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共情翻譯的觸發因素探究

唐 瑛

(1. 湖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 湖南 長沙 410081; 2. 邵陽學院 外國語學院, 湖南 邵陽 422000)

林語堂通過譯、創、編對中國傳統哲人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藝術進行現代化闡釋,獲得了西方受眾的主動接受和傳播,可謂西學東漸大背景下東學西漸的先鋒人物。目前對林語堂翻譯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具體作品翻譯策略分析,如陳榮東[1]、郎江濤和王靜[2]對林語堂翻譯專論萬字文《論翻譯》的深度挖掘。王玨[3]及馮智強和龐秀成[4]對散見于副文本中的林語堂翻譯觀及翻譯思想進行了概括總結,前者解讀了其中所體現的譯創動機、譯創思想、譯創策略等,后者提煉了林語堂對翻譯本質、翻譯標準、翻譯策略、翻譯原則、翻譯心理及翻譯倫理的獨到見解。但目前從情感維度整合林語堂作品及其內、外副文本相關譯論話語,探析其翻譯思想的成果較為有限。

一、“共情翻譯”的內涵

德國審美心理學派創造并發展了“共情”這一概念及其各種學說,尤其是胡塞爾(Edmund Husserl)、施坦因(Edith Stein)、舍勒(Max Sheler)及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圍繞“自我”“他者”“世界”對“共情”的內涵進行了不斷的深化和豐富。其中,施坦因的觀點強調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雙向互動、平等互惠的關系,肯定“共情”中包含認知活動[5]42-43,最接近翻譯傳播活動譯者主體性的本質特征。中國古典文論中也不乏關于藝術、藝術與情感關系的討論。中國式的“共情”主要基于“天人合一”美學觀的“移情”或“表現”等核心概念。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提出“思理為妙,神與物游”,黃侃將其解釋為“心境相得,見相交融”之“移情”。這是中國傳統文論中首次出現這一概念?！扒f周夢蝶”則是對這樣一種主客體關系的最經典詮釋。陸機的“詩緣情”,劉勰的“情者,文之經”,白居易的“詩者,根情”,湯顯祖的“情生詩歌”都表達了藝術源于情感,是情感的表達。梁啟超的“趣味”,王國維的“境界”,朱光潛的“情趣”,宗白華的“情調”,豐子愷的“真人生,真善美”都彰顯了審美的情感內核,強調了審美和情感的本質關聯。

“情”是中西美學思想的精神特質之一,也是林語堂翻譯傳播思想的重要表征。在《論翻譯》中,他從心理學的角度提出了以“情”為核心的“美譯”思想,認為美譯需“達意”“傳神”,“神”即字詞所帶“情感之色彩”,語言不僅“表示意象”,而且“互通情感”[6]335。林語堂在《論翻譯》中未對“情”進行深入系統的闡釋,其主張與作者、讀者“互通情感”的翻譯思想散見于其譯作副文本及文評話語,并貫穿于其翻譯傳播行為始終。從“共情”的內核和特征及中西美學情感論主要觀點,可見林語堂所主張的情感互通就是“共情”,即基于譯者與原作(者)的情感共鳴及與譯者對譯入語讀者的同情關照,實現譯者與原作(者)對譯本情感的共建,使譯入語讀者和譯者對譯作達到情感共享,最終實現譯者、譯作、譯語讀者對原作(者)的情感共傳?！肮睬椤钡奶卣鞅憩F為主動性、雙向性及流動性。在中國翻譯史上,林語堂在翻譯創作實踐中本著對作者、目標讀者、藝術所應負的三重責任[6]327譜寫了一曲有著特別韻味和特殊意義的共情篇章。林語堂的共情翻譯觀在其大量副文本譯論話語尤其是序跋、后記中都有充分的體現,筆者在另一篇文章[7]中已統計相關數據并進行了分析,在此不贅述。本文從這三個維度出發總結相關譯論話語,深入考證和分析林語堂共情翻譯的觸發因素,探索情感、審美、認知三元共情相互滲透對譯者翻譯觀和翻譯策略的影響以及對譯作傳播效果的優化作用。

二、林語堂共情翻譯傳播的觸發因素

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最神奇的力量就是能夠賦予作者打破時間、空間限制的能量,使其能與理解他、欣賞他的每位讀者隨時、隨地進行靈魂與靈魂的對話。一位能深入作者靈魂深處的譯者必能透徹理解、欣賞作品,經由語碼轉換闡釋作品,通過敘事調適傳播作品,讓不同國度、不同文化的讀者熟悉、了解、理解、欣賞作者,使作者和作品的生命得到不斷延續和豐富。然而,因為個人的情感、認知、經歷的差異性,共情的觸發因人而異。林語堂與作者、作品、讀者之間的共情觸發也具有其內在的特點。

(一)譯者與作者--精神的會合

基于副文本話語的分析,可發現林語堂所喜好的作者幾乎都具有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和諧共存的特點,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們都生存于生活的現實和詩意的看法的沖突之中[8]ⅩⅧ。具體說來,林語堂與作者之間的共情主要是由以下三個因素觸發的。

1.圣人的思想

林語堂不僅是文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還是一位思想家。他對外部世界和人自身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求知、求真的愿望。[9]59他所喜好的作者都擁有獨立的人格和通透的思想,無論是哲思大師老子、孔子、莊子等,還是文學高士陶淵明、蘇東坡、袁宏道等,都是慧心獨具、才思敏捷、文思涌動之人,對社會和人性有著自己獨特而又深刻的洞察,同時又崇尚自然和本真。林語堂曾用“賦性穎悟,見解超群,胸中有萬丈光芒”[9]61來形容他們。雖歷經坎坷,他們堅定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超凡脫俗而又真誠質樸。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都對“人如何為人”進行了深刻思考并呈現出不同視角,在不同層面和林語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崇尚文化和理性,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追求自然和本真,而陶淵明、蘇東坡、袁宏道等文人的思想是對兩派思想的選擇性接受和吸收。我們能看到他們崇尚文化和理性的一面,也能看到他們追求自然和本真的另一面。這也是自稱為“一捆矛盾”的林語堂本身的顯著人格特征。因此,林語堂與他們之間的共情是自然而然的。

2.詩人的遠方

林語堂認為人生不僅需要理智冷靜的思考,還需要熱情美好的想象,二者和諧共存才是理想人生。他所譯介的作家都滿懷浪漫主義的情懷,無論現實境遇如何,對生活總是充滿熱情和希望。林語堂推崇老子,因為“老子的格言傳達了一種激動人心的情緒”[10]4。林語堂敬佩蘇東坡,因為他具有“多才多藝的天才的深厚、廣博、詼諧,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爛漫的赤子之心”[11]6。林語堂喜歡沈復,因為沈復身上具有“那種愛美愛真的精神和那中國文化最特色的恬淡自適和知足常樂的天性”[12]ⅩⅢ-ⅩⅣ。林語堂力推張潮,因為“兩人相交于不同的時空,卻同樣具有‘純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最重視的‘性靈’,一種清潔、透明而單純的性情質地”[13]。他譯介給西方讀者的還有“浪漫瀟灑、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詼諧、獨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獨特偉大的李卓吾,感覺敏銳、通曉世故的張潮,耽于逸樂的李笠翁,樂觀風趣的老快樂主義者袁子才,談笑風生、熱情充溢的金圣嘆”[14]4等。林語堂的這些“朋友”無論順境逆境,都能快樂生活,對生活不失熱情和熱愛。他們所詮釋的正是林語堂所推崇的中國人曠懷達觀、陶情遣興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東方情調。

3.世人的日常

林語堂的譯創從未離開過對生活日常的關注。林語堂本人也可謂生活達人,既會對一本精絕的詩詞愛不釋手,也會迷戀一塊香噴噴的紅燒肉。林語堂譯介的孔子并非高高在上的圣人,他風趣幽默,會在雨中唱歌,能演奏樂器,對飲食很講究,對穿衣搭配有自己的眼光,甚至還對衣裳有過小發明,孔子所過的生活是充實而快活的。林語堂譯介的蘇東坡除了文采橫溢,還是“釀酒的實驗者,工程師……瑜伽術的修煉者”[11]5-6?！陡∩洝飞钍芰终Z堂的青睞,他不僅對該作細心品讀、精心翻譯,還多次將其收錄在其他編譯作品中,因為沈復夫婦“在世上并沒有特殊的建樹,只是欣愛宇宙間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幾位知心友過他們恬淡自適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樂”[12]17。對生命和生活真諦的思考和浪漫的遐想最終需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歸屬,知足常樂、淡泊名利、閑適輕松的生活觀念正是林語堂和他所推崇的大多數作者所畢生追求和信奉的。

(二)譯者與作品--審美的契合

林語堂博覽中西作品,尤愛中國文學,遇到自己鐘愛的作品常愛不釋手,異常珍惜,并會用自己的筆進行推介和傳播,向生活在動蕩的時局之中或機械化、快節奏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模式中的西方讀者呈現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審美情趣和生活藝術,帶給人們親近、清新、真實、自然的感覺?？v觀其譯介作品,幾乎都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征,它們觸發了譯者與作品之間的共情。

1.文字的真實

林語堂推崇性靈文學,在翻譯材料的甄選上,他“都精心地選擇具有‘個性’和‘性靈’的作品,來實現文學的解放”[11]62。林語堂對“性靈”的解釋是“一人有一人之個性,以此個性無拘無束自由自在表達之文學,便叫性靈”[15]238。換句話說,林語堂推崇的是能表達作者真實情感和思想的作品。真實是林語堂評判優秀作品的重要標準之一。林語堂所欣賞的真實主要表現在內容和情思兩個方面。從副文本的譯論話語中我們可以發現“自由”(free/freedom)和“原創”(original)高頻出現。他傾向于選擇傳記、小品文、詩歌、傳奇故事等文體,因為它們更能反映真實的生活和情感,更富有審美的內蘊。他編譯《蘇東坡傳》,因其詩詞文章皆為“自然流露,順乎天性……莫不真篤而誠懇,完全發乎內心”[11]6。他精譯《浮生六記》,因“其體裁獨特,以一自傳的故事,兼談生活藝術、閑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評藝評”[12]ⅩⅣ。他認為杰作必然“真純”,就像“寶石不怕試驗,真金之不怕火煉”[11]12。敘真實故事,抒真情實感,這是林語堂心目中佳作的重要品質。

2.意境的唯美

林語堂的美譯觀要求形式美和內容美的和諧統一,他對原作的要求也是如此,認為作品意境的唯美就是用美妙的文字記錄美好的事物。在敘事特征上,如《幽夢影》采用了議敘參半的閑聊敘事模式,蘇東坡詩文體現了剛猛激烈、遒健樸茂的語言風格,《聊齋志異》運用了精細的人物刻畫和細節描寫。在文風藝術上,如《古文小品譯英》中《蘭亭集序》雋妙、《祭震女文》溫情、《鶯鶯札》深情、《聲聲慢》愁情、《志林書札選》幽默、《琵琶行》感人、《說散記文》清雅。在文體藝術上,如《英譯重編傳奇小說》(FamousChineseShortStories)中的傳奇故事,其中半數來自唐朝,林語堂認為唐朝不僅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也是傳奇的經典時期,人們的想象更大膽、更自由、更有活力、更輕松,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浪漫、最富有想象力的時期。在主題上,眾多作品中包含中國經典文學和高雅文化,前者如儒、道典籍以及詩詞、小品、傳奇等,后者如中國人如何品茗、行酒令、游山玩水、看云鑒石、聽雨吟風、賞雪弄月、養花畜鳥等生活藝術。作品的風格、情感、文體、主題共同構建的唯美意境和林語堂的美學思想不謀而合。

3.普世的情感

林語堂一生追尋對人性的準確理解,極力推崇人道。他偏愛的作品皆表達了充沛的情感。在《英譯重編傳奇小說》序言中,林語堂說“短篇小說之主旨在于描寫人性,一針見血,或加深讀者對人生之了解,或喚起人類之憐憫、愛或同情,而帶給讀者以愉快之感”[8]ⅩⅢ。這段話語可以說明林語堂對作品情感因素的強調。情感是普世的,不分國界,能與所有讀者分享。在眾多情感之中,他最推崇的當屬“樂”:日常生活中的閑情逸趣之“樂”,顛沛流離中的苦中作“樂”,無論順境逆境都能知足?！皹贰?。這也是他想要傳達給西方讀者的東方生活藝術?！皹贰痹凇陡∩洝纷g者序中出現了14次,在其他作品中也高頻出現。如,在《蘇東坡傳》序言中出現9次,在《古文小品譯英》序言和作品介紹中出現7次。除了“樂”,林語堂還傾心于“愛”。男女之間的愛情是被他選中的很多作品的主題,其中他最愛的當屬描述夫妻之愛的《浮生六記》。蘊含著充沛而真實的情感的作品觸發了林語堂的共情,他堅信這種作品才能撥動讀者的心弦。

(三)譯者對讀者--心理的迎合

林語堂對讀者的關照、與讀者之間的共情,和他個人的經歷有關,更是他融通中西文化的內在追求的一種外化表現。他的翻譯中有創作,創作中有翻譯。他的作品在國外受到好評,甚至成為西方讀者的枕邊書。每當問及中國的文化與思想時,西方讀者常以“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回應。這足以說明林語堂與讀者之間的共情效應。他的作品能增加中文讀者學習英文的興趣,也能讓西方讀者透徹準確地理解原文,體會中華文化的優美與價值?；诟蔽谋镜淖g論話語,可發現林語堂與讀者共情的三種觸發方式。

1.精選翻譯文本

林語堂熱愛生活,追求個性自由,崇尚性靈。如前文所述,個人的價值觀念無形中影響了他對作者、作品的評判,也成了他選擇翻譯文本的主要標準。同時,對美好生活和自由隨性的向往也可視為人之共性。這樣的選擇本就很容易和讀者產生共情,再加上林語堂自始至終在翻譯、編輯的過程中觀照讀者接受心理,這種共情就顯得更為強烈。如在《英譯重編傳奇小說》的序言中“讀者”(reader)一詞出現10次之多,每一次提及都在闡明基于對讀者的觀照選擇所譯傳奇故事。一方面是因為作品中傳達的普世情懷,如對人性的洞察,對人生的思考,愛情、親情、友情等情感;另一方面是因為作品中的異域文化特色和歷史真實性或是其奇幻色彩、幽默筆調,能滿足西方受眾的獵奇心理[8]ⅩⅢ。林語堂的文學才華和中英文造詣出眾,選擇的文本雅俗共賞,既詮釋了中國文化之精華,可供研究者研讀,又呈現了中國文化中怡情養性的生活藝術,適合普通讀者在閑暇時翻閱欣賞。

2.活用翻譯策略

副文本話語中關于翻譯策略選擇的陳述也表明了林語堂對目標讀者的共情考慮。鑒于文化差異,他習慣于從敘事角度通過譯寫、編譯、改譯、譯述[16]142等手段對原作內容進行變譯。他曾在寫作《生活的藝術》時說:“我也想以一個現代人的立場說話,而不僅以中國人的說話為滿足,我不想僅僅替古人做一個虔誠的移譯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現代腦筋里的東西表現出來。這種方法當然有缺點,但是從大體上說來,卻能使這工作比較誠實一些?！盵14]5在《蘇東坡傳》的序言中,他也表達過相似的思想:“原文引用的詩,有的我譯為英詩,有的因為句中有典故,譯成英詩之后古怪而不像詩,若不加冗長的注解,含義仍然晦澀難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達文意了?！盵11]9在《英譯重編傳奇故事》的序言中,他也坦誠地說,鑒于讀者的不同,他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大部分故事做了不同程度的改編。如,在《白猿傳》的翻譯簡介中讀者可知他將故事的主題凸顯為歐陽紇失妻之痛和對妻子的鐘情[8]24,在《簡帖和尚》[8]44《碾玉觀音》[8]68的翻譯簡介中他也對故事結局的改編進行了說明等。

3.類比中西文化

副文本話語中對西方文化的類比是林語堂與目標讀者共情的另一個表現。如在《浮生六記》自序中介紹作品人物蕓時,為幫助西方讀者理解其恬淡自適的生活的美好,他把蕓代入到了英國的生活場景,“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國。誰不愿意陪她去參觀倫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墜淚玩摩中世紀的彩金抄本”[12]ⅩⅢ?為了表達他對沈復和蕓夫婦的敬慕和哀思,他借用了西方的藝術作品來抒情,“在他們墳前,我要低吟拉威爾(Maurice Ravel)的帕凡舞曲(Pavene),哀思凄楚,纏綿悱惻,而歸于和美靜嫻,或是長嘯馬斯奈(Massenet)的小調(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悠揚而不流于激越”[12]ⅩⅣ。他又將作品中夫妻的安樂比作“托爾斯泰在‘復活’所微妙表出的一種,是心靈已戰勝肉身了”[12]ⅩⅣ。他為說明孔子的哲學思想在中國的重要地位,將《論語》比擬成中國的“圣經”;為說明唐朝傳奇故事的魅力,將其比擬成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文學。此類比擬不勝枚舉。這種中西文化類比詮釋有助于激發異域文化讀者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興趣和共鳴,并易于理解和接受。

三、結語

對林語堂共情翻譯觸發因素的探究應深入譯者與作品、作者和譯語讀者的情感、審美、認知的互動關系中。生發于譯者自身經歷經驗、知識結構、思維習慣、客觀環境等因素的共情能力對翻譯思想、翻譯策略以及譯本效果具有極大影響。它產生于譯者的內部意識,通達作者的思想內核和作品的內涵意蘊,滿足了譯語讀者的內心需求,是優化譯本質量及其傳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