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的內在邏輯與政策路徑

耿 明，劉海燕

（1.鹽城師范學院商學院，江蘇鹽城 224002；2.鹽城師范學院招生就業處，江蘇鹽城 224002）

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及時回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成為當前我國各項工作的最終指向。高校畢業生（畢業0—6 個月以內）是廣大人民群眾中的重要群體，其就業問題隨著社會經濟轉型升級變得愈加重要。拓寬高校畢業生就業渠道，是回應高校畢業生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關鍵舉措。2022 年，黨的二十大明確指出“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進一步強調了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重要性。為了推動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本文從理解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的內涵特征入手，對其內在邏輯和政策路徑展開探討。

一、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的內涵特征

要想準確把握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的內涵特征，就要精準闡釋就業質量的內在意蘊，準確概括高校畢業生的本質特征，并立足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全面了解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要義。

首先，關于就業質量的內在意蘊。就業質量以就業為前提和基礎，就業是指特定年齡階段內有勞動能力的個體通過合法社會勞動獲得相應收入或報酬的經濟行為。就本質而言，就業是勞動力資源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一種狀態，體現在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就業數量表現為與生產資料結合并獲得報酬的勞動者的數量，就業質量則體現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后獲取的報酬與其勞動付出之間的匹配程度。西方學界最早對就業質量給予關注，先后聚焦于工作生活質量（Quality of Work and Lile）、體面勞動（Decent Work）、工作質量（Quality in Job）和高質量就業（High-quality Employment），對就業質量的內在意蘊進行闡釋并不斷使其趨于豐富。工作生活質量存在多種定義：一是勞動者個體獲取報酬途徑的好壞；二是為使工作環境更具生產性和更令人滿意而采取的一系列創新性方法或技術；三是關于工作性質、勞動者、雇主、組織等之間關系的描述和闡釋；四是工作生活涉及的所有人、財、物的狀態，換句話說就是指工作生活中的一切?！绑w面勞動”這一概念是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于20 世紀90 年代首次提出的，被界定為推動各類性別的勞動者在公平、自由、安全和受尊敬的條件下獲得體面的、生產性的可持續工作機會[1]108。國際勞工組織主張，每個主體都擁有獲得工作和報酬的機會，勞動者、雇主和政府三者之間通常能就勞動就業問題展開協商對話，每個勞動主體都享受相應的社會保障和擁有足夠的工作報酬，每個勞動主體的正當權利都受到法律保護，以及勞動具有生產性是體面勞動具備的基本特征[2]20?！肮ぷ髻|量”是歐盟追求的一種價值和理念，其核心內涵是對更好工作的一種描述和追求?！案哔|量就業”是帶有傾向性、相對性的概念，與“低質量就業”在意蘊表達上相對應。施羅德（Schroeder）和弗雷德里克（Fredric K.）認為，高質量就業是勞動者個體在自身認為具有挑戰性和滿意度的工作環境中獲得相應報酬的一種能力，且不以獲得報酬的高低為判斷高質量就業的唯一標準[3]。顯然，西方學界圍繞勞動者、雇主、工作環境三大核心主題對就業質量的內在意蘊展開多維闡釋，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了基礎。相比之下，國內學界對就業質量內在意蘊的關注與闡釋起步較晚，始于20 世紀90 年代末期。徐小洪在1998 年從就業數量與就業質量關系角度首次提及就業質量，認為增加就業數量與提高就業質量是魚與熊掌的關系，二者往往不可兼得，甚至短期內就業數量的增加和就業質量的提升通常是對立的，但未對就業質量的內在意蘊做出闡釋[4]。此后，國內一批學者主要從指標建構角度探討就業質量，關注就業質量評價問題，也沒有系統觀照就業質量的內在意蘊。劉素華基于就業與質量的內涵，對就業質量的內在意蘊做了系統闡述，主張就業質量是反映勞動者在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過程中并通過這一過程獲取的報酬優劣程度的綜合性范疇[5]?！熬蜆I質量”這一概念通常有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的意蘊：微觀層面的就業質量關注的是勞動者個體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過程，涉及人、財、物等一切因素的優劣程度；宏觀層面的就業質量聚焦的是特定時段內整個勞動者群體與生產資料相結合過程，涉及人、財、物等一切因素的匹配程度。肖祎平從內涵、外延、特征等角度對就業質量的內在意蘊作了解讀，認為就業質量是指“在國家或地區范圍內，社會整體就業情況的優劣程度，包括勞動者在就業過程中所處境遇的客觀體現，以及勞動力市場的整體運行狀況和資源配置情況”[6]42。就業質量涉及勞動者個體的報酬、福利保障等方面，還關涉勞動力市場的整體運行效果與資源配置效率等因素，具備以人為本、多維綜合、宏微結合、主客觀結合的外顯特征。筆者對就業質量的理解更傾向于肖祎平的觀點，主張就業質量是以勞動者和勞動力市場為核心，對人、財、物等相關要素優劣程度的一種表征，屬于多維度、多層次的系統概念。

其次，關于高校畢業生的本質特征。高校畢業生作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是勞動力市場有序運轉的關鍵主體，占有極為重要的市場地位。相較于已處于勞動力市場的群體，高校畢業生的工作經驗尚不豐富，甚至有些高校畢業生沒有工作經驗，但正因如此他們才擁有了更強的可塑性。高校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的未來表現和貢獻是可以按照勞動力市場要求進行規訓的，其就業狀態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高校畢業生可選擇的工作崗位的種類和層次分布更加廣泛，既包括一線實操崗，又包括各類管理崗，還包括各種服務崗。綜合來看，高校畢業生的本質特征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擁有厚實的專業理論知識；二是實操經驗和知識應用能力較為欠缺；三是可塑性強；四是就業普遍化。

再次，有關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既意味著制約我國當前發展的癥結已然發生重大改變，又意味著解決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問題有了新的著力點，為新時代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事項，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高校畢業生美好需要被滿足的程度，因此圍繞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開展的各項工作，均需以滿足廣大高校畢業生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為最高指引。

最后，有關高質量發展的本質特征。2017 年10月，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發展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20 年10 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推動高質量發展確定為“十四五”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高質量發展已從對經濟的要求逐漸擴展到包括就業等在內的經濟社會各領域。正因如此，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既是一種以質量和效益為價值取向的新發展理念，又是基于數量的聚焦產品質量屬性的一種新發展方式，更是以回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為核心的一種新戰略，具有人民性、全面性兩大本質特征。其中，人民性主要表現為高質量發展的最終追求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全面性主要體現的是高質量發展不止指向經濟，還包括經濟社會領域的其他方方面面。這意味著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應然選擇，并以滿足高校畢業生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為旨歸。

綜上，筆者認為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是指高校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取就業機會時所面臨的現實條件，以及勞動力市場的整體結構和資源配置情況都有利于他們實現自身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因為主體和環境的獨特性，具有以推動高校畢業生就業為本、以調整勞動力市場結構和資源配置為核心、以提升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能力為基礎三大基本特征。

二、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的內在邏輯

（一）以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為根本遵循

新時代，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尚未改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相較于之前經濟社會發展的本質區別之所在，是理解和把握新時代本質特征的關鍵，更是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的現實根基。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包括“數”和“量”兩個方面?！皵怠钡姆矫嬷饕侵溉嗣裆钚枨蠓秶蛢热莸臄U大，即新時代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高更要求，還從自身和社會全面協調發展角度對精神文化生活提出新的要求。概言之，新時代人民生活需求的范圍和內容，已經在原有的以物質文化需求為主的基礎上，擴展到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等方面?！百|”的方面主要是指人民生活需求層次的提高，即新時代人民對物質、政治、精神等的追求更加強調質量，如擁有均衡的教育資源、優質的公共醫療服務、個性化的生存空間、良好的就業環境與工作報酬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以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為參照的，主要表現為經濟結構不平衡和經濟發展各要素功效發揮不充分等。經濟結構不平衡主要表現為城鄉、不同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發展的不平衡。2022 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9 283 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 133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45∶1，反映了我國城鄉發展存在明顯的差距[7]。同年，中部和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22.10%、21.40%，二者之和尚不及東部地區生產總值[8]。近年來，我國基尼系數始終處于0.4 警戒水平之上，標志我國收入分配公平度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經濟發展各要素功效發揮不充分主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各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以及與其緊密相關的制度建構等方面。2018 年，我國制造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大約為每人2.8 萬美元，是美國的19.3%，日本的30.2%，德國的27.8%[9]，明顯低于發達國家制造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同時，我國在提升生產要素產出率相關制度的建設與完善方面，存在較為明顯的計劃慣性，致使制度創新尚不足以全面調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各要素的活力，限制了勞動市場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就業崗位的擴容。

毋庸置疑，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與廣大人民群眾福祉緊密相關的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問題，成為新時代改善民生工作的重點之一。然而，由于經濟結構的不平衡，高校畢業生之間存在學歷層次差異，他們在不同區域獲得的就業機會、勞動報酬和基本社會保障等存在明顯差距，背離了高質量就業的要求。此外，由于制度資本、政策資本和稅收補貼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勞動市場投入的不平衡，使得勞動力市場中人、財、物等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低下，致使高校畢業生群體與勞動力市場中的雇主等主體在就業認知、就業選擇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嚴重阻礙了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的提升。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就業是最大的民生。要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就業政策，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標志著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從以數量為重心轉向更加注重質量的新階段，為今后做好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以健全社會保障為基本配置

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是個復雜的能產生聯動效益的社會問題，也是直接影響我國整體就業形勢的問題，涉及的利益主體具有多元化特點。當前，我國正在實施就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通過化解過剩產能來促進產業優化重組，不斷培育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為高校畢業生等就業群體提供更加優質的就業崗位。這一過程涉及的企業大多數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崗位供給規模龐大，因而從短期來看，就業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就業崗位的分布有非常深遠的影響[10]。比如，我國煤炭和鋼鐵行業的就業崗位供給以百萬計，化解過剩產能必然導致部分就業崗位消失，對高校畢業生勞動市場形成新的挑戰[11]。從長期來看，隨著就業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會有更多的新行業取代舊行業，為高校畢業生群體提供更加廣泛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這對高校畢業生群體的專業知識和實踐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意味著高校畢業生在擇業期間將會面臨更長和更具挑戰性的“磨合期”。此外，不可忽視的是，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19 年已達到51.6%，這標志著我國已進入高等教育普及階段。近年來，我國每年高校畢業生已超過1000 萬人。高校畢業生越來越注重工作制度和工作環境等方面的優化，對就業崗位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個性化，很容易催生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矛盾。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22 雇傭關系趨勢報告——數字時代的多元雇傭關系》顯示，“00 后”群體的工作訴求日趨多元化和個性化，薪酬、價值理念、崗位體驗、環境氛圍、權益保護等方面的要求只要有一項沒有得到滿足，他們就容易出現職業倦怠[12]。要想有效化解高校畢業生就業面臨的供需矛盾和相關問題，就要建立一套專門的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社會保障體系。這里所說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一個系統的集合體，既涉及教育又涉及社會保險，還涉及養老保險等方面。具體而言，該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包括高質量的教育體系與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完善的勞動者權益保護法律法規體系及運行機制、系統的就業救濟機制與健全的勞動力信息交匯平臺等。

（三）以推動科學技術與人的融合為關鍵操作

以數字和算法為基礎的新一代科學技術——人工智能的深度發展與廣泛擴散，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凸顯，也給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帶來了新挑戰。2017 年，我國從國家戰略高度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其后發布了《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工作指引》等政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以推動人工智能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面深度融合。在國家政策推動下，人工智能這一新一代科學技術在勞動力市場中得到廣泛使用，對勞動力市場的崗位結構和崗位需求產生了深刻影響。張美莎等通過數據分析發現，“機器人應用顯著降低了勞動力就業需求，在中國人口跨區域流動背景下，這種效應具有明顯的空間外溢性；機器人應用引起的勞動力就業需求下降效應具有顯著的結構性特征，這種效應在中、低技能群體中更為明顯；人工智能對勞動力就業結構的影響效果存在顯著的區域性差異”[13]。綦建紅和付晶晶通過量化分析發現，“機器人減少了第二產業就業崗位數，對低技能勞動力產生了替代效應，顯著增加了低技能勞動力跨市流出的概率；行業轉移層面，機器人增加了45歲及以下低技能勞動力流入服務業和45 歲以上低技能勞動力流入農林牧漁業的概率”[14]。

人工智能對勞動市場的就業崗位的結構和內容產生的影響必須要得到正面回應，否則就業工作就會背離客觀規律和難以適應人才市場需求。人們應該認識到這種“擠壓”不是一種絕對排斥，而是一種相對的更新換代。人工智能在勞動市場中的廣泛應用引發的就業崗位結構與內容的變化，本質上是現代科學技術對人類低層次勞動的替代，可以推動人類去挖掘和勝任科學技術所不能替代的有思維邏輯和情感共鳴的高層次勞動。從這個角度看，人工智能在勞動市場的深入應用不會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產生絕對的“擠壓”，但是對他們的專業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群體數量龐大，但他們求學期間養成的專業素養難以滿足社會各行各業的發展需求，尤其是在前沿科學技術應用方面難以與人工智能在勞動力市場形成互補發展的態勢。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日新月異的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必然要求高校畢業生與科學技術的深度融合[15]。

三、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的政策路徑

在政策層面，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既涉及供給端調整，又涉及需求端改變，還涉及“供—求”匹配度。在公共經濟學層面，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是一個公共問題，需要政府積極主動地介入。當然，政府介入應該以宏觀層面的政策供給為主，而非微觀層面的直接管轄。無論在哪個層面，從政策角度回應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面臨的相關問題，都是緩解乃至破解勞動力市場難題的核心選擇。

（一）供給維度的政策支持

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供給側維度的政策支持，主要涉及高校畢業生供給的質量、規模和專業結構，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首先，提高高校教學質量。高校畢業生是高校這一教育組織機構最終的“產品”，他們能否實現高質量就業與高校教學質量緊密相關。從高等教育發展歷程看，高等教育從一個階段轉化進階到另一個階段，往往在教學方面會出現程度不一的質量問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向普及化過渡的時間更短、速度更快、規模更大，對高等教育教學質量的沖擊和影響更為明顯。2022 年，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已然成為世界第一，但教育質量位列世界第八。高校畢業生就業難與社會企業招工難，是高等教育教學質量問題在高校畢業生就業中的一種表現形式[16]。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顯示，44%的被調查企業認為招工難是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與此同時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在經濟增速放緩與畢業生人數持續增加等因素的影響下呈明顯下降趨勢[17]。麥可思研究院的調查數據顯示，2020 屆本科畢業生畢業半年后就業率相較于2015 屆下降了4.4 個百分點，為89.00%。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供給不足，是高校畢業生就業難與企業招工難結構性矛盾的重要導因，不僅影響了高校畢業生與新一代科學技術融合的空間與可能，而且阻礙了高校畢業生實現高質量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供給與高校教學質量緊密相關，甚至可以說高校教學質量決定了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中能力供給的廣度和深度。因此，要想推動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就要不斷提高高校教學質量。

其次，適度調控高等教育規模和專業結構。高等教育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需要的物資和經濟保障來源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高等教育發展要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是由高等教育存在的兩大哲學基礎——認識論基礎和政治論基礎——所決定的。從供給維度看，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需以調整高等教育規模和專業結構為抓手來順應社會經濟發展。高等教育的規模決定著高等教育能為社會經濟發展供給的畢業生數量，專業結構則決定著高等教育能否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相應領域的專業人才，兩者只有協同調整才能真正發揮高等教育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功效。根據教育專家測算，從長期看，GDP 每增長3%，高校畢業生人數相應增長2%較為合理，當前我國經濟每年增長率大概在6%。因此高等教育的增長率就應該在4%上下[16]。但是，教育部和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數據顯示，2011—2021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同比增長率基本維持在2%—5%的區間，而2022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首次突破千萬，達到1076 萬，同比增長18.37%，規模和增量均創下歷史新高[18]。很明顯，當前高等教育規模擴張速度快于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在限制社會經濟發展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保障能力的同時，拉低了高等教育服務經濟發展的效率，最終影響了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進程。因此，當前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動態合理調整高等教育的規模顯得尤為必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市場對承載專業知識體系的高校畢業生需求的類型持續更新，客觀上要求高等教育機構需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最新需求和前沿趨勢動態調整學科布局和專業結構，實現大學生專業知識獲取與科學技術發展相匹配，以確保供給的畢業生能滿足勞動市場對不同類型專業人才的需求。

最后，建立完善的就業保障體系。如前所述，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公共產品。圍繞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的權益保障、職后技能提升和供需信息共享進行保障體系建設，是供給維度必要的政策選擇。政府部門應根據社會發展及時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為高校畢業生等勞動群體提供基本的就業權益和福利保障。各級政府及其勞動就業管理部門可以牽頭，建立由企業主導、勞動者積極參與為核心的勞動者職后技能培訓提升機制，協同推動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此外，依托互聯網搭建企業和高校畢業生供求信息共享平臺，有利于企業和高校畢業生及時了解對方需求，可以為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提供信息保障。

（二）需求維度的政策調整

首先，提高服務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比重，拓展社會經濟結構的就業吸納空間。進入21 世紀以來，在我國社會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和就業質量相對下滑的問題日漸顯現。從需求維度看，這是經濟結構中制造業與服務業發展不平衡所引發的。具體而言，從改革開放到21 世紀初期，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始終以制造業為主，“中國制造”的興起和傳播就是例證，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致使當前社會經濟結構對高校畢業生的吸納能力有限。從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看，服務業產值占GDP 總量的70%左右是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結構良好的標志，而現階段我國服務業產值僅占GDP 總量的56%左右[19]，低于國際65%的平均水平[20]。服務業不限于餐飲零售等低端行業，還包含金融服務，以及與高科技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等高端服務產業。其中，高端服務業知識含量高、勞動力需求大，被稱為“大學生密集型產業”。因此，提高服務業尤其是高端服務業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以此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能進一步擴展就業市場吸納高校畢業生的空間，為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提供結構支持。

其次，多措并舉創生新的就業崗位，擴大高校畢業生就業需求量。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離不開多元化就業崗位的支撐。從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現狀看，第三方組織、心靈陪護等方面的就業崗位需求仍有較大可發掘空間。我國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以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為核心，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措施支持企業和個體成立相關機構和組織，并規范崗位對人才學歷、能力的要求，盡可能為高校畢業生創造更多的就業空間。

（三）“供給—需求”維度的政策調控

要想有效地解決新時代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問題，政府、高校、企業等主體就必須協同參與，因為單一的供給維度或需求維度的政策調控，容易導致政策錯位，進而使得相關政策與措施難以形成合力。首先，在多主體參與協調供給維度和需求維度的政策措施方面，政府這一政策制定的核心主體需要發揮宏觀協調作用。政府要樹立“服務者”角色意識，將自身定位為公共服務的供給者，避免在認知上將自身“家長化”。其次，政府在制定和出臺相關政策措施時，可以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開展調研，聽取相關主體的利益訴求，確保相關政策措施的出臺和落地能有效回應供給方和需求方的利益訴求，實現對政府調控效能的提升。最后，高校、高校畢業生、企業等主體要積極主動參與，配合政府的宏觀調控。高校、高校畢業生和企業等作為核心主體，在推動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這些核心主體的實質性參與，政府的宏觀調控就容易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局，致使調控效能被消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