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與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

吳子晗

（湖南工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株洲 412007）

一、引言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區塊鏈、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加快經濟社會的信息化與數字化進程，已成為全世界共識。近年來，國家對數字經濟的發展給予極大的關注，尤其是企業的數字化轉型。2021年，國家出臺的相關政策中指出要“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和“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堅持以實體經濟為重點，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的建設”。2022年國家相關政策強調，要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加強數字中國整體建設布局，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以上這些政策表明，在新的發展階段推進數字化轉型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工作。

企業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運用數字技術與創新，對傳統的業務流程、組織結構以及價值創造方式展開全方位的變革與優化，以提高業務效率、增強競爭力和創造更多價值的過程?，F階段，關于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學者們主要是從其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兩個層面展開?；谟绊懸蛩?，政府補助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有正向影響。政府的財政支持能夠降低企業數字化轉型成本，且財政科技支出的強度越大，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诮洕蠊麑用?，學者們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績效、企業創新和資本市場表現等方面。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增進作用。借助數字化轉型，企業可以提高經營管理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和擴大市場份額，從而提升企業績效。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企業創新績效水平，提高企業創新的開放廣度和開放深度，并通過降低企業交易成本來提升企業創新能力。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可以發現，目前學者們對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已經較為豐富，但鮮少有人研究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質量的組成部分即可比性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文基于2011-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研究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之間的關系。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有如下幾點：

第一，在理論上補充并完善了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經濟后果。本文以數字經濟環境為落腳點，從微觀視角即會計信息可比性出發，深入探討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的關系，并揭示作用二者關系的路徑，補充了數字化轉型的經濟后果的相關研究。

第二，在理論上補充并完善了影響會計信息可比性的相關因素。目前鮮少有人關注企業基本信息處理結構對其產生的影響。本文從微觀角度出發，實證分析會計信息可比性的相關影響因素，豐富了其研究的實證依據并提供新的研究角度。

第三，本文將數字化轉型與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相結合進行研究，不僅有助于企業在數字經濟的浪潮中找準自身的轉型方向和路徑，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更好的融合。同時，還有助于投資者更好地認識到數字化轉型對于企業長期發展的重要性，并為其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提供理論依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利用數字技術，能夠使企業的內部治理功能得到充分發揮。一方面，區塊鏈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對生產與經營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進行記錄，從而提升交易記錄的準確度，降低追蹤的時間與成本。由于，區塊鏈記錄了整個過程的信息，導致企業在某些環節上更改信息的難度加大，進而使得其難以發布虛假信息或者隱藏真實信息。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數字技術的合理利用可以促進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貫穿整個業務流程，能夠將各個部分的數據分類整理為標準化的信息，從而增加企業的信息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此外，由于數字化轉型存在同群效應，而同群效應是一個基于技術或經濟因素展開主動模仿和社會學習的過程。因此，在同一行業中，某一企業可能會因為其他企業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和更新會計信息核算系統等做法而競相學習和模仿，從而提高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為此，本文提出假設N1：

N1：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

內部控制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內部監管機制，能夠確保企業財務報告的真實、可靠，從而確保會計信息的可比性。數字化轉型能夠促使企業內部控制的運作效率得到提升，從而提高內部控制質量，進而提高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內部控制中的各個要素均會因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程度而受到影響。從內部環境看，數字技術對企業生產、管理和銷售活動的滲透，能打破傳統的組織邊界，形成良好的內部控制環境。從風險評估看，新興的數字技術能夠精確、快速地辨識運營管理中的真實風險，從而將內部控制風險管理由“被動應對”轉為“主動識別”。從控制活動看，企業可以運用人工智能提高權限管理效率，消除人的主觀隨意性和故意舞弊可能，減少人為干擾因素。從信息與溝通看，數字化轉型可以確保企業獲取信息的時效性和精確性，從而改善信息傳播和交流的效率。從內部監督看，利用數字技術，內部監督程序能夠使實時跟蹤、動態調節和全面監控成為可能。為此，本文提出假設N2：

N2：內部控制質量在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分析師在企業和投資者之間起著橋梁的作用，其不僅可以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對企業的信息展開深入的分析和解讀，還可以通過許多內部渠道獲取私人信息。根據信號傳遞理論，實施數字化轉型的企業更容易受到外界的關注。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的內部信息因數字化轉型的技術滲透而發生質變，且數字化后的企業更容易釋放出具有標準化、結構化的信息，也更容易被外界所認識，從而推動分析師對其的關注。而分析師關注能夠為投資者提供投資評級的參考，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同時，在滿足分析師評級要求的前提下，企業更傾向于提高會計信息可比性。企業越是受到分析師的高度關注，對其經營和管理行為的監管效果就越好，企業的會計處理等工作就會更加規范，財務報表所反映出來的會計信息也就更加真實可靠，其可比性也越強?；谝陨戏治?，本文認為分析師關注對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之間的關系存在調節作用。為此，本文提出假設N3：

N3：分析師關注對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用2011-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該數據來源于CSMAR和DIB，其中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PT、ST和*ST上市公司；數據缺失較多的公司。最終得到18356個研究樣本。本文將連續變量分別用1%和99%的分位數進行了Winsorize處理來消除極端值的影響。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會計信息可比性（CAm）

參考DeFranco的研究方法。首先，根據企業i在第t年前連續16個季度測算模型（1）：

再次，根據模型（4）計算企業i和j的會計信息可比性（CAijt）。

最后，計算企業與同行業每一企業組合的會計信息可比性，將計算結果從高到低排序，選擇組合的中位數CAm作為企業i在第t年的會計信息可比性。

2.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DGT）

參考吳非等的研究方法，以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報為基礎，采用文本分析法，運用Python分析工具，通過對公司年度報告中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詞條的統計，來描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程度。

3.中介變量——內部控制質量（ICQ）

參考已有研究，采用DIB數據庫中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衡量。

4.調節變量——分析師關注（Analyst）

參考已有研究，采用跟蹤上市企業券商數量的自然對數值進行衡量。

（三）模型構建

為檢驗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之間的關系，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CAmi,t為會計信息可比性；DGTi,t為數字化轉型程度；Control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i和t分別為行業和年份。

根據已有研究，選用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i,t）、股權集中度（top1i,t）、資產負債率（levi,t）、企業成立年齡（lnagei,t）、資產收益率（roai,t）、產權性質（soei,t）、審計質量（big4i,t）。

為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作用機制，參考溫忠麟等[14]的研究方法，在模型（5）的基礎上構建模型（6）和模型（7），檢驗中介效應。

為檢驗分析師關注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之間的調節作用，在模型（5）的基礎上構建模型（8）。如下所示：

其中：Analyst為分析師關注；

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描述性統計的結果。由表可知，樣本企業CAm的均值為-0.088，中位數為-0.069，最小值為-0.641，最大值為-0.021，說明不同企業間的會計信息可比性相差較大。樣本企業DGT的平均值為1.413，中位數為1.099，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4.868，說明目前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存在明顯差異。其他變量與現有文獻的報告的幾乎一致，故不再闡述。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結果

表3中的列（1）和列（2）為模型（5）的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不管加入相關控制變量與否，DGT與CAm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該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能促進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從而驗證假設N1。

表3 基準回歸與穩健性分析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檢驗：工具變量法

為緩解研究結果中存在反向因果問題，本文選用工具變量法進行檢驗。參考已有研究，采用同年度同行業其他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均值（DGTm）作為工具變量，其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列（3）和列（4）可知，IV-2SLS的回歸結果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實證結果穩健。

2.改變被解釋變量的度量方法

為檢驗結果的穩健性，選擇企業i與同行業企業組合的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均值和將計算結果由高到低排序的前10個企業組合的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均值重新度量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分別記為CA和CA10。其結果如表3列（5）和列（6）所示，回歸結果仍在1%上顯著為正，說明假設N1成立。

3.將數字化轉型滯后1-2期

為排除數字化轉型對會計信息可比性在時間滯后效應等方面的影響，本文將數字化轉型滯后1-2期。由表3列（7）和列（8）可知，回歸結果依舊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DGT與CAm的關系影響并受到時間窗口改變的影響，說明假設N1依舊成立。

（四）異質性分析

1.企業規模

與小規模企業相比，大規模企業部門間的協調成本較高，而數字化轉型能夠減少各項成本，且借助數字技術能有效提高其信息收集和處理的能力。本文根據企業規模，選取其中位數為閾值設置虛擬變量進行分組，若企業規模高于中位數則為1，相反則為0，其分組回歸結果由表4所示。由列（1）和列（2）可知，DGT與CA的回歸結果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對比其系數可知，相較于中小規模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大規模企業的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正向效應更強。

表4 異質性分析與進一步分析結果

2.產權性質

數字化轉型是國家重要的發展戰略之一，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擁有更高的管理水平，擁有更規范的會計流程，因而其會計信息可比性更高。本文將樣本數據按產權性質分組，若某企業屬于國有企業則取值為1，相反則為0，其分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由列（3）和列（4）可知，DGT與CA的回歸結果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通過對比其系數可知，與非國有企業相比，數字化轉型對國有企業的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正向效應更強。

（五）進一步分析

1.中介效應

表4中的列（5）-（7）為機制檢驗的結果。由列（6）可知，DGT與ICQ的回歸結果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列（7）中，ICQ與CAm的回歸結果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由列（5）可知，DGT與CA在依舊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轉型能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來促進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假設N2得到驗證。

2.調節效應

表4中的列（8）為模型（8）的回歸結果。由列（8）可知，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分析師關注的交互項DGT_Analyst的回歸系數為0.0016，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與主效應的回歸結果符號相同，說明分析師關注產生正向調節作用。假設N3得到驗證。

（六）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研究結論如下：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異質性分析發現，在大規模企業和國有企業中，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正向效應更大。作用機制表明，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水平來提高會計信息可比性。分析師關注能夠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之間的關系。

五、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相關建議如下：

（一）基于國家層面

一是國家應制定和完善數字化轉型相關的法律法規，規范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行為，確保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從而保障會計信息質量。

二是國家應加大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持力度，包括提供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企業積極開展數字化轉型，提高會計信息可比性。

（二）基于政府層面

一是政府應加強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監管，確保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能夠誠實守信，防止企業利用數字化轉型進行財務舞弊等行為。

二是政府應根據不同規模和性質的企業制定并采納不同的政策策略，確保小規模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也能享受到數字經濟發展下帶來的紅利，縮小它們與大規模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差距，鼓勵企業之間交流和分享數字化轉型的經驗和做法，促進企業間的合作和協同發展。

（三）基于企業層面

一是企業要厘清數字化轉型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影響路徑，并在此基礎上選擇合適的方式，避免盲目跟風，加快數字化轉型的步伐。同時，應注重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問題。

二是企業應該從自身的內部控制質量著手，加強內部控制建設，完善內部管理流程和制度，改善內部控制環境，積極應對運營過程中出現的風險，加強內部溝通，從而確保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會計信息的真實、完整和可比。另外，注意外部監管對企業產生的影響，并采取相應的應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