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7世紀意大利鼠疫與公共衛生應對

陳 甜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理論研究所，北京 100101）

公元14-17 世紀在意大利流行的鼠疫災害，被傳染病學家稱為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鼠疫大流行”[1]。它因波及范圍廣、持續時間長、死亡人口多，從而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對其暴發的原因、影響、應對等從多個維度展開探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這些研究對疫情防控問題論述較少，且疏于從公共衛生層面展開。意大利作為當時歐洲重要的經濟貿易中心，人員往來頻仍，面對鼠疫災害，形塑了現代化公共衛生的概念與實踐。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以歐洲防疫最力的經貿中心——意大利作為研究對象，長時段考察其現代化公共衛生的興起，綜合探究其公共衛生建設的復雜過程，思考其當代資鑒。

一、鼠疫災害對意大利的沖擊

鼠疫是由巴斯德氏桿菌或耶爾森氏桿菌引起的致病性傳染疾病。一旦病菌進入人體，巴斯德氏桿菌會使人體血液循環衰竭，免疫系統遭到破壞。如果不治療，60%的感染者通常會在10 天內死亡。同時鼠疫傳播性極強，患者咳出的含有大量病菌的飛沫，容易被人體黏膜吸收，出現人與人傳播，導致疾病大范圍流行。[2]關于鼠疫的記載，歷史上曾發生過兩次大規模傳播，一次發生于公元6世紀，一次發生于公元14-17世紀。發生于中世紀晚期的這場鼠疫，侵襲了克里米亞島、巴爾干半島、西歐、北歐、中東、東歐等國家和地區，可謂是名副其實的半全球化現象。[3]它在14-17 世紀三百年間，平均每10年就會間歇性地暴發一次，有著巨大的破壞性。

意大利作為歐洲重要的貿易中轉站，深受第二次鼠疫災害的影響。根據歷史學家約翰·艾伯斯（John Aberth）的記載，發生于公元14-17 世紀的這場鼠疫災害，隨著熱那亞的商船傳入意大利，再由意大利逐漸蔓延至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4]從中可見，意大利是西歐最早遭受鼠疫災害的地區，它不得不迅速從疫情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中恢復過來，思考應對策略。從當時的情形來看，這場鼠疫災害對意大利帶來的沖擊是巨大且駭人的。首先，鼠疫造成意大利大規模的人員傷亡，沖擊了人們原有的生活秩序。錫耶納的編年史學家阿尼奧羅·迪·圖拉（Agnolo di Tura）曾記載道：“1348年4月的錫耶納，每晚都有近千人死亡，人們挖出巨大的坑洞，將死者的尸體掩埋進去。每當這些坑洞被堆滿，新的坑緊接著就被挖了出來……死者數量之多，每天都需要挖新的坑洞?！盵5]意大利人口和經濟史學家卡洛·M·齊博拉（Carlo M Cipolla）曾對意大利鼠疫傷亡情況做過具體統計：1630-1631 年鼠疫造成意大利中北部地區110 萬人死亡，然而該地區人口總數只有400 萬[6]；1656-1657年鼠疫造成熱那亞60%的人口死亡、那不勒斯50%的人口死亡[7]。大量的人口死亡使意大利民眾感到恐慌和無助，人們原本的社會秩序和生活傳統也面臨著嚴峻挑戰，學校休學、教堂關閉，曾經為死者舉行隆重葬禮的傳統完全消失，死者不再有親屬和鄰里陪同去往教堂，而是死后被迅速抬走，草草埋入墳墓。其次，鼠疫使意大利的經貿往來遭受損失。沒有疫情時的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國內匯集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物品，人們在集市和展銷會上傳播著思想，交換著商品，見證著意大利貿易的繁榮與發展。意大利的諸多城市在當時都具有國際性，國外商旅絡繹不絕。鼠疫的暴發給意大利城市帶來了顛覆性變化。正如學者羅科·貝內代蒂（Rocco Benedetti）對1576 年飽受鼠疫折磨的威尼斯所描述的一般：鼠疫猶如一場火災，商人離開了，店鋪關閉了，律師、抄寫員放棄了城市工作，重返鄉村。原本熙熙攘攘、擁擠不堪的街道變得空無一人，只剩下身無分文的貧苦人。城市幾乎被遺棄了，充滿了悲傷與不幸。[8]

鼠疫在意大利的頻繁暴發，同時也激發了意大利人對疫病的思考應對和醫學關切。14-17 世紀意大利經歷了從中世紀城市公社向文藝復興國家再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的幾個重要階段。其中文藝復興時期形成了意大利五大領地國家，即米蘭公國、佛羅倫薩共和國、威尼斯共和國、教皇國和那不勒斯王國，它們多以一個中心城市為核心，合并或兼并周邊城市而建立起來，并通過設立官僚制度來管理政權。由于意大利未形成統一國家，缺乏類似國王的集權統治者，城市當局成為了一種特殊的存在。因此當鼠疫暴發時，更多看到的是影響城市或者特定地區的防控應對。尤其是米蘭和威尼斯，它們分別是意大利東西航線上的交通樞紐和東地中海的貿易中心，人流和物流頻繁，處于意大利防疫的最前線。因此，鼠疫的暴發、城市官僚制度、意大利作為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中心，這一系列因素催化了意大利社會結構的變革和新的防疫機制的構建。另一方面，疫情也讓人們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對鼠疫產生的原因，給出了更多的關切和解釋，任何相關的因素都可以當作是鼠疫傳播的緣由，如犯罪、特定的恒星結構、上帝的懲罰、季節性影響、接觸被鼠疫患者感染的大氣和衣物等。囿于當時人們科學認知的有限，神的憤怒被認為是導致鼠疫的首要原因，其次是環境污染和接觸傳染。[9]環境污染的說法主要是受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和蓋倫（Galenic）的環境理論影響。他們認為空氣被患者感染后會導致鼠疫傳播。[10]盡管當時的人們經歷過麻風病和淋病，清楚地認識到疾病可以通過人際接觸傳染，但是人與人傳播的媒介是什么，難以解釋，從而使得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環境理論成為古代晚期至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傳染病醫學理論。直至1546年，弗拉卡·斯托洛（Girolamo Fracastoro）在其著作《論傳染病及其治療》中提出，傳染媒介是由微小的粒子組成，這些粒子可以從一個人傳染給另一個人。[11]這才為人際傳染媒介進行了闡釋，整合了古代晚期以來關于疾病傳播的流行觀念。

公元14-17 世紀的鼠疫災害對意大利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尤其體現在死亡人口、經貿往來和人們正常的生活、社會秩序中。沖擊的同時，人們經歷了從束手無策到積極應對的過程轉變，不再深信教會學說和社會上的奇談怪論，開始思考如何組織抗疫，關切疫病產生的真實原因，并基于此，在公共衛生領域展開了系列抗疫實踐，其中既體現了時代信仰與理性的沖突，又反映出科學認知對防治的重要性。

二、成立公共衛生委員會，完善公共衛生機構

鼠疫災害加重了意大利城市政府的工作負擔。為有效應對鼠疫，恢復正常社會秩序，意大利各城市政府快速啟動行政職能[12]，建立公共衛生委員會，基于環境理論和傳染理論，開展防疫措施。威尼斯、米蘭、佛羅倫薩等城市立于制度前沿，從委員會成立時限、人員構成、職責內容等方面逐步完善公共衛生機構，有創見性地開展了以下幾項公共衛生實踐。

（一）環境理論下的衛生清潔

14 世紀意大利各城市政府防治鼠疫的舉措，大多建立在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環境理論上，認為鼠疫是由于空氣污染導致的。針對城市環境展開全面清潔成為公共衛生委員會的工作內容。威尼斯市政府委派一些有影響力的市民組成臨時委員會，保護城市內部公共衛生，避免環境污染。15世紀鼠疫的反復出現，臨時委員會數量成倍增加，影響擴大，臨時委員會設為常設機構，即公共衛生委員會。佛羅倫薩公共衛生委員會建立的過程與威尼斯類似。1348年，佛羅倫薩政府在疫情期間，成立臨時衛生委員會執行13 世紀制定的衛生法規。這包括一系列特別措施：清潔街道，檢查魚、酒、肉的供應，防止飲用水污染，銷毀患者的衣物，監管葬禮，控制不良交易，禁止兜售假貨。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基于環境理論，即保持清潔的空氣、純凈的水源、健康的食品，來抵御鼠疫侵襲。在鼠疫沒有到來前，這些衛生法規內容在佛羅倫薩實施不力，城市環境較差。疫情期間，為保證環境清潔，衛生委員會通過罰款、轉移患者、強行清除污染空氣的腐臭物等方式，迫使市民嚴格遵守衛生法規定。[13]與佛羅倫薩類似，博洛尼亞為保持衛生清潔也頒布立法，規定對任何隨意堆放稻草、隨意潑水，隨意排放污水的人進行懲罰，甚至要求每戶房前路面破損，都要重新鋪設等。[14]博洛尼亞衛生清潔的條例十分嚴苛，但都被嚴格地執行著。在這一時期，衛生委員會采取的行動措施圍繞環境展開，但由于與環境相關的范圍“廣闊”，行動措施較為分散。

（二）傳染理論下的行為控制

1527 年，佛羅倫薩將臨時衛生委員會改為永久性機構，即公共衛生委員會。繼佛羅倫薩后，米蘭在1534年建立由五位官員組成的公共衛生委員會。比薩、皮斯托亞、托斯卡納和里窩那等城市也緊隨其后，至16 世紀意大利的大多數城市都已設立公共衛生委員會。從委員會的職責和成員構成上來看，城市公共衛生委員會主要由城市貴族和少數醫務工作者組成，他們的職能更偏向行政而非醫療[15]，采取的防疫行動主要依據傳染理論。傳染理論指導下的公共衛生治理，強調對個人和群體行為的控制。人群聚集的場合成為監管對象，市場、學校被關停，教會禮拜、為平息上帝憤怒的宗教游行、公共集會等遭到禁止。健康通行證成為個人出行的憑證，不少城市在邊界設置封鎖線，禁止道路通行，公共衛生委員會要求通行者出示當地衛生部門簽發的健康通行證，以確認個人和他們的商品沒有被感染。沒有健康通行證者，不允許在城市國家間和城市內部通行或開展交易。[16]社會特殊階層受到監察，為緩解鼠疫造成的社會恐慌，防止社會混亂和社會分裂，乞丐、士兵、妓女的行動受到密切關注。[17]例如，從1486年起，威尼斯對妓女實行嚴格管制，佩魯賈、錫耶納和曼圖亞也如此為之。[18]從這一個角度看，公共衛生委員會履行著社會治安的職能，也說明了公民健康與城市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的相關性。

（三）疫情防控下的監測

在鼠疫流行期間，意大利衛生部門制定了持續的情報與監測機制，防止疫情傳播帶來的破壞性影響。17世紀，佛羅倫薩公共衛生委員會，開始搜集周邊地區有關鼠疫進展的信息，命令內外科醫生監測和匯報周邊地區因鼠疫導致的死亡，記錄死亡的數量和原因，掌握鼠疫感染整體情況。衛生委員們認為，市民出現低熱、乏力、頭痛等癥狀的數量，能表明受感染的程度，若達到感染臨界點，屆時會演變為鼠疫。通過監測周圍地區患者的死亡率和死亡特征，能夠獲得足夠的預警，以便盡早預防鼠疫的移徙。除了公共衛生委員會作為中央機構展開監測外，受其管轄的地方社區同樣對疫情十分警惕，進行地方監測。一旦出現鼠疫病例，地方衛生部門會在社區開展緊急衛生措施，竭盡全力降低鼠疫對地方疫情、經濟、社會秩序帶來的破壞性影響。公共衛生部門間有效的信息溝通，便于城市國家對鼠疫疫情的控制。[19]

公共衛生委員會以公共衛生的名義推行抗疫實踐，涉及環境、治安、醫療監測等方面。這些措施是在鼠疫病因沒有確認的情況下，基于人們日益增長的認識：鼠疫會人與人傳染，進而采取的行政干預。在近代早期執行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與社會傳統文化存在沖突，與部分階層利益相抵。教會神職人員因衛生委員會勒令停止教會禮拜和宗教游行而感到憤懣。商人和手工業者因貿易停滯，庫存材料被沒收或燒毀而充滿怨恨。衛生委員會在當時因為破壞了宗教傳統和象征著家庭延續的財富積累而不受歡迎，甚至有時還會引起騷亂。公共衛生委員會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挑戰教會權威，用行動表明與鼠疫做斗爭的有效手段是隔離，而不是懺悔與禱告。意識到衛生管理措施會導致經濟停滯，衛生委員會往往對經濟利益作出讓步，巧妙地化解階級矛盾。將沒收的商品絲綢或者羊毛，用煙熏消毒而不再銷毀。對地方加征緊急稅籌集資金，用以支付控制疫情所需的費用，并對商人和工人的損失給予一定補償[20]。這不僅會安撫商人和工人們的不滿，同時有利于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的穩定。意大利公共衛生委員會采取的措施，從公共利益出發，兼顧了公民健康、政治有序和經濟穩定三方利益關系，成為了歐洲公共衛生治理的樣板。

三、出臺隔離措施，遏制疫情蔓延

隔離政策是意大利在鼠疫暴發后所采取的公共衛生政策中的核心內容。流行疾病蔓延時期，隔離政策的實施，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會引起不同程度的共鳴。盡管古代晚期的醫學水平無法解答鼠疫暴發和傳播的真實原因，但是古人卻知道如何組織隔離，更有效地遏制傳染源頭。當鼠疫在港口城市出現時，1348 年威尼斯政府明確禁止受感染地區的船只進入，船上的旅客和貨物要在港口進行隔離排查，隔離時間為三十天。①拉古薩即今日的克羅尼亞，是威尼斯城市共和國時期在亞得里亞海的殖民領地。由于后來認為較短的時間內不足以辨識疫情，將隔離天數由三十天改為四十天。[21]由此現代意義上的隔離（quarantine）術語產生。因為“隔離”與“四十天”關系密切，隔離是從意大利語“四十”（quaranta）發展而來的。在西方語境中，四十天象征著重要的凈化時期：《圣經》中摩西在西奈山逗留四十天接受了十誡，耶穌在曠野守齋祈禱四十晝夜，耶穌受難四十天后在門徒中顯現，兒童在出生后的頭四十天被認為是特別脆弱的等等。[22]意大利人延續了西方文化中對四十天的傳統認識，又將其看作是區分急性病或慢性病的一種重要方式。威尼斯政府出于保護市民健康和商業經濟發展的目的，接著促成了官方有關隔離法律內容的建設，將隔離內容寫入了法典：來自鼠疫流行地區的旅客，隔離未結束前，不得進入；任何不遵守法律規定的人，將被罰款并隔離；非官方指派照料被隔離者的人，不許攜帶食物給被隔離者。[23]在接下來的一百年間，威尼斯政府采取的隔離措施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國家效仿，相似的法律內容相繼出臺，其內涵依據對鼠疫傳播機制的不同理解而發展。

米蘭是第一個效仿威尼斯的城市國家。在1350 年和1374 年，米蘭統治者維斯·孔蒂發布命令：所有鼠疫患者及照料過他們的人，都要被送往城外的收容所。1398 至1400 年米蘭統治者加萊阿佐·齊亞諾進一步拓展了隔離內容。1398年，當鼠疫在距離米蘭60 公里的松奇諾城鎮出現時，來自松奇諾的旅客被禁止進入米蘭；所有患病者被轉移至兩家鼠疫醫院，接受醫學治療；患者的房屋被查封；與患者有接觸史的人被送到城外的修道院隔離。政府還將位于米蘭北部的阿達河作為天然的防疫封鎖線，利用橋梁和港口阻止所有的來訪者，并為前往羅馬的朝圣者設計了不同的行進路線，使朝圣者保持在米蘭城外。[24]曼圖亞城作為效仿者，也制定了相關隔離措施。規定凡去過鼠疫肆虐地區的曼圖亞人，禁止進入曼圖亞；所有的曼圖亞人被禁止到鼠疫蔓延的地方旅居，不允許為來自鼠疫地區的旅客提供住所；任何途經曼圖亞的人都需要獲得官方許可；違反者被處以死刑。[25]皮斯托亞、拉古薩、盧卡等城市相繼作出了類似的隔離規定，例如，要求來自疫情區的任何人或貨物禁止入內，被懷疑染疫的人員和貨物要被送往隔離區隔離40天，違反禁令者罰款，等等。[26]

隔離措施古今有之，措施的內容反映了人類不同時期的醫學文化和時代觀點。隔離舉措起初是受環境理論的影響。那時只是觀察?？康拇?、旅客及其貨物是否有隱藏的鼠疫。一旦發現空氣受到污染，就會驅逐被感染的患者，未對與患者有接觸的病人或健康人作出任何隔離規定。[27]隔離措施在意大利城市效仿流行期間，隔離控制內涵得以豐富，逐漸分化為：一是與患者有接觸史的人際隔離，二是避免城市內部感染的市政隔離。這就意味著人們已經發出對環境傳染理論的質疑，及對隔離措施提供保障的社會組織構建的需要。16 世紀隨著弗拉卡·斯托洛小顆粒能夠傳播疾病假設的提出，這才使得隔離措施與醫學科學相交，較為精準地干預與施策。[28]14-17 世紀，在醫學控制傳染病傳播見效甚微的時代，鼠疫防御的艱難任務主要推給了市政當局以隔離、社會控制為基礎的公共衛生策略。措施執行過程中，確實也發揮了保護市民身體健康與貿易發展的作用。中世紀隔離舉措的建設，為后幾個世紀流行疾病防御，隔離檢疫內容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秶H衛生條例（2005）》中的內容即為例證：“限制無癥狀的受染嫌疑人的活動，將無癥狀的受染嫌疑人及有受染嫌疑的行李、集裝箱、交通工具或物品與其他人或物體分開，以防止感染或污染的可能播散”[29]。時至今日，對患者進行隔離也一直被廣泛用作限制疾病傳播的有效手段之一。

四、建立鼠疫醫院，推進公共治療

鼠疫醫院在15-17 世紀的意大利逐漸發展起來，它成為意大利抗擊鼠疫公共衛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卻鮮有學者給予它持續的關注。歸納起來，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學者更多地關注傳染病本身及其帶來的危機，疏于對疫情中應對策略的側重；二是許多地方鼠疫醫院是在疫情期間臨時搭建的木屋或臨時接管的場所，在地理空間或歷史檔案中幾乎沒有留下痕跡。然而到了15 世紀，隨著意大利具有整體規劃的常設醫院的建立，為鼠疫醫院研究提供了機會。[30]

1423 年，威尼斯市政府在遠離城市的一座小島上建立了維奇奧檢疫站①Lazaretto是在威尼斯在圣瑪麗亞·迪拿·撒勒島（Santa Maria di Nazareth）上建立的第一家瘟疫醫院名字的變體。（lazaretto vecchio），這成為世界上首個針對鼠疫建立的常設醫院。隨后又在1456年威尼斯市政府建立了第二所鼠疫醫院——諾沃檢疫站（lazaretto nuovo）。這兩所醫院都是威尼斯市政府出于保護貿易、防治疫情的目的，由國家出資規劃建設的。鼠疫醫院坐落于潟湖島上，與城市相隔，避免了城市內部環境遭到破壞，是疫情期間重建城市空間的一種嘗試。在管理上，鼠疫醫院有著明晰的組織結構，市政府享有管轄權，公共衛生委員會負責醫院運行，鹽務部②鹽務部是威尼斯公共衛生機構中專門負責向鼠疫醫院工作者支付工資的部門。負責醫院建設和醫務工作者的薪金支付。在醫院內部同樣也有一套完善的組織體系。醫院日常由1名男修道院副院長和1名女修道院副院長管理，這兩位都是共和國的市民，通常是一對夫妻。[31]后期隨著女修道院副院長被邊緣化，主要由男修道院副院長管理。除院長外，鼠疫醫院還有衛生委員、醫生、牧師和一些勞務人員，勞務人員根據醫院工作需要，分工較細，有理發師、消毒員、洗衣女工、船夫、埋葬尸體的工人等。這暗含了近代早期醫院三要素：實用、醫學與精神[32]，同時也反映出近代早期醫院與宗教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此時世俗權威足以挑戰宗教權力，醫院成為受宗教精神影響，而不受其支配的醫療組織。

疫情期間，鼠疫患者數以千計，人滿為患。他們多為威尼斯人和外來的商人、旅客。由于疫情，地區身份成為重要標識，外來商人和旅客需要自行承擔住院費用，威尼斯人則由國家負責照顧，承擔住院費用。面對如此多的患者，據記載，醫務工作者在與病人接觸時，他們帶著蠟質連帽斗篷、手套，穿著鞋子避免接觸任何感染的物品。進入病房前會點燃杜松凈化空氣，用海綿蘸著醋擦拭鼻子，與病人盡量保持一定的距離。[33]盡管如此，醫務工作者被感染率還是很高，是自我犧牲的宗教精神促使他們參與其中，虔誠地服務于醫院與患者。[34]囿于時代，醫務人員對患者診斷方法較為古老，主要通過觀察、觸摸和尿檢，判斷患者是否有鼠疫的癥狀，病情是否嚴重。在醫務工作者的工作簿中，對鼠疫病狀有描述：發燒、頭痛、嘔吐和極度口渴、疼痛、腫脹、流鼻血、脈搏加速、舌頭發白。盡管有這些病癥，但當時各個城市地區沒有形成診斷共識，對鼠疫識別度不夠，導致被送往鼠疫醫院的患者不一定感染了鼠疫，交叉感染等問題相繼出現。[35]治療方法上，與近代早期其他醫院同步，將宗教關懷與醫學治療相結合。牧師在醫院中負責照顧患者的精神，讓患者像虔誠的基督徒那樣生活，并給予患者安慰、關懷與希望。醫學治療更多的是考慮環境和飲食的調節，而不是提供具體的藥物處方。[36]環境上，通過焚燒藥草和樹木，用火凈化空氣，保障空氣質量；定期發放干凈的被褥衣物，清洗床上用品，保持醫院內部清潔。飲食上，人們已經意識到高質量的食品對治愈疾病有作用。葡萄酒、面包、肉類和雞蛋，這些食品溫和、易消化，成為患者在醫生的建議下服用的餐飲。[37]繼威尼斯建立鼠疫醫院后，意大利北部城市國家紛紛效仿。根據歷史學家安吉拉·卡麥克爾（Ann G.Carmichael）統計，1423 至1478 年，米蘭、佛羅倫薩等11 個城市國家通過了建立鼠疫醫院的法令。[38]這些建成的醫院中，尤以米蘭鼠疫醫院規模最大，它由200個小房間組成，1488年修建完成后便立即投入了應對疫情的使用。[39]

古代晚期至近代早期的醫院，理論和治療方法古老，許多治療在今天看來都是徒勞的。在某種程度上講，鼠疫醫院由于接收了大量的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把病人、感染的物品與城市相隔離，防止了病毒蔓延，起到的預防作用遠遠大于治療。[40]再者，鼠疫醫院日益受到國家具有防治鼠疫責任意識的影響，16、17世紀鼠疫醫院為民服務的宗旨與慈善救濟功能得到發揮，很多下層貧苦群眾在醫院得到護理，甚至康復重返家園。[41]無疑鼠疫醫院是威尼斯公共衛生政策的基石。盡管有很大一部分送往醫院的患者死于鼠疫，但醫務工作者認真地醫治、關懷照料，市政府給予建設與救助資金支持，反映出威尼斯政府在近代早期應對疫情的積極態度，這引起了許多城鎮的關注。17 世紀意大利許多鄉村開始建立檢疫站，像威尼斯附近的村莊加里奧、卡斯特，維羅納附近的瓦勒基奧等都引進了鼠疫醫院。[42]由于史料匱乏，鄉村防疫設施的建設缺乏細致研究。15-17 世紀鼠疫醫院成為意大利抗疫的特色。隨后，法國、西班牙、瑞士、英國開始建立鼠疫醫院應對疫情。

五、結語

發生于14-17 世紀的這場鼠疫災害，最終隨著病菌無聲無息的消失而結束了。至于它是如何消失的，至今仍是歷史上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學者們普遍認為鼠疫侵襲長達3個世紀之久，不會是單一的行為終結了這場災難，鼠疫結束主要受兩大因素影響，一是人類的活動與干預發揮了作用，二是微生物與環境導致感染體發生變化。[43]14 世紀意大利各城市國家以公共衛生的名義，引入的疾病預防機制，有效地控制了后幾個世紀鼠疫的地域傳播，降低了死亡病例。尤其在信息、交通不發達的時代，沒有先進的電子探測技術和較高的醫療水平，疾控機構、隔離檢疫、疫情監測、醫療防治等綜合施策為后人應對突發性流行疾病，做了很好的垂范，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首先，疾病傳播與環境衛生。清潔的環境可以減少病菌從動物至人、再到人傳人傳播的可能性。意大利人清潔街道、用藥物熏染、用醋清洗衣物的行為無一不是重視環境清潔的表現。保持衛生清潔，減少人畜病菌傳染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其次，公共衛生與醫療專業隊伍建設。古代晚期至近代早期的意大利，醫生數量不足，且很多缺乏資格認證，這對疾病的診斷與治療帶來致命性難題。流行性疾病來勢洶洶，動物種群以及在它們內部循環的微生物，發展得太快，人類很難在短時間內確定傳染源是什么，傳播路徑是什么。面對流行性疾病，時間緊迫的情況下，醫療工作者的專業性、技能性、隊伍數量都面臨著挑戰與需求。再次，健康監測與信息共享。14-17世紀在交通往來有限條件下，意大利政府要求衛生官員和醫生監測周邊地區患者的病狀、病況，掌握疫情發展形態，是預防鼠疫肆意蔓延的有效手段。當今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流行性疾病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建立健康監測機制，實現信息共享，可以在人群中及早發現傳染性疾病，迅速識別病原體，隔離感染人群。盡早發出警報，將有機會為更多人做好準備，遏制疫情大范圍蔓延。同時也要看到防疫是一種公共行為，需要所有人共同對抗疫情，妥善處理好衛生與行政干預、經濟發展等各方面的關系。

諾貝爾獎獲得者喬什·萊德博格（Josh Lederberg）曾說，流行性疾病是病毒、動物、人類生態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人類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未知，對人類構成最大威脅的病毒會持續存在。[44]因此，針對歷史上曾出現的流行性疾病，后人要認真汲取古人的防治經驗，以史為鑒，時刻做好預防與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