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史研究與北部邊疆研究

林 楓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廈門大學是我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發源地之一。 福建省處于我國東南海疆。相對于中原地區而言,無論是東南海疆還是北部邊疆,都是偏遠之區。 “邊疆地區”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遠離原來的中華文化核心區。 雖然中華文化、中華文明是多地發源,滿天星斗,但是“邊陲”的人們,包括福建,都有著自卑與自足的兩面。 福建省是“南蠻”之地,遠離中心,因此在各方面都要努力。 事實上,我們跟中原地區之間的差異性是很小的。 在社會經濟史研究過程中,在正史類史料的占有方面,與中原、北方相比,福建省有著天然劣勢。 在這種情況下,傅衣凌先生另辟蹊徑(其實在明清史學界,傅先生的正史類史料占有是首屈一指的),利用傳統史料之外的“新史料”來證史,也即“民間文獻”。

依托研究社會經濟史的方法研究北疆文化,主要有三大特色:

第一,資料特色。 傳統史料一般包括正史、實錄、政書、檔案等,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尤其注重民間文獻的搜集、整理、解讀。 民間文獻主要包括譜牒、契約文書、碑刻、賬簿、宗教儀式文獻等。 為此,我們強調要走入田野,學習觀察社會、了解社會,搜集在田野作業中才能見到的各類資料,整理實物史料、口頭傳說、田野觀察所得。 不但要讀萬卷書,更要行萬里路。 比如2023 年7 月,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2021 級本科生到甘肅,七天六夜跑了3000 千米,學生們驚訝道:“原來中國還有這樣的地方!”在東南地區長大的孩子以為中國就是東南區域的模樣,出去走走看看,開闊視野,對提高研究能力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強調要走入田野、走入社會,要以民間文獻證史,以社會調查資料證史,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 北部邊疆的學術研究有著非常好的資料基礎和條件,有很多是在東南沿海的有關學者所不知道的。 社會經濟史研究對民間文獻的強調、對田野作業的強調,同樣在北疆文化研究上大有可為。

第二,區域研究。 強調區域研究,首先是因為我國疆域遼闊,各地風土人情不一樣,區域差異加大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多元。 區域研究強調的是區域的系統研究及區域間的比較研究,而區域研究最后都歸結到全球化。 耶魯大學教授韓森說,公元1000 年是全球化的開端。 而從明清以后,中國的歷史已經匯入全球化浪潮。[1]拉鐵摩爾也告訴我們,原來理解的區域,原來理解的中原,原來理解的中國,其實未必是那個樣子。[2]在研究內容上,我們還會強調一個以人為本的研究。 以人為本,就是在原來的對制度典章研究之外,要落實到對人的研究。 在缺少文字記載的邊疆地帶,對人的研究有進一步開發的空間。 對福建區域進行研究時,也應該落實到對人的研究。 一些遠古的神話傳說,追溯它的來源。 樸素地說,可以是福建人認識自己早期歷史的路徑。 在這一點上,北部邊疆有非常好的條件,無論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有比較性的區域研究,還是落實到人的人本研究,新文獻學、圖像證史,都可以把北部邊疆與以人為本的研究結合在一起。

第三,研究強調方法論。 100 多年前就開始了對社會科學化進行整體變革,到現在為止,社會科學化引起了很多爭議。 社會科學化使我們在理論視野上有了拓展和提高。 社會經濟史研究嘗試突破學科畛域,廣泛利用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及自然學科的理論、知識和研究方法,尤其引入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具有積極的意義。 20 世紀80 年代,美籍華裔學者黃樹民在廈門進行了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并完成了《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由索蘭及納日碧力戈把它翻譯成中文引入中國,也將人類學方法引進中國。[3]它對研究社會經濟史產生了很大影響,但也有人批評說,社會經濟史研究出現了一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轉向。社會經濟史研究向歷史人類學轉向,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多學科方法的借鑒和應用,而這些方法的應用,在任何一個選題里都是可以去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