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部邊疆商貿文化與農牧資源利用

趙 珍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00872)

北部邊疆不論是資源稟賦、地理環境景觀,還是人口、民族、宗教、經濟社會等方面,均有其獨特之處,尤其是這里作為農牧交錯帶,本身就顯示出其多樣性特質。 這是北部邊疆所獨有,也是北部邊疆概念可以成立的要點。 北部邊疆不論是作為亞歐板塊核心區,還是亞洲外接的橋梁或走廊,對清代大一統的實現都起到了重要支撐作用,在區域或區域國別及全球史的多方互動交流中,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代北部邊疆商貿文化的構建過程十分復雜,區域近代化也有非常明顯的特色,起到與中原密切相連的不可分割作用。 作為重要資源的農牧商品及其貿易,以及商人和商路,在商貿社會構建中起著重要作用,也是清代對茶馬等資源特別重視與不斷調控的原因。 作為重要資源的農牧商品中,除了當地原產的大宗馬匹、皮毛等畜牧產品和特產外,農業區產品通過怎樣的商路在整個北部邊疆流通,或者說,農業區產品在牧業人群和邊疆地區是如何進行貿易的? 貿易過程中如何構建商貿文化? 北部邊疆以外的茶葉又是什么人帶進來的? 這些從事茶業貿易的商人,學界既往從絲綢之路、茶馬古道、萬里茶道等概念里已有非常清晰的認識和深入研究。 這些人屬于本區域討論中的主流,被稱為晉商或北商。

大致而言,參與北部邊疆貿易的茶商獲得官方行商執照后,從長江流域的兩湖地區及沿海一帶的福建等地購置茶葉后,運送到陜西涇陽,制成磚茶并包裝后轉運到歸化城,再從歸化城經多路輸送出去。 其中一路經歸化城北上,至中俄貿易的重鎮恰克圖。 往西北一路,則進入科布多、烏里雅蘇臺一帶,再轉而輸往天山南北。 自歸化城至烏里雅蘇臺,為前營路商道,全長約2000 千米,有大小驛站60 個。 自歸化城至科布多,全長約3000 千米,大小驛站73 個。 在烏里雅蘇臺至科布多之間有14 個驛站。 本文以后一條路為主。

清廷規定了晉商或北商要走的西行商路,如從張家口或歸化城出發,經鄂爾多斯、阿拉善,再到推河,再經推河流域西拉布里多,越過阿爾泰山余脈阿濟山行走。 從歸化城出發前,茶商必須在歸化城副都統衙門處領取部票,即部頒照票,拿到一個印照(或者說通行證),才可以行商,而領票必須納稅,同時在照票上寫明此行所帶貨物量、人數。 從歸化城衙門檔案可知,商路上的商人除晉商外,還有少量蒙古人。 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的檔案記載,茶商在歸化城所請票上書有伙計、雇工民人、蒙古人等的字樣與人數,如有照票書有伙計2 人、雇工15 人、蒙古人1 人。①因茶葉先運至科布多、烏里雅蘇臺一帶后再轉運,這里滿人與蒙古人較多,因而以蒙古人充當翻譯。 商人返回歸化城時,要將之前申領的照票呈繳給烏魯木齊都統處,以換取路照后返回歸化城。 入疆的茶葉,除了自歸化城這一路外,還有陜甘總督轄屬的茶司,行商申領茶司茶引后入疆。 這一路在北部邊疆商貿文化建構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包括茶引本折色變化的影響力。故而,以茶為主體的茶與商人、商路凝聚成的系統影響著清廷的國制茶法與茶葉貿易,對國家茶稅或茶葉貿易有著較大的影響。 甘肅茶馬司向茶司的轉變是其中的重要節點。 從茶馬司到茶司名稱的轉變,包括茶馬司機構的縮減演變,表明康雍乾三朝統一西北以后,在稅收和社會穩定或者說對這個區域的社會發展和進步作出了一些努力,通過設置稅局和征收茶稅把中央統治和邊疆地區緊緊結合在一起,將邊疆地區牢固凝聚在稅收體系之內,成為大一統的其中一環。

清廷在對農牧資源的調控過程中,顯示了對這些資源從早期的羈縻政策到經濟手段強化的一個轉變,表現出羈縻弱化而經濟屬性增強的趨勢,尤其在茶馬司向茶司轉變過程中,資源的經濟屬性完全凸顯出來。 這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在大一統的實現過程中,對軍事馬匹的需求越來越少,而茶政依然實施,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和當地軍事邊防的軍餉,在清朝對邊疆地區,尤其是新疆和北部邊疆治理的政策中得到了很明確的體現。 整體社會的穩定,是商業社會穩定的強基。 二是,通過建立稅制,解決財政拮據問題。如道光年間,在新疆古城設置稅局,管理北商行茶,并延及南北疆,且形成制度。 三是,北部邊疆及西北商貿社會得以構建。 三個層面不是分離的,而是緊密結合在一個復雜系統當中。

在北部邊疆商貿社會構建過程中有一股力量,這股力量由一批商人及其商貿社會形成。 這些商人俗稱北商,他們所從事的貿易以茶葉為大宗。 在商貿社會的構建過程中,北商有兩個貢獻。一方面,形成了從內蒙古東南部一直到新疆北部的茶貿文化,學界對此已有廣泛研究;另一方面,觸及了清廷制度體系的弊端。 北商經營的茶貿對陜甘總督轄境而言,屬于違禁,但對歸化城的綏遠將軍及理藩院、新疆北部的科布多副都統和烏里雅蘇臺將軍而言,又是合理的。 這歸根結底是由于清中央政權治理邊疆過程中所形成的張力難以避免,以及邊疆社會的總督系統與將軍系統,乃至其與中央的理藩院系統之間的矛盾糾葛難以解決,亦反映了文化、制度、社會與邊制之間存在的實際問題,并一直貫穿商貿社會構建的始終。

上述之張力的存在說明,北商的茶貿對陜甘總督轄屬的茶引沖擊較大。 其主要原因在于,北商所行之茶被清人視作雜茶,雜茶也叫商茶,與陜甘總督轄屬的茶引有競爭關系,且二者稅收懸殊。雜茶稅低于茶引稅,加之北商善于經營,選擇質優價廉且北部邊疆民眾喜食的茶葉,市場銷路較好,不僅稅低,茶價也低,獲利大,競爭力強。 雜茶稅對陜甘總督轄屬稅收區域的茶商造成了極大沖擊,茶稅難以完納,茶引也放不出去。 故陜甘總督認為北商行茶是違法的。 另外,自歸化城領得照票的北商,不僅往西運銷的茶葉獲利大,還有自新疆古城一帶往歸化城返運的糧食獲利也很大。 新疆北部自乾隆中葉實行屯墾,至幾十年后的清中葉時,新疆北部的糧食已經非常多了,糧食生產不僅自給,還有余量輸出。 筆者統計了古城一帶在道光六年(1826 年)至道光十三年(1833 年)的小麥價格,只有零點幾兩,②但是經北商運到歸化城后,價格在2. 29—2. 3 兩,差價巨大。③這也是構建商貿社會過程中,絲綢之路的草原茶道在入清后仍能夠長久興盛的主要原因,即商業之利和資源之利,不僅北商在追逐,清廷也不會袖手旁觀,所以清廷會在制度層面予以很多關照和調控。

總之,發給照票的茶葉,在綏遠將軍或理藩院處是合法的,但在陜甘總督處則是不合法的。 其關鍵原因在于稅收,歸化城的糧茶稅收獲利遠高于陜甘總督所征茶稅,而后者的茶葉市場也小,在新疆僅有12 城,茶葉滯銷,稅收無著,商人無利可圖,不愿申領茶引,私茶暢行難禁,惡性循環,便影響到地方軍餉及財政。 這是商貿社會建構過程中的一個最大負效應。 這一制度張力,致使北部邊疆商貿社會在一段時期內制度執行不暢。 當然,盡管同治光緒時期左宗棠將茶引改成茶票,民國時繼續沿用,但這一張力引發的各方利益糾葛并未徹底得到改變,直到中國茶葉公司及其相關分公司的出現,才構建了一個以商業經濟為重的大系統。

注釋：

①《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檔案》(漢文),“申領照票檔”。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檔案號:80-10-1,80-10-3。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檔案號:80-10-19。 土默特左旗檔案館藏。

②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編《清道光朝至宣統間糧價表》第9 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318、312 頁。

③《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檔案》(漢文),“各色粟糧時估市價清冊”。 道光十三年(1833 年)四月,檔案號:80-24-1309。 土默特左旗檔案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