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議在古代書目中的歸類變遷

王甜甜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奏議，是中國古代臣僚向皇帝上書言事的一種上行公文的統稱。它在我國目錄學著作中的歸類變遷暗含著奏議觀念的變化過程。學術界主要從奏議的政治實用性或文學性的角度來分析它在古代書目中的部類變動情況，如孫董霞認為先秦行人詞令和游說勸諫之辭向文學化的發展所導致的大量極富文學性的政論文和文學辭章的產生，正是奏議史、集兩棲性的根源[1]；王志華指出奏議的著錄歷史形態決定了奏議兼具史學與文學特征的文體性質，也進一步造成了其在史部和集部中的游移[2]；張守衛、武建雄認為從強調奏議的文學性到看重其政治性或史料價值是奏議類文獻由集部調整到史部的緣由等等[3]。但是前輩學人并未從文本生成和發展的角度，深層次地挖掘奏議最初的性質和不同歷史時期、時代背景下人們對奏議的認識。故筆者不揣谫陋，分別考察奏議在漢代、魏晉南北朝、唐宋、明清各個歷史時期的存在形態和部類歸屬情況，并結合時代背景探究其變遷根源，以期為今后的奏議文獻研究提供目錄學領域的支撐。

一、奏議在漢代史傳和子書中的生成與保存

奏議的運作過程關系到我國古代政治的良好運轉。章奏文書是經修改審定完成，進呈給君主的奏書文本，在運作程序完成后會被中央官府作為重要的文書檔案整理保存。一般認為，檔案與史書關系極為緊密，古時君臣之間的重要談話、言論等都可能被史官記錄下來成為檔案。史官再將這些檔案進一步整理，成為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被摘錄到史書中的奏議而言，多是群臣上奏到中央被保留下來的文書檔案。故合理地猜測，章奏文書被保存在中央官府檔案庫中，并被史官適當地載錄到史書之中。

作為我國記言記事之祖的典范——《尚書》《春秋》中所收錄的奏議文書為此觀點提供了很好的例證?！稘h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盵4]13指出了《尚書》《春秋》的編纂正是來源于我國古代史官所記的檔案文獻。其中《尚書》作為我國第一部檔案史料的匯編，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種體例，主要是史官對春秋以前重大史事和君臣言論的記錄?！渡袝分兄T多篇章都可以看成是后世“奏議”的雛形，如《皋陶謨》中皋陶為舜帝出謀劃策、討論治國大事的言論，顯然是臣子向君主上書言事的源頭?！陡咦陔廊铡贰兑劣枴返纫簿怯涗洺甲佑栒]、勸導君主之言論。以《春秋》為本的《左傳》也記錄了許多先秦時期群臣上言勸諫獻策的事跡言論。

文章最早的存世方式是以“成文”而被史官作為史料保存的[5]。在奏議文初步成熟的兩漢時期，史類文獻保存的奏議最為豐富，其中以“正史類”保存的奏議數量最多，這主要集中在《史記》《漢書》《東觀漢紀》等紀、傳體史書中?？傊?，奏議是君臣之間溝通交流政治事務的媒介，是統治穩固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對政治治理發揮積極作用，故其本質功能是社會政治功能。而正史是被中國古代政權一直奉為正統的史書，代表了編修與發布的官方權威性，因此，奏議文書檔案被集中載錄到正史中是政教正統觀念主導下的必然。

但是，正史并不是奏議文書所依附的唯一載體。根據《漢書·藝文志》中的記載，在“六藝略”的“春秋類”“書類”“禮類”“論語類”和“孝經類”中，除了“春秋類”中的《奏事》二十篇，據其按語“秦時大臣奏事”知悉是秦朝廷臣上書言事的奏議外，其余每類都有的《議奏》篇章均是漢代石渠閣會議中討論五經經旨異同的諸位儒生的奏疏?！爸T子略”的“儒家類”“法家類”“縱橫家類”等中的私家著述中也保存有相當數量的奏議。①《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載錄的奏議文有：“春秋類”：《奏事》20篇，《議奏》39篇；“書類”：《議奏》42篇；“禮類”：《議奏》38篇；“論語類”：《議奏》18篇；“孝經類”：《五經雜議》18篇，多為漢代石渠閣會議中討論五經經旨異同的諸位儒生的奏疏。諸子略載錄的奏議有：“儒家類”：《陸賈》23篇、《賈山》8篇、《董仲舒》123篇、《公孫弘》10篇等；“法家類”：《晁錯》31篇；“縱橫家類”：《主父偃》28篇等。這些篇章雖不是專門的奏議集，但從保存下來的篇章來看，大部分是群臣向皇帝進言的奏議。這些奏議除了有正式的奏議文書外，應當有部分奏議草稿。對此，王充《論衡·對作》中有較為詳細的說明：

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上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憂懷，詔書數至?！墩摵狻分?，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谷，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謂之造作，上書奏記是作也。[6]1181-1182

從此段可知，王充的《備乏》《禁酒》篇章是他向皇帝進獻的奏疏所留下的草稿，再加上一個標題所轉換而來的，即從“奏”轉易為“書”。余建平在考察《新書》《漢書·賈誼傳》中賈誼奏議的文獻來源時，指出賈誼上書所留下的奏議草稿應是《新書》的重要文獻來源，而其上奏到中央保留下來的文書檔案，則是《漢書·賈誼傳》所載賈誼奏議的重要文獻來源[7]。故除了正式的奏議文書外，奏議草稿應是私家著述中奏議的重要來源。

總之，漢代中央保留的奏議文書是正史類史書的文獻來源，一些奏議草稿則通過添加標題的形式和個人奏議文書一起被編入私家著述中，成為子書的重要文獻來源。故奏議生成于史傳和子書之中，并依附于史傳和子書保存并流傳至今。

二、魏晉南北朝奏議集的編纂和“子書入集”現象的出現

魏晉時期，朝廷政論活動活躍，奏議文激增。任子田、王小盾根據嚴可均的《全三國文》所引錄的資料統計出了三國時期近二百位作者所創作的五百多首奏議文[8]。與此同時，奏議集的編纂興起，開始著錄于集部文獻中。

《隋書·經籍志》集部“總集類”的末尾著錄了16部表奏性質的文集，包括7部奏議總集和9部奏議別集，但均已亡佚。幸運的是，《太平御覽》和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錄了陳壽編撰奏議總集《魏名臣奏事》的相關篇章。任子田、王小盾輯錄《魏書》《漢書》《周禮》等相關史料，考證出《魏名臣奏議》是應詔于正始年間根據中朝秘書所編撰的，后經陳壽編輯，成為定本，其資料來源是被謹慎保管在國家秘府中的眾多奏議性質的文書。從而進一步指出，《魏名臣奏議》的編纂早于《文章流別集》和作為文學總集的杜預《善文》，是中國第一部按照“采擿孔翠，芟剪繁蕪”[9]方式編纂的，以名臣之美文來造就所謂“博達之士”為目的的中國文學總集。更具體來說，《魏名臣奏議》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彰顯“經國之樞機”的奏議總集。

關于“子書入集”現象，可以《諸葛亮集》為例進行論證。陳壽撰《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有言：“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盵10]927這里陳壽將“言教書奏”之類的文章專門編為一個集子。后又進書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輒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盵10]929-930再由其前所附的《諸葛氏集目錄》，推知陳壽“刪除復重”的這二十四篇集名為《諸葛亮集》。此外，《晉書·陳壽傳》也言：“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11]2137所以，《蜀相諸葛亮集》即是《諸葛亮集》。

既然陳壽是在奉敕編寫《三國志》“諸葛亮傳”的過程中，又承荀勖、和嶠旨意，編定了《諸葛亮故事》。那么，《諸葛亮故事》和《諸葛亮集》是什么關系呢？對此問題的厘清有助于《諸葛亮集》性質的確定。雖說《諸葛亮集》已不存，但由該二十四篇的篇名，知悉其主要包括律令類、政令類、表奏類、雜言類四大類內容?！吨T葛亮故事》所涉文獻內容可以從“故事”一詞著手?！端鍟そ浖尽肥凡俊芭f事類”云：“晉初，甲令已下，至九百余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充，博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余不足經遠者為法令，施行制度者為令，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盵12]967《舊唐書·經籍志》曰：“六曰舊事，以紀朝廷政令?！盵13]1963《國史·經籍志》史部“法令類”又云：“漢初，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一代之制粲然矣。晉令甲九百余卷，杜預、賈充刪采其要，有律，有令，有故事，各還官府……梁時又取故事之宜于時者為梁科?！盵14]91由“品式章程”“朝廷政令”“梁科”等詞，可知“故事”大體指涉典章條例之類的書籍，屬于史部性質。再結合陳壽在《諸葛亮傳》中所言的“刪除復重，隨類相從”所編的二十四篇的《諸葛亮集》，故可認為《諸葛亮故事》與《諸葛亮集》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是陳壽從《諸葛亮故事》中摘取的能夠彰顯一代賢相資政經驗的“言教書奏”之類言論，專門編為集子，命名為《諸葛亮集》。因此，《諸葛亮集》雖以“集”命名，但實際上是子書。章炳麟、程千帆、劉明等人都肯定了《諸葛亮集》的子書性質，劉明更是指出，陳壽在編定諸葛亮故事的基礎上，發現“亮言教書奏多可觀”，但史傳容量有限無法承載，遂在史傳外編集子名《諸葛亮集》以解決此矛盾。[15]然而從《隋書·經籍志》開始，書目均認為《諸葛亮集》是文人集子，將其著錄于“別集類”。這種脫胎于史部文獻的成一家之言的子書專著又被歸入別集中的現象正是早期文人集形成的一個路徑，即“子書入集”。同時劉明還指出《諸葛亮集》受到漢魏之際辭賦、文章之學的影響和侵染，出現四部兼涉的情況，在名稱體例上又與子書類同，造成了其從子部到集部的游移[15]。這從一個側面也正印證了章學誠所說的漢魏之后的文學著述情況，即“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盵16]58

換言之，這種“子書入集”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風尚和文章觀念的變化。魏晉時期極為重視文辭和人才，其整體的文學傾向是重“文”輕“筆”，尤為強調文章的審美性和藝術品格。曹丕在《典論·論文》按四科論文學，表達當時人的文章觀念：“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盵17]720將奏議置于文學之首，享有高于詩賦的重要地位。陸機《文賦》也主張“奏平徹以閑雅?！盵18]241劉勰《文心雕龍》專列“章表”“奏啟”“議對”三篇，并詳細論述了不同奏議文體的生成發展、用途以及寫作規則?！罢卤怼逼裕骸罢卤碜嘧h，經國之樞機?！盵19]263并且，“章奏”篇還提到了早在東漢時期，在人才察舉制度中就有増試章奏，并夸贊左雄的奏議文，是臺閣文學寫作的范式；胡廣的章奏，可稱得上是天下第一，他們的奏議都是當時杰出的文筆。

在對文章審美藝術品格格外重視的文論時潮下，魏晉時期對奏議文的審美關注自然由樸素的史實色彩轉向雅麗的文辭，奏議集在書目中的部類歸屬也向集部傾向。從總集的編纂角度看，奏議集作為按照某一文學觀念所選輯的文獻，既不同于六經所代表的輯而不選的方式，也不同于《楚辭》所代表的以別集為骨干的方式，其編纂具有明顯的審美色彩?？傊?，這一時期出現的奏議總集以及“子書入集”現象是奏議文歸屬于集部文獻的肇始，且一直延續到明清。

三、唐宋奏議專集的激增與奏議在集部的單獨立目

《新唐書·藝文志》集部“總集類”“別集類”分別著錄了許多奏議總集和“獨出別行”性質的個人奏議集。此后宋元官私書目，如《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也均遵循其例。南宋鄭樵率先在《通志·藝文略》文類第十二中設置“表章類”和“奏議類”，專收奏議類文集，稍后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尤袤《遂初堂書目》以及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在集部專門設置“章奏類”?！吨饼S書錄解題》小序言“凡無他文而獨有章奏，及雖有他文而章奏復獨行者，亦別為一類?！盵20]634它明確指出了“獨出別行”的奏議集的編纂與興盛促進了“章奏類”類目的設立。對此，謝保成認為，唐代奏議集逐漸由集部轉而入史部，是以唐代奏議專集的大量出現和宋元官私目錄單獨立目為發端的[21]1157。此表述語焉不詳，未深入探討唐代以來奏議專集的激增和“章奏類”在集部中的設立是如何造成“文之將史”的新趨勢。

奏議政治價值和史學價值的提高當是唐宋奏議專集激增與奏議在集部中單獨立目的重要原因。這在史料文獻中有許多蹤跡可循。貞觀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與監修國史房玄齡的交談中，對兩《漢書》中所載錄的詩賦提出批評，認為“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并指出“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盵22]222貞觀十四年，唐太宗在翻閱《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時，又指出“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盵22]224可見，唐太宗認為臣僚上書要“詞理切直”“直書其事”，要有益于勸誡，充分發揮其處理朝政事務的實用功能。對此，魏徵稱贊道：“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盵22]224這是點明了包括奏議在內的史料的書寫要有端莊典雅之氣，需遵循“雅正”的“至公之道”。

盡管唐太宗竭力推動文學的“雅化”，到唐高宗、武后時期，選拔人才時仍出現了重文傾向，推崇緣情綺靡、體物瀏亮之文。這引起了劉曉、王勃、陳子昂、劉知幾等有志之士的不滿，劉曉、王勃上疏陳述科考重文之弊，陳子昂則以復古為新變，推崇建安、正始文風，明確提倡漢魏風骨，抨擊“彩麗競繁”“興寄都絕”的齊梁詩風。稍后的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其史學理論專著《史通》中所表達的“文學的史化”的文學觀，不僅是對綺靡文風的反擊，更促進了魏晉以來奏議集的大量編纂。在《載言》篇中，對于《史記》《漢書》中記事載言“文辭入記，繁富為多”所造成的“雖篇名甚廣而言無獨錄”的問題，劉知幾從體例和史料選材角度考慮，主張應當取法《尚書》《春秋》，言、事分載；在紀傳體史書表、志之外，專設“書”類，將“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之章奏、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薄皶悺笔窃谠t令、奏議類等朝政文獻增多、政治、史料價值提升的情況下為之設置的。雖然此后的史書中并未施行，但劉知幾“言事分載”的主張，似乎正預示著此時期奏議文獻編纂的新變。在《載文》篇中，劉知幾指出“周詩”“楚賦”可以與《春秋》一樣進行道德批評，教化天下；屈原、宋玉可以像南史、董狐一樣秉筆直書，創作“不虛美、不隱惡”[23]90的賦類作品，進而直接提出了“文之將史，其流一焉”[23]90的文章發展態勢。中唐的韓愈、柳宗元等發起的以“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為核心的古文運動一直延續到宋代，并在歐陽修的大力倡導下得到全面興盛，文章創作更為注重政教價值和實用功能。順應趨勢，宋代官私目錄書中也開始將“章奏類”文獻于集部單獨創設，將劉知幾所提出的“文之將史”的文論觀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此外，唐宋時人對奏議文寫作的重視和提供寫作范本的現實需求是奏議在唐宋書目集部中著錄數量的增加和單獨立目的另一原因。唐代奏議正在擺脫魏晉以來的綺靡之弊，主要用散體文寫作，以敘事和說理為主。如《舊唐書·魏徵傳》收錄有5篇魏徵的奏議文，被認為是“匡過弼違”“可為萬代王者法”。[24]2562-2563采用駢體寫作的奏議，其浮辭和贅典也在逐漸減少，論事懇切，說理嚴密。到中唐的陸贄，其《陸宣公奏議》雖用駢體，卻盡掃綺靡之弊，被公認為“正實切事”?？傊?，唐代的奏議政論性傾向顯著，史料價值頗強。到了宋代，奏議寫作雖多用駢體，但多儷語精工、格律精嚴，極富文學性。元代劉壎《隱居通義》卷二十一《駢儷一·總論》言：“朝廷制誥，縉紳表啟，猶不免作對。雖歐曾王蘇諸大儒，皆奮然為之，終宋之世不廢，為之四六，又謂之敏博之學，又謂之應用，士大夫方游場屋……大則培植聲望，為他年韓苑詞掖之儲；小則可以結知當路，受薦舉，雖宰執亦或是取人，蓋當時為一重事焉?！盵25]177這表明了章奏寫作已經成為宋代士人為官、晉升的必備技能?？梢?，不管是用散體文，還是駢體文，優秀的奏議因其本身的政論性和實用性，都被認為是士子學習和模擬的范本，這也是唐宋奏議集編撰興盛的主要原因。

概而言之，劉知幾“言事分載”和“文之將史”的論點、唐宋古文運動的激發、唐宋時人對奏議寫作的重視以及提供寫作范本的現實需求，使得奏議集的編纂大量增加，也預示著明清時期奏議歸屬史部的趨勢。

四、明清奏議在史部中的獨立

逮至明代，官修目錄《行人司重刻書目》和私修目錄《世善堂書目》《萬卷堂書目》《笠澤堂書目》直接將“奏議（疏）”于史部中單獨立目。清代集大成的古典目錄專著《四庫全書總目》將奏議于史部“詔令奏議類”獨立，至此，奏議擺脫了史部和集部中的游移不定，最終在史部中定型。由于奏議在史部中的獨立是從明代開始的，因此我們先著重分析促使明代奏議獨立于史部的原因。

保存史料，為時人和后人提供資政經驗是明代編纂奏議集的重要原因。明成祖永樂年間，黃淮、楊士奇等人奉敕編撰的《歷代名臣奏議》350卷是我國第一部通代奏議集。永樂十四年（1416），明成祖朱棣在此書成書時，曾對身邊的侍臣言：“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盵26]1972可見，此書編撰的初衷是為明朝的官僚階層提供治理國家的借鑒和參考?！稓v代名臣奏議》在具體分類上也極力凸顯這種政治傾向性，卷23-60的“治道”類，是全書著力論述的內容，也是明代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此外，唐順之編纂的《荊川先生右編》稱“奏議者，奕之譜也?！盵27]1他把奏議看成是古今天下棋局中的棋譜，后人可從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經驗和策略，與《歷代名臣奏議》編撰動機不謀而合。

明代正德、嘉靖以來，興起了以收錄經世言論、名臣奏疏為主的“經世文”的匯編熱潮。這類經世文編極為強調奏議的實用價值，重視其實際的經世功用。陳子龍《明經世文編》中所擇選的文章體裁主要是頌、表、策、疏、碑、記、序、跋等實用性的公文文體，其中以奏疏的數量為多。同時，他還提高了奏議在其著述中的位置?！斗怖芳囱裕骸捌澗庴w裁，期于囊括典實，曉暢事情。故閣部居十之五，督撫居十之四，臺諫翰苑諸司居十之一，而鱗次位置，則首先代言，其次奏疏，又其次尺牘，又其次雜文云?！盵28]57陳子龍還稱贊鄒元標的奏議“《謨》《訓》之亞也，格人元龜，非一世之寶?！盵29]1406可見，陳子龍將奏議放在了“經國之樞機”的重要位置，這是對奏議經世思想的肯定，也是明代士人的首創，體現了他們強烈的現世關懷。

明中后期出現的這種強調奏議經國濟民的實用價值和史學價值的傾向實際上是當時興起的陽明心學思潮下的產物，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實踐意義在現實中的投射。陽明認為達到“致”得“良知”的途徑是“率其本然”和“著實用功”?！爸鴮嵱霉Α本褪峭ㄟ^外在的努力來恢復本心的良知，即所謂“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刻致矣?！盵30]94關于“知行合一”的命題，陽明常用通俗的語言闡釋日用常行中的一些情境，“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薄胺部捎霉筛嬲Z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里?！薄拔液螄L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簿書訟獄之閑，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盵30]95等表述，也是著重強調陽明心學形而下的具體的實踐意義。而晚明的經世類奏議文典型地反映了經世史學思想的實學化傾向，實學也正是我國充滿現實關懷的傳統儒學的固有成分。概言之，實學是中國儒學發展到宋元明清時期形成的獨特理論形態和重要文化思潮[31]。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奏議的經世傾向、史學實用價值自然就得到凸顯，將其獨立于史部就不足為奇了。

此外，明朝在建國之初就加強對奏議等公文的制度改革，推崇質樸莊重的文風，重新確立奏議文的書寫規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奏議文獻向史部的靠攏。明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以唐虞三代典謨訓誥為法，反對晉宋以來駢儷綺靡的文風，要求奏議之類公文應以質樸為尚，“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盵32]1513“凡文武官于朝班奏對之際，言辭當詳雅切實，勿為浮溢之語?！盵32]1509為此，朱元璋曾多次頒布禁止繁文縟詞的禁令，并將其寫入《大明律》：“陳言事理并要直言簡易，每事各開前件，不許虛飾繁文?！盵33]在上奏制度上，為了更好地遏制綺靡文風，優化公文運行機制，提高公文處理效率，推動朝廷政令的順利執行，以樹立皇室權威，朱元璋命人擬定了奏本和題本寫作的固定格式：

奏本式

某衙門某官臣姓某等，謹奏。為某事。備事由云云。今將原發事由，照行事理，備細開坐，謹具奏聞。某事云云。緣由畢，前件事理擬議某律科斷施行，某事云云。緣由畢，前件云云。伏侯敕旨，如有勾問，職官或支撥錢糧之類。則依此式寫。（以上某字起至某字止，計字若干，紙幾張。）

右謹奏聞，如一事奏請，則于此下，寫伏侯敕旨謹奏。洪武印，年月日某衙門某官臣姓某，某官臣姓某，年月日下。止列。見在某官臣姓僉名。不得于背后書寫或有差故缺頁者，不必列銜某衙門某官臣姓某。[34]1209

題本式

某衙門某官等官臣某等，謹題，為某事。備事由云云。謹題請旨。如不用請旨，止用謹具題知。余同。[34]1210

有了此種固定套式，臣僚在上奏時，只需將進奏事宜填入此中即可。這種奏議寫作固定模式的推行極大地限制了官臣的語言自由和書寫權力，扭轉了明代前期的駢儷文風，強化了奏議處理朝政的實用功能。

然而，從明代嘉靖以后，奏議公文寫作并沒有遵照洪武朝所制定的書寫規范，駢儷文風卷土重來，語言表達也繁富冗長，“章奏之冗繁，至一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十不止，皆枝蔓之辭”。[35]648敷衍不實、晦澀不明等文風也充斥在奏議公文中，上到朝閣重臣，下到一般官員無不沾染此習氣。如王世貞《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全文均用駢體，浮辭雕琢，還穿插一些晦澀難懂的典故[36]5042-5046；方逢時《陳虜情以永大計疏》更是用近5000字的篇幅反復陳述邊疆抗夷狄之事[37]。甚至連當權者明世宗嘉靖帝一邊多次下令規范奏議寫作，一邊在實際行動中又助長了這種奏議寫作的弊習。嘉靖帝喜祥瑞，又喜華麗的文辭，使得當時進獻祥瑞之風盛行，侍臣為其奉玄所作的青詞多駢儷綺靡之氣。而且嘉靖帝還對直言勸諫的官員進行嚴厲懲處，故朝堂上下多是阿諛奉承之詞。規范奏議書寫的政令僅流于表面，并未得到很好的施行。

正是在這種奏議公文寫作失序的情勢下，萬歷三十年（1602），行人司正徐圖根據司中藏書重編了一部《行人司重刻書目》，分為典部、經部、史部、子部、文部和雜部六大類二十二小類，并在史部中首次單獨設置“奏議類”。盡管《行人司重刻書目》僅著錄了《歷代名臣奏議》《范文正奏議》《陸宣公奏議》《包孝肅奏議》《李忠定奏議》《大儒奏議》六部奏議總集和別集，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范仲淹、陸贄、包拯等人都是人們一直推崇的賢臣良相，他們的奏議自然也是最好的模仿范本。行人司是一個由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的直接聽命于皇帝的官府機構，其書目編纂和類目設置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同時或稍后的朱睦 、陳第、王道明等私人藏書家所編纂的私家書目或是受其影響，也將“奏議類”文獻獨立于史部。

到了清代，出現了一種新的奏議文書形式——奏折。相比于奏本來說，奏折不僅運行程序簡便，直接封寄上奏，由皇帝親自審閱；而且語言更加簡明扼要，極力凸顯了奏議處理朝政事務的實際功用。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詔令奏議類”的設置充分體現了奏議“政事之樞機”的政治功用。

至此，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經過幾千年中國古典書目的演變，奏議由史入集，又由集入史，終于在史部的二級類目中占有一席地位。

結語

奏議在我國古典目錄中的歸類變遷，有著深層的學術背景，集中反映了奏議觀念的時代變遷。盡管從魏晉時期開始，直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最終將其鎖定在史部之前，奏議歸屬于集部一直是占據主流的觀念。但奏議最初是以檔案文書的形式在史傳中生成的，并在我國第一部史志目錄《漢書·藝文志》經部“春秋類”有著錄。故不論奏議文獻在后世的集部中如何逐漸壯大，它總歸有歸屬于史部的基礎條件。到了明代中后期，陽明心學對于“心即理”和“致良知”的強調，奏議“著實用功”的實踐品格占據主流，顯著表現就是經世文編的編纂成為熱潮；再加上統治者對于奏議綺靡文風的遏制，奏議公文制度的改革等，所有這一切都使得奏議的經世傾向、史學實用價值得到凸顯。因此，從明代中后期的官私目錄起，奏議開始在史部中獨立。直到清代四庫館臣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時，以官方權威形式將“奏議類”文獻最終定型于史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