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清末報刊對湖北工藝學堂的報道

張 繼 才

(武漢科技大學 法學與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5)

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推行洋務新政,創建了一批新式學校,推進了湖北教育近代化。這些新式學校數量眾多,據1908年湖北學務公所上報朝廷的數據,湖北有師范學堂43所、附屬小學堂9所、普通中學堂20所、專門學堂10所、實業學堂12所、高等小學堂117所、初等小學堂1080所、半日學堂22所、女學堂15所、幼稚園3所,總數為1301所,規模當為全國之冠。湖北新式學堂種類齊全,涉及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實業教育、軍事教育等。在諸多新式學校中,最受媒體關注的非湖北工藝學堂莫屬。湖北工藝學堂創建于1898年,該學堂尚未開辦就受到媒體期盼,創建時被媒體聚焦,在辦學中也一直被媒體重點關注。截至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前夕,國內媒體對其予以報道50余次,其中專題報道就達44次,涉及的媒體包括《申報》《時報》《新聞報》《集成報》《東方雜志》《北洋官報》等14種,以報紙為主,期刊為輔。其中,《申報》的影響力最大,被稱為中國近代第一大報;《時報》《新聞報》的影響也很大,與《申報》并稱為上海近代三大報;《集成報》是清末最有影響力的文摘性期刊,主要選載當時各大媒體刊發的重要新聞;《東方雜志》是中國近代最有影響力的綜合性雜志;《北洋官報》是最有影響力的官報。在各類報刊中,給予湖北工藝學堂報道次數最多的是《申報》,達25次。在湖北,湖北工藝學堂既不是最早創建的學校,也不是規模最大的學校,為何如此受媒體青睞?這些媒體是如何報道的?其中暗含著何種深意?對這些問題,本文試圖作一考察。

一、殷殷期盼:媒體對學校創建的高度聚焦

一所學校還沒有正式創建就受到媒體追捧、給予高度聚焦,這在清末并不多見,湖北工藝學堂就是這樣一所頗受媒體青睞的學校。

1898年初,嚴復主編的《國聞報》首先報道了湖北工藝學堂將要建立的消息?！秶剤蟆酚?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創刊,是宣傳維新變法的一份重要報紙。很快,該新聞于1898年2月25日被《集成報》選登,文中說:“近來風氣大開,一切工藝均效法泰西,誠自強之策也?！V總督張香帥深知其然,擬于鄂省創設工藝學堂,以振商務而收匠材?！盵1]《申報》同樣也關注到湖北工藝學堂。1898年5月,學堂發布招生信息時,《申報》進行了報道:“泰西各國以商致富,然實與農工相輔而行。鄂中創設農務及工藝學堂以擴利源,洵為富強之先務?！盵2]學堂即將開學時,《申報》以《創興工藝》為題再次予以報道:“湖廣總督張香濤制軍以泰西致富之基首在工藝,中國現當振興商務之際,此事尤須刻意研究,方足以浚利源而塞漏卮,然此項人才求之目前尚不可多得,爰于省城創設工藝學堂,揀選聰穎子弟六十人入堂肄業,并延良師勤加訓迪,俾得蔚為有用之才?！盵3]《新聞報》更重視,在頭版頭條發表了長篇論說《擬鄂督創設工藝學堂序》。該論說高度評價了張之洞創辦學校、發展工業的經歷和貢獻,簡要介紹了湖北工藝學堂的課程設置、師資力量和學生情況,重點則是闡述該校創辦的意義、張之洞發展工業及工業教育的遠見卓識。在評價張之洞的辦學成績時,文中說:“廣擇人材而教之以中西之學科,于是天下之子弟講究新學者翕然而起,彬彬輩出其于下焉?！痹诳隙◤堉窗l展工業的舉措時,文中給予的評價也相當高:“凡中國足振作利權之道,無不探究奏設。天下之士商皆沐其德而浴其澤焉?！睂堉磩撧k該校的緣由,文中揭示道:“頃者復慨中國工藝之不振,利權之日逸,奏設工藝學堂于湖北省城曇花林地方?！薄爸袊C漸迫矣。香帥深有慮于此,創設學堂?！边@就把創建工藝學堂置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來認識,體現出媒體的遠見卓識。論說甚至對該校寄托了熱切的期望:“夫該學堂乃興實利開實益之起點,而中國之富與強自是更可步進一步也。嗚呼,盛矣哉!”[4]當然,論說也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湖廣總督張之洞強烈的愛國情懷和非凡的洞察能力。

這幾份重量級的報紙如此聚焦于湖北一所普通學校的創建,并對其寄予厚望,顯得頗不尋常。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湖北工藝學堂承載的是國人對于工業振興、國家富強的渴望。

在該校創建前后,《申報》曾在頭版頭條刊發了幾篇分量很足的長篇論說,闡述制造業的重要地位和發展工業的極端重要性,如1898年10月4日刊發的《重工論》、11月13日刊發的《中國宜講求工學論》、1899年1月5日刊發的《論謀國之富先求制造》。這些論說內容豐富、內涵深刻,體現著媒體對工業教育的莫大期許、對國家富強的深切渴望。

首先,分析了中國工藝的現狀和落后的原因,即中國工藝日衰,西人工藝日精,中國貧窮,西人富強,根源在于中國社會輕視工藝、輕視工匠?！安恢^近今士夫喜言空理,視一切工藝為卑,無足道。于是制器利用之事,第歸于細民末匠之手,而士夫遂不復躬親矣。不知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有精粗之別,無本末之殊?！魏谓裰袊趧窆ひ皇虏恍贾v求,坐視泰西之奇技淫巧蹈隙流行,而莫大之漏卮日不可塞?！?/p>

其次,闡述了改變現狀的對策,即設立工藝學堂以振興工業?！笆枪手袊I富強之策,則勸工之舉實為萬不可緩之事?！裰袊に嚾f不能及泰西一二,豈華人盡愚而西人盡智哉?亦未得工學之要耳?！袊露兄?宜先設工藝學堂,均以士人學之……以破千百年來賤視工師為供人奴役之痼習?！盵5]

最后,闡述了工與商之間的關系,強調工業的基礎地位?！肮に囍恢v,制造之不精,彼此交易,遂不能與西人敵?！瓰榻裰?中國不謀富則已,中國而欲謀富,當先整頓商務,欲整頓商務,務須講求制造?！盵6]這個觀點極富見地,與張之洞不謀而合,如出一轍。張之洞對工與商的關系,認識也極為深刻。晚清以來,時人多以為西方富強之道在于“以商立國”,張之洞則不以為然,指出“此皮毛之論也”,“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7],“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販運,是工為體,商為用也”[8]。他對國家富強與教育之間關系的認識,同樣富有見地:“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于學。夫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盵9]也就是說,強國富民之基礎是工業,工業之基礎是工學,工學之基礎則是工學教育。顯然,張之洞的見解更有洞察力。

二、深度關切:媒體對學校發展的熱度不減

學校創建之后,媒體關注度依然很高,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按年度來看,幾乎沒有間斷。不過,媒體關注的多是學校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教育資源短缺問題。

其一,生源不足。按照張之洞最初的設想,湖北工藝學堂主要招收“官紳士商聰穎子弟”[10],但事與愿違。1898年5月6日,農務學堂與工藝學堂招生章程同時發布,學額60名,但可供選擇的人數不多,兩所學校都面臨著生源不足的尷尬局面。1899年1月2日,工藝學堂只得再次發布招生簡章。第一次發布的招生章程要求“各學生應按名每月捐洋四元以共伙食筆墨之用”[11];第二次則規定,“除該生飯食、書籍、紙筆由學堂備辦外,不另發給膏火”[12]。比較兩次章程,可以發現,第二次對生源的要求降低了,而待遇卻提高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學堂面臨學生缺額問題的困擾,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長期存在的輕視工商的觀念作祟,士子醉心科舉,對新式教育有些不屑,當時科舉尚未廢除,科舉仕途尚未堵塞;二是工科課程難度大、要求高,符合條件的生源較少。1901年7月2日、17日,《申報》兩次報道了這一情況。第一次說“查得工藝學堂缺額甚多”[13],第二次還說明了缺額產生的原因,即學生經常半途而廢、選擇退學——“鄂省自創設工藝學堂已經數載,諸生之肄業其中者多所造就,惟大半半途而廢,以致堂中時有缺額”。所以,湖北當局在后來發布的招生章程中,對學生提出了不許退學的要求:“現值朝廷振興新學,湖廣總督張香濤制軍爰飭總辦某觀察將章程詳加整頓,缺額一律補足。五月某日出示曉諭,略謂本學堂缺額甚多,即應考補足額,如有身家清白、資質聰穎,年在十二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粗通文理者,許即前赴提調處報名,聽候示期投考。一經錄取,即準入堂肄業。惟須專心致志,不準無故告退,庶免學業廢于半途,蓋亦培植人材之至意也?！盵14]

其二,經費不足。經費不足是清末辦學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工科學校因為投入較大,顯得更為嚴重。學校經費捉襟見肘時,甚至通過減少師生人數以緊縮開支。1900年,《申報》有報道稱:“鄂中大憲查得省垣工藝學堂經費不敷,遂將執事各員裁汰過半,學生定額百名者,只留五十余名?！盵15]1903年4月14日,《申報》又給予報道:“湖北工藝學堂近因經費無出,舉辦銅捐以資補助。武漢銅業中人以生意微薄為詞,公稟懇恩蠲免?！盵16]到了1909年,經費不足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11月14日,《新聞報》載:該?！耙蚪洕ЫI,久未開辦工廠以資實驗”[17]。1910年8月21日,《申報》刊發新聞說,湖北各學校開學在即,但經費難以為繼,開學之學校寥寥無幾,十余所學堂監督紛紛辭職,其中就包括湖北中等工業學堂監督朱啟烈。

其三,校舍不足。這個問題與第二個問題疊加,使工藝學堂一度停辦,甚至差一點就關閉了。湖廣總督張之洞最初設想在洋務局辦學,后改地址為蠶桑局。1902年10月31日,張之洞上奏朝廷,報告湖北創辦新式學堂的情況時,提到工藝學堂的地址在江漢書院舊址。1902年11月,張之洞赴南京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一職由湖北巡撫端方兼署。由于學校經費不足、空間狹小,端方擬予以停辦,張之洞聞訊后立即制止。但雙方溝通的具體情況、學校是否停止,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直到1904年4月,端方向朝廷奏陳湖北辦學情況時,在奏折中提到:“惟工藝學堂創建伊始,尚未完工,是以未能開辦?！盵18]可見,此時湖北工藝學堂已經處于停辦狀態。1903年3月,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為了學校重新開辦,他做出了很大努力,籌款、購地、建屋,頗費周折,媒體進行了追蹤報道。1904年6月下旬出版的《教育世界》報道說,湖北工藝學堂擬更名為湖北高等工藝學堂,官方已經籌集巨款,在武昌鲇魚套購地,準備建屋。但同年9月出版的《東方雜志》卻說,學校準備在武昌武勝門外通商場建筑房屋。12月,《東方雜志》的說法有了改變:在鲇魚套建筑房屋。選址雖有反復,但張之洞恢復辦學的決心不變。11月14日,《時報》報道說,張之洞任命范鴻泰為學校坐辦。范鴻泰原為兩湖書院學生,后留學于日本東京工科大學。12月底,《警鐘日報》報道說,湖北工藝學堂更名為湖北工藝高等學校,開始招生考試。學校雖然起死回生,但開辦并不順利。1906年,位于鲇魚套的校舍依然沒有著落,據2月出版的《北洋官報》報道:由于新學期迫近,而學校在校學生只有10余人,急需招考新生,而鲇魚套的校舍沒有指望,張之洞不得不令學校監督程頌萬趕緊在原校址修繕房屋,為開學做準備。其實,當時大多數學校的規模都不大,該校就只有二三百人,需要修建的校舍規模不大,為什么時隔兩年多了,新校舍還未完工呢?媒體揭示了兩個重要原因:一是經費缺乏,二是在學校新校舍選址上舉棋不定,以前多次報道的鲇魚套新校舍似乎沒有開工。3月20日的《時報》報道:地址開始定在白沙洲,后改為下新河,與農業學堂比鄰。鄂督張之洞催促學堂監督程頌萬勘定興工,程頌萬加緊查看,以便繪圖估工。至于經費,“前此曾估工八萬兩,此次恐不能再減”[19]。3月出版的《北洋官報》也是這樣報道的?？梢?選址屢次變化,經費難以籌措,辦學一波三折。1907年,久拖未定的選址終于塵埃落定。9月11日,《時報》給予了關注:“張香帥刻在鄂省創設工業中學堂一區,以便小學畢業生升學之用,已勘定桃花林武昌道師范學堂舊地,略加修葺,即行開辦。昨特委鹽道童瑤圃觀察充當監督,飭令籌辦一切?！盵20]桃花林即曇華林之別稱,晚清還有“桃花嶺”的稱謂。道師范學堂舊址是林則徐任湖廣總督時修建的豐備倉舊址,此時停辦,故成了湖北工藝學堂新的辦學地點,學校也因之更名為湖北中等工業學堂。中國近代教育家、清末曾任湖北省學務公所實業科長的張繼煦在其《張文襄公治鄂記》中有記載,載明湖北中等工業學堂由湖北工藝學堂搬遷、更名而來。

其四,實驗條件不足。張之洞十分重視學生操作能力的培養,學校專業設置、課程體系、教學安排、基本要求等方面反映出強烈的實踐性特征[21]。張之洞還多次派遣師生赴日本、上海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如參加日本大阪舉辦的世界博覽會、赴上?？疾熳詠硭O施建設等,媒體都作了報道。1905年,《申報》《東方雜志》《南洋官報》《秦中官報》《晉報》不約而同地推介湖北工藝學堂學生生產的新式機器:“本學堂遵奉宮保督憲奏準設立,系為振興工業起見,飭于本堂機械科內制造通行利用各種新式機器,廉價批發,以厚民生。茲將第一次造成各種機器并制物用料、工價、利益以及利用緣起,分析開列于左?！盵22]這么多媒體聚焦式的推介,體現的是對民族工業發展的殷切期望。

但是,由于經費缺乏,實驗條件不佳一直是制約學校發展的瓶頸之一。1909年,學校發生風潮,它就是導火索。雖然湖北當局及時平息了風潮,但學校后來也相應地采取了措施,如加快建設實習工廠,滿足學生的合理要求。11月24日,《新聞報》刊發了相關消息:“湖北工業中學堂開辦有年,預科學生早經畢業,升入本科。因經濟支絀,久未開辦工廠以資實驗?，F迭經全體學生一再要求,始經高學司飭員在該堂前估修工廠一區,由公所撥款購辦機器原料,實行試驗以資研究?！盵23]曇華林學校較多,辦學場地局促一隅,在學校建實習工廠也不是長久之計,必須另辟蹊徑。果然,次年2月26日,《申報》發布消息說,學校在武昌城外金沙洲建造實習工廠,準備春季開學后投入使用。湖北當局還委派趙廷輝為工廠監督,趙氏任期較短。10月,李四光被委派擔任學校教員、翻譯,并兼工廠經理員(即工廠監督)。實習工廠的建造,歷時10余年,歷經坎坷,終于告成。

與前一個階段相比,此時媒體報道的一個鮮明特點是聚焦于學校發展中的瓶頸,其情感傾向則是深深的憂慮。這種傾向與態度反映的還是對工業教育的深度關切、對民族工業發展的云霓之望,更深層次地體現的正是中國社會對國家富強的迫切愿望。媒體從熱切期盼到聚焦短板,也反映出媒體對國情的深刻把握、對存在問題的深邃洞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教育特別是工業教育基礎薄弱,舉步維艱。

三、冷靜中立:媒體對學校風潮的客觀報道

清末,社會處于急劇變革之中,風云激蕩,青年學生難以安于現狀,學界風潮迭起,相關新聞充斥報端。湖北是中國新式學校最多的省份,留學生規模也最大,加上交通四通八達,風氣開化,思想活躍,自然易處于風潮漩渦之中。由湖北工藝學堂演變而來的湖北中等工業學堂成為一個新聞焦點,學校三次風潮備受媒體關注。

第一次是前述1909年的實習風潮。

當時,風潮成為社會熱點,引發《申報》《新聞報》《時報》等重要媒體高度關注。關于事情的經過,湖北提學司調查得很清楚:“預科學生于去年九月畢業,升入本科,因現在機械尚未到廠,不能從事實修,故將講堂功課仍照部章定為三十六點鐘。惟本科學理較深,初學自覺困難,該生等因要求減少鐘點。啟烈以事關部章未便率以通融,兼以近日催繳學費又大拂該生等之意?！蔽闹械膯⒘沂侵笇W校監督朱啟烈。學生借朱啟烈在課堂訓斥學生呂用賓之事而罷課,監督認為,“似此囂張于學務前途,不無妨礙”,故開除陳錫緘、陳宏誥、喻永清三名學生。但學生不服,仍“藉端滋事,難以理喻”[24]。預科學生本應該先實習,再升入本科,但由于缺乏實驗條件,學校只好用增加理論課的方式來彌補,這就引起學生不滿。于是學生通過有意拖欠學費來抗議,監督不僅不予安撫,反而態度強硬,學生愈加不服,于是發生沖突。學校理虧在先,監督處理失當在后,結果學生罷課,并與監督推搡,甚至告到學務公所,一時輿論嘩然。9月29日的《申報》對起因有比較客觀的報道:“鄂省中等工業學堂頭班學生因上課已久,未繳學費,該堂朱監督遂牌示云:凡未繳者,限三日內繳齊,如延,一律退學。各學生當即舉定年長者十余人面謁監督,略謂:生等并非故意不繳學費,只因工堂開辦已經兩年,照章應考試,預科畢業入工廠實地練習,今已屆五學期,預科畢業無日,工廠建筑無期,究竟是辦是散,未奉宣布,生等去留未定,故遲遲不繳?！盵25]該事件的處理結果是,湖北當局一面采取較為強硬的方式支持學校,開除陳宏誥等三名學生,一面又安撫其它學生,最終化解了這場危機。

第二次是1911年的學生剪辮風波。

清末,隨著反清思潮和移風易俗思潮興起,不少人主張剪辮易服。雖然清廷三令五申嚴禁剪辮,但學生和新軍中仍不乏有人冒著危險剪掉發辮。1907年,清廷再次下令,表示要嚴懲剪掉辮子的學生和軍人。1910年9月30日,《申報》曾報道,湖北當局對剪辮子的學生進行懲戒,但還是有違抗者,后來甚至“剪辮之風,學界業已盛行,雖革除、記過,此風不能少戢”[26]。這則新聞中就提到,湖北中等工業學堂學生陶德璋被“記大過”一次。

湖北中等工業學堂學生剪辮比其它學校更為積極。1911年1月17日的《申報》云:“鄂省各文武學堂自本年九月以來,學生中之剪發者,此仆彼起,雖嚴懲,不能禁制。據剪發不易服會報告,學界約一千余人實行。茲兩湖師范學堂又有學生十余人,于初七日相約剪去發辮,初八日星期放假,又有二十余生在外剪發,禿其頭歸校,初九日相繼而剪者更多,監督劉洪烈聞信到堂,極力阻止不聽……又兩湖師范附屬之高等小學諸生,剪辮者為數亦眾,均經管理員援各校例施以記過之懲罰,而工業中學堂學生及武昌府中學堂學生,連日剪發者幾占四分之三。聞該兩中學管教員均開通之士,毫不反對,并云如學臺詰責,我輩當自認過,不使罪及諸生?！盵27]該校學生積極剪辮,原來是因為管教員支持。隨著剪辮之風愈演愈烈,學生公然對抗學校當局,學堂監督、學監等管理人員不敢干預,完全放任自由。1911年5月8日,《申報》報道此事時,新聞標題居然是《工業中學生剪發強權》,內容如下:學生“其氣極盛,常故意與管教員為難。聞該校學生共二百余人,去冬曾有八十余人擅行剪發。嗣因提學司嚴行申禁,無人敢于續剪。其已剪者,今正開學,均已復蓄或裝做假辮。茲因金工科定于本月十六日開廠實驗,眾學生遂藉口身近機械,有辮殊多不利,竟于初二日全體將三千煩惱絲削去,無一人留存,監督恐又激成風潮,故偽作不知,任其自由行動耳”[28]。在剪辮中,湖北中等工業學堂學生的確相當激進。

第三次是1911年學堂師生之間的沖突。

師生沖突發生于1911年4月14日,持續三天以上。關于事情的經過,《申報》有報道:金工科本科第三堂文學課程教員時某循循善誘,深得學生認可,與學生感情也很融洽。4月14日,時某請假,由“陳半仙”代課?！瓣惏胂伞痹惔毫?喜歡卜卦算命,得綽號“陳半仙”,他的名聲歷來不好,加之在課堂上傲慢無禮,引起學生反感。下午上課時,學生牛光宗指出“陳半仙”某字有筆誤,遭到訓斥,并被“污以侮慢師長之罪”。師生鬧到監學處,監學調查的結論是罪名不實,勸說“陳半仙”繼續上課?！瓣惏胂伞贝笈?狀告至監督。監督沈明道與“陳半仙”是親戚,予以袒護。次日,學校作出開除牛光宗的決定。學生聞訊,一片嘩然,于是委托班長陳磊詢問。結果陳磊遭到訓斥,他在氣憤之下打碎開除牛光宗的牌示,并辱罵監督。監督面稟提學司,并決定開除陳磊,全體學生不服,進行罷課。

此次風潮影響很大,湖北提學使王次泉親自赴學校調查,“頗不以監督沈道明、文學教員陳春霖為然,當將陳教員撤差,永遠不準再充教員,一面對于沈監督深責其瞻徇情面,引用非人。沈憤憤遂請病假十日,王提學允之”。王次泉任命學務公所實業課課長陳侃代理監督。4月16日,陳侃勸說學生恢復上課,學生則提出要求——開除沈明道,撤銷開除學生的決定。陳侃不許,以開除學生相威脅。風潮進一步擴大,學生紛紛退學,教員也提出辭職,提出辭職者有12人之多。英文教習劉明釗、力學教習李四光、監學陳明棟等目睹此狀,相與痛哭。很快,學生200余人涌至“陳半仙”住所,將躲避的“陳半仙”搜出,“陳半仙”駭極,連忙下跪磕頭求饒,教員時象晉(省咨議局議員)聞信趕來,勸阻學生,承諾在教育總會上將此事提交討論,在咨議局提議此案,學生才散去。殊不知,他的一番操作,造成事態進一步惡化:“孰知時象晉到咨議局提議,竟將此事全諉過于議長湯化龍之弟湯毓龍(此次風潮,原系牛光宗發端,湯毓龍不過隨聲附和,時象晉蓋欲藉此以傾陷議長耳)?！睍r象晉此番動作也激怒了學生,特別是學生湯毓龍,當場痛罵時象晉。時象晉擔心被辱,逃跑回家,沈明道、“陳半仙”也躲避起來,“狼狽之狀,極為可笑”[29]?！稌r報》報道略有出入,認為“陳半仙”濫竽充數,學生不滿,在課堂上諷刺“陳半仙”卜卦算命,從而引起沖突。

沖突相當激烈,事態相當嚴重,熱點問題自然引起媒體高度關注?！渡陥蟆愤M行了全程式追蹤報道,分別于4月18日、19日、21日、22日刊發了新聞,《時報》也于4月20日、22日連續報道了全過程。對于處理結果,《申報》進行了報道:“茲由王文宗查晰。雖出于學生之輕舉妄動,實由于該堂監督辦理不善,以致釀成絕大風潮。茲特將倡首學生陳磊、牛光宗開除,并擬解回原籍,嚴加拘管。至該堂監督沈明道立即撤差,文學教員陳半仙革黜學界,以儆學風而昭公允?！盵30]王文宗即提學使王次泉。原本對沈明道只是進行訓斥,現加重了處分;原本決定開除牛光宗、陳磊、湯毓龍、江家瑞和李大權5人,現減少為2人,似乎對學生作出了一點讓步。

這幾次風潮的起因不只是由于學校的管理問題,也不是簡單的師生沖突問題,而是有深層次的根源,即湖北學界革命思潮的激蕩。例如,這兩次被開除的學生都有革命黨人,第三次沖突是學生主動挑起的,針對著教員“陳半仙”和他背后的學堂監督。如果分析該校的革命形勢,就不難理解了。在辛亥革命中,湖北中等工業學堂表現相當出彩,它是在學校設立基層革命組織的極少數學校之一,有20多人參加革命組織共進會。第一次風潮中被開除的陳宏誥,是日知會會員,革命資歷很深,1911年10月9日晚上在起義總機關武昌小朝街85號被捕;起義成功后,陳宏誥出獄,隨后參與了湖北軍政府的建立和陽夏戰爭,是軍政府核心謀略處成員,被譽為湖北革命黨人“八大金剛”之一。第三次風潮中被開除的陳磊,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陳潭秋的親兄、共進會的主要干部; 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合建立起義領導機構時,他任軍事籌備員,是湖北革命黨核心人物之一,著名的十八星旗就是他與同學趙師梅、趙學詩繪制的;他也參加了湖北軍政府的建立,在陽夏戰爭中任總司令部金柜科長。江家瑞也是革命黨人,起義成功后也在湖北軍政府任職。教師中也有革命黨人,如時象晉、李四光、范鴻泰,此前他們就參加了革命組織:李四光在日本留學時就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來校任教;時象晉、范鴻泰參加了1903年的“花園山聚會”,“花園山聚會”被視為湖北最早的革命組織。學生激進的表現與教師們的鼓動、支持是分不開的,比如,陳磊與李四光是黃岡同鄉,陳磊就受到過李四光革命思想的影響。正是因為如此,同一般的學校相比,該校風潮顯得尤為激烈,也就格外引發媒體關注。當然,媒體是不可能知道學校革命黨人內幕的。由于清政府對輿論進行嚴格控制,媒體對學校風潮的報道態度也就比較審慎,僅客觀敘述事件經過,基本不加評述。

四、結 語

清末媒體對湖北工藝學堂(包括更名后的湖北中等工業學堂)的關注,從內容上看,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全程性。從時間上看,1898年至1911年,除1902年未見新聞外,其余13年均有報道。從發展歷程看,學堂創辦、多次修建房屋、多次選擇新的辦學地點、多次招考、幾次更名甚至一度停辦,均見諸報刊。這種熱度在全國并不多見,在湖北更是獨占鰲頭。媒體的報道基本上揭示了湖北工藝學堂創建、發展的歷史全過程。

第二,聚焦性。如前所述,不少事件在報刊中形成了聚焦,有的是一家媒體進行追蹤式報道,有的是數家媒體進行集中報道。

第三,客觀性。相比而言,媒體對湖北工藝學堂的關注,正面內容較少,負面內容較多,但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都符合實際,見解也較為客觀公正。

清末報刊對湖北工藝學堂的高度關注,從意義上看,饒有興味,頗有價值。

其一,媒體關注始終如一,特別是對學校創建與發展的報道具有主動性,傾注了情感,處處顯示出對學校發展現狀的關切和命運前途的關心,彰顯出工業教育在媒體眼中的分量,可見媒體對工業教育有著很大的期許,對國家富強有著深深的渴望。與其它專業類型相比,工科教育對人、財、物的要求都特別高,投入最大,例如,工科需要實習實驗場地、設備和懂操作技能的師資,而中國白手起家,沒有任何基礎,面臨的困難和挑戰自然比較多,所以,湖北工藝學堂辦學一波三折、一路坎坷,湖廣總督張之洞可謂篳路藍縷、備嘗艱辛?？梢哉f,學校艱難跋涉牽動著媒體的神經,媒體的報道是湖北工藝學堂辦學艱辛歷程的一個側影,是清末學堂命運的一個縮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費、師資、經驗等各種條件缺乏,時局變換頻繁,不少學校時停時興甚至旋起旋消,不少學校的辦學地點、專業設置、甚至校名,屢屢更換,學校教育命運多舛,湖北工藝學堂就是一個典型。

其二,媒體關注學校風潮,既看不出強烈的主觀態度,也看不出明顯的感情因素,但捕捉熱點、客觀聚焦,反映出媒體的敏銳性和客觀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媒體的關注詮釋了張之洞“種豆得瓜”的二律背反現象,意蘊深邃。湖北工藝學堂培養的學生,并沒有像創辦人張之洞所期望的那樣,成為清王朝的接班人,反而成為清政府的掘墓人。在清末的革命大潮中,部分師生走上革命道路,是社會發展的規律使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然,這也彰顯出湖北工藝學堂的革命性,其在革命中的表現的確可圈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