16]167按照他的思路，“應當先組織學生，其次在政治上取得勢力，然后組織工人就很容易了”，因為在他看來，“學生是黨的基本勢力”，蔡和森將其口號歸結為“走入學生中去，不作政治工作”。[16]80當然，這種主張遭到了多數代表的否決，“組織一個有紀律的，有戰斗力的，面向工人階級并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政黨”[16]168，成為黨內的主流意見。李漢俊的主張在黨內無法得到共識，自然是因為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的建黨原則，但并不涉及也未有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對學生的忽視或否定，反而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對學生革命作用的重視。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對于學生革命地位與作用的考察，基本延續了這樣一個認識邏輯，即學生是“革命的先鋒”，工農是“革命的主力”，“先鋒”負有促進“主力”覺醒的重任。張國燾把學生看作是“中國社會最活動分子”，他希望學生“能夠拋棄一切和平茍安的觀念，認清自己的責任，毅然把為自由、為獨立的革命擱在自己的兩肩上才是”。[8]227-228施存統則發展了他之前的觀點，認為“中國無產階級，人數既少，又無覺悟，所以力量非常薄弱”，要使無產階級有力量，就必須把他們組織起來并進行教育，而這種工作，“非借智識分子(尤其是學生)來擔任至少非靠他們幫助不可”。[8]319與此同時，陳獨秀認為中國“幼稚的各社會階級，都還在睡眠中，只有學生們奔走呼號，成了社會改造的惟一動力”，所以青年學生“責任重大”，學生要做的事情便是，“第一努力喚醒有戰斗力的各階級；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階級間之連鎖，以結成國民的聯合戰線”。[2]471-472蕭楚女則直截了當說到，現在的中國“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而“革命必須建筑在民眾的基礎上”，“目前能負這個使命而且負到民眾間去的”，只有青年學生。[17]82總體來看，學生是“先醒者”，是宣傳的利器，是革命的發動力，已在黨內成為共識。

五卅運動則進一步證實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學生革命地位的判斷。正如陳獨秀所言，“在此次屠殺中的我們認清了中國的工人與學生，是民族運動中最勇敢的戰士”[18]253。張秋人也表示，“‘五卅’慘案起于工人，成于學生。起初只是學生對于工人底反抗運動表示同情，予以援助，可是帝國主義者一次屠殺，竟殺出一個普遍全國的民族獨立運動，學生在這運動中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3]263還可以看到，帝國主義撲滅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第一個進攻的對象是工人階級，其次就是學生，“這是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國民革命里，學生與工人階級是最后覺悟與團結及反抗的力量，真能領導一般平民作解放運動的奮斗”[3]165。至此，“學生在民族革命運動中地位的重要，可以完全證實了”[19]323，學生“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先鋒隊，中國民族的守衛軍”[3]345的形象更加鮮明了。而中國共產黨人也更加深信，“中國國民革命的工作，大部分要靠革命的工人與革命的學生來完成”[3]489。

五卅運動以后，關于學生革命地位與作用的單獨論述逐漸減少，中國共產黨人多從其整體的革命理論和策略界定學生的地位。這一時期中國正處在國民大革命階段，革命力量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聯合”，而在這個聯合之中，“無產階級是統率的動力”。[20]146工人和農民是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認識已經牢牢固定下來，“學生、小商人及許多知識分子”是作為革命幫手的形象而出現的。[21]20橫向上看，在這些幫手中，學生的地位不同于知識分子、小商人。1926 年7 月，《中共第二次擴大會學生運動議決案》中指出，“今后‘國民的聯合戰線’工人農民之次，便算學生是重要成分”[4]221?？v向上看，學生的革命作用已發生變化。1927 年5 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指出：“今后中國學生群眾在革命運動中已不能有以前同樣的作用，但是在革命運動發展中仍是具有參加工農運動，到工農群眾中服務，以謀革命完成及學生自身解放之偉大使命”。[13]265中國共產黨更加明確了其革命理論中各種社會成分的位置并逐漸穩固下來，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更加凸顯，工農是革命主力軍不可動搖，學生雖僅次于工農但作用已不同以往。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學生革命地位與作用的認知有其延續性，即始終肯定學生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學生也從革命的“開創者”“急先鋒”“啟蒙者”轉變為革命的“幫手”，成為“工農之次”的革命力量。而且，五卅運動以前，中國共產黨人對學生革命地位與作用進行了集中而長篇的論述，而五卅運動以后對這個話題的關注逐漸減弱。這種轉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不斷走向成熟，理論水平逐漸提高，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更加清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學生革命地位的極高評價是基于工農未覺醒的前提，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工人、農民等革命核心力量逐漸覺醒，對學生重要性的認知就存在程度上的差異。

三、何以行之：學生革命的主要路徑

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革命實際、自身實際、學生實際出發，認識到推動學生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支持學生加入政黨、開展學生運動、組建學生軍是學生革命的主要路徑。其中，有些是學生革命的一般性問題，如與工農結合、學生入黨、學生運動，在以后各個革命時期皆有體現；有些則具有階段性特征，如組建學生軍。

（一）推動學生與工農大眾相結合

學生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學生并不能單獨發揮力量，它需要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才能產生最大的革命作用，這也是學生參加革命最根本的路徑，中國共產黨人對此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張國燾認為，“學生在中國社會上的重要地位，這是誰也承認的，但是學生離了民眾，便會一事無成”[8]226。鄧中夏分析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俄國青年學生“以其革命思想和知識一套一套送予這工人農民兵士的群眾”[22]297，所以他號召中國的青年學生到民眾中去。這樣的認識亦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文件中。1923 年8 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生運動決議案》中提出，學生“若不與有經濟政治實力之民眾共同進行革命運動，必不能對于國民革命有所貢獻”[8]365。黨的四大通過的《對于青年運動之議決案》中指出，“學生運動的最要的目的，是怎樣使學生能與工人農民運動結合起來，使他們到工人農民群眾中宣傳和幫助他們組織”[17]248?？傊?，在當時的中國，工農是“居于最受壓迫的地位，其所受之苦痛極大，而其革命之要求亦最烈”，所以學生必須“與工農聯合，參加到工農群眾中去宣傳組織，如此才能使中國民族解放成功”。[19]326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指出了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具體辦法。張太雷在1925年1月所寫的《中國革命運動和中國的學生》一文中認為，中國共產黨有指示學生“怎樣到農民和工人中間去宣傳和組織的責任”，面對工人，“學生應設立勞動補習學校，以幫助失學的成年工人和青年工人”，同時，“一切游藝會、體育運動會和政治討論，學生應邀請工人參加，以增長他們的政治興趣和建立學生和工人間的團結”，如果遇到工人罷工，學生可以“代找外面的聲援和實際捐款幫助罷工者”，以此加深相互間的關系，從而促成“在國民運動中可得合同進行的可能”；而對待農民，學生可以利用暑假組織的鄉間旅行，“到農民中用戲劇演說等做一種喚醒他們的工夫”。[5]149同年5月，五卅慘案發生，任弼時即刻寫就《上海五卅慘殺及中國青年的責任》的時文，強調學生要到工人和農民兩個群體中做宣傳與組織的工作，這與張太雷的思路基本一致，但表述更為具體。學生應當“多注意與工人接洽，幫助工人的教育，開辦平民義務學校，組織工人俱樂部及工會，灌輸工人政治常識，解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等，使工人階級能早日覺悟而團結”；面對農民，學生可以在每年寒暑假回到鄉村的時候，“聯絡本鄉同學組織講演隊、新劇團，開辦平民學校，組織貧農農會，進行反對地主、鄉紳及減租等運動”，并把一班先進農民及本鄉小學教師組織起來。[23]12-13

（二）支持學生加入政黨

眾所周知，黨的一大代表中就有學生，而后許多人也是學生身份入黨。學生入黨，于自身而言，接受思想主義的熏陶，而成堅強的革命戰士；于政黨而言，不僅注入新鮮血液，而且促進其知識化。在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學生革命的路徑探索中，學生入黨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20 世紀20 年代的中國，社會思潮紛繁復雜，碰撞分歧亦多。有人便以學生政治運動要“不染黨派色彩”“不為政客利用”[24]142為由，明確反對學生加入政黨。對此，惲代英指出，“我們為革命，尤其要大的會黨，尤其要加入一種組織，服從一種領袖”。[24]153還有人以為學生幼稚，不宜加入政黨，惲代英反問到，“年齡長大了的，知識一定便不缺乏么？政治活動，原應由所謂知識不缺乏的人所包辦么？”所以，“學生參與政治運動，是可以的，學生加入政黨，亦仍是可以的”。[24]150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吸納學生。1925 年10 月，《中共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案》中明確提出，黨和團“應當引導廣大的學生群眾參加革命運動，同時須設法使革命的分子加入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17]520與此同時，當時的江蘇省長發布“禁止學生加入政黨”的“通令”，《中國青年》發表文章對此予以了猛烈抨擊，取締學生加入革命組織，“這不是明明白白不要我們做‘人’，不要我們做中國的忠實國民；而要我們做帝國主義之‘順民’，做軍閥封建政治之奴隸”，文章還提出，“入黨是現在中國學生從事于救國的唯一道路；禁止入黨，便是叫中國最有革命知識的國民沒有組織，而消滅了中國國民革命之重心：實際上，便是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一種巧妙的新壓迫”。[3]503-504再則，學生本身也有加入政黨的意愿。大革命失敗后，“階級斗爭的激烈高漲，一般智識分子如教員學生等，都感覺只有徹底革命和反革命兩條路可走”，所以“一般青年智識分子，都跑到工農革命的營壘內來了，有的請求加入共產黨”。[13]711總之，學生入黨，既是其自身的需要，也是革命發展的需要，加入政黨有利于學生革命價值的更大發揮。

（三）開展學生運動

什么是學生運動？李大釗認為，學生運動“是反抗強權的運動”[25]230；而在任弼時看來，“各地反對學校當局及政府一切壓迫學生的學潮”[6]219都是學生運動。因此，在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話語體系中，學生運動不僅僅關乎學生群體的利益訴求，而與民族國家利益相連，是整個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學生革命的重要形式和路徑。

在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認識中，“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學生運動具有革命的性質”[8]364、“中國學生運動與民族運動之發展，成正比例”[19]323，所以“對學生運動絕不可輕視”[8]240。1924年10月，惲代英發表《學生運動》一文，詳細地闡釋了做學生運動的目的，“在使學生不受反動派的影響，而且使他們能接受革命的思潮”；“在使學生為自己的利益而團結起來，以成為一種對抗壓迫者的革命的群眾”；“在使學生為農人工人的運動努力，以引起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的革命軍”。[26]510-5111925年，共青團三大對學生運動之意義的界定是，“引導學生來幫助青年工農運動”；“領導學生參加民族解放運動”；“注意學生本身利益的要求”。[17]481而要做學生運動，“首先還是要學生自己有群眾的組織”[5]143，學生的群眾組織就是學生會。學生會“是各個學校里面的全體學生為達到解放民族和解放本身目的而必不可少的一種工具”，它能夠“集中學生力量，集中學生意志”，“在求謀共同利益之整個目的之下”共同奮斗，“為每個學校中之每個學生所必需的一種組織”。[4]63-64不僅要在每個學校里面組建學生會，還要在幾個學校之中組建學生聯合會，進而全省聯合會、全國聯合會。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特別注重對學生運動的指導。1926 年以前學生運動完全由共青團負責，中國共產黨認為這是自己的失誤。1926 年1 月，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共同發出通告，宣布“以后各地學生運動由黨與團雙方負責指導”、“以后黨與團均須注意在學生中發展黨及團的組織”。[6]9當然，共青團在學生運動中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同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就指出，團“切不可因學生運動的政治指導轉交于黨而減少其積極活動的成分，反而影響于學生運動的發展”，而“要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和青年本身利益上，去獲得更廣大的青年工人、農人和學生群眾，領導他們在黨的指揮下去參加目前的革命斗爭”。[6]315-316從此以后，學生運動便由中國共產黨直接指導，具備了更濃烈的革命色彩。

（四）組建學生軍

中國共產黨人關于組建學生軍話題的討論，主要是在五卅運動之后，他們對學生軍的任務、性質、可能出現的問題等作了有益的探索，并以之為學生革命的重要路徑?！拔遑Α币院?，“司法重查，關稅會議，以及賣國的軍閥逮捕愛國學生，封禁愛國團體，種種摧殘愛國運動事件，都聽他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軍閥）為所欲為，我們雖然反對至再至三，結果還是毫無效力”，面對此種情形，“徒事搖旗吶喊是無關于事的，向帝國主義妥協和在軍閥面前請命，那更是無異于跪在老虎面前，要求不要吃人一樣”，最后便只得“由吶喊請命式的革命時期而轉至以武裝革命的時期了”。學生軍之重要使命在于“領導全民眾武裝起來，集中人民勢力，來打倒一切壓迫階毅——軍閥、資本家、列強帝國主義”，更簡單地說，“學生軍的組織，就是我們實行革命的準備，也即是我們達到民族獨立并得著真正平等的一個有力武器”。[3]482-483在學生軍的操辦過程中要特別注意，不被投機的國家主義者和失意的軍人政客借利用、影響，“這便是要學生軍本身有一個堅定而明了的中心主義”，以“為世界被壓迫階級圖解放，向國際資本主義復仇”為信仰，則學生軍“一定可以成為中國之國民革命中一個很大的勢力”。[3]480

至于學生軍的組建方案，中國共產黨人亦有相當的認識。1925年8月，惲代英發表《學生軍與軍事運動問題》，對該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惲代英提出了編練學生軍的具體辦法，他認為學生軍應“由各地學生聯合會主持，各校學生自由報名，由學生聯合會聘請軍事專家，與以短期的真正的軍事訓練”，并且“由各地學生聯合會和借能容百余人之大屋為教練處，凡入學生軍的在受訓練時應搬到此中居住，完全過軍隊的生活”，時間為“三個星期乃至一月”，同時，“學生軍最好每次以一連一百二十六人為訓練的單位，一連學生軍至少須聘用受過完全軍事教育的訓練員二人”，其余諸如學生軍訓練使用槍械問題、伙食費用籌備與訓練員之薪金問題等都有論及。[27]213-214同年11 月，全國學生聯合總會公布學生軍軍事組織大綱10 條，在惲代英所列基礎上又有細化。首先，不僅規定了學生聯合會的主持之責，還規定“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軍事委員會，為最高指揮機關，負計劃一切及監督進行之責”。其次，正式組織學生軍時，“各地學生聯合會先招十八人或三十六人編為教導隊”，待“教導隊畢業后，再正式招編學生軍”。再次，學生軍以四星期為訓練期，期滿即行退伍，“每半年由各地學生聯合會召集各該地退伍學生軍會操一次，每一年由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軍事委員會召集全國各地退伍學生軍舉行大會操一次”。最后，各地學生軍訓練所需服裝器械等，“概由各地學生聯合會負責搜羅或向各地軍事長官處請領”。[3]476-477盡管中國共產黨人有相當的認識，也提出組織的思路，然而實施起來仍有相當的難度。就方案本身而言，學生軍的組建高度依賴于學生會的組織，而學生會的組織在全國并未普及，力量也有限。再看當時的大環境，學生軍的訓練在許多地方難為當局支持，帝國主義亦可能橫加干擾。所以，學生軍的組建和訓練并未成為大勢，隨著大革命的失敗，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農村，組織訓練學生軍的計劃便再難開展。最后，吸收學生參軍，是為學生武裝革命之現實策略。

結語

毛澤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11]3。毫無疑問，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話語中，學生是“革命的朋友”。在整體教育水平低下的近代中國，學生相較于其他社會群體“文化優勢”至為明顯。他們不僅是外來思想文化的接收者，更是其傳播者，如此，一方面造就學生群體之民族國家觀念強烈、革命觀念亦深；另一方面使學生成為“大眾的啟蒙者”，更因其有組織而聚集，學生革命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學生革命的理論探索，既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又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在此時已初見端倪。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學生革命的認識，并非沒有分歧，前后亦有差異，這與其自身的理論與實踐水平相關，此時的中國共產黨正處于成長初期，對革命諸多問題的認識不斷調整、不斷修正是常態。隨著革命的深入以及自身的成熟，中國共產黨人對學生革命的認識逐漸趨于一致并更加符合中國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