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貢獻與價值:中西話語體系下的概念辨析與本土建構

楊力藶 范麗珺

(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香港)

高等教育對于個人、社會、國家乃至世界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在高等教育高度全球化與不斷變革的今天,如何理解高等教育活動及其貢獻仍然是困擾學界的重要問題。不少學者曾圍繞此話題展開研究。其中,對高等教育“公益”(the public good/public goods)與“私益”(the private good/private goods)的探討最為主流,核心概念包括作為公益物品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對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貢獻等(1)Simon Marginson,“Higher Education and Public Good,”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65, no.4(2011):411-433;Simon Marginson,“Higher Education as a Public Good in a Marketized East Asian Environment,”in Emerging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eds. Akiyoshi Yonezawa et al.(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2014),15-33; 戚業國.現代大學制度重構:公共性、公益性、私益性的沖突與整合[J].教育發展研究,2011,(19):21-26.。近年來,尤其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15年發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報告后,學界對高等教育“共益”(the common good/common goods),即共益物品與共同利益的關注日益增加,出現了呼吁由高等教育“公益”向“共益”轉變的觀點(2)UNESCO,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Paris: UNESCO,2015),78.。

多重概念的出現一方面體現出高等教育活動與貢獻的復雜性,難以用單一視角解釋與概括;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厘清概念、綜析高等教育各項活動與貢獻的問題。不僅如此,紐鮑爾(Neubauer)指出,對高等教育的“公益”等概念的探索需要從歷史的視角追溯民族國家的起源以及國家與政府的責任與邊界(3)Deane Neubauer,“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Good,”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 no.2(2008):127-138.。馬金森(Marginson)與楊力藶也主張,對高等教育的“公益”“私益”“共益”的探討不能脫離政治、社會、文化背景,需要充分結合特定社會對“公”(public)、“私”(private)、“共同”(common)等概念的理解,提出符合本土實情的解釋框架(4)Simon Marginson and Lili Yang,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enerating ‘Public’ and ‘Common’ Goods: A Comparison of Sinic and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s(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2020),24.。馬金森還進一步強調,如今被各國廣泛使用的高等教育“公益”等概念起源于英美等高度“個人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帶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5)Simon Marginson,“Public/Private in Higher Education: A Synthesi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3, no.2(2018):322-337.,因此,這些概念能否在非西方國家適用、進而有效解釋高等教育的活動與貢獻值得深思。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內容(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22-10-26(1).,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7)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N].人民日報,2022-04-26(1).。反思西方話語在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適切性,立足中國傳統建構本土高等教育價值理念,以中國學術解決中國問題,是高等教育界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探索方式之一。對此,本文旨在溯源中國本土話語體系中“公”“私”概念,著重關注個人和集體的內涵與關系,分析集體主義在塑造我國高等教育中發揮的作用以及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強化的對高等教育“私益”的關注,從而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公益”和“私益”理念進行解讀。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公益”“私益”等概念的內在困境以及在利用這些觀點組織、解釋中國高等教育活動與貢獻時可能出現的問題,由此引出對“共同利益”的內涵辨析。同時,通過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理念與實踐進行剖析,闡釋中國高等教育可以作為“共同利益”的內在緣由。具體而言,中國高等教育主要經歷了由重視“公益”到關注“私益”,再到目前在“共同”理念影響下邁向“共同利益”的階段,本文將圍繞上述三個階段展開討論。

一、崇公非私:作為“公益”的中國高等教育

“公益”意指社會層面公眾所共享的利益,主要來源于新古典經濟學和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而在中國話語體系中,“公益”很大程度上延伸自傳統文化中“公”的概念,“公”擁有多重涵義,不僅能夠指代國家、社會、大眾、共同的、普遍的,還有著規范性意涵,如公開、正直無私、公正等?！俺绻撬健钡膬r值觀在中華文化中始終占據主流地位,影響并決定了中國高等教育走上政府主導、重視“公益”的發展道路。

(一)“公”優于“私”的中國文化理念

在中國文化中,“公”與“私”通常同時使用,說明二者是一種對應關系。受儒家傳統影響,“大我”“小我”成為理解“公”與“私”關系的重要概念。作為一對相對概念,“大我”與“小我”形象地描繪出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例如,當個人作為“小我”時,家庭、社會、國家等均可被視為“大我”;當家庭成為“小我”時,相對而言,社會、國家等更大的集體成為“大我”。程介明與楊銳指出,我國話語體系中并不存在西方話語中的“絕對的我”(the absolute self)(8)Kai-ming Cheng and Rui Yang,“A Cultural Value in Crisis: Education as Public Good in China,”in Higher Education as a Public Goo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eds. Ourania Filippakou and Gareth Williams(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er,2015),127-139.。這是因為,自古以來,在社會與政治事務中,個人通常被理解為某一家族或其他集體的成員,而非完全獨立的個體,個人的發展與集體息息相關,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體意志的制約(9)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1),97.。二者關系正如杜維明所述,“大我”與“小我”被融入儒家“以人為核心”的世界觀(anthropocosmic worldview)當中(10)Wei-ming Tu,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Boston: Cheng &Tsui Company,1998).,即個人被嵌套在家庭當中,家庭被嵌套在社會和國家當中,而國家與社會又是天下的組成部分。黃俊杰則認為,在我國話語體系中,“小我”即為“私”,“大我”即為“公”。換言之,“私”與“公”是一對相對的概念,且“公”的重要性在“私”之上(11)黃俊杰.東亞近世儒者對“公”“私”領域分際的思考——從孟子與桃應的對話出發[J].江海學刊,2005,(4):17-23.。最大范圍的“公”是“天下”,“天下為公”。

中華文化中“公”優于“私”最核心的表現體現在儒家傳統對于規范性價值的關注,尤其是對道德的強調,這與西方,尤其是自由主義傳統中將個人、也就是“私”作為核心主體的觀點相悖。儒家認為,“私”把“小我”,尤其是個人的利益作為根本目標,而“公”則是超越私利、追求公義的體現,這才是君子應追求的,而最高層次的公義即為天下的公義?！睹献印ち夯萃跎稀分杏醒?“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強調的是作為規范性價值的“義”,而非“利”或“益”,這是因為不同主體所追求的“利”和“益”可能是相互沖突的,且各主體對于“利”“益”的追求會有損集體(如國家、天下)的“公益”。朱熹在《論語或問》中表示,“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禮”要求人們超越自身的欲望和自私,而追求天理的公正。錢穆也提到,“天地生人,大同而小異。異者在其身,同者在其心。異者在其欲,同者在其性。色聲嗅味衣食住行在身,為欲。孝悌忠信仁義禮智在心,為性?！B性則于人同,孝悌則家與家可同,忠信則鄉與鄉,國與國可同,通天下亦可同”(12)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184.,強調個人要修身養性,遵循“孝悌忠信仁義禮智”等道德和價值要求,抑制自身對于“私欲”的追逐?？梢哉f,規范性價值將人的主觀意愿同追求“公義”與“公益”的集體愿景有機結合起來。此外,中國思想傳統對“公”的青睞還體現在一系列規范性價值詞匯中,如公德、公正、公平、公義等。

中國的集體主義傳統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公”較之“私”的優先性?；舴蛩固┑?Hofstede)認為,“個人主義”將“個人”視為獨立個體,同社會環境區分開來,而“集體主義”認為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邊界模糊,且個人是其所屬的社會系統的延伸(13)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Beverly Hills: Sage,1980).。在霍夫斯泰德的基礎上,厄利(Earley)與吉布森(Gibson)主張,“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區別在于個體之間相互聯結的方式,從文化層面來看,“個人主義”強調個體利益高于集體利益,“集體主義”強調集體利益優先于個體利益(14)P.Christopher Earley and Cristina B. Gibson,“Taking Stock in Our Progress o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100 Years of Solidarity and Community,”Journal of Management 24, no.3(1998):265-304.?？梢哉f,依照西方學者的解釋,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是相互沖突的。然而,此種沖突并不存在于中國話語體系當中。例如,著名漢學家卜德(Bodde)認為,儒家思想中的“個人主義”有別于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的“個人主義”,“儒家‘個人主義’意味著個人最大程度地發展和發揮其創新能力與潛能,但是,這不僅僅是為了自我表達,而是為了可以更好地履行個人在社會中的特定角色”(15)Derk Bodde,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 What and Whither?(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57),66.。換言之,在儒家思想中,個人應被理解為“承擔特定角色的個體”,“儒家個人主義”也并不與“集體主義”相沖突?！叭寮覀€人主義”思想有效地緩解了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張力,將所謂的“私益”與“公益”有機結合,并確保了“公益”優先于“私益”的集體主義傳統。

(二)“公益”概念在中國高等教育中的表現

“公”本位的文化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高等教育,“公”優于“私”、集體主義傳統形成了高等教育內涵與形式的國家性、受益群體的整體性、教育產品的公共性等特點,這些方面構成了中國高等教育對“公益”的重視與回應。

首先,中國的集體主義傳統以及國家政府的重要性塑造了以國家需求為導向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作為“公益物品”致力于滿足公共需求,往往依托于公共權力即政府實現再生產,具有非競爭性。例如,我國古代的高等教育與科舉是培養和招聘官員的主要渠道,國家把高等教育視為一種治理工具(16)Benjamin A. Elman,“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no.1(1991):7-28.。此傳統在當代高等教育體系中得以延續,表現為政府是高等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主體、承擔著高等教育財政支持與質量保障等多重角色,高等教育也以服務國家戰略發展作為核心目標之一。有學者指出,與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獨立于國家體系之外不同,中國高等教育是國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17)Simon Marginson and Lili Yang,“China Meets Anglo-America on the New Silk Road: A Comparison of State, Society, Self and Higher Education,”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New Silk Road: Connecting Universities Across Eurasia, eds. Marijk van der Wende et al.(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255-283.。

其次,高等教育的“公益性”面向公眾,為全體所共享,高等教育成果惠及公眾、公共事業、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具有非排他性。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是將高等教育資源作為“公共利益”的典型案例,政府總攬高等教育權力,按照統一要求進行人才培養和規劃,高等院校全部收歸國有且學生無須繳納學費,畢業后享受國家分配工作的福利待遇。(18)王海英.“私益性”“公益性”與“準公益性”——國家觀念與市場邏輯互動下教育屬性的演變[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7,(15):3-7.在教育體系中,公立高校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均占據主導地位,旨在通過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的職能服務于公共利益與福祉,承擔著人才培養、知識創新、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在此基礎上,為實現高等教育公平發展,政府不斷擴大高等教育供給,增加弱勢群體如農村學生、少數民族學生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建立以獎助學金為主體,助學貸款及勤工助學等較為完善的高等教育資助體系,由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穩步邁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與此同時,政府不斷調整高等教育布局,促進區域高等教育協調發展,實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充分利用高等教育保障民生的功能,發揮高等教育在脫貧攻堅中的帶頭作用,通過培養高素質人才提升貧困地區的造血能力。

再次,社會積累的集體知識作為一種公共物品,生產和傳播知識的高等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了公益屬性。(19)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 Penguin,1993),173-175;Joseph E. Stiglitz,“Knowledg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in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s. Inge Kaul et al.(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308-325.與其他公共產品一樣,大多數知識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個人對知識的消費和受益不會影響他人對知識的消費和受益。(20)蔣凱.知識商品化及其對高等教育公共性的侵蝕[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4,(1):53-67.一方面,中國不斷調整高等教育準入門檻,實施多元化政策維護高等教育公平,以高等教育普及化推動知識在更廣泛受教育者中的傳播,為知識分子提供更廣闊的知識交流和共享平臺。另一方面,中國始終強調對實用知識而非純粹知識的追求,這與高等教育助力社會進步的“公益”屬性密不可分。在古代,由于國家將高等教育視為一項治理工具,加上儒家思想對“入仕”的強調,實用知識,尤其是對國家治理“有用”的知識成為高等教育的核心。李約瑟(Needham)認為,“在將知識應用于人類生活實際需求方面,中華文明比西方人要高明得多”(21)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n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9),190.。對實用知識的青睞仍然是我國當代高等教育的一項重要特點,而自19世紀末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則更多地與國家復興與發展聯系在一起,最受重視的實用知識從古典的治國理政知識轉變為現代科技知識,其核心目標也轉變為服務國家現代化發展。

二、尚公重私:作為“私益”的中國高等教育

與“公”相對應,“私”在中國文化中通常被理解為私人、個人、不公開的、秘密的,且可能帶有消極色彩,如“一己之私”。盡管包括家庭和國家在內的集體是分析中國社會和高等教育的重要主體,但值得強調的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教育商品化思潮興起,個體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愈發重要,社會和學界對高等教育“私益”的關注也日益增加。

(一)“私”突破“公”的人文政經背景

從中國社會內部來看,如前文所述,傳統文化中也存在代表“私”的“儒家個人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有別于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并且常常讓位于“集體主義”。但在現實社會中,個人與集體不可避免地會存在沖突,總是將“小我”置于“大我”之中雖有意地避開了“公”與“私”之間的張力,卻不能正視“公”與“私”之間的邊界(22)黃俊杰,江宜樺.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梁啟超《新民說》“論公德”中指出中國人偏重私德而缺乏公德,“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闕如?！?23)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2冊)[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1.金耀基認為,中國社會中存在一種“公認的現象,即在家庭之外的場所、特別是在非熟人社會環境中,中國人會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傾向”(24)Ambrose Y.C.King,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Selected Essays on Confucianism,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8),53.。城鄉一體化發展和人口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熟人社會”,尤其是在一、二線城市,個人脫離家庭和原有的社會關系,而被重新嵌套入城市中的多重但更為松散的社會關系當中。盡管在國家層面,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原則得以延續,但是在家庭生活中,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接受以個體為中心和個體利益優先的思想。正如閻云翔觀察到的,中國人正在逐步獲得更加自主的個體地位,“就當代家庭生活而言,假定個人總是將家庭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是不正確的。情感、欲望和人身自由在家庭成員之間的日常交往和博弈中已變得非常重要,以至于個人不可能僅僅為了家庭而犧牲自己的利益”(25)Yunxiang Yan,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6-7.。這種價值觀念也催生了教育領域的“排他”屬性,受教育者越來越看重個人價值的實現,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私益性”逐漸增強。

從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來看,中國高等教育“私益”價值觀的興起離不開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傳入。首先,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成為世界發展的普遍趨勢。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競爭能夠提高效率,私人投資與供給產生回報的效率要遠遠高于來自國家或政府的公共投資與供給,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場化與私有化是提高效率的關鍵。此外,新自由主義認為個人應有選擇的權利,即應由學生選擇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但若高等教育完全由國家財政負擔,個人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選擇權,況且學生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應該承擔高等教育的主要成本(26)Klaus Hüfner,“Higher Education as a Public Good: Means and Forms of Provision,”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8, no.3(2003):339-348.。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影響下,學生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而獲得的特定職業的“入場券”、畢業后獲得更高的收入等成為分析高等教育“公益”和“私益”的核心關注點(27)David F.Labaree,“Public Goods, Private Goods: The American Struggle over Educational Goals,”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4, no.1(1997):39-81.。這一現象在英國和美國尤為突出,表現在國家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減少、高昂的學費、以一種(準)市場機制運行高等教育等(28)Martin Trow,“Managerialism and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The Case of England,”in Twentieth-century Higher Education: Elite to Mass to Universal, ed. Michael Burrage(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269-300.。伴隨著這些改變,高等教育逐漸喪失其“公益性”。

其次,西方話語中的“公”“私”二元論強化了對于高等教育“私益”概念的認知。西方話語中的“公”“私”二元論把“公”與“私”看成是兩個相互獨立的領域,即“公”“私”之間有明確的界限且不交叉。此二元論又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方式,分別是“公”指代國家或政府、而“私”為非國家或政府,和“公”指代非市場、而“私”為市場。對于前者,杜威指出國家或政府的影響范圍僅限于造成“公”后果的行為,也就是說“公”是有邊界的,不能隨意涉足“私”的領域。杜威的觀點延續了經典自由主義傳統對“私”和“個人”的保護(29)Alan Ryan,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2012).。另一種解釋方式發展于新古典經濟學,立足于二分法的社會觀,即認為社會由兩部分組成:遵循市場規律而進行商品交換的市場與有國家和第三方參與的非市場(30)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核心議題就是如何保護并擴大市場的范圍、明確和設立“公”與“私”之間的邊界,使非市場僅在市場不能有效運轉時發揮作用。與政治經濟領域的爭論相呼應,教育領域也掀起了教育是“公”是“私”的討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教育具有私益性。但與此同時,教育又具備“公益物品”帶來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31)Walter W.McMahon,“Externalities in Education,”i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tudies, ed. George Psacharopoulos(Oxford: Pergamon Press,1987),133-137.,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由此,從不同維度解讀教育是可以進行“公”“私”選擇的。

(二)“私益”概念在中國高等教育中的表現

隨著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中國高等教育開始由“大公無私”轉向“尚公重私”的階段,對“私益”的強調主要表現為高等教育辦學多元化和市場化、高等教育個人回報率的放大化、經濟全球化和高等教育的國際化。

首先,高等教育辦學多元化和市場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諸子百家的私學傳統,唐宋的書院在其基礎上延續發揚,晚清、民國時代有識之士創辦的私立學堂更是實現了社會力量辦學的高峰時刻。而后較長時間內私立辦學被禁止,直到改革開放,國家提出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高等教育的經濟主義思潮也隨著商品經濟體制的實施開始興起。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教育體制,大力推進社會力量辦學。在市場力量的介入下,民辦高校重新興起,成為國家舉辦高等教育的補充。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國家強調教育要適應市場經濟需要,教育改革重點指向現代化。談松華指出,教育具備社會公共服務事業和產業的雙重屬性,政府需發揮主導作用,但也可在一定范圍上對教育運用市場調節機制。(32)談松華.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中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J].教育研究,2000,(3):3-9.截至2022年,中國共有民辦高校764所,占全國高?？倲档?5.36%,學生數量占比25.27%(33)教育部.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EB/O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307/t20230705_1067278.html,2023-07-05/2023-08-05.,中國高等教育的提供者呈現多元化趨勢,私立院校不斷深入高等教育領域。

其次,高等教育個人回報率的放大化。個人地位的強化體現在社會對高等教育“私益”的強調,尤其是有關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個人回報。正如原青林所述,“高等教育生產的主要私益產品是指大學生所獲得的‘地位利益’?！?34)原青林.論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與私益性[J].高等教育研究,2009,(8):43-48.即通過高等教育資源換取高額收入和優越的社會地位。早在民國時期,胡適就曾呼吁高等教育更多地關注學生職業發展和就業能力的培養(35)徐孟林.胡適職業教育思想:內涵、成因及影響[J].職業技術教育,2017,(21):73-77.。如今,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高等教育市場化和私有化成為全球的普遍趨勢,中國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中國適齡人口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50%(36)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Data on Education,”http://data.uis.unesco.org/.,一方面,僅憑國家財政難以維系,在高等教育領域引入成本分擔機制成為重要議題(37)曹淑江.我國高等教育成本與學費問題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14,(5):44-49.;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提供的私益屬于經濟上的稀缺利益,即使是完全意義上的公立高校,在選拔和分配制度上也會具有明顯的排他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助長不平等的個人利益分配。

再次,經濟全球化和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從全球層面來看,全球化正在擴大中國高等教育私益性的潛力。盡管政府力爭在高等教育國際化事務中占據主導地位,但對外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自主式教育,高等教育國際化中的留學生服務是教育市場中的主要經濟來源,成為高等教育創造的主要國際私益。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意識到國際學位為其帶來的價值優勢,從而選擇出國留學“鍍金”,投入至國際教育市場中的商品化服務中。雖然高等教育國際化帶來了跨文化交流、知識跨國分享、跨國科研合作等國際公益成果,但是留學服務的高昂個人開支、越來越多的純商業營利性質的教育機構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削弱甚至剝奪了弱勢群體參與國際教育交流的權利,背離了高等教育普適性的特征,打破了高等教育“公益性”的理念原則。

三、公私兼備:作為“共同利益”的中國高等教育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中,“共同利益”意味著“人類在本質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種善意,例如價值觀、公民美德和正義感……是通過集體努力緊密團結的社會成員關系中的固有因素”(38)UNESCO,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Paris: UNESCO,2015),78.。中國高等教育經歷了“公”“私”階段后,開始步入“共益”階段?！肮惨妗碧幱凇肮妗焙汀八揭妗敝g,是建立在“私益”基礎上的共同的利益,是個體間協商達成的共同性?！肮餐妗备拍畹挠X醒一方面起源于中國高等教育內部“公益”和“私益”的博弈與妥協過程,另一方面來自對西方高等教育話語和思想是否適切中國語境的反思。

(一)高等教育“公”“私”的博弈與妥協

“尚公重私”的特點在中國高等教育對于個人權利和利益的重視上體現出來,但是也有學者指出,高等教育的“公益性”面臨著被弱化的挑戰(39)樸雪濤.我國高等教育公益性弱化的根源及其對策分析[J].復旦教育論壇,2008,(1):5-9.,特別是以人力資本主義理論為主的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傳入,使中國高等教育產生了“揚私抑公”的苗頭。這種觀點延續了西方“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將高等教育對社會的貢獻狹隘化,認為“公益”等于所有個體“私益”,尤其是可計算的經濟“私益”(pecuniary private goods)的總和(40)Simon Marginson,“Limitations of Human Capital Theory,”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4, no.2(2019):287-301.,而忽略了并不能以此方式計算的“公益”,如高等教育對社會公平的促進、在推動人類知識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中的貢獻以及在維持社會穩定和秩序中的作用等。因此,近年來學者開始呼吁,“把‘公益性’還給公立大學”(41)Simon Marginson,“Putting ‘Public’ Back into the Public University,”Thesis Eleven 84, no.1(2006):44-59.。

同時,有學者利用基于“公”“私”二元論的“公益”與“私益”來解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例如,勞凱聲指出,不論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的“公”還是非市場的“公”,都是一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所賦予的外在性質(42)勞凱聲.面臨挑戰的教育公益性[J].教育研究,2003,(2):3-9.。不僅不同國家的政府職能和邊界、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各有不同,一國內部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改革都有可能帶來改變,這使得“公益”與“私益”不能總是有效地解釋高等教育的貢獻(43)Simon Marginson,“The Public/Private Divide in Higher Education: A Global Revision,”Higher Education 53, no.3(2007):307-333.。因此,必須了解和認識到高等教育“公益”和“私益”屬性的復雜性,即幾乎所有高等教育所產生的利益物品都為公私利益的混合體,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政策選擇空間決定了高等教育“公益”為主還是“私益”為主,純公益或純私益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應當被摒棄(44)原青林.論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與私益性[J].高等教育研究,2009,(8):43-48.。此外,田琳等強調,由于高等教育經濟來源的多樣化、高等教育機構的多元化、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市場化的趨勢等變化,高等教育的“公益”理念受到了挑戰,“公益”理念也難以再有效解釋高等教育活動及其貢獻(45)田琳,吳燕.從“公益”到“共益”:全球高等教育理念的轉變[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0,(1):111-118.。

在此背景下,學者開始關注“共同”這一概念,并呼吁以“共益”的視角來理解高等教育的活動與貢獻。具體而言,“共益”認為我們需要超越“公”“私”的二分法,關注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強調尊重不同文化背景對何為“共益”、如何創造“共益”等問題的多樣化解釋,并試圖引入有關規范性價值的討論。例如,杜普雷(Dupre)將“共益”定義為“僅屬于共同體且只能由共同體獲得,但能夠被共同體中的成員共享的利益和物品”(46)Louis Dupré,“The Common Good and the Open Society,”in Catholicism and Liberalism: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Public Philosophy, eds. R. Bruce Douglass and David Hollenbac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172-195.;斯科奇(Szadkowski)認為,“共益”在本體論的層面上強調共同體作為有機的整體,個體和共同體的行為同時受到一些規范性價值的制約(包括平等、團結、合作等),且共同體內部能夠維持穩定與和諧的關系(47)Krystian Szadkowski,“The Common in Higher Education: A Conceptual Approach,”Higher Education 78, no.2(2019):241-255.;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則指出,“共益”關注每一位個體以及由個體組成的共同體的利益,且共同利益的內涵和外延應該由每一位成員共同商討確定,但也存在適用于全人類的一些“共益”的涵義,包括對公平、正義、相互尊重等價值的追求(48)UNESCO,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Paris: UNESCO,2015),78.。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尤為強調“世界共同體”的重要性,呼吁全人類為世界福祉與共益而努力。

在高等教育領域,由“公益”向“共益”的轉變雖然仍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公”“私”二元論帶來的問題,但卻指出了一條重新認識高等教育活動與貢獻的思路。在田琳等看來,透過“共益”理解高等教育能夠在三方面對“公益”理念有所超越。第一,高等教育可以擺脫長期爭議的有關“公益”和“私益”的話題;第二,把高等教育作為“共益物品”來組織符合時代發展的趨勢;第三,“共益”對共同體和規范性價值的關注使其更有助于構建一個和諧、多元和包容的世界。(49)田琳,吳燕.從“公益”到“共益”:全球高等教育理念的轉變[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0,(1):111-118.

(二)西方話語在中國語境中的適切性問題

基于前文的論述,可以看出,中國話語與西方話語中的“公”“私”以不同的社會觀為基礎,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抱有不同的態度和解釋,且對規范性價值的關注也不同。這些方面都暗示著西方話語中的“公益”與“私益”理念難以完全適用于我國高等教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高等教育公私理念卻在很大程度上與“共益”理念相似。

首先,西方尤其是英美的社會觀是二分的,即社會由市場與非市場(非市場包括國家和公民社會)組成,這與中國同心圓式嵌套的社會觀相沖突。進一步,西方話語中相互獨立的、有明確邊界的“公”與“私”也與中國話語中“私”嵌套在“公”之中、“公”和“私”之間不存在明確邊界的觀念不合。因此,基于二元論的“公益”與“私益”不能夠完全適用于中國高等教育國情。例如,保護和擴大市場范圍、政府僅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介入的觀點與中國對國家和政府的理解不完全符合。盡管如此,“公益”和“私益”的觀點在中國高等教育界仍然被廣泛使用,呈現出不斷向西方話語和思想靠攏的依附現象。其次,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在西方話語中地位重要,這意味著,個人和“私”領域是享有最高地位且神圣不可侵犯的,相應地,“私益”是優先于“公益”的。此種觀點在新自由主義思想中尤為突出。然而,中國話語中“個人”與“私”的涵義與西方話語中的“individual”與“private”有所差異,表現在“個人”并非獨立于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之外。正如馬金森等所言:“中國社會的發展并不能簡單地用社會分裂和毫不掩飾的個人主義來概括,而是新的社會紐帶和關系取代舊的社會紐帶與關系的過程”(50)Simon Marginson and Lili Yang,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enerating ‘Public’ and ‘Common’ Goods: A Comparison of Sinic and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s(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2020),24.。中國一直以來遵循的集體主義傳統將“公”的地位置于“私”之上,即“公益”優先于“私益”。再次,西方話語中的“公”“私”對包括公平、正義等在內的規范性價值的關注度不足,相反,中國話語中的“公”與“私”卻十分關注規范性價值。

然而,中國話語中的“公”“私”卻和西方話語中的“共同”有著更多的相同點。具體來說,二者都對規范性價值有著特別的關注;“共同”不強調個人一定優先于共同體,而是希望實現個體與共同體的和諧發展,這與中國儒家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有著相互促進的關系的觀點不謀而合;“共益”試圖引入多元化視角以解釋何為“益”,這也與中國“和而不同”的觀念類似;最后,“共益”中對“世界共同利益”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天下為公”“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觀點產生共鳴。例如,在“公”“私”二元論以外,西方話語中還存在另一種理解“公”的方式,即“普遍的公”(the universal public),如哈貝馬斯“公共領域”(the public sphere)中的“公”(51)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89).。該“普遍的公”基于一種依托交流的共同體/空間,在此共同體中,不存在“私”的領域,所有個體能夠進行不受限制的、自下而上的交流與探討。在哈貝馬斯所描述的“公共領域”中,所有人,不論社會背景與地位,都能參與有關“共同利益”的社會、政治話題的集體討論,而大學就是一種典型的“公共領域”?！捌毡榈墓辈皇芟拗?、沒有邊界,在這一方面,可以說,“普遍的公”與中國話語中的“天下為公”在一定程度上相似。

(三)“共益”概念在中國高等教育中的表現

人文主義和世界主義作為“共益”視角下高等教育發展的主導性原則(52)林苗羽,王建華.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共同利益”的視角[J].中國高教研究,2022,(2):6-12.,整合了由國家內部個體到國家間共同體的發展理念。隨著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建設的穩步深化以及高等教育思想的不斷革新,與人文主義和世界主義相對應的人文主義思想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對“共益”概念的特有詮釋。

第一,國家大力促進教育公平與質量提升,集中力量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是中國高等教育對“共益”理念的人文主義回答?！斗此冀逃分厣耆宋闹髁x方法,力求超越經濟發展中的教育功利主義,強調在倫理道德基礎上制定教育方法,呼吁包容且平等的教育過程。對此,中國高等教育在思想觀念、政策制度、教育內容上都體現著對廣大人民群眾現實發展需求的公平性引導,特別是保障入學機會平等、落實民辦公辦高校合法權利、縮小區域間高等教育發展差距等方方面面。這體現了中國高等教育對于人文主義的充分尊重,是邁向“共同利益”的現實基礎和邏輯起點。

第二,“共益”視角下的高等教育發展既要關注個體的發展,也要顧及在風險社會中如何實現全球共同利益,中國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是對后者的現實關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今天的世界是各國共同組成的命運共同體”,“教育應該順此大勢,通過更加密切的互動交流,促進對人類各種知識和文化的認知,對各民族現實奮斗和未來愿景的體認,以促進各國學生增進相互了解、樹立世界眼光、激發創新靈感,確立為人類和平與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的遠大志向”(53)趙婀娜.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啟動儀式在京舉行[N].人民日報,2013-04-22(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建立在“天下觀”基礎上的新型世界秩序觀,要求高等教育超越民族國家的局限,為增進全人類福祉作出貢獻(54)周作宇,馬佳妮.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價值坐標[J].教育研究,2017,(12):42-50.。其中,中國已經肩負起大國責任與擔當,引導世界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高等教育新秩序,與各國高等教育界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全球性高等教育問題貢獻中國主張、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四、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55)倪光輝.習近平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強調: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N].人民日報,2016-05-18(1).這要求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必須拒絕做西方學術話語的“應聲蟲”,打破國際范式的盲目輸入,著力體現中國價值理念和主張,同時做到善于融通中西文化,將中國教育實踐放置在世界坐標中審視,讓世界更好讀懂中國。中國高等教育廣泛使用的西方話語中的“公益”和“私益”等概念在基本假設和理論基礎方面與中國話語和現實狀況不完全適切,因此需要更為謹慎地使用這些概念解釋和分析中國高等教育的活動與貢獻,并構建符合中國國情與歷史傳統的自主概念與話語?；蛟S,“共益”概念可以成為更加適合中國國情和話語體系、更加符合時代潮流和需求的分析視角。中國“公私兼備”理念與西方“共益”理念均認為,對高等教育貢獻的理解要去狹隘化,超越僅考慮經濟利益的思考模式,全方位地關注和把握高等教育對不同主體的貢獻。接下來,結合中國話語體系與西方“共益”理念構建新的分析框架是高等教育學界需要努力的方向。如何應對個體與共同體/集體之間的張力、平衡二者之間的沖突以實現個體與集體的共同發展與進步、在保障高等教育“共益性”的基礎上尋找一條可持續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機制等是最為核心的問題。

(感謝西蒙·馬金森和沈文欽對本文寫作提供的寶貴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