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教育擴展與城鄉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1-2020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

袁婧怡

（華中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形勢整體向好。然而，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仍使我國經濟發展受限，城鄉收入不平等會使資源分配不均、基礎設施建設缺位等問題日趨尖銳，不利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和經濟結構的改善，易導致馬太效應。

普惠金融的內涵于2005年首次創立，此后國家大力支持和推進。數字普惠金融，強調將互聯網金融和普惠金融相結合，可以助力提升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易得屬性及使用質量，而且有利于降低提供金融服務的成本，推動農村居民增收。李海峰和彭家生等（2019）分析發現數字助力金融能使金融資本觸及到貧困人群，擴大了普惠金融的覆蓋面。張希穎和吳佳鈞（2022）指出數字普惠金融對于推行供給側結構改革意義突出，但存在地區異質性。

教育，是人力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在居民收入中，工資水平占據主要部分，而居民工資又與其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因此，教育擴展對于居民收入分配十分重要。部分學者認為，教育擴展能夠緩解居民收入不平等。李春玲（2003）指出個體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通常正相關，但另一種觀點與之相反。白雪梅（2004）從人力資本理論模型出發，提出教育很可能加深居民收入差距。而李祥云和劉慧（2016）則證實了第三種觀點，即受教育水平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

數字普惠金融與教育擴展分別對城鄉收入差距能起到獨立的收斂作用，同時也能起到交互作用。劉培培（2019）分析了不同教育門檻下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指出在教育欠發達地區，生存保障型的普惠更便于削弱該差距。李娜（2021）則是指出數字普惠金融能以人力資本積累的路徑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均。

上述文獻表明，數字普惠金融日漸受到重視，能夠為農村居民賦能。然而，教育和城鄉收入的關聯性尚無定論，且目前將數字普惠金融與教育擴展結合探討的文獻較少。本文基于此進一步完善相關研究。

二、數字普惠金融、教育擴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一）我國城鄉收入不平等現狀

如圖1所示，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值逐年上漲，1997年-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比逐漸升高，此后在政策影響下略有下降。盡管目前該比值相對下降，但城鄉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現狀仍是一個嚴峻的問題。據相關學者研究，這主要是受到了城鄉二元結構、收入分配制度、教育投入等因素的影響。

圖1 1997-2020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

本文將重點研究在城鄉收入差距逐漸放緩的當前，數字普惠金融及教育擴展兩方面因素對其所發揮的作用。

（二）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數字普惠金融的演變對城鄉收入不平等所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包容效應、門檻效應和減貧效應三種機制得到解釋。其影響機制簡要描述如圖2所示：

圖2 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基于包容效應，數字普惠金融能擺脫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為農村等偏遠地區人群提供金融服務，進而弱化地理排斥，此外，它有助于降低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使農村居民獲得適用性更高的金融產品，進而緩解評估排斥和產品排斥。

數字普惠金融能優化資源配置，帶動農村地區的發展，逐漸跨越門檻，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它也能簡化金融服務的中間環節，有針對性地為農村居民提供服務，這降低了金融服務可獲得性的門檻下限，即門檻效應發揮作用。

從減貧的角度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將社會上的閑散資金引導至農村地區，能夠有效降低成本耗費，使農村居民能對資產進行更合理的配置，從而增收減貧，收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由此，本文提出假設1：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緩解城鄉收入不平等。

（三）教育擴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隨著教育擴展程度的加深，不同學歷人群的收入差距擴大，城鄉居民收入不平等問題愈發嚴重；而當高學歷勞動力增多到一定程度時，其產生的收入增值則會產生邊際效用遞減，此時收入不會再增加，甚至可能相對下降，進而促使居民收入差距縮小。這便是教育擴展的結構效應。

教育擴展還會產生抑制效應，當勞動力需求的增加逐漸小于供給的增加，人力資本市場便會供過于求。求職競爭日漸激烈使得高學歷人群的工資相對下降，低學歷人群的工資相對上升。這種工資的相對壓縮很容易反映在城鄉收入配置上，二者相對差額逐漸縮緩。

結構效應和抑制效應存在一定時間差，由此提出假設2：教育擴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關系呈現“倒U型”曲線的趨勢。

三、數字普惠金融、教育擴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

（一）基準模型設定

經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結合理論基礎，本文決定使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鶞誓Ｐ驮O定如下：

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泰爾指數THEIL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中，IFI表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EDU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控制變量中，RGDP表示經濟發展水平，IS表示產業結構，TAX表示財政支出。ε為隨機擾動項。

（二）數據描述性統計及說明

1.被解釋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泰爾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來衡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泰爾指數能夠充分地反映居民人口流動所產生的影響，且對分散在兩端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為敏感。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j=1、2分別表示城鎮與農村，Mij,t分別表示城鎮或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Mi,t表示總收入，Nij,t分別表示城鎮或農村居民的人口數，Ni,t表示總人口數。

2.解釋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為核心解釋變量分別衡量數字普惠金融和教育擴展水平。

式中，Pk表示受k級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Lk表示受k級教育水平的教育年限。

3.控制變量選取

為了得到更為穩健的估計結果，本文引入的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RGDP），計算公式為GDP/總人口；產業結構（IS），用第三產業產值與GDP的比值表示；財政支出（TAX）。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

4.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通過對全國各省2011年-2020年的數據統計，觀測值共310個，為了實證結果的展示，對各數據單位進行了調整，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檢驗

1.全國層面的基準檢驗

基準回歸的結果見表2。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對泰爾指數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二者均能一定程度收斂城鄉收入差距?？赡艿脑蛟谟谖覈l村振興、精準扶貧等政策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發揮包容性，產生減貧效應。同時隨著教育的擴展，求職競爭愈加激烈，市場供過于求，不同學歷的人群所獲的工資差距相對縮小，收入不平等狀況得以緩解。

為了真正做到“不讓每一個貧困戶掉隊”，贛州財政針對各類不同的貧困群體，通過產業扶貧、醫療扶貧、教育扶貧等多種措施，分類施策，切實提高扶貧效益。

表2 全樣本回歸（2011-2020）

2.分區域層面的異質性檢驗

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及經濟發展狀況，將大陸地區分為東、中、西部三個區域。對區域樣本分別進行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見表3，觀察可知數字普惠金融與教育擴展對于城鄉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區域異質性。

表3 分區域樣本回歸（2011-2020）

首先，IFI在西部地區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在三個區域內最高，可知，數字普惠金融在西部實施的效果最好。這一結果與理論分析相契合，普惠對經濟欠發達地區有著更明顯的減貧增收效應，能更好地增強其金融產品可得性，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下限。

其次，在中部地區，平均受教育年限對泰爾指數的影響在10%的水平上顯著，而在東部和西部這一縮減作用并不明顯。在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的人力資本市場上，人力資本需求方抬高求職學歷門檻，但工資卻并不能完全與其學歷相匹配，致使不同學歷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明顯。而西部地區的教育回報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許多農村居民認為參加教育后所獲收入甚至不如盡早輟學參加工作獲得的報酬多，因此西部地區的作用也不明顯。

3.分時間維度的回歸檢驗

為分析核心變量對泰爾指數的影響隨時間遞延產生的變化，本文對這一系列截面數據進行OLS回歸。圖3中β1表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回歸系數，β2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回歸系數。

圖3 分年度樣本回歸系數趨勢線

數字普惠金融的收斂作用呈現“U型”趨勢，但總體仍然影響明顯?？赡艿脑蚴浅跗谡呤罐r村居民積極響應，但一段時間后暴露出的潛在問題使農村居民減少了通過這一途徑獲取金融產品與服務的選擇，從而降低了其效應。

教育擴展水平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呈現“倒U型”趨勢，這應證了本文的理論假設2。教育擴展初期，高學歷人群通常能獲得更高收入的工作，農村居民收入相對較低，收斂效果逐步降低。當教育擴展達到一定水平，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高學歷人群的工資水平反而相對下降，農村低學歷人群工資水平相對上升，此時的收斂作用便逐步加深。

四、進一步探討：數字普惠金融與教育擴展的交互效應

前文實證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與教育擴展各自能獨立收斂城鄉收入差距，不僅如此，二者還可能共同產生交互作用。這種交互作用反映在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會隨教育擴展水平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為進一步探究這一交互效應，本文根據平均受教育年限將數據平均分為三組，其中EDU≤0.08821為低教育區間，0.08821＜EDU＜0.09355為中教育區間，EDU≥0.09355為高教育區間。另外，本文在（1）式中引入虛擬變量，D1表示其是否處于低教育水平組；D2表示其是否處于中教育水平組。同時，設置交互項如下：

據此，構建實證模型如下：

回歸結果見表4，通過觀察模型4，數字普惠金融與教育擴展水平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依舊顯著，其交互項Interaction1與Interaction2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即這二者的交互作用明顯。其具體含義包括：在高教育水平組，數字普惠金融水平每增長1單位，城鄉收入差距能縮小0.191個單位；中教育水平組進一步加強了其對城鄉收入不平等的緩解功能；低教育水平組同理。

表4 全樣本回歸：加入交互項（2011-2020）

這一交互作用能夠得到解釋，相比于高教育水平組，數字普惠金融水平在另外兩組內能夠更好地發揮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在另外兩組，對應著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數字普惠金融以其政策針對性能夠更好地推動資源的優化配置，增強其減貧效應；也能更好擺脫空間限制，弱化地理排斥，提升包容效應，助推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

五、實證結論及政策啟示

（一）實證結論

本文運用2011年-2020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數字普惠金融、教育擴展對于城鄉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緩解作用，最終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在全國范圍內，數字普惠金融與教育擴展對于城鄉收入不平等問題具有明顯的改善作用。二是這種改善作用存在明顯區域異質性。三是隨時間遞延，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呈現“U型”趨勢，教育擴展的影響則正好相反。四是數字普惠金融與教育擴展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體現在：在教育水平越低的區間，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越明顯。

（二）政策啟示

1.構建具備多元化、差異化的普惠體系，施行我國的新發展理念

數字普惠金融所秉持的平等共享與新發展理念中的協調共享相吻合，要堅持金融產品與服務是由大眾所共享的，而非少數人獨有的。此外，需要“因地制宜”地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構建多元化、多層次的普惠體系。同時應努力創新低門檻、多品種的金融產品，以滿足不同階層的人群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

2.提升數字化金融的普惠質量，加強新基建以及金融風險規避

政府可以在提升數字化普惠的質量方面加強政策實施力度，針對部分地區建立新基建，提升金融業務與互聯網、云計算結合的緊密度。同時，數字化金融普惠也應注重風險的識別、度量，增強創新意識，從而更好地進行風險管控與規避。

3.加大對農村教育的財政支持，擴大農村教育的覆蓋面

當前，我國教育擴展已經跨過了“倒U型”的頂點，因此需要加強對貧困地區教育的財政支持，如針對貧困學生建立助學金、助學貸款等措施?？紤]到貧困地區對教育擴展的回報率較低，政策制定應重點考慮如何有效發揮其教育擴展作用，如加強農村教育的實用性，或針對職業進行教育培訓等。

4.積極發揮教育擴展與數字普惠金融對緩解城鄉收入不平等的交互作用

依據本文結論，可以在教育低水平地區加大數字普惠金融的力度，提供特殊政策或財政扶持，加快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在高教育水平的部分區域，數字普惠金融的收斂作用相對較弱，則需要優化財政支出的內部結構，財政支持需要更加體現其具體用途和使用效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