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蒲松齡與唐夢賚同游泰山說質疑

張洪玉

（淄川博物館，山東 淄博 255100）

袁世碩先生所著《蒲松齡事跡著述新考》一書對蒲松齡的生平事跡與著作情況做了較為具體細致的考察，為聊齋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中《蒲松齡與唐夢賚》一文有這樣一個觀點：“有可能這年（按，指康熙十二年（1673））蒲松齡亦曾與唐夢賚同游泰山。只是尚無佐證，不敢遽然論定?！保?］131后袁世碩、徐仲偉二先生合著的《蒲松齡評傳》，于第五章《文章憎命·縉紳門下》記此事與以上觀點又有不同，認為唐夢賚確曾邀蒲松齡同游泰山（說見下）。后來的研究者論及唐、蒲交往，必言二人于康熙十二年（1673）同登泰山、觀日出一事，儼然已成定論。筆者的看法與袁世碩、徐仲偉先生不同，認為唐夢賚登泰山在康熙十二年（1673）的冬天，蒲松齡登泰山則在某年的七月，康熙十二年（1673）蒲松齡與唐夢賚同游泰山之說不符合歷史事實。今據相關史料爰作考證，以就教于諸方家。

一、康熙十二年唐夢賚的登岱之行（上）

康熙十二年（1673）冬，唐夢賚因踵與釋元玉的舊約而有泰山之行。其《志壑堂詩集》卷一《登岱集》有自記云：

余己亥以前舊詠，如《環山亭稿》《廬岳游記》及長安諸什，一夜起，挑燈于酒爐邊盡焚之。庚戌奉諱以后，益復無作，故牢桑之役，未有只字……自癸丑《登岱集》以后七八年，復存稿?！保?］30

據此自記可知，唐夢賚登岱之事發生在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是集有《登岱同祖珍禪師》《黃華洞題壁》《宿普照蘭若贈死菴》《泰山歌》《看日出歌》《鳳翔岡放歌》《普照寺和珍公韻》七題十首，皆作于其游泰山期間。由這一組詩作，可以知道唐夢賚游泰山不僅見到了釋元玉（字祖珍）其人，而且曾題壁黃華洞，居停普照寺，放歌鳳翔岡，并與釋元玉多有詩歌唱和。該組詩中有這樣的詩句：“落木蕭森出虎溪，諸方喔喔聽荒雞?！保ā兜轻吠嬲涠U師》）“石橋霜徑與林通，古屋寒煙禮大雄?！保ā镀照账潞驼涔崱罚脑娮魉从车臅r序來看，其登臨泰山，正當樹葉落盡、板橋結霜、屋宇煙寒的嚴冬時節。

臺灣明復法師編《禪門逸書》續編第八冊，為釋元玉的《石堂全集》。其卷八為五言律詩，中有《癸丑冬同豹喦太史踵泰山舊約，宿翔鳳岡》三首，其一云：

昔有天門約，俄經十五年。寒崖茲與踏，晚景倍同憐。

絕頂裾堪曳，高山調莫傳。人間憂樂事，俱付白云邊。［3］378

唐夢賚《登岱同祖珍禪師》亦有“三生支許約同登，瓢笠雖閑尚讓僧”句，《宿普照蘭若贈死菴》有“新知看竹迷蕭寺，舊約聽泉過薜蘿”之說。從釋元玉與唐夢賚詩可知，唐夢賚此次登岱，是為踐與釋元玉十五年前的舊約無疑。

釋元玉（1628—1695），唐夢賚僧友，字祖珍，號古翁、古菊、死菴，別號石堂老人，江蘇南通人，俗姓馬氏，辭婚出家。天童嫡派臨濟宗大師釋道忞（字木陳，又作木澄，號山翁，晚號隱道人，清世祖賜號弘覺禪師）再傳弟子，為金粟釋本昇（字天岸）和尚法嗣。

唐夢賚與釋元玉記釋本昇友善，兩人之間有詩歌往來。此時釋本昇住持山東青州法慶寺，釋元玉乃本昇座前侍者。釋本昇有《天岸昇禪師語錄》（釋元玉記錄）二十卷，見于屈映光、蔡運辰編《中華大藏經》第二輯第一百○四冊。卷十九《偈》有《復唐夢賚太史》七言絕句五首，題下注：“次韻?！逼湟辉疲?/p>

飄飄仙客骨如梅，鶴立風前玉一堆。

欲問生前真面目，須將心眼著寒灰。［4］43335－43336

釋元玉師祖道忞和尚曾于順治十六年（1659）入京，順治帝召于內庭萬善殿說法，賜封弘覺禪師。其時釋本昇隨往，元玉留青州，攝法慶院事。唐夢賚此時于青州法慶院初識釋元玉。道忞南還，本昇返歸法慶寺，釋元玉始受記莂于本昇，乃辭青州法慶院事。此后次第開堂于鄒平白云寺、泰安普照寺、沂水資慶寺等禪院，立戒壇于長山於陵（今屬馬尚鎮）之大悲庵、淄川之慈壽寺。

釋元玉與唐夢賚十五年前的“天門之約”，從康熙十二年（1673）逆推，應在順治十八年（1661），也就是唐夢賚與釋元玉相識的第二年。唐夢賚撰《泰山普照禪寺祖珍和尚塔銘》曾記此事，見于釋元玉《石堂全集》卷首，其文曰：

世祖皇帝召天童弘覺老人于萬善殿說法，以其主青州高足天岸禪師從，留祖珍公于青攝法慶院事。余是時蓋初識祖公于弘覺翁南還。天岸師反法慶，公始受記莂于天岸師。乃辭院事物，將衣缽西往，禁足清源。久之，來往長白山之白云禪寺數載，受請住泰山之普照蘭若，遂結茅終歸老之計。［3］31

《石堂全集》卷首有張肇昌《序》，記載了他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冬與唐夢賚、釋元玉論道事。張肇昌，字樵嵐，山西澤州人，例貢，時任泰安州同，代理知州，為泰山八散人之一。因得地利之便，張肇昌與釋元玉游處最久，并為《石堂集》作序。其《序》中有云：

泰山之陽有普照寺，荒廢且久。有五瑯釋氏祖珍禪師飛錫來，止之?；恼咝?，廢者舉，居然為泰山一名剎……余于庚戌夏來倅奉符，欲得可與論文之儒與之友……無何飲公方外香茗，遂過訪焉……辛亥春，余假攝郡篆……至癸丑冬，同豹巖唐太史復親道履，談多世務，公（按，指釋元玉）輒津津不輟……［3］3－4

張肇昌雖是例貢出身，又是地方官員，但雅好文會。他與文僧釋元玉過從甚密，二人時?！皩ψ教?，茶瓜竟日”。唐夢賚是飽學之士，精通儒學與二氏之學，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其“往來不離紗帽側”，滿腹治國理政之策，人稱其有救時宰相之才。唐夢賚的到來，無疑讓張肇昌非常歡喜。唐夢賚得遇張肇昌也是相見恨晚，云：“日者策杖泰岱，竊得窺其容止：翛翛玉立，士元誠非百里材也?！保?］198后來張肇昌著《囊馀錄》，唐夢賚為其作序，贊其“鏌邪利器，行且將脫穎而出”［2］198。

二、康熙十二年唐夢賚的登岱之行（下）

康熙十二年（1673）夏，清廷詔修各省通志。山東巡撫于是檄令各州縣修志呈送，以備省志采錄。是年夏，淄川知縣請唐夢賚、畢際有、袁藩共修邑志。畢際有、袁藩負責采集基礎材料，唐夢賚任總纂。乾隆八年《淄川縣志》卷七《藝文志·文》載畢際有《縣志舊序》云：

迨康熙癸丑之夏，邑奉上檄，索志甚急……而吾邑自癸卯以來，志未修者閱七十載。時高念東先生方謝病家居。先生海內通儒，屈國史筆潤色邑乘，直發蒙振落耳。乃習靜避囂，不自為之，與唐太史濟武交折簡于余相勸勉。邑使者元纁再及門，余不能終辭，乃請以太史董其成，而余與袁孝廉松籬執其役。遂同集于念東先生之候仙園，商榷討論者十日，受成命而返。已乃孝廉來就余家，相與鍵戶石隱園中，同幾共硯，字訂句考，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凡例條目，悉為更定……其有文獻闕征，疑難須質，則詢之太史，赫蹄往來無虛日。孝廉有句云：“菊蕊從知今又破，藕花曾及見初開?！眲t歷時可知已……書成送邑，邑錄送省。［5］24下－25下

從畢際有《序》可知，康熙十二年（1673）奉檄修志，上官索之甚急。唐夢賚、畢際有、袁藩先在高珩候仙園商討十余日，畢際有、袁藩隨即西移到西鋪村畢氏石隱園中整理基礎材料，唐夢賚則在候仙園中主持纂修事宜。

袁藩《敦好堂詩集》卷三詳細記錄了修志全過程，其詩有《候仙園》《留別念東先生次原韻》《立秋夜》①按，該題接排此處不妥。是年七月二十五日立秋?！抖睾锰迷娂酚稍约壕幱?，其去世后，長子尊父遺命，將詩稿交與畢際有，請其幫助印制。彼時畢家財力不濟，已無力為其刻印，只好抄錄兩份，一份自留，一份付與袁家。說見《敦好堂詩集》卷首畢際有序。該年立秋較晚，可能是畢際有覓人抄寫時，按常理將《立秋夜》一詩移置于前?！妒[園雨中》《石隱園夜坐》《七夕歸途》《秋日感懷次畢載積先生韻四首》《陸硯歌為載積先生賦》《西歸雨甚》《七月望日》《挽王西樵吏部》《答唐濟武太史用來韻》《述懷時客石隱園修邑志》《修邑志成，別載積先生東還》《將赴之萊，行青州道中有感》《夜行膠東道中》《平度州宿家信我兄學署》《將入都門，過畢載積先生。雪中夜飲綽然堂，兼訂邑志》《龍山道中》諸作。

袁藩《述懷》一詩題下注“時客石隱園修邑志”，詩云：

攤書常是一床滿，為客忽驚九月來。菊蕊從知今又破，藕花曾及見初開。秋林葉落燈前雨，旅夢蟲吟石上苔。已近重陽歸未得，雁聲愁絕向人催。［6］30－364

袁藩這首詩，說他們一心埋頭修邑志，緊張得無暇他顧，連物候都忘了。還未及賞荷，轉眼已是菊花破蕊的暮秋時節了。此詩之后，即《修邑志成，別載積先生東還》《九日諸公偕妓登山，賦此寄訊》二題。這說明重陽之前，邑志初稿已成，眾人可以稍稍放松一下了。唐夢賚《志壑堂詩集》卷二《錦秋白岳集》也有《邑志成有感》七言律詩二首，其一云：

從來四十已稱翁，短鬢蕭騷綠鏡中。舊友凄涼猶我在，古人檢點與誰同。驚心白骨宜高臥，過眼黃花耐晚叢。碧海石龕留舊室，微名何必祀黌宮。［2］34

此后袁藩有萊州之行，月馀而返歸淄川。之后，其《敦好堂詩集》卷三有《將入都門，過畢載積先生。雪中夜飲綽然堂，兼訂邑志》一詩。據此可知，袁藩自萊州歸來后曾與畢際有修訂邑志，此時雖是初冬時節，已經降雪。此次修訂邑志，可能是唐夢賚完成編纂之后，交由袁、畢二人作最后的文字校訂。此后，袁藩便游幕京師去討生活了。邑志校完交稿，再加上行前制裝，唐夢賚的登岱之行，最早也將到仲冬了。

筆者發現，蒲松齡游泰山在某年的盛暑七月（說見下）。而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二十二日，新城王士祿卒，唐夢賚聞訊后曾前往吊唁?！吨聚痔迷娂肪矶跺\湖白岳集》，有《將吊王西樵，即泛舟湖上。小憩陽春館中，聞劉嶧巄家梨園吹笛》七言律詩二首，中有“漁舟歌發蓼花時，策策西風掠鬢絲?？琥Q不聞高士駕，炙雞動與故人辭”句。王士禛《蠶尾續文》卷十三《墓志》，有《敕授征仕郎、內翰林秘書院檢討豹喦唐公墓志銘》，中有“甚至先兄考功之喪，先生哭寢門極哀”。［7］833此可證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下旬唐夢賚尚在淄川，且曾去新城吊唁王士祿。

唐夢賚出游，不同于今人旅游，因為交通便捷，可以來去匆匆；古人出游要放下纏身的俗務，似閑云野鶴般隨興而為，而且往來都需要較長的時日。唐夢賚游覽淄川鄰縣的長白山尚要七日，游嶗山要月馀，游吳越要五個月，游泰山，踐十五年老友之約，或需月馀。又，淄川邑志修纂至此已歷七十馀年，其事頭緒紛繁，況且“邑奉上檄，索志甚急”，這年的七月眾人一心撲在修志上，連當月開放的荷花都無暇去欣賞，更不用說去游覽泰山了。

袁藩的詩作按時間先后排序（《立秋夜》除外），從候仙園商討修邑志始，到邑志修訖赴京師途中，中間也沒有記載一同修志的唐夢賚出游登岱的文字。

種種跡象表明，唐夢賚登岱時在仲冬。而袁藩自膠州歸來不久就已降雪，此時從淄川去泰安，經青石關、萊蕪一線因雪后封山已不能通行，只能走經過濟南的官道。此條線路三百七十馀里，往返就要十一、二日（說見后文）。而泰安州州同張肇昌公務纏身，能與唐夢賚在泰安期間相處甚得，也絕非三兩日就能處得如此熟絡。假設唐夢賚在泰山駐足五六日，那么整個登岱之行前后要近二十日，若是初一啟行則可，若啟行不是初一，可能連出吊王士祿之事都會錯過了。這年的七月，唐夢賚能放下淄川七十年一遇的修志公務去登岱訪友嗎？唐夢賚七月出游，于情于理皆不合。

以《林教頭風雪山神廟》為例來說明。這是一篇小說，常規的教法是從小說的人物、情節、環境這三個要素講起，筆者選擇的是將小說的標題切片?！读纸填^風雪山神廟》這一小說標題可以切片成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三個元素，既交代了主要人物形象及其特征（形象），高度概括了林沖風雪之日在山神廟手刃仇人的主要事件（情節），又渲染了環境氣氛，奠定了文章的感情基調。從標題切片分析，切口小，可供挖掘的意義卻深。

而到康熙十二年（1673）的冬天，畢際有、袁藩校訂邑志完畢，身為總纂的唐夢賚要再作最后審定，然后“書成送邑，邑錄送省”，他才能卸下修志的重擔，有閑暇之心制裝出行。唐夢賚詩、釋元玉詩、張肇昌《序》與畢際有《序》、袁藩詩、吊王士祿事相與印證，皆可證明唐夢賚登岱一事發生在康熙十二年（1673）的冬天，而不是這年七月。

目前可以確認的事實是，康熙十二年（1673）冬天，唐夢賚為踐與釋元玉十五年舊約而訪友泰山。期間他曾登臨泰山，宿于岱頂所設官署中。次日四更即起，至日觀峰，見“天宇穹窿，白云滿地，已而雞聲唱徹。東望白云中，火焰堆起三峰，初如紅榴乍吐，漸高云氣始赤。疊錦拖綺，變現萬狀；朱盤輪囷，去天漸近；白云漸消，山巒村落漸出而世界現矣?！保?］360唐夢賚又作《看日出歌》記述他所見到的駭人心目的日出景象，載《志壑堂詩集》卷一《登岱集》，詩云：

日觀峰頭看日出，聞雞蹴起不暇沐。凌空一杖坐單椒，但見閶闔深鎖云填谷。此時羲和睡正酣，龍宮高掛扶桑轂。少時海東散微霞，山腳明河類拖玉。赤城爛熳色漸驕，粘天橫練千層綠。同游大叫真奇絕，朱鏡誰家忽出匵。一時倏變珊瑚鉤，噴焰三角紅髻蹙。此時只在平地白云中，卻隔海天尺五六。須臾全現丹砂盤，虞淵一躍涌天腹。［2］31

唐夢賚和蒲松齡，在游泰山的過程中都看到了日出。那么他們看到的是同一次日出嗎？或者說，他們是一起登臨泰山看到的同一次日出嗎？

三、蒲松齡沒有與唐夢賚一同登臨泰山

蒲松齡確曾登過泰山，這有《聊齋詩集》中的《登岱行》和《聊齋文集》里的《秦松賦》為證。

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齡集》，在《聊齋詩集》卷一有“姑附于”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之下的部分詩作。路先生在卷一癸丑《又寄孫樹百，兼貽魯壇》詩題之下加按語云：

按：以下各詩為張序五卷本第一卷所編訂之目次，然未注年代，茲考之亦未得其究竟，因亦不能移于他處，姑附于此。［8］495

鄒宗良先生在《二卷本〈聊齋詩集〉探考》一文中考察云：“路編《聊齋詩集》卷一‘姑附于’康熙十二年癸丑的詩作，1962 年8 月第1 版的《蒲松齡集》包括《又寄孫樹百，兼貽魯壇》在內共收入四十一題六十一首，路大荒先生誤稱‘五十八首’；至1963 年10 月《蒲松齡集》第2 次印刷時，路先生復據《聊齋偶存草》補入十二首，共得七十三首?！保?］260

蒲松齡的《登岱行》七古一首就包括在這七十三首“姑附于此”的詩作之中。既然路先生說其底本張序五卷本“未注年代，茲考之亦未得其究竟”，那就說明這七十馀首詩作的寫作年代并未確定，研究者是不能把這些詩作認定為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詩作的。

袁世碩先生在《蒲松齡與唐夢賚》一文中，關于蒲松齡是否與唐夢賚同登泰山一事有如下表述：

顯然，蒲松齡是登過泰山，登泰山也必凌絕頂觀日出?！兜轻沸小繁銓懙接^日出：

瑤席借寄高巖宿，雞鳴海東紅一簇。俄延五更黍半炊，洸漾明霞射秋谷。吳門白馬望依稀，滄溟一掬推琉璃。七月晨寒勝秋暮，曉月露冷天風吹。頃刻朝暾上山觜，山頭翠碧連山尾。

與唐夢賚《雜記》之記述頗相似。在路大荒編《蒲松齡集·聊齋詩集》里，《登岱行》正系于康熙十二年。那么，有可能這年蒲松齡亦曾與唐夢賚同游泰山。只是尚無佐證，不敢遽然論定。［1］130－131

袁先生認為蒲詩《登岱行》有明確的作期，即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因而與唐夢賚登岱的時間正好是同一年，這為他們相約一同去登泰山提供了可能性。但上文的考察說明，《登岱行》恰好正是因為不能確定具體的寫作年代，才被路大荒先生“姑附于”康熙十二年（1673）之下的那七十三首詩作中的一首。因此，筆者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能說《登岱行》一詩作于“某年”，而不能確認它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也就是說，唐夢賚在康熙十二年（1673）仲冬為踐與釋元玉之約而去泰山一事是可以確認的，但說蒲松齡在同一年也去了泰山，并且寫下了《登岱行》一詩，這究竟是不是事實卻是難以確認的。

再者我們在上文的考察中確認，唐夢賚去泰山的時間是在這年的仲冬。但上面所引的蒲松齡《登岱行》里卻有這樣的詩句：“七月晨寒勝秋暮，曉月露冷天風吹?！边@說明蒲松齡去泰山的時間是在盛暑的七月，但因為身在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的泰山之上，所以他發出了“七月晨寒勝秋暮”的感嘆。至于是哪一年的七月，因資料闕如，不好論定。一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的仲冬時節登岱，一是在某年的七月登上泰山，就算是假設蒲松齡在同一年的七月登岱，也與唐夢賚登岱相差了四個月，“有可能這年蒲松齡亦曾與唐夢賚同游泰山”的看法肯定是不符合事實的。

正因為同是登岱，但唐夢賚和蒲松齡登岱的時間不同，時令有別，袁先生對于蒲松齡與唐夢賚同登泰山一事，亦因“尚無佐證，不敢遽然論定”。由于蒲松齡與唐夢賚同登泰山一事在時間上無法統一，難以坐實，所以筆者認為，他們兩人在康熙十二年（1673）同登泰山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2000 年，袁世碩、徐仲偉兩位先生合著的《蒲松齡評傳》出版。其第五章《文章憎命·縉紳門下》記蒲松齡、唐夢賚登泰山事，與袁先生《蒲松齡事跡著述新考》中的觀點又有不同：

康熙十一年（1672）……次年七月，唐夢賚要去登泰山，為了不感到孤寂，又邀蒲松齡相陪伴。蒲松齡那年在王家坐館，但不好拂唐大縉紳的美意，他在當地是有很高的名望的，好在泰山距淄僅百里之遠，往返不過五、六天，也就征得館東的同意，隨著去了。［10］90－91

袁、徐二先生提出的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唐夢賚邀蒲松齡一同登岱之說，不知其所本，亦不知因何與袁先生前說相異。袁、徐二先生認為，唐夢賚登岱因感到寂寞，遂邀蒲松齡同往。事實是唐夢賚此行的目的不為登岱，而是訪友。因為舊日的僧友元玉駐錫于泰山之陽的普照寺，唐夢賚踐昔年的舊約前來相訪，所以他不會感到“孤寂”。

唐夢賚會不會邀約蒲松齡與他一同登泰山呢？筆者的看法是不會。從《志壑堂集》的相關記載看，唐夢賚出行陣仗很大，不像蒲松齡那樣“一仆一騎，別無伴侶”，其隨行者有侍從、蒼頭、廚子、車夫、馬夫、保鏢等等，并且保鏢都配有火銃?？滴跏辏?677）唐夢賚南游江浙，由淄川張氏家族的張紳和柳燦東（名不詳）侍從；康熙十九年（1680）南游江浙，由其外甥許靜修侍從前往；康熙二十一年唐夢賚邀友人登近在咫尺的長白山，由浙江少年才俊吳陳琰侍從。當時蒲松齡的館東畢際有亦應邀同往，但蒲松齡卻無緣此行，畢際有的侍從者是其妻侄王廣銓（字次公）。畢際有出游回到西鋪村，蒲松齡曾在《重陽，王次公從高少宰、唐太史游北山歸，夜中見訪。得讀兩先生佳制，次韻呈寄》詩中慨嘆“李郭仙舟望亦難”。而且，由唐夢賚發起，淄川諸多文人參與的“載酒堂唱和”“五畝園倡和”等雅集活動，蒲松齡也只能作詩遙和。以蒲松齡的身份地位，他是沒有多少機會參與到唐夢賚的社交圈子里的。唐夢賚出游，如果沒有蒲松齡的館東同行，讓蒲松齡侍從隨往，于情于理，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袁、徐兩位先生關于“泰山距淄僅百里之遠，往返不過五、六天”的說法同樣值得商榷。彼時淄川去泰安州有兩條路，一條是自淄川南行，經青石關、和莊、萊蕪到泰安的小道，約二百四十馀里；另一條是出淄川西行，經王村、明水、濟南、長清到泰安的官道，全程約三百七十余里，康熙十九年唐夢賚南游走的即此線路。這兩條路，皆不是袁、徐兩位先生所說的僅有“百里之遙”。萊蕪一路地處在群山之中，山高路險，行動緩慢。特別是益都縣顏神鎮與萊蕪交界處的青石關，關北路險難行，即便是晴和天氣，也須手腳并用才能攀爬到關前?？滴跏辏?673）袁藩自膠州歸來，與畢際有再次修訂邑志時天已降雪，一旦大雪封山，萊蕪一線便已不能通行。走濟南一線，全程約三百七十馀里。即便沿途唐夢賚不居停訪友，一行人每天趕路七十馀里，時值冬日，晝短夜長，積雪不化，五六天的時間，大概只夠去泰安單程。

綜上所述，袁、徐兩位先生在沒有新的文獻資料支持的情況下，說唐夢賚邀蒲松齡在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同登泰山，所言諸事皆與事實不符，其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值得關注的是，袁先生原來“不敢遽然論定”之事，后來竟已然成了“定論”，不少研究者言及唐夢賚與蒲松齡之間的交往，必談二人偕從登岱之事。如袁世碩先生主編的《蒲松齡志》云：“（蒲松齡）也曾隨唐夢賚等游覽山水，東去嶗山，南登泰岱?！保?1］28盛偉編?！镀阉升g全集》附錄《蒲松齡年譜》云：“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三十四歲……七月與唐夢賚等人登泰山，并作詩《登岱行》七古一首?！保?2］總3377劉秀榮、劉婷婷《聊齋俚曲論綱》云：“康熙十二年（1673），蒲松齡34 歲……是年……七月與唐夢賚等人登泰山，作《登岱行》七古一首?！保?3］14馬振方先生《〈聊齋志異〉面面觀》云：“十二年（1673）……七月又曾登游泰山，作《登岱行》?！保?4］10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當年路大荒先生因張序《聊齋詩集》五卷本卷一沒有編年，而“考之亦未得其究竟”，將包括《登岱行》在內的七十三首詩作“姑附于”康熙十二年（1673），后來的研究者則未作考證，因循其說，將蒲松齡登岱一事坐實為康熙十二年（1673），并明言是受唐夢賚之邀，與唐夢賚一同登泰山?，F在該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改正這一錯誤結論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