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礦化學堂始末考

吳 驍

(武漢大學 檔案館,湖北 武漢 430072)

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在督鄂之初所創辦的湖北礦化學堂,是武漢、湖北乃至整個華中地區有史以來的第一所近代官辦新式學堂,在湖北教育史上無疑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相關史料的缺乏,廣大學界人士對于這所學堂的基本情況所知較少,也從未有人對其來龍去脈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而現有的關于該學堂的少量敘述中亦有一些不甚準確之處。對此,筆者擬充分利用目前所能搜集到的部分相關史料,盡可能地對該學堂創辦、發展及最終停辦的前因后果與基本脈絡進行初步梳理,并從中管窺張之洞辦理近代新式教育的若干特點與不足之處。

一、設學緣起:從煙臺“礦務學堂”到廣東“洋務五學”

事實上,張之洞最早在湖北地區開辦近代新式學堂的設學計劃,與洋務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盛宣懷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這一點此前只有極個別學者曾經注意到[1]38-41。1888年,時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煙臺東海關監督盛宣懷決定在當地籌辦一所“礦學學堂”(后改名為“礦務學堂”),當年11月16日,盛宣懷將其創設礦務學堂的稟文及其所擬章程分呈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兩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張曜,請求直隸、江南、廣東、山東四省各撥三年經費銀1.5萬兩“合力試辦”[2-3]。在這四省督撫中,當時正在廣州一帶籌設煉鐵廠的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表現得最為積極,在仔細研究了盛宣懷所擬章程,并經過幾個月的考慮之后,他先是于1889年4月3日致電盛宣懷稱:“建設礦務學堂極是,已與清帥(吳大瀓,字清卿,時任廣東巡撫——筆者注)商妥,認經費一萬五千兩,學生候定議即選送……”[4]隨后,他又在正式的批文中進一步指出:

礦務為當今要政,富強之國,實基于此。該道議合四省之力在煙臺地方創設礦務學堂,延聘礦師,教授生徒,寬籌經費,嚴定考成,擬章程十款,規畫精詳,悉臻妥洽,若駐堂督課,經理得人,三年之后,成效必有可觀?；浭獡茔y一萬五千兩,俟奏準后當即撥款匯復。另奉擬由粵省選送熟悉英文之學生十名赴滬,匯齊考驗,俟挑選有人,再行札發……[5]

1889年8月初,張之洞被清政府任命為湖廣總督。在離任兩廣總督之前,他仍希望將自己在廣東開創的各項洋務事業繼續向前推進。具體就盛宣懷之前所請求的“四省合力試辦礦務學堂”一事而言,幾個月前,張之洞還僅僅只是向盛宣懷表示愿意在經費與生源兩方面大力支持其在煙臺創辦礦務學堂,而到了此時此刻,他又更進一步推進,決定直接在自己行將離職他去的廣東地區開創礦學專門教育。8月14日,張之洞致電當時的“出使英國大臣、新授廣東巡撫”劉瑞芬稱:“粵設西藝學堂,考究礦學、電學、化學、公法律學、植物學共五種,請延洋教習五人,或一人能兼兩藝者亦可,須學優藝精、有書院憑照者為要,酌訂薪資年限,令速來粵,合同細款到時議定?！盵6]9月26日,張之洞再次致電劉瑞芬:“西學格致,實自強要圖。嘯電五種,相需尤殷?；浻杏⑽膶W生,收效較易。望公留意速覓,薪資不妨從豐,洞抵鄂后仍當籌款協助,成斯美舉?！盵7]810月19日,張之洞第三次就此事致電劉瑞芬:“化學、礦學、電學、洋律學、植物學五種教習,想已覓得,務請將五人全數延定,速訂合同電復。如上等難覓,中等亦可,鄙人交替在即,必須出奏。此事關系中國制造軍火、開辟利源、交涉鄰邦諸要政,實為自強本源,急須設學儲材,故欲在粵倡之。如尊意或慮經費不濟,洋教習不能久留,鄙人到鄂后當延往,將來斷不致為難,切肯盼復?！盵7]26由此可見,張之洞當時在廣東興辦包括礦學、化學在內的幾門新學意愿之急切,而且在他本人即將調任湖廣總督的情況下,仍然試圖極力促成此事,甚至還作好了“如若廣東地方當局不愿接辦,便將這些洋教習聘往湖北”的準備。

1889年11月8日,張之洞致電海軍衙門及直隸總督李鴻章稱:“洞現在粵已購設織布廠、煉鐵廠、槍炮廠,并新立電學、化學、礦學等學堂?！盵7]36事實上,他所說的這些“學堂”在當時只是紙面上的計劃,尚未能付諸實施。李鴻章則復電稱:“化學、礦學堂為開采根基,知者少,同志亦少,愿公實力提倡?！盵8]5211月10日,張之洞向清廷上奏《辦理水陸師學堂情形折》,同時還附有一個《增設洋務五學片》,其開篇指出:“查西學門類繁多,除算學曩多兼通外,有礦學、化學、電學、植物學、公法學五種,皆足以資自強而裨交涉?！逼渲?關于“礦學”以及與礦學密切相關的“化學”的重要性,他具體陳述道:

查外國以開礦為富國首務,以中國地產至蕃,而銅、鐵、鉛、煤之屬,多從洋購,其招商開礦者,擇之不精,取之不盡,理之又不得其人,往往虧本無效,視為畏途。將來鐵路創興,用鐵益廣,輪船日富,用煤益多,縱一時未能遠銷外國,總當使中國之材足供中國之用。此礦學宜講也。

提煉五金,精造軍火,制作百貨,皆由化學而出。今各省開局制造之事甚繁,而物料之涉于化學,不能自制自修者,仍必須取資外洋,且不通其理,則必不盡其用。此化學宜講也。

在一一陳述了這五門學科各自的“宜講”理由之后,張之洞接著指出:“今粵省既設水陸師學堂以儲武備人材,則此數種學藝,亦應及時講習,以期相輔而行……水陸師學堂屋宇寬廠,應即令新立五學,附設其中?！盵9]

然而,在張之洞離開廣東之后,繼任的兩廣總督李瀚章,對張之洞先前在粵“購設織布廠、煉鐵廠、槍炮廠”“新立電學、化學、礦學等學堂”等事業均毫無興趣,完全不愿接手續辦。在劉瑞芬聘請的幾位洋教習抵達廣東之前,他便以“餉項支絀,經費難籌”為由,電商劉瑞芬“未訂者暫作罷論,已訂者能否中止。旋接電復,律例、植物、化學三教習業已訂定,啟程赴粵,余均停募”[10]。1890年1月11日,李瀚章致電其弟李鴻章,稱張之洞在交卸兩廣總督之前所奏辦的“五項學堂”中,“現植物、化學、公法學洋人均請定先后至粵”,然而,“粵省此項學堂未建”,“并無此項學生”,于是,他只好詢問李鴻章“北洋有無用處”。12日,李鴻章復電稱,“香濤前奏貪多而未求精,豈能于水陸學堂內遽添五項學”,但盡管如此,他還是建議李瀚章讓這三位洋教習留在廣東,“令其試行分教”[8]58-59。當日,李瀚章又致電張之洞,但其內容不詳。15日,張之洞復電李瀚章:“水陸學堂新舊兩所,局面宏闊,屋舍極多,新增數學已分別列屋懸扁,足可敷用,教習數人尤易安插。如慮屋少,學生少數名無妨?；浭⊙髣諞_要,于粵尤宜,鄂風氣未開,尚論不到此,仍請留粵用為是?！盵7]34

1890年1月23日,李瀚章電告李鴻章:“香在粵時,于英募礦師一名巴庚生,德募正礦師一名畢盎布、副礦師一名柯克斯才、匠頭一名世瓦而茲,皆抵粵,咨送赴鄂?！盵11]2月6日,他又電商張之洞:“前示鄂風氣未開,公法、植物學洋教習須留粵,現飭覓徒辦理。至化學于礦務有益,鄂現開礦,化學洋教習駱丙生已到,似仍送鄂供差為宜,可否?”[12]5431次日,張之洞復電李瀚章:“化學教習駱丙生,請即飭來鄂?！盵12]5435隨后,李瀚章便立即“將該教習咨送鄂省,粵省應即開除”[10]。另外,在此之前,盛宣懷聘請到煙臺參與籌辦礦務學堂的比利時礦師白乃富,也早已被他派往湖北協助張之洞勘查鐵礦、籌辦鐵廠。就這樣,盛宣懷為在煙臺籌建礦務學堂、張之洞為在廣東增設“洋務五學”而先后聘請的白乃富、巴庚生、駱丙生等幾位外籍專家,此時均已集中在武漢,成為襄助其創辦漢陽鐵廠、進而在該廠內開設礦化學堂的重要人才基礎。

二、易地開辦:漢陽鐵廠的籌建與“湖北興學之嚆矢”

如前所述,由于張之洞在從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總督之后,將其原擬在廣東地區開辦的煉鐵廠也轉移到了湖北繼續籌辦,再加上繼任的兩廣總督李瀚章對張之洞在廣東留下的若干新式教育事業毫無熱情,甚至還將礦學、化學教習統統驅往湖北,這便在客觀上促使張之洞將他原本計劃在廣東設立的“化學、礦學等學堂”也一并轉移到湖北來辦理,以便與籌辦漢陽鐵廠的工業建設計劃緊密地結合起來。1890年2月21日,盛宣懷就籌設礦務學堂一事致電張之洞稱:“學堂江南原批在商局存款內撥,今已全撥津沽鐵路,難再另籌,粵亦未必肯撥。傅相(李鴻章——筆者注)擬將學堂歸入鐵廠,易于習練?！盵12]54413月4日,張之洞致電盛宣懷,除了詢問“礦務學堂歲需經費若干?原奏各省籌款若干?”之外,還明確表示:“如南北洋不愿出資,請傅相奏明或商海署派歸鄂省,自當承辦,鄂省不便自攬也?！盵12]54463月14日,他再次致電詢問盛宣懷:“此時自宜先開冶鐵,礦務學堂已議定辦法否?”[13]14到了4月9日,張之洞已完全放棄了之前聲稱“鄂省不便自攬也”的矜持態度,他在給盛宣懷的電報中直截了當地提出:“礦務學堂必須設,擬即設鄂省。每年需經費若干,前來電所云另籌辦法如何,祈示。至學堂教習,此間尚有他礦師,薪水較廉?！盵12]54644月17日,他再次致電盛宣懷,要求“礦務學堂辦法并示”。次日,盛宣懷復電稱“礦堂即擬單稟”[13]24。至此,張之洞最終決定將盛宣懷在山東煙臺謀劃了將近兩年之久的礦務學堂籌辦計劃接收過來,并將該學堂移設于自己的總督所在地湖北,與漢陽鐵廠的籌辦工作同步進行。

1890年5月26日,張之洞致電盛宣懷,陳述了“鐵廠宜設武昌省城外”的七條理由,其中提到“鐵廠、炮廠、布局三廠并設,礦物、化學各學堂并附其中”[14]。這就表明,此時他已將最初設立一所礦務學堂的計劃擴充為分別設立礦物、化學兩所學堂,并將其附設于漢陽鐵廠,而這與盛宣懷之前所透露的“傅相擬將學堂歸入鐵廠,易于習練”之想法正好吻合。當年12月17日,張之洞在向清政府奏報“茲勘得漢陽縣大別山下有地一區……恰宜建廠”的六大便利之處時,也指出:“今鐵廠、槍炮廠并設一處,礦學、化學各學堂俱附其中?！盵15]12月20日,張之洞在咨呈海軍衙門“約估煉鐵需用經費銀數”時,還詳細列出了“學堂經費”的具體預算,包括開辦“礦學學堂”與“化學學堂”的“兩年經費”各“約銀一萬兩”,再加上“購買洋書、圖畫、儀器”以及“化學館常用藥料器具”各“約銀五千兩”,“共約銀三萬兩”。同時,他還特別強調了開設這兩個學堂的必要性:“查開礦煉鐵,必須講求礦學、化學。外洋礦師薪工太厚,勢難多雇,必須自設學堂,練習人材,以備將來鄂廠及各省之用。此為必不可少之舉,即以現雇礦師兼充教習,為費教省?！盵16]1892年3月25日,張之洞在《煉鐵廠添購機爐請撥借經費折》中,還引用了湖北鐵政局對于籌設“化學、礦務各學堂”之重要性的具體陳述:“即系為采鐵、煉鐵、煉鋼、開煤本廠所用而設,以備分司各事,與此次遣工出洋學習煉鐵,均俟習成以后,即可少用洋匠,藉可稍節經費,亦免造不如式,動需改作,耗棄工料?！盵17]由上可見,在張之洞看來,對于籌建中的漢陽鐵廠而言,開設礦務、化學學堂,培養礦冶專門人才的好處主要集中在這幾個方面:一是實現技術獨立自主,使鐵廠不再受制于外人;二是節省聘用外籍工程師所需的大量經費;三是在生產過程中可以用較高的技術水平嚴格把關,提高生產效率。

不過,張之洞一度計劃分別開辦的“礦學學堂”與“化學學堂”這兩所學堂,最終還是合并成了一所學堂來辦理,而這所學堂則先后有過“礦學堂”“礦化學堂”“化學學堂”等多個稱謂。當時,盛宣懷曾將其委任籌辦煙臺礦務學堂的鐘天緯推薦給張之洞,后來,張之洞讓鐘天緯“擬定湖北礦學堂章程40條”[18]104,隨后又委派其管理該學堂。1891年8月5日,鐘天緯致函盛宣懷稱:“礦化學堂直至今夏始招學生二十名,不諳西學者多,試讀一月,格格不入,現在甄別僅留七名,擬往香港、上海續招,則每月膏火四兩恐亦無人肯來也。門生現委礦學堂兼考究各處送來煤鐵……”[19]此外,據民國時期的《湖北教育廳公報》記載,由于礦化學堂的“英教授不能操華語,在校學生,以能直接聽解英語者為合格;故學生二十余人,皆閩粵籍,兩湖竟無一人焉”[20]。這就說明,由于湖北地區的近代新式教育起步較晚,基礎相當薄弱,一時尚難以為這所新式學堂提供足夠的合格生源,最后便只好將招生范圍擴大到沿海的一些新式教育起步較早、基礎較好的地區。

對于這所學堂的大致情況,美國漢學家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曾有如下記述:

中日戰爭前開辦的最后一類由政府主辦的現代學校,為湖北省礦務局所屬采礦工程學堂(the Mining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of the Hupeh Province Board of Mines)。1890年4月,該局在武昌設立了一間實驗室,用來分析湖北、湖南兩省的煤炭和礦石;1891年7月,又組建了一個班級,學習分析煤、鐵礦石的方法。1892年6月,這個班級被擴建為一所“學堂”(college),并增加了化學與物理課程。到了1895年,這所學堂有20名學生,受教于牛津大學碩士駱丙生[Henry H. Robin-son,M.A.(Oxon.)]、曾在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求學的樓國瑞(Low Kuo-Jui)以及其他中國教師[21]69-70。

1896年8月,張之洞曾指出:“本部堂前設化學學堂一區,延洋人駱丙生為教習,附隸鐵廠。雖為化驗礦產而設,其實該教習學術以及所備器具均不止?；鹗?兼可化驗動植物各種原質與地土所宜,舉化學之大綱……所有鐵政局內原設化學一堂……”[22]25-26根據上述記載,再考慮到張之洞在湖北所設立的“礦務局”后來亦改名為“鐵政局”[23],我們似可推斷出,鐘天緯所說的“礦化學堂”與畢乃德所謂的“湖北省礦務局所屬采礦工程學堂”,以及張之洞所言的“鐵政局內原設化學一堂”,應該是指同一所學堂[24],而畢乃德所提到的“Henry H. Robinson”,亦即張之洞聘請來華任教的“洋人駱丙生”。

如前所述,張之洞在1890年時曾屢次聲稱要將“礦學、化學各學堂”附設在漢陽鐵廠之中,不過,根據畢乃德的以上記述,作為礦化學堂前身的那間實驗室,系于1890年4月在武昌設立。1891年8月,張之洞還一度計劃“于鐵政局附近選擇寬敞爽塏之地,專建算學學堂一區,并將方言、商務兩學附列其中”(即后來的自強學堂),并且明確指出,該學堂學生“如愿兼習化學、礦學等事,亦可就鐵政局觀摩考求”[25]。再加上1896年又稱“所有鐵政局內原設化學一堂”,由此可見,張之洞最終并沒有按照原計劃將礦化學堂附設在漢陽鐵廠內,而是設在了與鐵廠尚有一江之隔的武昌鐵政局之中。

不論這所“礦化學堂”正式開辦的時間是鐘天緯在函件中所透露的1891年,還是畢乃德后來認為的1892年,都比它后來所并入的自強學堂的創辦時間——1893年要早一兩年左右,因此,礦化學堂毫無疑問是湖北地區歷史上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學堂。對此,1932年由民國湖北省政府教育廳編輯出版的《最近湖北教育一覽》一書曾明確指出:“當光緒十八年,兩湖總督張之洞奏開礦化學堂,聘英人魯濱遜為總教習,是為湖北興學之嚆矢?！盵26]該廳當時刊行的《湖北教育廳公報》則稱其為“湖北最早的學?！盵20]——此處的“學?！?顯然意指與中國傳統的學宮、書院等性質截然不同的“近代新式學?！?。

根據畢乃德的研究,早在1881年,在開平煤礦投產之時,曾專門為7名被提前召回的前“留美幼童”組織了一個學習應用化學與礦物學的“班級”(class),由一位名叫巴特爾斯(E. K. Buttles)的美國人任教[21]70。不過,這也僅僅只是一個規模極小的“班級”而已,并未發展成為專門的“學堂”。另外,張之洞在湖北創辦礦化學堂的同時,盛宣懷也仍然在煙臺繼續籌辦礦務學堂,但直到他1892年6月調離煙臺為止,該學堂仍未成功開設[1]41。由此可見,張之洞在1891—1892年間成功創辦的湖北礦化學堂,毫無疑問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所礦學專門學堂,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也具有獨特的開創意義。

三、曇花一現:短暫的辦學歷程及其最終的消亡

關于湖北礦化學堂的具體辦學情形,筆者目前所見的史料較少,如前所述,“學生二十余人,皆閩粵籍”,“以能直接聽解英語者為合格”,可見他們的英文程度還是比較高的。但在其他那些與礦學有關的專業課程方面,其表現就難以讓人滿意了。對此,曾任漢陽鐵廠總工程師的盧森堡人歐仁·呂柏(Eugène Ropper,又譯呂貝爾)曾有如下的記述:

張之洞鑒于貴州清溪鐵廠的反面經驗,不愿再冒第二次風險把整個工廠的命運交給他手下那些學識只有半桶水和可憐的科技知識的學生們,因此他聘任了一些有經驗的外國職員。

但他把這批外國職員的人數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上,他還開辦了一所學校,讓一些年輕的、求知欲極強的中國青年接受西方的科技教育,學習今后獨立管理這些設備所必需的理論和實踐知識。在這所學校里,除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課程外,還開設了冶金學、采礦學和機械學等科技專業課,以及為了學習這些課程所必學的語言課,如英語、德語或法語。

在國家還有足夠的錢財時,這一切順利地進行著,然而僅過了幾年,從歐洲來的工程師和教授們就因缺少經費被解雇了。

這一切的結果只能是一個失敗的結局,那些在學業上半途而廢的學生們所能學到的東西,就象一個在廚房里剛轉了一圈的廚師學徒一樣,自負和狂妄以及剛學到的片言只語只能使他們的腦袋更笨,根本無法去適應社會,但在這些學生中還是有些例外地學得好的學生,這都是些極有毅力的人[27]。

由上可見,呂柏對這所學堂的辦學水平及成效的評價并不高。無獨有偶,1896年夏,漢陽鐵廠改為官督商辦之后,由盛宣懷委任的鐵廠總辦鄭觀應,曾于當年7月10日致電盛宣懷稱:“化學師世毛兒、芝生等擬再留六個月,恐借用駱丙生工夫慢,中國化學生工夫未精也?！盵28]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礦化學堂的專業教育是比較失敗的,在開辦數年之后,仍然未能為鐵廠的生產提供“工夫”精湛的“化學生”。

1896年8月,因漢陽鐵廠“已招商承辦”,張之洞為了給該廠附設的礦化學堂尋找歸宿,最后決定將“所有鐵政局內原設化學一堂,即并入自強學堂,別為一門”。當時,張之洞曾在其札文中高度強調化學的重要性:“查西學事事原本化學,凡一切種植、畜牧及制造式食式用之物,化學愈精,則能化無為有,化無用為有用,而獲利亦因之愈厚,是總理衙門同文館亦設有?？??！睂τ诘V化學堂并入自強學堂之后的具體安排,張之洞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舊日學生其學業已成者,半以分赴各省各局之招,堂中自應選補。惟化學精奧,斷非不通西文者所能受業。亟宜另選已通西文之學生陸續挑補。仍令駱丙生接續教授,以副本部堂創始經營之意?！盵22]26然而,到了1897年4月,在張之洞正式發布的自強學堂招生告示及其“簡明章程”中,該學堂僅“分立英、法、德、俄語言文字四門”,所有學生均分門“專課方言”,至于前一年原計劃應“別為一門”的“化學”,從頭到尾都只字未提[29],因而也就根本談不上“另選已通西文之學生陸續挑補”了。

前文所述的民國時期的《湖北教育廳公報》,曾如此記述礦化學堂的最終歸宿:“迨光緒二十三年卒業后,國內不能致其用,又為英美法比所聘往,學校遂停辦,因最早開辦之學校,不見于湖北通志,故補述之?！盵20]如果此言屬實的話,那就意味著在1896年礦化學堂并入自強學堂之后,其原有的一些學生又在自強學堂繼續學習了一年左右,直到1897年畢業。有意思的是,張之洞在1896年還計劃將礦化學堂“舊日學生其學業已成者,半以分赴各省各局之招”,而上文中則稱1897年畢業的那批原礦化學堂學生“國內不能致其用,又為英美法比所聘往”,但不管怎樣,在1897年之后,自強學堂便不再繼續培養此類專習礦化之學的學生了,這顯然是確定無疑的。

另外,根據1900年初由自強學堂時任提調程頌萬編輯的《強學編》一書中的記載,該學堂的“礦化學”洋教習駱丙生于1899年初夏卸任[30]。也就是說,原礦化學堂教習駱丙生在1896年來到自強學堂之后,確曾像張之洞所希望的那樣,“接續教授”了三年的“礦化學”,不過,這僅僅只是一門課程,而并非張之洞先前所計劃的“別為一門”(專設學科專業),就更不用說在駱丙生最終離任之后,自強學堂所開設的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便只剩下“頂多與高等小學相當”的“算學”與“僅相當于中學一二年級”的“普通學理科”了[31]。至此,張之洞對于礦化學堂的所謂“創始經營之意”,也就再也無法繼續貫徹下去了。

在漢陽鐵廠改為官督商辦之后不久,新任總辦鄭觀應亦曾一度有過在鐵廠附近“添設礦務學堂”的計劃[32]。最終,漢陽鐵廠于1902年開辦了一所漢陽鋼鐵學堂[33]。不過,這與張之洞先前在武昌鐵政局內創辦的那所早已作古的礦化學堂已經沒有任何關系了。另一方面,在張之洞開辦的湖北礦化學堂曇花一現之后,國內又陸陸續續地出現了一些其他的礦學專門學堂,如1897年由時任直隸總督王文韶奏設的直隸礦務學堂,1898年兩江總督劉坤一在江南陸軍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1906年由原山海關北洋鐵路官學堂復建而來的唐山路礦學堂等。1905年初,朝中有大臣提議“飭令各督撫,著于各煉廠附設礦化學堂”[34]。在此背景下,張之洞又有了重新開辦一所礦化學堂的計劃,并于1906年秋開始籌備[35]。不過,直到他1907年秋離任湖廣總督之時,這所新的礦化學堂仍然未能成功開辦。1908年5月,繼任湖廣總督趙爾巽向清政府奏設兩湖高等礦業學堂獲準[36],隨后,該學堂又在下一任湖廣總督陳夔龍的任期之內,于當年七八月間正式開學[37]。至此,在張之洞首創的湖北礦化學堂被迫停辦十多年之后,湖北地區的礦學專門教育終于得以恢復。

四、蓋棺定論:功績與缺陷并存的歷史先驅

綜觀張之洞籌創湖北礦化學堂的全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從1889年在兩廣總督任上積極響應盛宣懷在山東煙臺設立礦務學堂的辦學計劃,并準備在經費與生源兩方面予以大力支持,隨后又決定直接在廣東水陸師學堂中增設包括礦學、化學在內的“洋務五學”,到當年年底移督湖廣之后,又于1890年主動提出將礦務學堂設于湖北,并最終于1891—1892年間在籌辦漢陽鐵廠的同時將其成功開辦,如此鍥而不舍、執著以求,充分可見張之洞乃是真心實意地長期致力于發展實業、振興教育,這種難能可貴的進取精神,與繼其后出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之類庸碌無為的守舊官僚可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作為“洋務殿軍”張之洞在洋務運動后期的重要中心湖北地區所設立的第一所“洋務學堂”,湖北礦化學堂與此前的二三十年間在廣大沿海、沿邊地區先后誕生的其他眾多洋務學堂有著基本的共性,即設學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盡快培養出各項洋務事業所急需的各種專門技術人才,而且從一開始便是各個軍政部門或工廠企業的附屬品。在當時,有一些技術類學堂是直接附設在工廠企業之中的,乃至實行“廠校合一”的辦學體制,如福建船政局開辦的求是堂藝局(即福建船政學堂)、上海江南制造局先后設立的操炮學堂與工藝學堂、吉林機器局附屬的表正書院,等等。張之洞所創辦的湖北礦化學堂,最初的計劃也是附設在漢陽鐵廠之中,以便與該廠的籌建與經營活動直接結合,后來又改設于湖北鐵政局內,不過,其人才培養的具體目標始終都是鐵廠生產所需的“礦師”等技術專才,試圖以之來逐步取代那些“薪工太厚”的“洋匠”,從而降低生產經營成本,更好地發展洋務企業。然而,從最終的結果來看,礦化學堂的這種人才培養目標顯然是未能實現的——不僅學堂規模太小,而且多數學生“在學業上半途而廢”,“工夫未精”,“根本無法去適應社會”,只有極少數人“例外地學得好”,卻又難有用武之地,“國內不能致其用,又為英美法比所聘往”,于是,“這一切的結果只能是一個失敗的結局”。

從湖北礦化學堂誕生的土壤來看,在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之前,漢口雖已開埠20多年,整個武漢地區也陸續出現了一些由外國教會所設立的西式中小學校,但當地的政府在這段時間里卻從未開辦過任何一所近代新式學堂,因此,張之洞在來鄂視事之初,便深感“鄂風氣未開”,而湖北地區的普通教育基礎相對于某些沿海先進地區的嚴重不足,又造成礦化學堂在本地區竟然無法招收到一名合格的學生,最終只能借才于新式教育起步較早、也相對比較領先的閩粵地區。另一方面,就主觀認識水平而言,事實上,直到19世紀90年代初,在廣大洋務派人士中,基本上還沒有人充分認識到普通教育的重要性,更沒有分級設學、進而逐步構筑完整的學制系統的思想意識,張之洞當時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他在短時間內也不可能通過大力發展普通教育的方式來為這所專門學堂提供足夠的合格生源,進而從源頭上有力地保證和提高其生源質量與辦學水平。

另外,在辦理湖北礦化學堂期間,張之洞不僅對西方教育制度的了解極其有限,對于西學的認識水平也不高,比如想當然地認為“西學事事原本化學”,等等,再加上他的思想又反復多變,經常朝令夕改,而這也直接影響了湖北礦化學堂原有遺產最終的歷史命運——1896年將礦化學堂并入自強學堂之時,還在高度強調“化學”的重要性,并有“別為一門”及“接續教授”的計劃安排,然而,沒過多久,隨著礦化學堂的“舊日學生”紛紛畢業,以及自強學堂制度與人事的變遷,礦化學堂所留下的那一點點遺產便迅速地消失無影。

最后,張之洞在湖北礦化學堂的人事任用方面,可謂得失參半。比如,他所聘請的英國牛津大學碩士駱丙生,從1890年來鄂服務直到1899年離開,對于礦化學堂及后來自強學堂的“礦化學”教學當有不小的貢獻。不過,曾被張之洞委任管理礦化學堂的鐘天緯,卻在1893年2月23日給盛宣懷寫信抱怨道:“天緯在此三載,一事無成。初委幫辦文案,繼委礦化學堂,去冬又委?？毖髣諘?近來又管自強書院,皆屬用違其長。督府頗能愛才,而不知所以用之,如天緯者亦在知而不知、用而不用之列?！盵38]再加上他在自強學堂又是“事權不一,辦事掣肘”,最后只好在1894年1月辭職返滬[18]105。作為礦化學堂曾經的負責人與直接的當事人,鐘天緯所反映的張之洞對其“皆屬用違其長”“不知所以用之”“知而不知、用而不用”的這種任人失當、甚至全無章法的混亂現象,實在是發人深省。

所謂“始生之物,其形必丑”,作為19世紀末張之洞在湖北地區創辦的第一所近代官辦新式學堂,湖北礦化學堂自然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多先天性缺陷,不僅從一開始就辦理不善、成效甚微,而且最終只是曇花一現,僅僅辦了短短幾年的時間便走向消亡,永遠地退出了歷史舞臺,但無論如何,該學堂在古老的荊楚大地上首開近代官辦新式教育之先河的重要歷史功績與地位,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與永久銘記的。與此同時,該學堂的誕生也標志著中國近代礦學專門教育以及湖北地區近代實業教育的正式開創。如前所述,在湖北礦化學堂停辦之后,全國各地又先后有直隸礦務學堂(1897年)、江南陸軍學堂附設礦路學堂(1898年)、漢陽鋼鐵學堂(1902年)、唐山路礦學堂(1906年)、兩湖高等礦業學堂(1908年)等多所同類性質的礦學專門學堂相繼而起,從某種意義上說,張之洞早年創辦的湖北礦化學堂,堪稱上述多所學堂的歷史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