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牧交錯帶的人地關系與地區關聯

韓茂莉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871)

在現代地理學興起之前,并不存在農牧交錯帶的概念,但農牧交錯帶卻確切地存在著,那時的農牧交錯帶沒有憑借地理學、氣候學觀測而標識出的指標界限——年降水量400mm 等值線所經行地帶,但是人類在長時間的生產活動中卻能清楚地感覺到什么地方適應哪種生產方式,并與環境對應形成農牧生產方式的空間分布。 于是我們追尋著人類生產方式的印記,開啟對農牧交錯帶環境變遷的研究。

如同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存在根源一樣,農牧交錯帶也不是從來就有的。 距今4000 多年前,農牧交錯帶中人類活動方式以農業占據優勢,而大約距今五六千年前,由西亞、中亞一帶馴化的家畜馬、牛、羊等傳入中國,并在距今4000 年前后的內蒙古中部、陜北等地出現家畜飼養,人類的經濟生活方式逐漸呈現出農牧兼業行為。 由原始農業進入農牧兼業,是農牧交錯帶形成的重要階段。 值此之時,北方氣候發生重大變化,突出表現為氣溫降低。 伴隨氣溫降低,以今內蒙古中部地區為起點出現了人口自北向南的遷移,南遷中家畜飼養也融入人們的生計中。 被稱為“石破天驚”的石峁城及石峁文化就是在這一過程中誕生的。

石峁遺址存在于距今3800—4300 年前,由皇城臺、內城、外城三層基本完整并相對獨立的石構城址組成,內城、外城總面積在400 萬平方米以上,使用石料約12.5 萬立方米。[1]規模之大,遠勝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陶寺遺址,為已知史前時期中國最大城址。 然而,如此規模的城址卻坐落在年降水量僅300 多毫米的農牧交錯帶——毛烏素沙漠東南緣的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環境的特殊性與文化內涵的重要性,為石峁文化自身及其與農牧交錯帶的關系帶來了新的思考點。

一是石峁石城的功能。 石峁城使用石料約12.5 萬立方米,這是一個巨大數字。[2]一項采用考古學與地質學交叉分析的研究指出,石峁城墻建筑石料均屬于就地取材。 另一項研究指出,建造石峁城墻需要100719. 4 天/人,如果每天有200 人在施工,需要503.6 天。 但此計算沒有考慮從山腳下運輸石頭的人工成本,若此,則人工成本就更大了。[3]距今4000 多年前,需要如此人工、財力建造的巨大石城坐落在農牧交錯帶,究竟具備什么功能? 學界對此見解不同。 考古學界認為,石峁城屬于一個酋邦中心,也有人認為從某種層面具有國家的雛形;另一種意見認為,石峁城的修建服務于祭祀。 每一種觀點都存在對應道理,但若從環境條件著眼,或許會獲得新的思路。 石峁城下是禿尾河支流洞川溝河,河流與石城之間高差約200 米,從河谷通過現在開通的公路抵達石峁城約2 公里。 基于這一高差與周圍的環境條件,4000 多年前若以石城作為生活之地,取水困難,甚至難以解決,當下住在石城附近的考古工作隊生活用水依托的是300 多米深的機井。 水是民生的基本條件,僅從生活用水的獲取途徑而言,很難相信石峁城修建之初的功能是服務于民生或擁有部落核心的功能。 只有用于祭祀,作為服務于神的祭壇,才更能解釋這座石城與環境的對應關系。 因此,如果石峁城最初服務于神,那么祭祀的對象是什么,祭祀圈的范圍究竟有多大? 這是圍繞石峁城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也是亟待研究的重要學術問題。

二是諸多石城的分布與彼此之間的關聯。 位于農牧交錯帶的石城不僅一座,從陜北至鄂爾多斯、內蒙古中部地區,并延伸至黃河東岸晉北甚至晉南一帶都分布有石城。 這些石城規模大小不等,成為這一區域史前聚落特有的建筑形式。 石峁遺址及其毗鄰地區的石城,可分為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時期兩個階段。 屬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石城分布在包頭附近的阿善、西園、莎木佳、黑麻板、威俊等遺址,分布于黃河南岸鄂爾多斯與陜北的有寨子圪旦、白草塔、小沙灣、寨子塔、寨子上、朱開溝Ⅶ區二期、寨峁、鄭則峁、石摞摞山、后寨子峁、李家崖、寨山、金山寨等石城遺址。 龍山文化時期的石城一部分疊加在仰韶文化晚期城址之上,一部分獨立發展,分別位于內蒙古中部岱海地區的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廟坡等遺址,黃河南岸鄂爾多斯與陜北則存在寨峁二期、鄭則峁二期、寨子上等石城,均在一期遺址沿襲使用。 此外,陜北一帶寨峁梁、石摞摞山、關胡疙瘩等石城遺址均屬于龍山文化晚期石城。 在山西發現了以白崖溝、林遮峪村和碧村遺址為代表的石城聚落。

這些石城表現出兩個基本特點:一是,石城的修建時間自北向南由早及晚,即分布在內蒙古地區的石城早于陜北、晉北的石城。 二是,石城分布地帶的人口從距今4000 多年具有自北向南遷移的特征,即內蒙古中部是人口的遷出地,而陜北、晉北則是遷入地。 不難看出,石城的修建年代與人口遷移方向具有同步性。 這兩個特征不僅將問題的指向從內蒙古中部地區伸向陜北,并將內蒙古、陜北、晉北的石城從時間、功能聯為一體,即包括石峁城在內的陜北石城不是孤立存在的,農牧交錯帶的石城相互關聯。 石城間的關聯告訴我們,新石器時代晚期農牧交錯帶的人類活動與地區發展不僅具有整體性,而且人口的自北向南遷移,推動了石城從內蒙古地區伸向陜北、晉北等地區。

新石器時代是農牧交錯帶形成的起步時期,這一時期人類活動方式與環境變遷的對應,一步步從以農為主演變為農牧兼業,在農牧交錯帶形成過程中,不僅諸多石城出現在這一地帶,且圍繞石峁城構成地區核心。 這一切將針對農牧交錯帶人類活動方式與環境變遷的研究,伸展到地區文化與社會的更深層面。 利用多渠道、多層面學科成果,展開農牧交錯帶的深層次研究,是全方位認識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特征的需求,更是北疆文化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