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布倫納對斯密主義的批判

張曉芳

（南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50）

1976 年，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在雜志《過去與現在》上發表文章《前工業歐洲的農業階級結構和經濟發展》，掀起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學界對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討論熱潮，被稱為“布倫納辯論”。這一辯論錨定了中世紀和近代早期西歐連續社會形態之間過渡背后的根源，爭辯對象及所涉領域繁雜，商業、貿易、人口、政治等多重因素在資本主義起源中何為主導皆有討論。其中，堅持商業貿易在資本主義起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斯密主義，影響范圍最大，自然也成為了布倫納重點駁斥的對象。布倫納對斯密主義的系統批判，滲透著其關于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亦構成其以社會財產關系理論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步。

從現有文獻來看，近年來國內學者已經對布倫納其人及其思想進行了諸多研究，研究成果豐碩，但主要還是以引介為主?？偟膩碚f，可以分為幾個方面，其一是對布倫納社會財產關系理論的研究，張秀琴通過對布倫納的訪談[1]和研究得出結論，布倫納力圖尋找的是一種“介于結構主義和人道主義之間”的解釋社會發展復雜性的方案[2]，并且詳細介紹了這一理論的由來、內核及后續發展，與此同時，還有學者從所有制關系角度探討了社會財產關系的性質問題[3]。其二是關于布倫納過渡理論的研究，主要針指布倫納反對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在過渡問題上將馬克思的理論理解為生產力決定論的觀點[4]，同時布倫納還在批判基礎上試圖重釋不同于生產力決定論的歷史唯物主義[5]。其三是關于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研究，即布倫納所持“資本主義利潤率趨于下降”主張的研究[6]。這些研究基本完成了對布倫納這一學者理論成果引介的全覆蓋，對于我們了解布倫納其人有重要的普及意義。但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斯密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布倫納在斯密主義批判上的針對性，尚未被充分挖掘。鑒于此，研究布倫納對斯密主義的批判，仔細梳理和認真挖掘它的來龍去脈，既是對以往國內關于布倫納研究成果的積極回應，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站在正確的立場上理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并從中尋找對建構和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有益啟示。本文將基于“斯密主義”發展的理論進路，考察布倫納對這一理論的剖析和批判，以此為契機深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同時對布倫納斯密主義批判的貢獻與缺憾作出評判。

一、布倫納對亞當·斯密“商業化模式”的批判

作為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闡述了他的交換與分工發展觀，被奉為“商業化模式”的典范,所謂“斯密主義”也正源于此。在斯密看來，人類自利和自保的天性，使其具有“互通有無、以物易物、相互交易”的交換傾向，隨著城鄉分工或者說是農業與手工業的分離這種勞動分工的加深，生產日益專門化，個體被安排重復執行單一勞動任務，社會得以實現便于創新的集中式生產，勞動生產率隨之提高，社會財富因此實現了可持續增長。而充分的社會分工一經確立，貿易就必然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普遍存在，“一切人都要依賴交換而生活，或者說，在相當限度內，一切人都成了商人，同時，社會本身亦就成了所謂商業社會?！盵7]在商業社會中，每一個個體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旦外部環境中的貿易發展成熟，個體會一致基于各自的專門化基礎進行擴大再生產，以實現自利的目的。人類古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就已經達到了“商業階段”，但由于封建社會農民的生存強烈依賴于土地和政治共同體，他們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也就無從談起。封建主義是自然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斷裂，它將已經產生的商業社會拉回到封建主義自給自足又發展停滯的農業經濟階段。亞當·斯密并不認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形成是技術突破，或分工（包括城鄉分工和區域與國際分工），或資本原始積累的結果。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商業社會開始從封建主義內部縫隙中復興起來，隨著貿易分工、市場擴大、城鎮發展、分工深化，商業貿易開始延伸至農業經濟發達的鄉村，生產的高效率吸引封建地主改變生產方式，農奴開始擺脫地主的控制。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增長發生在“由個體直接生產者所直接推動的一種系統、持續和近乎普遍性的經濟過程之中，在這里，生產者會想方設法通過專門化、資本積累和改進生產以節約成本和提高效率?！盵8]101而生產者之所以傾向于專門化，是因為在個體專門化的機制下他們可以在貿易中獲得比自己親自生產更大的收益。為了在競爭中存活下來，他們進一步細化分工、積累資本以進行系統的剩余再投資、積極推動技術創新以提高生產效率。生產者個人的自我選擇在無形中與經濟持續增長相契合，現代經濟就此得以發展。這一貿易增長驅動下的線性發展圖景正是基于斯密所言的“看不見的手”的控制。

斯密所言的商業社會生成和復興的圖景構成了他對資本主義起源的解釋，后來的學者將這一起源說總結為“商業化模式”?！吧虡I化模式”認為，人類具有經由貿易滿足自我需求的自然傾向，資本主義是人類活動自然而然結果，隨著商業貿易在量上的積累，資本主義從胚胎形式開始自行前進，并且不斷移除其發展過程中的障礙物，直至發育成熟。雖然在這一過程中會遭遇挫折或者被中斷，但總體上向前發展的自然規律是不可改變的。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對任何社會形態的歷史演變的分析，都不能脫離現實社會中的人及其活動。因此布倫納認可斯密的部分觀點，即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個體和家庭能夠通過貿易實現利益最大化，且高成本低收益的生產會在競爭中被淘汰。但也堅持經濟并非總是能夠按照這一機制自然而然地發展，一旦抹去社會歷史條件的特殊性，即便個體有自利的愿望，在生產資源或資料分配上的利益最大化并非總能基于貿易實現，競爭也并非一定能使生產單元實現普遍的優勝劣汰。斯密提供的普遍適用的增長機制是建立在個人經濟理性觀上的，忽視了具體社會經濟條件帶來的社會局限或機遇對于個體經濟行為方式的影響，缺乏對集體社會政治行為及其影響的關注。同時，斯密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按照某種普世的、跨越歷史的、不可改變的定律運行的一個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過程的結果?！盵9]12在對資本主義的這種自然性和超歷史性解讀下，資本主義的起源自然變為了無需討論的“偽命題”。斯密主義的解釋在很長時間內影響了西方學者的經濟歷史發展觀，無形中成為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這一注定會消亡的社會形態搖旗吶喊式捍衛的理論工具。

二、布倫納對馬克思思想的批判與繼承

資本主義起源一直是資本主義研究中不容忽視的問題，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中的重要課題，馬克思的著述中不乏與這一課題相關的論述，這些論述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緊密相連。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演進過程中，將早期馬克思和晚期馬克思二元對立的劃分影響頗深。布倫納繼承了這一傳統并且主張，“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問題，馬克思先后提供了兩種解釋模式”[8]1，即早期的“分工模式”和晚期的“生產模式”，且這兩種存在本質性區別的模式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歷史唯物主義。這種二元對立的劃分，本質上是一種對馬克思文本的曲解，忽視了馬克思思想從早期到晚期的過程性和發展性。在馬克思那里，自始至終只有一種歷史唯物主義，不存在“兩個馬克思”之說。

（一）早期馬克思資本主義起源論說中的“斯密主義”

布倫納主張，早期馬克思在解釋資本主義起源問題時，是以“分工模式”為基本邏輯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哲學的貧困》(1847)以及《共產黨宣言》(1848)中，馬克思以“分工的自我發展”(self-developing)為核心概念還原社會發展歷史。第一，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就已開始闡述其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闡明了社會的演變集中體現在生產力發展上，“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10]567-568，而生產力發展狀況通過分工表現出來，“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盵10]520。分工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核心力量之一。第二，《哲學的貧困》沿著“分工模式”繼續深化，明確生產力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以手推磨和蒸汽磨的演進例證“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10]602。布倫納總結了馬克思分工模式遵循的因果鏈條：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分工的專門化的加深和合作方式的變化，這些合作方式通過內部的腦體分工決定了階級和財產關系，即勞動資料、勞動工具以及勞動產品的分配。也就是說，分工體現著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它隨著市場擴張的階段采用相應形式，并決定著社會財產與階級關系。馬克思基于分工的自我發展，為歷史演進建構了“原始公社社會→公社之間的交換和專門機構→基于私有制的交換型生產→不斷擴大的分工和交換→資本主義”[11]的模式。透過這一鏈條可知，資本主義社會是在封建社會母體中孕育出來的，孕育過程中的養分汲取依賴于世界貿易的不斷擴張。最終，通過資產階級革命這一形式，處于母體中的資本主義孕育成熟，新興資產階級打破了舊社會的桎梏，并為其之后長久的自我發展提供了前提?？傊?，在這一模式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成是分工自然發展的必然結果。

布倫納指出馬克思“分工模式”的分析面臨著不可忽視的初始性難題，即他的理論所基于的樂觀假設——生產力持續發展且順利被廣泛采納，階級結構隨生產力這一變化而相應轉型，并非無條件適用。這一假設可行性只能適用于資本主義條件，因為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每個人都不可能實現對再生產資料的直接占有，社會成員為了生存必須生活在市場當中，且與他人競爭從事交換型生產。在生產的壓力下，技術進步和推廣以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必然發生，階級—財產關系也隨之轉型。但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狀況下，一旦生產者擁有再生產資料且不可剝奪，就無需為生存從事交換型生產，自然無需競爭，能直接導致社會生產率提高的技術創新和普及就不必然發生，舊的階級—財產關系順理成章地得以保存。馬克思將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運行機制復制到了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這一解釋能明顯看到亞當·斯密《國富論》解釋資本主義起源的痕跡，以及19世紀法國保守的唯物主義史學的影子。在封建主義起源問題上，斯密認為封建主義瓦解了古代經濟中已經產生的交換與分工的系統，使社會從商業階段到倒退至生存型生產階段，而馬克思認為蠻族對歐洲的入侵和征戰中斷了古典已形成的經濟系統，如果沒有交換的復興和普及，封建主義將一直持續，而最終資本主義在封建主義中的萌芽也正是因為分工的發展。階級在早期馬克思那里是依附性而非主動性力量，階級結構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體現，因此馬克思對階級的定義帶有強烈的技術-功能主義性質。

馬克思的分工模式并沒有在本質上突破斯密的發展觀。馬克思雖然超越了斯密理性人的經濟假設，但仍然遵循斯密在《國富論》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分工的復雜程度和交往的范圍來衡量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歷史進程”[12]。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在解釋資本主義起源的同時假定了資本主義先行存在，認定貿易使資本家的動機和資本邏輯以萌芽狀態存在并生長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從而陷入了循環論證的困境當中。分工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以過渡解釋過渡，將交換和分工當作資本主義萌芽，以資本主義萌芽解釋資本主義起源，沒有真正觸及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問題的核心。

（二）晚期馬克思對“斯密主義”的批判與超越

馬克思早期的“分工模式”將分工和交換置于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核心，盡管這一模式的最終落腳點是資產階級革命，看似將階級斗爭看作轉型的關鍵因素，但卻并未賦予其實際意義。布倫納認為，馬克思本人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19世紀50年代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研究更加成熟，對于階級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觀點得以更新，對于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也有了新的看法。

“生產模式”正是通過馬克思晚期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資本論》(1867-1883)及其他著作呈現的，這一模式的核心是生產方式論，是馬克思提出卻未有機會使其完善的理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馬克思將所有制關系即財產關系定義為直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和再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他放棄了早期的“分工模式”即技術決定論的觀點，不再認為生產力決定腦體分工進而決定階級結構和財產關系結構，相反，既定的財產關系結構決定了生產。前資本主義社會財產關系的特點就是生產者直接占有并保存全部生產資料，這種結構由農民和地主所組建的公民共同體來構建和維持。地主不能通過自己并不擁有的土地的財產權維持生存，只能通過構筑和再造共同體，從而利用超經濟強制獲得剩余以實現經濟再生產。這種共同體是“亞細亞”的宗族，是“古代”的城邦，也是“日耳曼或封建”的公社，“所有這些共同體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體的個人作為所有者保持下來，即再生產出來，也就是說，在這樣一種客觀存在方式中把他們再生產出來，這種客觀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員之間的關系，同時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盵13]立足于這一解釋，馬克思批判了自己早期斯密主義的理解，不再認定貿易和競爭催化下的生產力發展是階級變化的決定性因素。共同體再生產出的財產結構約束了經濟行為人的目標選擇，決定了其對待交換機會的態度和方式。貿易雖然早已存在，但并不能決定社會形態的過渡，因為經濟行為人只是為了保證個體所有者、家庭及共同體的生存。由于不存在成熟的佃戶和雇傭勞動力市場，地主不會選擇主動放棄對農民的勞動懲戒手段，通過驅逐農民以建立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反而會將手中的剩余用于投資軍隊等以鞏固強制性手段；而農民由于社會勞動力低下，糧食供給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一旦依賴于市場，他們將面臨更大的生活必需品供應風險以及生產和生活完全服從市場指令的風險，雙方都不會隨意選擇將自己變為市場依賴者的生產方式。在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都不傾向于“交換型生產”的背景下，商人承擔起了貿易的任務。商人一方面根據地主階級的需求指導工匠進行奢侈品和軍備的生產，另一方面促使工匠交換到農民階級生產的糧食和原材料。商人寄居在舊社會經濟結構當中，通過與統治階級結盟的方式獲得政治援助，以控制市場準入權，保證低買高賣的交易得以實現。商人資本雖然使生產的交換價值日趨彰顯，但“商人資本的發展就它本身來說，還不足以促成和說明一個生產方式到另一個生產方式的過渡”[14]364。就此，馬克思徹底打破了早期的“分工模式”。既然經濟行為人不可能主動采用資本主義方式改變經濟戰略，那么實現經濟發展的前提就是徹底打破前資本主義社會財產關系，使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同時地主喪失使用超經濟強制的權力。馬克思以英國為典型案例，闡明了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確立是“非故意”的結果，地主通過強制手段剝奪農民并建立起地主財產權，并且“在其羽翼之下建立了著名的由地主、資本家佃農和雇工共同構成的資本主義農業的三元結構”[14]358，資本主義得以在封建主義內部生長起來。

“生產模式”的基本框架是，生產方式是一種社會財產關系系統，它形塑了社會再生產，其中個體家庭的延續和階級構成尤為重要。將該模式用于解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即封建社會財產關系在構建和延續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同時，也最終導致它走向潰敗。這一模式中強調資本主義起源于一個矛盾性和沖突性的再生產過程，這個再生產過程因社會財產關系系統而得以構建，其中的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農民階級獲取再生產資料的方式是非市場化的，但地主階級卻借助了超經濟強制直接剝削和榨取農民階級的剩余以實現再生產?？偟膩碚f，“生產模式”解釋的是不同于斯密“預先積累”的資本原始積累，是農民階級如何喪失再生產資料和地主階級為何喪失超經濟強制能力的歷史過程，是封建社會財產關系如何實現變革的過程。相對于對第一種模式的“揚棄”，布倫納對第二種模式表達出了更多的肯定并力圖完成馬克思尚未完成的工作，解釋封建主義社會財產方式下，地主和農民是如何在再生產過程中除舊立新，建立起新的社會財產關系。艾倫·伍德高度肯定馬克思的“生產模式”，“在研究每種經濟結構的特殊性時，也使我們在每種社會形態的動力中——而不僅僅是在某種超歷史的、普遍的動力中，不僅是某個‘解圍之神’，也不只是消除桎梏和障礙中——尋求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形態的運動法則”[9]150。布倫納廣為人知的社會財產關系理論，正是在繼承馬克思“生產模式”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三、布倫納對斯密主義新理論的批判

布倫納對斯密主義批判的三部曲，從批判斯密本人的商業化模式開始，在批判帶有斯密主義印記的馬克思“分工模式”的之后，進一步展開了對不斷發展的斯密主義新理論的解構與駁斥。保羅·斯威齊的“貿易根源說”和沃勒斯坦的“分工動力說”，是斯密主義新理論的核心成果，也是布倫納對斯密主義新理論批判的主要對象。

（一）布倫納對斯威齊“貿易根源說”的批判

布倫納辯論中的核心議題——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實質上是對20 世紀50 年代保羅·斯威齊與莫里斯·多布之間論戰的延續。這場論戰的核心問題在于西歐農奴制衰落的動因，究竟是斯威齊所主張的商業貿易與城市發展，還是多布堅持的舊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布倫納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對秉持斯密主義解釋的斯威齊進行了批判。

根據斯威齊的觀點，在中世紀的歐洲，農奴制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和技術發展水平低下，且分工較為原始，在城鄉分工的基本格局已經形成之后，市場開始擴張并且交換行為越來越具有普遍性，農業生產無法適應市場需求，這一矛盾的必然結果是農奴制的解體，以及新的更有效率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出現。市場交換的普遍存在激發了地主的“交換意識”，出于對消費品的渴望和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地主采用了通過釋放農奴、占有土地、改進技術等方式，使勞役地租向貨幣地租轉變，最終催生出雇傭勞動。城市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輻射的核心，通過吸引逃亡的農奴最終促成了農奴制的解體。斯威齊援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佐證了這一觀點，“如果在一個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占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剩余勞動就會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圍的限制，而生產本身的性質就不會造成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15]，也就是說，當交換價值在經濟社會形態中居于主導時，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需要也隨之產生。在斯威齊的著述中，市場是決定性的因素，商業貿易是封建主義衰落的根源。

布倫納從以下層面對斯威齊提出了反對意見。首先，貨幣地租對勞役地租的取代，并不構成私有領地在資本主義佃戶和雇傭勞動的基礎上向先進生產方式變革的首要步驟。因為勞役貨幣化并不意味著農奴自由，除非發生農奴解放運動使全體農奴獲得自由，否則他們仍然會受到地主的超經濟支配。地主只要使農民保持農奴身份，就可以對其進行持續的剝削和勒索，因此利用出租或改良重組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不可能為個體領主自覺接受。即便個體領主有重組關系的意愿，或者為了利益最大化而采取更高效率的技術和生產方法，也不能保證這種方法在這個社會得以廣泛采用。究其根源，是因為封建社會缺乏創新和競爭的直接動力。由于領主直接擁有土地和勞動力的所有權，他們無需進行交換型生產就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生產效率低下對于封建領主的地位并不產生威脅。因此，富農階層與自由勞動者的出現并非順理成章的過程。其次，市場交換的發展，并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形成。農奴制階級關系系統側重于領主如何合理榨取勞動力以提升租金，領主們對這些方法的主動運用在客觀上延遲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農奴與領主之間的階級關系并不取決于市場擴張，貿易的興起既無法驅動領主發展生產力或技術創新，也無法將農奴解放出來，更遑論促進雇傭勞動的產生。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貿易甚至會導致農奴制呈現停滯和倒退的格局。最后，工業城市中心并非斯威齊所言的進步和創新的源泉。其一，在城市從業人數上，農奴制下農村生產力下降會導致糧食供應不足，從城市生產者數量上限制其發展；其二，農奴制社會關系下，農村生產者的生產能力和購買力受到限制，他們本身傾向于阻止城市工業市場的出現。斯威齊沒有認識到，農民逃離土地束縛是一個萬分艱難的過程。

布倫納認為，斯威齊沒有超越斯密主義的界限，而是仍然假定資本主義早已以胚胎形式存在于封建主義當中，將貿易視為決定性因素，將資本主義起源看作是為市場而生產和為使用而生產之間的對抗與沖突，忽視了更為重要的生產的階級系統。

（二）布倫納沃勒斯坦“分工動力說”的批判

沃勒斯坦受多布—斯威齊之爭的影響，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帶有明顯的與斯威齊一脈相承的斯密主義印跡。他堅持資本主義本質上“一種以市場盈利為目的的生產方式”[16]399，將以貿易為基礎的分工的出現等同于資本主義起源，同時將分工視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沃勒斯坦以“世界體系”一詞來刻畫目前兼具政治和經濟屬性的社會系統，“資本主義與世界經濟（即單一分工，但有多元政治與文化）是一體的兩面”[16]390-391。他認為，分工發展的利潤動機（增加剩余的需要和渴望）由貿易和市場所觸發，繼而又促進積累和創新。在農業資本主義中，奴隸制、強制性經濟作物勞動（農奴制）、分成制、佃農制與雇傭勞動一樣，都是世界分工的一種具體形式，是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被交易以實現勞動報酬獲得和勞動力控制的形式，是無產階級就業方式的一種。在世界分工當中，自由雇傭勞動應用于中心地區的熟練工作，邊遠地區因不熟練工作占主導而以強制勞動為主要形式。盡管中心與外圍在勞動控制和報酬獲得的方式上存在差異，但只要處于世界市場的交換系統當中，任何地區都是世界分工的一個構成部分，無論勞動是否“自由”，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

布倫納批評沃勒斯坦將自由雇傭勞動這種在資本主義起源中具有關鍵意義的形式，視為一般意義上的勞動控制和勞動報酬形式，僅僅將其用于解釋中心與外圍的資本主義發展與不發展的差異化進程。這種解釋試圖剝離分工的歷史性和階級性，顛倒了分工與生產力的關系，將分工倒果為因，同時忽視了生產力發展的階級基礎，本質上是一種超歷史的貿易決定論。針對市場競爭和利潤動機必然導向積累與創新的觀點，布倫納批評沃勒斯坦忽視了這兩種機制有其特殊的適用范圍，只有在資本主義階級關系范圍下，兩項機制經由創新活動催發積累的過程才是有效的；只有在自由雇傭勞動系統之中，這種創新活動才是可能的。簡言之，市場不能誘發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轉型才能推動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歷史轉型。

沃勒斯坦宣稱世界體系具有內在的自主性的世界貿易的發展，能夠突破“世界帝國”約束和控制，以致區域生產專業化程度日益加深，同時有效實現全球范圍內的人口和資源要素的地區分配，進而推動生產體制的變革，而所謂核心—外圍在財富積累上的不平衡也正是由世界分工造就的。世界體系包含世界帝國和世界經濟兩種類別。他以“世界帝國”命名前資本主義經濟體，使之與其后發展起來的現代經濟體相區別。世界帝國中只存在單一地剩余榨取的官僚政治體系，它通過強化官僚政治反復剝奪經濟剩余，通過對生產性投資的抑制積累財富，在總體上遏制了經濟社會的系統性發展?，F代經濟體成型的突破口是世界帝國的徹底解體，單一的官僚政治體系不復存在，政體走向多元化。在社會生產方面，“世界帝國”所進行的擴大化生產只能在相對狹窄的范圍內進行，生產之后分配的對象也只是相對穩定的產品，與此相對，現代經濟體的發展則具有系統性和全面性，現代經濟體空前發展的秘訣，是將提高經濟剩余的重點放在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手段的相對剩余勞動的使用上，而不是像前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只訴諸絕對剩余勞動的增加。絕對剩余勞動要依賴于超經濟強制下工作時間的延長、工作強度的增強、勞動力生活水平的降低，但這些手段的使用一旦到達臨界點，損傷的是地主階級的利益。但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卻能在保持既定勞動力的前提下通過提高生產率實現商品價格的降低和社會總產量的提升，既定勞動力生產出比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更多使用價值，創造出更多剩余。沃勒斯坦認為剩余的轉移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核心”的經濟發展如此，“外圍”的不發展亦如此。

布倫納認為，財富在量上的積累只是經濟發展的表層現象，發展的實質是質變，是直接生產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半A級系統、財產系統和剩余榨取系統”[8]65相聯結，構成了社會系統的全貌，社會系統的運行成就了西歐資本主義。換言之，一方面社會系統提升了西歐農業生產者的生產技術，賦予其發展資本，在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實現生產規模的擴張；另一方面，榨取者利用社會系統榨取剩余以適應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與前資本主義進行單一地絕對剩余榨取不同，資本主義更多要求相對剩余榨取。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中，起源問題與結構問題的解答缺一不可。沃勒斯坦的關鍵缺陷在于忽視了資本主義經濟為何發展和如何產生兩個問題的統一，沒有解釋“剩余榨取的需求與發展生產力需求之間相結合的基礎”[8]65。

結語

布倫納在分析和批判斯密主義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上，以“社會財產關系理論”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布倫納對斯密主義的剖析和批判，是其重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步。通過對斯密“商業化模式”的總結分析，對馬克思“分工模式”和“生產模式”的考察，對斯威齊“貿易根源說”和沃勒斯坦“分工動力說”的解構與質疑，布倫納完成了對斯密主義的反思。持“斯密主義”的學者們將與資本主義萌芽相關的概念如城市、貿易、商業、資本等的起源等同于資本主義起源，并以此假定資本主義先行存在，不承認資本主義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有始有終的社會形態之一，從而在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上陷入了循環論證的困境當中。雖然布倫納在理解馬克思本人思想時出現偏差，其理論主張也不可能構成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根本顛覆，但他采取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們理解和把握歷史唯物主義構成新挑戰，從而啟示我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化認知和繼承發展是一項持久的時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