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教席的設立與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革

彭穎暉 劉涵濱 王慧聰 廖鋅超

(1.江西科技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2.江西泰豪動漫職業學院 數字經濟與管理系,江西 南昌 330052)

作為大學“心臟地帶”,基層學術組織是大學體制機制創新的關鍵所在。我國在建設教育強國的偉大征程中,十分重視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改革創新?！蛾P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創新基層教學科研組織和學術管理模式”。在實踐層面,我國許多大學通過設立學部、學域等,對基層學術組織進行了諸多探新。

揆諸海外,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革同樣萬眾睢睢。近些年來,歐美尤其是法國大學出現了一種新的基層學術組織——“企業教席”。相較于傳統基層學術組織而言,這種新的基層學術組織有哪些新的突破?這一改革背后蘊藏著怎樣的機理?其對完善我國基層學術組織來說,又有哪些啟發與借鑒?

一、 企業教席: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革的新現象

“教席”一詞源于拉丁語中的Cathedra。它原指中世紀時期“主教座椅”,是主教布道時的“專座”。后隨著教會法改革,教堂高級神職人員亦可受領“主教座椅”,因部分高級神職人員兼具“大學教授”身份,這把“椅子”便流向了中世紀的大學(1)威廉·克拉克.象牙塔的變遷:學術卡里斯瑪與研究性大學的起源[M].徐震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3.。不過,在中世紀大學,“講座”作為“權威”與“身份”的象征意義,大于作為“組織”的實際意義。直到16世紀前后,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喚醒了世俗權力,在政府掌控下,“講座”被形塑為具有制度意義的正式組織;再到19世紀,柏林大學賦予它科研與教學相統一的功能結構,“講座”才成為今天意義上的“大學基層學術組織”?？v觀世界大學發展史,大學基層學術組織雖歷經變革,但“講座”一直作為一種重要組織形態存在于大學中?！捌髽I教席”是“講座”這一組織形態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作出的自我革命。

企業教席,法文為“Chaires d'entreprise”,是法國為推進產業界與高等教育界深度融合,通過會聚產業界與教育界的資源稟賦,在基層學術組織層面進行的跨界合作。一般情況下,它由大學和一家或數家企業聯合設立,并選聘一位具有較高學術聲望的學者擔綱“教席教授”,由該教席教授與數位學界、產業界精英人才組成跨界團隊。企業教席是一個跨界融合的團體組織,而非教授獨占的個人崗位。正如,歐洲高等商學院學術和科學協會主席阿蘭·奧利維耶(Alain Ollivier)所強調的:“教席是一個團隊,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和生產”(2)Frederique Letourneux,“Chaires d’entreprise: qui controle qui?” 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enquetes/chaires-dentreprise-qui-controle-qui.html.。通過團隊協作,企業教席需圍繞校企雙方共同關切的行業企業問題開展“教學”與“科研”活動,活動運行經費一般由企業捐贈資助。但它并非常設基層學術組織,而是根據校企雙方協議約定設定的臨時性基層學術組織,設立時長為1-5年不等。企業教席主要分為“教學教席”“研究教席”“教研教席”三類,“教學教席”專事人才培養,主要就課程開發、師資共享、企業獎學金、實習實訓等進行深度合作;“研究教席”主要圍繞企業需求開展科研攻關,或者直接承接企業外包的研發項目,它涵蓋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生產轉化等各種各樣的研究(這些研究均以企業需求為導向);“教研教席”則兼具“教學”與“科研”雙重職能,融合了前兩類教席的特點和優勢,使校企合作易于實現多途徑、全鏈路、深融合發展。(3)李敏等.高等工程教育產教融合實現路徑探析——法國工程師大學?！捌髽I教席”案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4):188-193.如法國國立高等信息企業學院的“工業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教研教席,它在開展“機器學習與海量數據分析”研發工作的同時,承擔著為數據建模、數學技術和算法為主的碩士提供周期培訓的任務。

自1986年法國埃塞克高等商學院設立全球首個企業教席以來(4)Frederique Letourneux,“Chaires d’entreprise: qui controle qui?” 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enquetes/chaires-dentreprise-qui-controle-qui.html.,近10年,企業教席在法國巴黎中央理工學院、法國國立高等先進技術學院、里昂商學院、克萊蒙高等商學院等各類“工程學院”及“商學院”中廣泛設立?？梢哉f,企業教席作為基層學術組織新樣態,在法國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建設范式。

二、從傳統講座到企業教席: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新突破

阿什比指出,“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5)阿什比.科技發達時代的大學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企業教席作為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新樣態,同樣離不開“遺傳”和“環境”的相互作用。從“遺傳”方面而言,企業教席脫胎于作為現代大學基層學術組織初始樣態的“講座”(為了區別于企業教席,我們將在此之前的“講座”統稱為“傳統講座”);從“環境”方面而言,企業教席受惠于歷史環境的大變革。脫胎于傳統講座的企業教席,折射了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新突破,主要表現為組織理念由“自由探索”轉向“服務需求”,組織形式由“封閉的常態化”轉向“開放的非常態化”,學術質量控制由“同行評議”拓展到“外行參與”。

(一)組織理念的突破:從自由探索走向服務需求

長期以來,大學被視為“一個可以無條件地以各種方式追求真理的地方”(6)Karl Jaspers,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London: Peter Owen,1960),75.,由此導致傳統講座秉持“學術自由”的運行理念,探求純粹知識。為防止社會世俗欲望對知識純粹性造成“侵擾”,傳統講座反對一切知識的功用性,抵制承擔任何公共事務,主張將“自由”視作探究高深學問和追求真理的先決條件(7)唐世綱.大學制度價值論[M].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7.153.。在傳統講座看來,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將對純粹真理性知識造成“牽絆”,必須隔絕在“知識伊甸園”之外,這一點可以從洪堡那得到印證。傳統講座創建初期,洪堡提出要“聘請最優秀的學者,給予他們充分的研究自由,不管他們的研究可能得出什么結論,而政府的責任只是負責挑選合適的人員”(8)陳桂香,趙佳蕊.柏林大學講座制及其啟示[J].黑龍江高教研究,2020,(3):95-99.。此后,盡管“傳統講座”不斷變革,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術自由”仍是其堅守不變的基本理念。

然而,企業教席則將企業引入“知識伊甸園”。企業不再被視為牽絆知識生產的“局外人”,而是與大學具有利益一致性的“合作伙伴”。法國學者弗雷德里克·勒圖爾納(Frederique Letourneux)指出,企業教席從啟動研究路線,到參與研究生產,再到推廣研究結果,企業是整個研究項目的利益相關者。(9)Frederique Letourneux,“Chaires d’entreprise: qui controle qui?” 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enquetes/chaires-dentreprise-qui-controle-qui.html.從這個意義來講,企業向“教席”捐贈運行經費,并不是“純粹公益”行為,而是夾雜著回報期望的“投資”行為。企業會對教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提出訴求,而教席會根據企業要求來設計人才培養方案與課程體系,以及科研攻關主題。顯然,“企業教席”不能孑然于企業現實需求之外,而必須將企業現實需求深嵌其中。譬如,卡斯特兄弟等企業與法國英塞克高等商學院共建的“葡萄酒與烈酒教席”,創建之初就確立了服務“葡萄酒與烈酒行業”宗旨,通過不定期為企業開展定制化培訓、召開服務企業特定需求的主題研討會、開展企業設定的任務式研發等(10)OMNES Education,“Les chaires d’entreprise,”https://recherche.inseec.com/activites-du-laboratoire/les-chaires-dentreprise.,為合作企業提供具有前瞻性和針對性的知識服務。由此可見,企業教席是以服務企業需求為主導邏輯的,而不是像傳統講座那樣以學術自由為基本理念。

(二)組織形式的突破:從“封閉”的常態化走向“開放”的非常態化

從組織形式來看,傳統講座是一種相對封閉的基層學術組織。一方面,傳統講座圍繞“講座教授”,形成了一種封閉的“中心化”權力結構。教授對“講座”主攻方向與設立時間具有絕對掌控權,講座內部其他成員幾乎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更遑論講座外部其他社會主體參與決策的可能性。以“講座教授”為基石所形成的微觀權力結構,擴散至整個大學層面,便形成了“教授寡頭式”的大學治理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教授們“集體控制著院校內部的管理和財政預算,以及使用撥款……沒有各講座教授的同意,大學不能控制經費的分配或再分配”(11)伯頓·R. 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139.。另一方面,講座制圍繞學科,形成了封閉的中心化知識結構。它遵循學科邏輯,強調學科自主及其穩固的邊界,主張學術組織間的不可通約性。因此,講座與講座間、講座與外部社會間均豎立著無形的“高墻”。

隨著知識走向經濟社會中心,成為社會發展動力引擎,加快知識創新及轉化速率,成為經濟社會對知識生產新的訴求。但作為知識創新的前沿陣地,大學因傳統講座與社會間橫亙的“高墻”,在響應社會需求上反應遲滯。為提升大學響應速度,組織制度改革成為推翻“高墻”的重要路徑,“企業教席”應此誕生。就具體舉措而言,一方面,企業教席形塑了開放權力主體。與傳統講座對外部主體的“拒斥”形成鮮明對比,企業教席從制度上要求行業企業共同參與“教席”建設與治理。行業企業“曾經只作為外部的被征詢者或相關群體,而現在已經被重新定義為‘用戶’”(12)海爾格·諾沃特尼等.反思科學:不確定性時代的知識與公眾[M].冷民等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80.,受邀進入到原本“以教授為中心”的權力話語場。這樣一來,企業教席通過提高主體異質性,打破了教授“一言堂”,進而使企業教席的權力結構更加開放。另一方面,企業教席構建了開放運行機制。與傳統講座作為穩固的“常態化組織”不同,企業教席是校企雙方以項目為支點建立的“非常態化組織”。以項目作為組織建設支點,具有重大變革意義:首先,企業教席源起于實際項目,教席因項目需求而設立,亦因項目完成而終結。這使企業教席有效規避了學術權力僵化與組織機構臃腫。其次,以解決問題為本質的項目,推動企業教席建構“應用情境導向”的知識生產模式。知識社會催生了直面復雜現實問題的動態知識需求,這與以學科為單元所建立起來、具有穩固性組織結構的傳統講座形成巨大張力。有鑒于此,企業教席以具體項目為“武器”解構了傳統講座的穩固性,從而能靈活地吸納跨界主體與跨學科知識,生產直面“問題情境”的定制性知識。例如,法國里昂國立應用科學學院聯合滾動軸承制造企業斯凱孚公司(SKF)設立的“斯凱孚研究教席”。2013年雙方簽訂了為期6年的合約,針對斯凱孚公司生產具體問題,例如“提高組件耐用性”“機械系統能耗最小化”等,召集了各領域專家學者與企業工程師,對上述問題展開跨界研究,并取得顯著成效。2019年合約期滿后,校企雙方選擇續約,就企業發展的新問題,組成新的企業教席。雖然教席名稱仍為“斯凱孚研究教席”,但在內涵上已然不同,新的企業教席基于“介質流體潤滑”“預測材料摩擦系數”等新項目,形成新任務、組建新團隊,在動態問題情境中發生了新更迭(13)INSA,“Chaires de recherche,”https://chaires.insa-lyon.fr/chaire-skf.。

(三)學術質量控制的突破:從同行評議拓展到外行參與

傳統講座的學術質量控制通過“同行評議”來實現。它“通過仔細選拔有能力的人來擔當評議人得以維持,評議人的選擇部分地由其先前對學科所做的貢獻來決定”(14)邁克爾·吉本斯等.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M].陳洪捷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7.,是一種典型的“專家型”質量控制模式。在這一模式中,“公眾意見”作為影響“科研效率”的主觀性因素,受到了教授共同體拒斥。他們通常認為,唯有共享內部科學范式的“專家”,才具備“解題”與“質疑”的能力。是故,他們的“創造性”也往往“只向這一專業的其他成員提出,也只由他們評價”(15)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37.。以至于,他們主要乃至唯一的成果呈現形式,也都是滲著“專家氣息”的學術論文(16)蔣喜鋒等.從知識轉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看高校職稱評審改革[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6):89-94.。顯然,在傳統講座中,學者們通常只在意學術同行的認可,并不在意成果是否“大有作為”、公眾是否“喜聞樂見”。

“企業教席”的學術質量控制則主要依托一個由“外行參與”所拓展的共同體來實現。20世紀90年代,福特沃茨認為科學活動進入了“后常規科學”階段,這是一個具有較高決策風險,及系統不穩定性的研究階段(17)Robert Costanza, ed., Ecological Economics: Th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ustainabil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137-152.,科學與社會利益的聯系愈發緊密,科學活動的評價主體,除學術共同體外,還容納了企業、政府、公民在內等多方利益相關者,塑造出一個“拓展的同行共同體”(18)理查德·惠特利.科學的智力組織和社會組織[M].趙萬里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98.?！捌髽I教席”中的“指導委員會”,便是這一“拓展的同行共同體”的重要表征。它由高校和各合作伙伴的代表組成,除了教授以及大學研究部門的有關代表外,還包括了來自企業的管理人員與技術人員等,他們共同負責設立“教席”具體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方向,以及后續質量驗收等事務。在拉薩爾博舍綜合理工學院的農業風險管理教席中,“指導委員會”還增設了“風險經理”崗位,以便強化對教席項目的效益控制(19)UniLaSalle,“Chaire Management des risques en agriculture,”https://www.chaire-management-risques-agriculture.org/projets-d-etudes/projets-d-etudes-en-cours?template=chaire_jul2019&is_preview=on.。此外,在評價成果上,“企業教席”雖然也注重學術論文,但不同的是,它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那些對合作伙伴產生實際效益的科研成果上,比如專利技術、調查報告、解決方案等?？梢哉f,“企業教席”形塑了一種“對話型”質量控制模式,它將原本由“教授獨占”的知識質量控制權共享給了利益相關的公眾,使得知識生產不再囿于科學家共同體,從而具有鮮明的主體“異質性”。

三、知識轉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革的內在機理

任何組織變革都有其社會變遷意義上的邏輯規定性(20)李漢林等.組織和制度變遷的社會過程——一種擬議的綜合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5,(1):94-108.。換言之,任何組織變革均不是“物種突變”,而是宏觀社會變革的微觀寫照,它隨著外部環境變遷而發生變革,具有豐富社會學意涵。相應地,從“傳統講座”到“企業教席”的微觀組織變革,同樣有其宏觀社會變遷上的特定依據。具體而言,知識轉型便是驅動其變革的重要社會過程之一。誠如有論者言:“知識轉型”不僅改變了知識觀念,更改變知識組織等(21)石中英.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第2版)[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20.25-29.。大學組織變遷一條重要邏輯就是“知識模式的變化……引起機構的革新”(22)杰勒德·德蘭迪.知識社會中的大學[M].黃建如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19-20.。

(一)知識生產的價值理念由“追求真理”到“滿足用理”

長期以來,大學被視為“追求真理”的理想主義高地。在洪堡看來,傳統講座要生產的是“純粹的科學知識”,要進行的是純知識、純學理的探究,是以“真理性”作為知識的價值取向與衡量標準。它“僅僅同發現真理和關照真理有關,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幅同經驗事實相吻合的世界圖像”(23)J.D.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M].陳體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7.。由此,它被視作人類為解放自身所進行的偉大事業,其本身就具有終極意義。那么,“為了獲得真理……他或者她必須是一個擺脫了任何束縛的工作者,不接受外界企圖灌輸的或炮制的證據的指揮,不被收買”(24)胡克.學術自由原則[J].文摘,1985,(9):21-22.。正是在這一點上,傳統講座的“學術自由”理念獲得了合法性。

但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大學“追求真理”的價值理念不斷受到社會沖擊,在內外部雙重力量的裹挾下,知識價值觀發生了轉變。一方面,知識內部開始質疑科學知識的“真理性”。以“知識社會學”與“科學技術哲學”為主的研究領域對科學的“真理性”形象發起了猛烈抨擊。比如,波普爾指出經驗主義認識論在“證實”上的固有缺陷:“科學并不是一個確定的或得到了很好的證實的陳述體系”而是一種“猜測性的知識”(25)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 Hutchinson &Co.,1980),278-280.。是故,他認為“所有科學都建立在流沙之上”(26)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 Routledge,1962),34.。再如,費耶阿本德主張“科學無政府主義”、曼海姆倡導“社會學決定的知識”等等,這些批判性的新思想、新觀點從本質上肢解著科學的真理性幻想,進而打破了大學“不問世事”的知識論基礎。另一方面,隨著外部環境變動,知識的功能角色亦發生了改變。20世紀70年代中期,由“石油危機”誘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席卷了法國在內的西方世界,靠資源驅動的“規模經濟”策略宣布走入困境,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由“縫隙市場”引領,以創新為引擎的知識經濟。在這一時期,知識被迫走出真理象牙塔,成為振興經濟的密鑰。相應地,“把川流不息的知識轉變為技術創新的新源泉”被視為大學知識生產的一項新任務(27)亨利·埃茲科維茨,勞埃特·雷德斯多夫.大學與全球知識經濟[M].夏道源等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1984年時任法國教育部長阿蘭·薩瓦里制定了以提振就業、加速經濟進步為導向的《薩瓦里法案》,其中提出高等教育要“加強與各公私立社會-經濟部門的聯系”,“實施與工業研究以及所有生產部門合作并共同發展的政策”(28)瞿葆奎,張人杰.法國教育改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15.?；诖?在內外部壓力的雙向擠壓下,大學知識生產的價值理念開始由“追求真理”轉向“滿足用理”。這一轉變表現在基層學術組織變革上,便是“企業教席”所高揚的“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組織理念。

(二)知識生產的組織模式由“分立-穩固”到“整合-流動”

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學知識生產都是一種“分立-穩固”的組織模式,它拒斥異質性組織間交互,并缺乏靈活性。首先,“分立性”是其主要特征。一方面,大學以學科為微觀載體,在學科“社會建制性”影響下,塑造了“分立性”的學科共同體。它們劃定邊界,確立了獨有的研究脈絡與學術規范,在彰顯各自“學科領地”獨立性的同時,強調學科規訓間的“制度壁壘”。另一方面,大學以“孤立的”基礎研究為使命,在“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線性模式影響下,規制性地形成了與社會間的“分立性”關系。它強調“基礎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先行官”(29)V. 布什等.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M].范岱年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64.,基礎研究最終會“無意識地”引領應用研究的進步,盡管基礎研究本身只遵從學者自身的研究興趣,絕不考慮任何社會效益。其次,由于內部共同體形成了封閉穩固的權力網絡,以及外部社會維持了長期平穩發展,這一“分立性”組織模式在長期實踐中得以維持,并形成了路徑依賴。這樣一來,組織的分立性被不斷強化,組織本身也變得越發固化。最終大學以“象牙塔”的姿態在社會邊緣佇立,其內部則是一個個松散林立的“學術部落”。

然而,隨著20世紀進入最后25年,經濟危機在破壞中孕生轉機,新的生產方式解構了舊有的知識生產組織模式,催生了新模式。在后福特主義的影響下,知識生產重心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一種“整合-流動”的組織模式應運而生。不同于舊有模式在“學科認知情境”中生產“普遍知識”,新的知識生產組織模式主張在“現實應用情境”中,開展“個性化”與“定制化”的知識生產活動。在這里,將科研理解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學術資源,而不管不顧這些資源怎么使用,是否會有人使用”的傳統觀念已經過時(30)彭穎暉,劉小強.學科評價:從學術導向走向服務需求導向——從知識與經濟雙重轉型看學科評價改革[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4):117-124.。在應用效益觀的牽引下,新的知識生產模式超越了學科的無形邊界,也超越了“基礎研究”至“應用研究”的線性等級,是一種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ity)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交互非線性作用”(31)D.E.司托克斯.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巴斯德象限[M].周春彥,谷春立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63.的知識生產模式。一方面,基于應用情境的復雜多樣,不同的研究類型、不同的知識主體被“整合”進知識生產的核心地帶,去中心化的多主體協作模式成為主流。在這一模式中,“跨學科研究”“由應用引起的基礎研究”等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企業、政府等主體不再是大學“公共知識”的偶然受益者,而是“專有知識”的共同創造者。它以“開放整合”為渠道,充分激活了知識的經濟社會效益。另一方面,基于應用情境的靈活多變,“旨在對長期合作戰略進行戰略性管理的思想正讓位于以更分散的投資方式的研究和開發”(32)亨利·埃茲科維茨,勞埃特·雷德斯多夫.大學與全球知識經濟[M].夏道源等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33.,知識組織的工作方式向著“異乎尋常的、不連續的、短暫的、不穩定的”(33)邁克爾·吉本斯等.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M].陳洪捷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33.方向發展。在加速化的社會中,如何塑造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流動性”,使其更靈活地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動,已經成為知識組織變革的時代性議題?？傊?正是在這一“整合-流動”的組織模式影響下,“企業教席”消解了“學科與學科”“大學與社會”在理念與體制上的壁壘,形成了極具開放性的組織架構。

(三)知識生產的質量評判由“客觀事實”到“多元價值”

近代科學革命后,科學取代神學成為人類認識和解釋自然的新權威。在實證主義的引導下,“客觀事實”不僅是科學自我標榜的“重要設定”,還是一切知識價值的“衡量標準”。這一標準,由科學家組成的“科學共同體”所掌握。為確保知識的質量,一方面,他們遵從默頓的規范結構,并將此視為現代科學應有的精神氣質;另一方面,他們以“同行評議”為機制,依據所受訓練和專家知識,推選代表并授予權力(34)達里爾·E·楚賓,愛德華·J·哈克特.難有同行的科學:同行評議與美國科學政策[M].譚文華,曾國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56.,共同把控著科學知識的生產關口。在此,有兩個隱含的邏輯預設:第一,科學是一種確定性的知識,它提供了關于世界最可靠的解釋圖示;第二,評價科學是一項職業性的活動,有且只有科學共同體能夠勝任。兩個邏輯相互支撐,形塑了現代科學“可靠”的自我形象,并賦予了人們“對他們行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也就是吉登斯所謂的“本體性安全”(35)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80.。

然而,隨著知識生產的轉型,上述兩個邏輯被逐步解構,知識生產的質量評判由“客觀事實”轉向了“多元價值”。一方面,以“石油危機”為節點,社會公眾對科學的認知發生了重大轉變。在過去,高度發達的工業技術文明,使得人們樂觀接受了“科學”所擘畫的未來圖景,“科學”已然成為利奧塔口中對人類具有解放與進步意味的“元敘事”。但是,當石油危機超乎預料地,對全球工業社會經濟秩序、政治秩序以及生態秩序造成沖擊時,人們逐漸意識到“不確定性”“風險”等并不是“美好科學社會”的對立面,而是來自科學社會本身。由此產生的不安,使得社會對科學知識的“確定性”產生懷疑。是故,進入科學評議的“黑箱”,將科學納入公共議程便成為一項廣泛性社會訴求。另一方面,由石油危機導致的政府資助下降,最直接地成了知識質量控制的轉捩點。在這一時期,國家財政后退,撕毀了科學與國家間的“社會契約”——過去,國家給予科學“慷慨的公共資助與不受控制的自由”,以換取“公共知識”的“約定”不再行之有效(36)古斯通,薩雷威策.塑造科學與技術政策:新生代的研究[M].李正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7.。在新管理主義影響下,“效用規范被注入研究文化的每個關節”(37)約翰·齊曼.真科學:它是什么,它指什么[M].曾國屏等譯.上海:上?？萍冀逃霭嫔?2008.89.,大學等知識機構不得不敞開大門,尋求市場與社會資助。因此,一個新的“契約”在科學與社會間訂立。在這一“契約”中,科學必須向它的“雇主們”負責,并接受他們的審視。換句話說,評議科學不再是一項單純“職業性”活動,而是基于投資效益理念,與資助者密切相關的“日常性”活動。這就使得,科學的成功不再取決于是否契合“客觀事實”,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利益相關者的“多元價值需求”。顯然,伴隨著“社會心理”與“制度機制”的雙線轉變,知識質量評判發生了內外部的雙重松動,“大眾科學”“后常規科學”“科學進入廣場”等理念滲透進大學知識生產的核心地帶。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教席”將其學術質量的控制權交予了廣泛的“閱聽人”。

四、知識轉型趨勢下我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改革進路

知識轉型是傳統講座向企業教席變革的“內在動能”,面向知識轉型是大學基層學術組織將“變革”嵌入社會環境,以確保路徑設計“合理性”的必要前提。在知識轉型趨勢下,我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改革進路應訴諸以下幾點。

(一)樹立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本體使命

20世紀8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社會服務成為大學“第三職能”。毫無疑問,把社會服務作為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第三職能”,是大學對知識經濟興起的響應。但隨著知識經濟與知識社會的縱深發展,“第三職能”這一表述顯然缺乏視角籠罩力,難以概括知識轉型下大學的時代精神。這體現在,“職能”或“功能”一詞有著明顯工具主義傾向,以“第三職能”稱述“服務經濟社會”往往無法彰顯大學作為服務者的主觀“意向性”。換句話說,功能僅是表現“有特定結構的事物或者系統在內部和外部的聯系和關系中表現出來的特性和能力”(38)彭漪漣,馬欽榮.邏輯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763.,但這一“特性”和“能力”,有時與事物的主體性意志無關,無法有效、直觀反映出主體能動性。如,盡管布什模式提倡的基礎研究,在滿足國家戰略需求、引領技術進步等方面起到了實際重要作用,但其意向性上,這些非但沒成為其目的,反倒被打上了“世俗偏見”與“有害壓力”的標簽(39)V.布什等.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M].范岱年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64.,被其隔絕在外。不得不承認,“第三職能”視角下的大學社會服務,已然超越了傳統大學“象牙塔式”的角色設定。但它顯然是不足夠的,在知識經濟當道的時代,“功能性的”社會服務難以充分激活知識創造性及其價值,它更像是大學向社會的“妥協”,是一種失卻靈魂的服務。

在知識轉型背景下,“服務”不再是與教學與科研并列的基本職能,而是上升至基層學術組織建設的主導理念,成為“范導性的本體”滲透在教學與科研職能中。所謂“范導性的本性”,就是說“服務”不再是一項選擇性的外在職能,而是組織必須堅守的內在本質。它所要求的是,大學基層組織必須重置舊有功能設定,將“服務”確立為本體使命,而非職能之一;與此同時,要以“服務”為導向統籌“教學”與“科研”,使大學學術在“服務導向”下實現范式革新。唯有如此,大學才能真正徹底貫徹“四個服務”精神,成為面向社會需求、引領社會發展的動力引擎。

(二)構建開放靈活的非常態化組織形式

“制度所帶來的路徑依賴一旦形成,可能就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中,導致制度惰性?！?40)毛加強.政府經濟學[M].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7.231.近年來,我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已經出現內部組織結構不斷僵化的態勢。為了適應不斷加速發展的知識社會,我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應該通過構建開放靈活的非常態化組織形式,防止組織結構的僵化,以此保障組織適應性和內在生命力。

一是由“學科目錄邏輯”轉向“超學科邏輯”?！皩W科目錄邏輯”是一種參照“國家學科制度”,以“學科門類、一級學科、二級學科”層級劃分為依據,來設置“學院-學系(研究所)”等基層學術組織的建設邏輯。權威的學科制度而非知識本身,成了基層學術組織的建設圭臬。但問題在于,知識本身是動態發展的——它不僅體現在知識量上的積累,更表現在知識生產方式本身的演化,而“學科目錄”只是一種人為且相對靜態的社會建制,在人類的有限理性下,它無法全然概括,甚至還會遮蔽知識自身邏輯。實際上,隨著知識轉型,學科內部分化與交融之勢已然超出了“學科目錄”邊界,知識生產正朝著“跨學科、跨學校、跨界別、跨國界”的方向發展。因此,基層學術組織必須轉向“超學科邏輯”,即以一種開放的態度,走出學科建制的“條塊分割”,根據不同問題情境,在大學、企業、政府、公民社會之間,構建“多元交互”的知識組織網絡。這一點我國大學多有踐行,它們通過聯合“異質性”學科和組織,建立了各式超學科“聯盟”。在這里,筆者想強調的是,隨著“聯盟之風”日盛,大學必須時刻意識到,超學科“聯盟”的實質,不僅在于組織形式上的“超”,更在于知識實質上的“聯”。巴林杰(Bruce R.Barringer)曾指出,組織間形成關系的一個重要動機,就在于通過聯合產生知識學習的機會(41)Bruce R.Barringer and Jeffrey S.Harrison,“Walking a Tightrope: Creating Value Through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Management 26, no.3(2000):367-403.,那么聯盟組織間的知識背景、知識需求是否“門當戶對”,即知識間是否能夠兼容、互嵌,就成為結成聯盟的關鍵。因此,正如“多樣性限度定律”強調:“系統的多樣性不可能超過其所在環境的多樣性”(42)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爾德·F. 戴維斯.組織理論:理性﹑自然與開放系統的視角[M].高俊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11.。結成任何聯盟必須基于知識生產的實質性需要與可行性條件,而這些必須經過充分考察與論證,斷然不能“為跨而跨”“為聯而聯”,只有確保組織間知識結構耦合,“聯盟”才能實現知識價值共創。

二是弱化“蜘蛛式組織”邏輯,強化“海星式組織”邏輯。奧瑞·布萊福曼(Ori Brafman)曾用“蜘蛛”與“海星”,隱喻兩種不同的組織形式。其中,“蜘蛛”代表一種“中心化組織”,它有“大腦”般的中心控制系統,“觸手”般的科層化組織建制,以及預設于“基因”里的穩定行動模式。面對平穩環境,其模式化行動可以高效地處理大部分事務,但在加速化環境中,“模式”反而成為“桎梏”,阻礙了自我進化。而“海星”則代表的是一種“去中心化組織”。它沒有高度集中的權力中心,而是像海星一樣,將主要“器官”遍布每條“腕”上,是一種分散式、扁平式的組織形式。并且,正因為它足夠“扁平”且“分散”,它不像“蜘蛛”,它并沒有一個既定的任務結構及權力結構,隨著外部環境變動,它可以嬗變出適應性的組織形態,進行自我調整。因此,二者明顯的差異在于,“砍掉蜘蛛的頭,蜘蛛就死了;但如果把海星切成兩半,你會看到兩只海星”(43)奧瑞·布萊福曼,羅德·貝克斯特朗.海星式組織[M].李江波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6.。簡言之,去中心化組織是流動的。雖然乍看之下,它不具備中心化組織的有序性,也沒有那么高效且穩定,但身處充滿不確定性的知識社會,正是其流動性賦予了它快速應對風險的能力。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應強化“海星式組織”邏輯,突破傳統學術官僚組織及其科層結構,以“非常態化”組織建設,來直面外部環境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具體而言,依托“項目”“計劃”等設立多主體靈活參與的動態機構,建立高效退出機制,以消解組織的固化和定式,確保組織的彈性和靈活。譬如,企業教席就沒有一個固化的事權結構,它通過校企雙方訂立合同,明確自我的主要任務與運行期限。在合同期滿后,它可以依據合同履行效度決定是否續約,亦可以根據市場變動,納入新的合作者,結締新的契約,進而重塑自身結構。

(三)形塑以服務需求為基準的質量控制機制

在知識轉型背景下,我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質量控制必須從價值取向到具體舉措均立足“服務需求”。首先,從價值取向而言,要從過去“事實上的對”轉向“價值上的好”,即從過去以“客觀真理”為標準轉向“效率效能”為圭臬。這就是說,基層學術組織不應僅追求知識在“客觀事實”上的絕對可靠,更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滿足現實經濟社會的“價值需求”,以此作為基層學術組織改革的重要依據。

其次,就具體措施而言,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兩方面:一是拓展評價主體。我們并不否認同行專家對學術創新的重要作用,但今天,僅僅依靠學術同行是完全不夠的。隨著知識經濟興起,知識越來越作為“產品”流向市場與社會(44)吉川弘之,內藤耕.產業科學技術哲學[M].王秋菊,陳凡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10.,政府、企業、行業等成為知識產品的“消費者”的同時,亦逐漸扮演著知識評價者的角色,這些消費者的偏好無不影響著學術產品供給走向,是故,他們理應成為知識生產的“閱聽人”。與此同時,隨著知識社會到來,知識鑲嵌于社會的各種生活場景,對普羅大眾產生了廣泛且深刻的影響。正如派翠克·馮(Patrick Feng)所言:“那些受決策影響的人有權參與這種決策的制定”(45)古斯通,薩雷威策.塑造科學與技術政策:新生代的研究[M].李正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79.。對于“置身事內”的社會團體、普通百姓而言,他們擁有知識生產活動的知情權及參與權。因此,必須也將他們納入“閱聽人”行列。二是改革評價參與方式。非學術同行參與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評價,已逐漸成為一種慣常做法。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大多數非學術同行評價,從本質上來說,只是一種“形式參與”評價,即非學術同行是在學術同行確定框架與標準體系后,按照既定的、烙印著濃厚學術底色的評判體系進行評價。這就導致非學術同行評價,只是拓展了評價主體的數量,并未彰顯非學術同行的真實意志。歸根結底,這種非學術同行參與的“多元評價”,依舊是學術標準主導下的“一元評價”。有鑒于此,為了扭轉這種“走過場”的局面,推動非學術同行評價的“實質參與”:首先,評價體系制定初始階段,邀請非學術同行深度參與評價理念構建、具體指標設計等,將非學術同行的評價標準融入整體評價體系,而不是在評價指標體系確定后,邀請他們來彰顯所謂的異質性評價。事實上,只有將“非學術同行”的利益訴求嵌入評價體系,重塑學術質量標準,非學術同行的“參與”才可能從根本上發生。其次,評價指標體系確定后,召集評價具體實施專家進行必要的業務培訓。在這一方面,國外評價機構已經進行了很多有益嘗試,譬如,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署(QAA)在對高等教育質量進行評價前,通常為評價人員提供培訓,使其充分了解評價理念與意圖,并就評價計劃達成一致。又譬如,日本文部科學省頒布的大學“認證評價制度”規定,評價工作實施前,評價機構必須組織評審專家研修會,就評價指標體系進行說明與研討,以此深化專家們對評審方案的理解。對于建設“服務需求”質量控制機制而言,如若評價人員,尤其是學術同行對“服務需求”評審理念未徹底認同,對評審指標體系存有偏見及誤解,那么即便是“服務需求”指標嵌入評價體系、“非學術同行”參與評價過程,所謂的“以服務需求為基準的質量控制機制”終將淪為“口惠而實不至”的噱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