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困、圍困與突圍的窘困
——阿袁小說《天花亂墜》主題評析

趙海濤 王玉華，2

（1.江西師范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江西南昌 330022；2.北京語言大學外國語學部，北京海淀 100083）

阿袁被視為學院派新生代女作家。作為一位典型的學院派女作家，她的作品“大多聚焦大學校園中知識分子，尤其擅長描寫高校中知識女性的生存情感境遇，語言上擅長將典故、比喻和敘事巧妙融合在一起，極具古典韻味”[1]。有研究者指出，阿袁小說大多敘述大學校園里的生活故事，“尤其是聚焦于各類知識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心理，而且又擅長將熟稔于心的詩詞典故在敘事中化俗為雅揮灑自如”[2]。此言不虛，這樣的特征集中體現在阿袁的《鄭袖的梨園》《師母》等系列作品中，以及2022 年7 月她新出版的《小詩經》（單行本）等作品中。阿袁對高校女性知識分子群體的成長歷程與價值觀念進行了多重探索與呈現，擅長展現高校知識分子的俗常生活與情感困境，以及描摹象牙塔外面現實生活的多面圖景，從而從生活的底部和深處來反觀人性的復雜與生存困境。短篇小說《天花亂墜》（初刊于《長江文藝》2014 年第11 期，后收錄于小說集《綾羅》），可以說是她這類小說作品中的代表作。小說以某高校馬姓女教授的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視角，從弟媳婦顧艷和侄子馬小燈來“我”家走親戚寫起?！拔摇痹詾樗麄冎皇菚鹤滋?，沒想到竟然久居不走，這使得“我”和丈夫孟文對他們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后來，孟文發現了顧艷晚上與網友幽會的私隱，才使得弟媳婦和侄子漫長的來訪戛然而止。然而，顧艷私會網友的事實卻被“我”的娘家人所否認，生活又恢復到弟媳婦和侄子到來之前的和平狀態。從小說結局看，一切問題貌似都得到了和平解決，然而敘述者“我”的各種疑惑并未得到有效化解，比如，“我”和丈夫之間日常生活中貌合神離卻在關鍵時刻能默契地達成統一戰線，“我”與原生家庭相愛相怨又難舍難棄，家人對弟媳出軌事件的妥協與啞然接受等。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將女性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中面臨的自困、圍困與突圍困境展現出來，反映了當代女性的生存狀態。

一

《天花亂墜》中，“我”和丈夫孟文都是大學中文教授。結婚前，“我”十分欣賞孟文身上的超凡脫俗，但漫長的婚姻生活之后，“我”就痛恨孟文的這種脫俗了。走入婚姻后的“我”和孟文在家務上分工嚴格：“我”做飯，孟文洗碗；“我”洗衣服，孟文就拖地。夫妻二人在日常生活中貌似和諧互敬，實際上與《天仙配》中男耕女織、夫妻恩愛的理想狀態相背而馳。對于任何一點小事，二人都會錙銖必較，寸土必爭，互不妥協，因此他們對平淡的婚姻生活感到焦慮與厭倦。在這樣的婚姻狀態下，“我”開始懷疑之前對愛情的認識，并自此行事風格大變，從從前的浪漫主義變成了現在的現實主義，承認“大俗即大雅，最好的男人，原來也和最好的詩歌一樣，都是亦俗亦雅的”[3]130?！拔摇睂δ腥苏J識的轉變，折射了女性知識分子妥協的一面。

在這樣的狀態下，孟文的高蹈脫俗導致“我”對昔日的追求者兼同事沈岱宗萌生了好感?！拔摇碑敵鯇ι蜥纷谀弥险n講義包去菜市場的行為感到“俗不可耐”，現在卻能接受他在文學課堂上講授蘇東坡的《洞仙歌》的時候大談特談東坡肉的選材與制作步驟?！拔摇碑斈隇榱司芙^沈岱宗的追求，撮合他和閨蜜兼同事朱周相親，然而他們相親成功并結婚后，“我”感到了酸意和失落，甚至還一度幻想沈岱宗能為了“我”而終身不娶。顯然，女主人公自困于情感世界和婚姻生活的雙重制約中：她崇尚“君子遠庖廚”的理想狀態，卻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日常生活中與丈夫錙銖必較；她厭惡沈岱宗沉迷于俗常物欲，但又艷羨昔日的追求者與閨蜜朱周四平八穩的協作式婚姻。從這個角度看，“我”的婚姻生活現狀與理想的感情生活形成了對立而又無法分割的矛盾關系。在這種矛盾關系中，女主人公呈現出一種自困其中的生存狀態，并因這種生存狀態而倍感苦惱。

與阿袁其他描寫女性知識分子的小說相比，《天花亂墜》中的知識女性“我”有別于《湯梨的革命》中以做學問的態度來對待生活的女教授湯梨，也不同于《浮花》中大膽進行自我剖析和發表心路獨白的主人公朱箔?！短旎▉y墜》圍繞高校教學、職稱評聘、科研學術、師生關系、工作矛盾等內容展開書寫，并將這些內容作為故事背景，凸顯了女性知識分子日常生活的俗常性和感情婚姻的空虛化等特征。小說中，盡管“我”與丈夫孟文之間的日常俗務之爭，“多少傷害了我們的愛情，甚至影響了我對孟文人格的認知”[3]131，但是“我”對沈岱宗的幻想只能停留在幻想的層面。與此相應的是，同樣身為文學教授的丈夫孟文也會利用一切對他有利的機會逃避做家務活，比如家里如果來了客人，孟文吃完飯就會躲進書房不再現身，任憑桌上杯盤狼藉。尤其是當“我”娘家人來做客時，孟文更是以不做家務作為自己被打擾的補償。面對這種日常困境，“我”雖是中文教授卻無應對良方，只能掙扎于精神幻想和現實自困中。

二

《天花亂墜》中所描述的婚姻不僅僅與愛情有關，更多的是與日常物質生活有關，尤其與人物所處的現實處境和出身背景息息相關?！拔摇焙驮彝ビH人之間的感情糾葛羈絆，是導致人物被圍困在理想追求與殘酷現實之中無力自拔的重要因素。

“我”出身于普通的市民家庭，通過努力讀書獲得高校教職?！拔摇钡拿妹民R果是中學英語教師，最小的弟弟馬可是老家當地的郵遞員。馬可收入微薄，為了給他娶親，父母可謂是費盡舉家之力。小說交代，單單結婚一項就花了十幾萬，幾乎把父母弄得傾家蕩產。不僅如此，為了給新娘子顧艷購置鏤花金手鐲，母親還以命令的口吻向“我”借錢。說是借，實則是索要?！拔摇睘榉纯鼓赣H下達的借錢“任務”，希望以自己和丈夫孟文只在宿舍外面貼了一幅大紅對聯就算結婚的經歷為由能搪塞過去。面對金錢利益與親人親情之間的矛盾，“我”數度萌生過抗拒之意，但最終還是親情牽絆占了上風，“我”不得不以“烏鴉反哺”為慰藉給母親寄了錢。

對于父母重男輕女的思想觀念，“我”也很有腹誹之意。弟弟馬可一方面貪婪地榨取父母的血汗錢，一方面又懦弱地對妻子顧艷百依百順。丈夫孟文解釋說，“不是母親偏愛沒出息的孩子，而是孩子因為偏愛而變得沒有出息了。被愛也是要付出代價的”[3]144。如果套用孟文的這句話，那么也可以說“不是母親不偏愛有出息的孩子，而是孩子因為不被偏愛反而變得有出息了。不被偏愛也同樣是要付出代價的?！北桓改负鲆?，以及利益分配時被無端犧牲，導致“我”對父母、兄弟深懷抱怨。因此，當弟弟馬可以侄子馬小燈和弟媳顧艷想去動物園看鸚鵡為借口又要來“我家”時，“我”立刻表現出不高興。小說解釋了“我”不高興的兩個原因：一是娘家人的到來擾亂了馬教授夫妻過懶散而清靜生活的習慣；二是馬教授不喜歡顧艷的來訪。實際上，小說描寫馬教授對侄子、弟媳的不熱情僅僅是表象，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小說解釋的不希望夫妻生活被打擾僅僅是一個借口，真正的問題是馬教授和丈夫之間劍拔弩張，本來懸于一線維系的平衡即將因為娘家人的突然造訪而分崩離析。對于顧艷和侄子的到來，孟文一面是退避三舍，一面又嚴陣以拒。直到孟文對顧艷多次半夜出門心生疑竇，并掌握了弟媳和網友私會的證據，才結束了顧艷母子的省城之旅。為了驅逐弟媳早日離開省城，馬教授還和孟文達成默契，讓丈夫使勁說她做的沒有滋味的飯菜具有養生價值。此外，“我”對顧艷母子來做客感到不高興，還涉及馬教授和原生家庭利益的問題。在原生家庭中，馬教授是家庭利益的敗北者和犧牲者，弟弟馬可是最大受益人，而顧艷正是寄生于馬可的百依百順之上的利益攫取者與完勝者。在這個意義上而言，毋寧說顧艷才是打敗“我”并讓“我”產生不幸心理的始作俑者。因而，顧艷來到后好吃懶做、好逸惡勞的表現，將“我”與原生家庭之間相愛相怨又難舍難棄的感情，從之前的隱性狀態變成了沒有擺在桌面上卻又無法回避的矛盾狀態。這是“我”從頭至尾厭惡顧艷的根本原因。

小說中的“我”對弟媳顧艷的厭惡不僅表現在情感態度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顧艷到來之前，“我”特意跟朱周新學了一道菜“天花亂墜”?！疤旎▉y墜”一菜的特點是既有激情又有想象，被沈岱宗盛贊為具備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顧艷到來后，“我”每天都做“天花亂墜”，最初是把所有葷素紅綠材料全部放在骨頭湯里一鍋煮，色香味俱全。但是，隨著顧艷久住不歸，“我”做的“天花亂墜”變得越來越清淡簡單，就像小說里所描述的，“我的天花亂墜里什么調料也沒有，沒有扇貝，沒有檸檬，更沒有迷迭香，我把朱周的天花亂墜化繁為簡了，且美其名曰，我是東方的極簡主義的天花亂墜，是陶淵明的繁花落盡見真淳”[3]134?！疤旎▉y墜”一詞，可追溯至中國唐代佛教典籍《心地觀經·序品偈》中的“六欲諸天來供養，天華（花）亂墜遍虛空”，原指佛祖講經說法高超精絕，言辭巧妙動聽，感動了天神。隨著語用的變化，“天花亂墜”一詞被轉義用于指涉不切實際的浮夸之言。小說中，“我”用命名豪華但實則偷工減料的“天花亂墜”來招待顧艷和侄子，目的是讓娘家人知難而退。孟文很配合地夸“天花亂墜”好看又養生，侄子馬小燈顯然不吃這一套?？匆姽霉枚松献赖拿桓睂嵉那鍦阉摹疤旎▉y墜”，馬小燈馬上鬧著要回家去。顧艷和小侄子打道回府之后，“我”做的“天花亂墜”又恢復了最初的食材豐富的狀態，沈岱宗贊美說“我”的這道菜肴比朱周做得還好。

三

“天花亂墜”這道菜其實難副盛名，顯然是一個特殊標志，隱喻了女主人公處于原生家庭道德困境的生存境況。顧艷母子的省城之旅名義上是增進親情，實則為道德綁架?！疤旎▉y墜”刺破了女性高知貌似平靜實則暗流洶涌的生活表象，展示了女性自困其中與被多重因素圍困的實際狀態。小說中最后一部分所描寫的全家人對弟媳出軌事件的妥協與啞然接受，更是將普通女性人物生存的困境與突圍的艱難展現得入木三分。

顧艷的省城之旅結束后，生活復歸平靜，然而她私會網友的婚內出軌問題并未解決。對于這一問題，妹妹馬果、“我”和母親老藺三人的態度頗值得玩味。馬果因為與“我”同病相憐，對待顧艷的認識和態度與“我”也有相似之處。她作為重男輕女家庭的另一犧牲者，平素看不慣這位虛偽做作的弟媳。馬果知道顧艷出軌之事后并未馬上將之公開，而是“凌遲式”地懲罰弟媳。比如，馬果對顧艷的所作所為感到不舒服時，立刻以只言片語（如“夜里李白湖散步”“網友一桿老煙槍”）暗示她知曉弟媳在省城私會的事情，讓顧艷從不可一世的“楊貴妃”變成低眉順眼的“花襲人”?！拔摇币矊︻櫰G不滿，但更多從理想主義角度來反思這件事情，認為愛情與婚姻中不能有背叛和欺騙?！拔摇笨吹今R果對這件事無力應對后，將顧艷出軌的事情告知了母親老藺?！拔摇痹詾樗貋韽妱莓敿业哪赣H老藺一定會將出軌事件公開化，甚至要求顧艷與馬可離婚。但是，母親的反應與女兒們的預料大相徑庭。母親不動聲色地“消化”了這件事，消化的結果就是生病，嚴重到了三天滴水沒進、粒米未沾的程度，連愛吃的鳳梨罐頭也吃不下了。母親的生病換來了顧艷獻殷勤式的照顧，也換來了顧艷挽著胳膊陪丈夫上菜市場買菜的日常生活狀態。當“我”準備戳開這一虛假單薄的窗戶紙時，老藺將顧艷的出軌事件一語定調，“我只是告訴你，這事就這么過去了，聽見了嗎？這事就這么過去了！你別在馬可那兒多嘴”[3]147。老藺的這番話既是規勸也是警告，避免了出軌事件給家庭帶來的激烈沖突，使“我”對原生家庭的“復仇”計劃落了空。

對于老藺的反應，“我”和丈夫孟文起初都不理解。孟文擅長解析《孔雀東南飛》《金鎖記》等作品中塑造的婆婆這類人物的心理，認為老藺的舊式道德觀一定會和顧艷的婚姻出軌丑聞相沖突，沒成想岳母選擇了裝聾作啞與“藏污納垢”?！拔摇痹詾槿液皖櫰G之間即將打響一場家庭倫理大決戰，現實卻是在劍拔弩張的態勢下大家以心知肚明的形式不戰而和。小說中，“我”和孟文分析了原因：一是馬可和顧艷結婚成本太高，父母年過七旬很難有能力為馬可再娶一個妻子；二是顧艷為馬家生了兒子，家庭地位穩固，全家人只能啞巴吃黃連。家人的妥協換來太平安寧的生活，被蒙在鼓里的馬可繼續和顧艷秀恩愛。反而是生了女兒的“我”自感盡管女兒孟驪長得如花似玉也沒有用，“我依然是朵不結籽的花，是棵沒有生根的樹”[3]150。在這里，渴望精神道德層面的澄清卻不得不接受現實生活中虛偽的心理折磨，這使得女主人公陷入內外重重困惑的包圍，無路可遁。

眾所周知，作家阿袁擅長打通高校象牙塔與世俗凡塵之間的高墻深院，通過連接知識女性精神認知與俗常倫理之間的沖突描摹人生百態，呈現人性的深邃與復雜。錢旭初認為，“阿袁小說的故事核心，是那些校園中作為主體的教師（知識分子）們的‘情事’，集中寫知識分子安貧樂道的傳統觀念被解構后，人類知識繼承、質疑、創新的知性精神完全變成了個人欲望的掙扎、追逐”[4]。與之相印證的是，走下課堂、離開書房的教授夫妻一旦面對日常雜務和認知相沖突，其頭上的知識分子光環就會迅即褪色。他們一方面對自己的精英身份津津樂道，一方面又面臨著不得不大眾化、世俗化的被動選擇。舊身份的喪失和新身份的獲得，以及新舊身份的不斷沖突與妥協，是《天花亂墜》小說中教授夫妻突圍的困境，也是作家阿袁等學院派作家小說寫作的重要特點。

四

當然，對于阿袁作品中揭示的生存困境，學界也有不少討論。金赫南評析說，阿袁筆下的高知女性有獨立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但是她們內心深處對傳統性別秩序和舊式女性角色定位是認同與趨附的，她們最擅長和最致力于的是揣度、算計，隨世俯仰，以此來有效地實現與世界的握手言和[5]。劉旭東從情感層面和物質層面做了進一步辨析，認為高校這個成長環境對女性知識分子的制約與束縛，已經內化于女性知識分子群體的價值觀念之中，呈現出一種“反成長”的敘事特征，在某種意義上“阻斷”了她們與男性話語、外在社會結構的抗衡[6]。以此反觀《天花亂墜》中身處自困、圍困之境又無力突圍的馬姓女教授，我們可以理解她何以只能在婚姻、親情和家庭倫理道德的多重困境中一邊突圍又一邊妥協。

阿袁是筆名，其真名是袁萍，身份是南昌大學中文系教授。她早年發表了對女作家王安憶的小說《驕傲的皮匠》的評論文章，對王安憶主張的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的“理想”狀態的小說深以為然，認為這是一種返璞歸真的藝術追求，主張作家寫作應該基于心靈的需要，從內心出發為自我寫作[7]。從她的這一觀點來反觀她的文學創作，我們會發現其中暗含著一條一脈相承的思路，那就是作家阿袁對于特殊身份的特殊人物的非特殊生活進行了日?；Y構與解構，化有形為無形。這無疑是一種不同于同類題材創作的大膽嘗試和冒險。

在接受陶令訪談時，阿袁曾談及自己的創作心得。阿袁坦言：“別的作家可能把教師當教師寫，教師就應該道貌岸然，應該風雅頌，我呢是把教師當人來寫，是人就有七情六欲，‘食色，性也’?！盵8]可見，阿袁是從人的庸常和人性的復雜嬗變等角度來審視身處高校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的，并尋找這些被視為特殊人群的一般性意義之所在。她不僅寫出女性高知群體的一般性特征，而且還以更殘酷的故事去展示她們遭遇的挫敗和失意。面對來自各方的批評意見，阿袁建議讀者可以借鑒安吉拉·卡特提倡的“對抗式閱讀法”去反思她筆下女性人物的挫敗和困境。安吉拉·卡特在解讀擅寫情色的法國作家薩德筆下好女人沒有好結局，壞女人卻取得了勝利的故事時，認為薩德這種貌似反道德的寫法才不會讓女性麻痹，并促使女性人間清醒[7]。阿袁主張用“對抗式閱讀法”從相反的立場和角度去重新思考作家的寫作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天花亂墜》中其他人物都有名有姓，中文女教授只有姓卻無名。小說通篇以“我”的視角來敘述，“我”無處不在卻沒有名稱，只是中文教授孟文的妻子、孟驪的母親、馬家的大女兒。如果沒有了這些周圍人作為參照，“我”究竟是誰無從確立。另外，故事中“我”的妹妹馬果和弟弟馬可，他們都有自己的姓和名。姓名通常有指稱、文化、傳承、符號等多層意義，姓名不完備以及缺少名字，可以視為主人公馬姓教授在姓名指涉意義層面的重要殘缺，也是其在婚姻生活和原生家庭中存在感被弱化的直觀體現。一個人與周圍人的關系是此消彼長的，個體存在感被弱化意味著周圍的“他者”們的地位被強化了。作家無意于在故事中讓人物的命運得到改變和被救助，反而以反彈琵琶式的筆觸，以充滿悲憫的仁心觀照人們共居的俗?，F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