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
——基于對馬克思民主觀的繼承和發展闡釋

吳 大 兵

(重慶社會科學院 馬克思主義研究所,重慶 400020)

民主是人類社會的美好訴求,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1]。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以及百余年長期探索和實踐的基礎上,在理論深化與實踐創新中得出的重要結論。這一重要結論,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和理論發展高度,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給予了全新闡釋?？茖W地理解和把握這一論斷,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是學界亟待跟進研究的重要任務。民主政治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人勇于理論創新的品格,不斷賦予和拓展這一理論新的內涵。因此,基于對馬克思民主觀繼承和發展的視角來認識和把握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科學踐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可忽視的重要路徑。

一、在民主的價值取向上,強調民主“全過程”的主體性,揭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人民性

民主的美妙在于,在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進程中,給予善良的人表達正當訴求的無限遐想,當然也成為阻擋歷史進步者癡迷權力的托辭。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對“由人民來統治”這一表征的民主核心要義,應作出怎樣的界定?特別是“人民”的內涵和范疇是什么?一些人津津樂道于古希臘民主制,甚至有人認為它是人類民主發展的“輝煌成就”。但古希臘的“人民”僅指擁有公民權的城邦公民,大部分城邦居民被排除在“公民”這一范疇之外。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創造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新型民主,但從根本上看,這只是少數人才能享有的民主。近代以來,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認清了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又趨之若鶩推崇精英統治。黑格爾等思想家在批判社會契約論的基礎上,認為“把君主的主權和人民的主權對立起來是一種混亂思想”[2],從而提出了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理論,但僅限于純粹的思辨領域,忽視了在現實層面應回歸市民社會,以致得出人民必須依附君主而存在、民主制和君主制同樣是專制的等錯誤結論。后來,埃德蒙·伯克等一些學者依然固守這樣的看法。歷經主編《萊茵報》時所接受的民主觀念的影響,以及近代歐洲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家的啟迪,尤其是對巴黎公社失敗的反思,馬克思對“由人民來統治”展開了深入思考,賦予了“民主”新的內涵。首先,明確了人民主體性的民主構建邏輯。馬克思指出,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而不是相反。他從當時的商業、地產、工業發展等維度進行考察,提出民主是“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3]?？梢?馬克思不僅揭示了民主的物質性,實現了馬克思民主觀與資產階級抽象民主觀的決裂,同時也揭示了馬克思對民主范疇的另一種思考:求得民主的獲得與實現。階級社會的性質決定了民主的政治屬性,導致政治領域的存在理論與實踐中的癥結相矛盾,故范圍廣泛的社會民主才是馬克思民主觀中民主政治的終極目標和目的歸宿,即民主本身理應包括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的實現。其次,明確了民主主體的對象。馬克思認為,民主主體不是虛化的。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無產階級就是被資本家雇傭的勞動者,“爭得民主”是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并開展工人革命運動的“第一步”,然后才能利用自己的統治逐步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進一步強調,爭得民主的方式要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4]314。在革命實踐中,馬克思、恩格斯還提出要把農民作為革命的后備軍?？梢?把“人民民主”作為民主的內在規定性與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是馬克思民主觀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具體來說,馬克思著作中的“人民”主要是指工人及其“同盟軍”。綜合《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資本論》等相關論述,可將馬克思語境下的“人民”具化為包括工農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在內的多個社會階層。

回望我國邁進新時代的十年,中國共產黨人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理論自覺以及飽滿的熱情給“人民”這一詞匯賦予了新的內涵。習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5],他還特別強調,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6]。這從新的認識領域和認識高度突破了馬克思關于民主制度“人民當家作主”本質的揭示。首先,在權力的歸屬上,“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1],“以人民為中心”是我們黨始終堅守的初心使命和根本政治立場,“人民當家作主”思想是對這一立場的凝練表達。人民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主體,集中體現為“人民意志”“人民權益”“人民創造”,其中“人民權益”是最高價值取向;人民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主體,集中表現為人民有投票權和廣泛參與權、有監督和制約權等。人民主體價值觀所強調的尊重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始終和各個方面。習近平多次強調“公權為民”,并告誡廣大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因為干部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干部就要為黨分憂、為國干事、為民謀利[7]。其次,在民主的內容維度上,民主是“全方位”的。中國共產黨人語域下的“全方位”民主,覆蓋國家治理的各個環節,貫通全面深化改革的各個方面,涉及市場經濟、政治參與、社會文化發展、社區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等諸多領域,關系“國家發展大事、社會治理難事、百姓日?，嵤隆盵8],這從具體的領域、環節上豐富和拓展了馬克思的民主內涵。再次,“人民”的外延是“全覆蓋的”。自改革開放伊始,特別是進入新時代,我國的社會階層已發生了顯著變化,“人民”的外延已遠遠不限于馬克思時代的工人和“同盟軍”,在中國共產黨關于民主的主體范疇界定中,強調范圍是“全覆蓋”的,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要充分彰顯廣泛、真實、管用的民主實踐品格,要覆蓋14億多人民,讓人民獲得最廣泛的民主參與,凸顯人民民主的真諦,“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9]65。

當下,民主化已成為全世界的普遍共識。但對民主本質的追問,特別是民主實踐的實現形式,依然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理解新時代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關于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本質的豐富和發展,更能讓我們明辨東西方民主的差異,把準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核心。我國的民主制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所倡導的價值導向集中體現為廣泛公意的集體主義,而西方民主所標榜的“人民主權”倡導的則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價值取向,其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價值取向和制度基礎的不同,構成了兩種不同民主理論體系和民主制度體系的巨大差異。西方一些國家以自詡的“普適性”作為民主標尺,不僅是錯誤的,也是荒謬的。好民主不僅在價值取向上占據高位,具有超越時空局限的優勢性和先進性,而且在現實運行中具有科學規范性和穩定高效性。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特別是新時代十年來,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成功實踐與西方民主亂象及其轉移所導致的拉美和中東等地的民主災難形成鮮明對比,有力佐證了我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優勢,折射出我國民主政治價值取向的高位、實踐運行的高效,展示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二、在民主的道路選擇上,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證,揭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性

基于對民主本質的深入認識,馬克思從民主實踐的歷史階段性上,提出了民主的階級性本色。鑒于對資產階級民主虛偽本質的批判認識和對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設想,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民主具有“階級性”。換言之,民主總是屬于統治階級的,而要實現民主,就必須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才能為無產階級爭得民主[10]293。這里的民主就是恩格斯在《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論及的“民主的國家制”。由此看來,實現無產階級民主的首要問題就是自覺建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這是與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決裂及超越。如何引領這一民主制度從理想轉變為現實?馬克思進行了艱辛而深入的探索。他認為,民主的實現離不開先進政黨的引領。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深入闡釋了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一個完全屬于自己、能夠代表本階級利益訴求的政黨,即共產黨人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相一致,“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10]285。但共產黨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組織,而是由與資產階級完全對立的、具有徹底革命性的階級建立的,是無產階級“最先進、最堅決的部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10]286。相比其他政黨,共產黨展現出強大的真理力量和獨特的實踐特質。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馬克思揭示了巴黎公社運動受挫的根源:無產階級專政手段不夠,同時缺少一個先進政黨的領導,特別是缺少一個集中的權威領導,缺乏能將所有可以團結的健康的力量擰成一股繩的核心力量,沒有形成勢不可擋的革命銳氣。正如后來恩格斯在深刻反思巴黎公社為何僅能存在2個多月時所說,“缺乏集中和權威”[11]。毫無疑問,在馬克思民主觀里,實現民主是無產階級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民主實現的具體過程中,無產階級的領導發揮著先進政黨的凝聚和引領作用。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民主實現和發展的根本保證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

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歷史的審視和現實的分析,拓展了馬克思關于民主發展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的深入思考,特別是從黨的事業、國家發展和人民訴求相統一的角度,強調了民主不但關乎黨和國家為之奮斗的目標的實現,更關乎黨的執政之基的夯實。首先,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黨的初心使命。中國共產黨堅持立黨為公的政治立場,一切實踐探索緊緊圍繞實現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歷史夙愿?！懊裰魇侨祟惖墓餐瑑r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盵8]“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2],人民是我們黨的根基所在,同人民保持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生存發展的力量所在、執政興國的底氣所在。只有人民,才是決定黨和國家能否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根本力量。其次,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仨袊伯a黨的百年奮進路,我們發現:從一經誕生就高揚民主、反對獨裁、英勇奮斗以求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到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從毅然決然推動改革、創新發展民主制度,到新時代以來制度體系的日益健全和機制運行的科學構建,中國民主道路展示出蓬勃的活力。當下,我們無比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黨的領導是人民實現美好生活向往的堅強保障,是中國這艘巨輪行穩致遠的“掌舵人”,是照亮民族復興路的領航燈塔。黨的領導的本質和人民民主的核心要義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證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13]。最后,“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9]42。社會主義的生命根本在于內生動力的激發,而內生動力激發的根本在于黨的領導作用的發揮。尤其是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社會力量的凝聚與團結,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組織力、號召力和統領力。在實踐中,我們看到,也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的發揮,夯實了黨在民主政治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強化了社會主義民主的鮮明底色,“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14]。

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的事業取得了全方位的偉大成就,這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民主中“先進政黨的引領”這一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不但擴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深厚內涵和價值意蘊,更展示了這條道路的鮮明特色和巨大優勢。首先,中國共產黨具備時代的先進性,使黨的綱領、方針、政策等永葆先進本色;同時,它又具有強大的思想優勢、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能以強有力的信心和卓越的能力“啃硬骨頭”“涉險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避免犯顛覆性錯誤,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目標價值始終不移。其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展示出一黨領導的統攝性優勢,同時還開創了我國以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為主要內容的新型政黨制度,能避免黨派傾軋、減少惡性斗爭風險,造就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民主實踐形式,實現了政治資源的有效整合。比如,其在民主的實現形式上作出了科學的制度安排,既有民主合法性和民主正當性的有機結合,又有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協同并進的實踐范式,同時還有多元主體平等參政議政作保障,這從根本上為社會活力的保護和激發提供了保證。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學習、善于學習,堅持問題導向,注重調查研究,勇于應對新矛盾新問題的風險挑戰,敢于亮劍、敢于斗爭,善于反思總結,不斷推進新時代實踐基礎上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和制度理論的創新發展,具有追求真理、創新思維、自我革命和與時俱進的品格。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寶貴品格從根本上為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有效保障了人民民主制度的良好運行和高質量民主的發展完善。

三、在民主的實現形式上,強調協商民主是中國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揭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創新性

從古希臘“民主政體”直接性參與的狹隘和局限,到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等“直接民主”的理論逆襲和實踐的不可能,再到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密爾“代議制政府”理論的啟迪,尤其是基于對巴黎公社民主實踐的深刻反思,馬克思相繼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著作中對實現民主的多種方式作出過原則性思考。一方面,馬克思認為可通過自治的形式實現直接參與,途徑是普選制。其實,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論述過自己的觀點:無產階級革命最核心的任務就是建立民主制度,并在此基礎上確立無產階級直接或間接的政治統治[10]239。1871年,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巴黎公社引發強烈的市民自治傾向,市民與舊政權的矛盾升級,結果導致“舊的集權政府就也得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政府”[4]56。換言之,“自治”是無產階級實現民主的重要途徑和有益嘗試。另一方面,馬克思認為可通過代表制的形式實現間接參與。他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對代表大會、代表及選舉進行了具體設計,比如,“每年9月進行選舉”“委員由選舉產生,任期一年”[15]。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馬克思開創性地提出對普選制的初步思考。他指出,公社是由普選產生的巴黎各區的市政委員組成;選出的代表要對選民負責,而且代表隨時可以被解除職務;工人和工人階級的代表擁有多數名額[16]154。這些見解是犀利而深刻的,以致恩格斯晚年依然堅信“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17]。

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站在時代發展的新起點,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任務的新要求,對馬克思關于民主實現形式的主張實現了新豐富和新發展。一方面,豐富發展了選舉民主。在觀念上,強化權力歸屬,強調“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反對任何壟斷和濫用權力的特權現象, 確保人民共同享有政治權力和個人權益等基本權利,決不“依據地位、財富、關系分配政治權力”[9]49,凸顯人民民主的公正價值訴求。在實現手段上,切實采取多重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9]39。在具體的載體和制度保障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我國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和載體平臺,貫穿其中的最根本的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與基層民主制度一道,形成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并舉、上下合力的民主實現機制,從而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設想發展為實踐范式,確保廣大人民群眾實現有效的參政議政。另一方面,提出“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13]。中國的特殊國情和民主活力,使協商民主成為一種新的民主實現形式。習近平指出:“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盵9]65協商民主通過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等形式,實現民主的廣泛、多層化。由此,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形式不斷推進、豐富和創新,從而團聚和激發起最廣泛的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過程人民民主一派生機盎然。

一般而言,由民主理論搭建起的美好發展愿景想要變為民主現實,必須推進社會實踐。究其實質,就是要確保民主的政治框架、各項體制機制和制度安排能將民主理念具體貫徹到現實的政治體制中。但必須注意的是,一個政治體制既是社會多元利益關系競爭博弈的產物,也是由諸多彼此對應、相互掣肘的制度安排組建的龐雜體系。這些民主制度體系各有特點,它們的外部表征具有多樣化的聯結形式,它們同各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傳統倫理文化及現實國情不盡相同的匹配模式,決定了即使一些國家的民主體制看似相似,實則在具體運行過程中差別很大。馬克思指出,民主實踐不能“教條化”,要堅持“靈活性”。但受限于歷史的局限性,馬克思沒有也不可能對社會主義民主作出具體的設計?！奥牟槐赝?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盵9]57如何選擇民主政治制度,是由各國的歷史、文化等具體條件決定的。習近平指出:“實現民主的形式是豐富多樣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盵9]64當然,這些具體制度和設計也應當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而被賦予新義、注入新意。新時代十年來,我國民主法治建設邁出了重要步伐,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得到了強力支持和充分保證,協商民主朝著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序推進,這使我們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對我國民主政治發展這一道路選擇和制度設計更加充滿自信。

四、在民主的實現機制上,強調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擴大人民有序參與,揭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科學性

采取什么樣的路徑推進民主建設才能形成良好的運行機制以求得“民主”?馬克思對民主如何實現進行了縝密思考。在摒棄一切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馬克思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幾個觀點。首先,民主的實現需要強大的經濟基礎作支撐。馬克思認為,民主的主體既要有獨立的政治人格,也要有獨立的經濟人格,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中,馬克思詳細闡釋了如何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來重建個人所有制[18],以實現勞動人民的經濟人格。其次,民主的實現需要主體民主意識的覺醒。如果勞動人民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既沒有當權,也沒有成熟到當權的程度”[16]443,民主不僅難以為繼,也是難以實現的。提高民主主體意識的基本路徑,一是要讓人民擁有自由的權利,尤其是言論與出版自由“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19];二是要提高民智,教育是提高民智的有效手段,為此,應“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實行免費教育”[16]447。再次,民主需要法治的保障。馬克思不僅認為法律是規范社會的準則,更看到立法是人民參與政治的基礎。馬克思指出:“市民社會希望整個地即盡可能整體地參與立法權?！盵20]最后,民主需要監督機制。馬克思認為,為防范民主運行中權力的背離,應加強人民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馬克思從公職人員的公仆性和普選等維度,強調了人民監督的重要意義。

新時代,伴隨著理論的論證與實踐的探索,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民主運行機制實現的設想進行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從民主實現的條件上,強調高度的文明必然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要使人民當家作主不淪為一句大話空話,就不能離開經濟這個基礎。在中國共產黨人眼中,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應該從完善分配制度、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等方面著手,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顯然,這已遠遠超越了當年馬克思提出的“個人所有制”的概念性描述。我國的民主,既要通過“切實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21]36來擴大人民有序參與政治的范圍、強化人民的政治主體觀念,又要通過反對“官本位”思想和消除特權現象重塑社會平等觀,還要完善學習教育機制,倡導終身教育,通過對貧困群體施行扶貧、扶志、扶智等多項舉措來促進共同富裕,提升人民的主體意識和參與能力,賦予“法治”新使命。習近平指出:“發展人民民主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盵9]43這是發展民主的本質要求。要堅持憲法和法律至上,堅持權利本位,實現良法與程序正當,實現與人治的決裂,同時還要實現“法治”與“德治”緊密結合,因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9]87,強調法治思維、法治知識和能力是黨政干部的基本素養。

另一方面,從民主實現的機制上,強調借助科學民主的決策體制機制、制度程序和民主技術確保人民廣泛參與,確保決策反映民智,提高民主績效和質量。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強調要“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21]35。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了這一要求。實際上,早在2014年,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就指出,“社會主義民主不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參與實踐”[13]?！吨袊拿裰鳌钒灼M一步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應“有完整的制度程序”[8]。同時,習近平強調,群眾的監督才是最好的監督,“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懈怠”[9]45。人民代表大會要全面履行監督職能,各級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更要主動挑起擔當的“大梁”;要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監督制約機制,形成一個科學的監督閉環機制,以確保權力的良性運行和人民民主的有效實現。

新時代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民主運行機制實踐經驗的創新是具有開拓性的。從實踐上看,中國共產黨不僅通過頂層的制度安排使馬克思當年的“設想”變成了現實,也通過政治制度體系的構建及具體的制度和計劃安排,使馬克思的“設想”變為現實后并能有序推進;更從大力推進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入手,通過不斷提高人民收入、實現“同票同權”、擴大直接選舉等實際舉措使馬克思當年的“設想”真正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從理論發展上看,中國共產黨賦予了馬克思那些“設想”的內涵和范疇以現實新意義,使模糊或碎片化的思維與觀念發展成為系統理論,包括經濟理論、主權理論、人權理論、法治理論等。由此看來,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構建主要是“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的一系列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從根本上反映了國家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體系的設計、生成和運行都圍繞著人民當家做主這一核心本質,展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這些制度程序不僅對民主主體、民主權利、民主程序作了清晰的界定,而且彼此間緊密配合構成了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暢通了民主渠道,實現了廣泛有效的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作為人類政治文明前進中的一種新形態,必將合著時代前進的步伐煥發出熠熠生輝的民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