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北疆文化”的復雜性和重要性
——再讀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仲偉民

(清華大學歷史系,北京 100084)

拉鐵摩爾將大于“中國”的“亞洲”置于范圍小于它的“中國”范圍之內來思考,很有深意,這對我們今天從全球史或世界史角度來理解歷史的復雜性極有啟發。 盡管目前全球史方法很熱,但真正能從全球史視野來理解中國歷史,其實非常難,尤其是在傳統中國史料及傳統天下觀的影響下,我們很難接受以他者眼光來觀察中國歷史。

“北疆文化”是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1]論述的一個重點,也是其立論的基礎。 他敏銳觀察到,最能夠代表中國邊疆歷史的地方就是蒙古草原。 這個觀點看上去頗難讓人接受,但深入中國歷史實際后就會發現,這是一個睿見,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統一多民族歷史的理解。 北部邊疆非常遼闊,按照地理次序,從東北部多樣的地理環境,到新疆的綠洲和沙漠,再遠及西藏的寒冷草原,“在這之間誕生了蒙古草原歷史的一種變形的社會。 這種改變的形式是受到蒙古情勢的影響,也受中國勢力的影響,這種勢力雖然各地不同,大體上卻是一樣的”[1](39)。 之所以說蒙古草原在邊疆歷史中最為典型,是因為在這個地區不僅民族交融的頻次特別高,而且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巨大。 所以,拉鐵摩爾認為,蒙古草原有超越于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它是黃河流域,甚至有時也是全中國統治的關鍵。 突出表現為,在中國強盛時,它是中國政治及文化勢力向外發展最有效力的地區,更重要的是,它是北方入侵者進入中國的“始發線”。 就蒙古地區而言,鄂爾多斯草原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它是多個朝代疆域最不確定的部分,而這種不確定性導致秦朝以后的政權邊界幾度南移北挪。

我們可以長城為例來觀察北疆文化的復雜性及邊疆與邊界的關系。

中原政權的傳統邊界是長城,且成為漢民族的重要歷史記憶。 但實際上,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記憶,可能離歷史真相相去甚遠。 因為不僅歷代長城變化大,而且歷史上真正以長城為邊界的朝代并不多。 比如漢唐時期,秦長城變為內墻;五代兩宋時期,中原政權控制疆域大幅度向南收縮,秦漢長城成為化外之地;元朝建立后,歷代長城都徹底變為內墻;明代疆域比元代大為收縮,并重新修建長城,但明朝統治者實際上并不甘心以長城為邊界。 所以拉鐵摩爾認為,長城也只是一個近似的絕對邊界,它是環境分界線上多種社會影響的產物。 確切地說,長城實際上只是傳統中國人心理上的邊界。

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原王朝建設長城的首要目的,當然是要防止游牧民族入侵,但長城客觀上也有防止中原人民外出的目的。 對此,拉鐵摩爾有深刻的論述,他敏銳觀察到北方邊境的特殊性,指出多個朝代都曾修建或維護長城,依靠長城及其邊防,中國不但要抵御外來侵略,也試圖限制自己的人民向外發展。 因為漢族如果過于深入草原地區,就會與游牧民族融合,甚至會與中國分離。所以他說:“即使在中國的統治已經推到長城以外,并設置戍軍以支持的時候,其目的也不是對外發展,而是一種防御性占領,以填充可能被利用來攻擊中國邊界的缺口。 要使這種政策發生效用,就必須限制長城以外的漢族事業?！盵1](164)他甚至說,“長城的意義,主要是使他們獲得控制南部‘漢族土地’ 的力量,而不在于對草原的控制”[1](307)。 比如,秦始皇掃蕩了草原邊緣地區,但他并沒有侵入草原,他的目標也不是要建立一個包含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聯合帝國。 中國南方的情況則截然不同,歷代王朝無論怎樣向外發展,漢族不僅不會與中國分離,反而會開疆拓土,并逐漸使當地居民與其融合。 所以,就長城起源來講,即拉鐵摩爾所說的“亞洲內陸邊疆”的形成,并不能完全歸因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壓力”,實際上也是為了防止漢族的離心力。

在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中,我們也的確看到了很多這樣的事實,即長城不僅沒能阻擋蒙古高原上少數民族的沖擊,而且也從來沒有阻斷南北人民的直接交往。 從社會經濟方面看,內地農業地區與草原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不僅沒有形成政治上的隔絕,而且客觀上存在一個面積廣大的農牧交錯帶。 雖然不止一個王朝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長城,但長城沒有成為銅墻鐵壁,邊疆也從來沒有一條絕對的界線。 沿長城或邊界形成的農牧交錯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很大影響。

以上論述給我們三點啟示:

第一,草原民族與農業民族從來沒有一個絕對的界線。 絕對固定不變的邊疆,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將長城視為邊疆,是一種偏見。 這是我們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甚至是非常關鍵的一點。 拉鐵摩爾提示我們:“從這種不能完全穩定的平衡中,亞洲內陸邊疆之中終于生長出一個處于中間的邊境世界來! 一個滲透著中國及草原的影響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遠統治的世界。 因此,邊疆就成了草原部落團結與分裂循環的一個因素,也是中國朝代興亡循環的一個因素?！盵1](322)我們從全球史或世界史角度來看,長城對于漢族來說可能是邊緣地帶,而對整個亞洲內陸來說卻是一個中心。

第二, 需要明確邊疆(Frontier) 與邊界(Boundary)的概念,不應該混淆。 一般情況下,我們比較重視邊界、強調邊界,容易忽視邊疆。 而客觀上,因為邊界的變化極大,包括長城的位置,歷代多有變化;甚至在同一朝代,也可能難有固定的邊界,“這證明線的邊界概念不能成為絕對的地理事實。 政治上所認定的明確的邊界,卻被歷史的起伏推廣成一個廣闊的邊緣地帶”[1](163)。

第三,中原農業民族與蒙古草原民族在人種學上幾無差別,原本可能就是同種同源。 拉鐵摩爾認為,草原民族很可能就是從中原被趕出去的比較落后的一支。 他說:“很可能,中國人從其賴以立足的精耕農業的環境中,逐出了一些原來與漢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族,促成了草原社會的建立?！盵1](281)這個見解非常重要,對我們理解草原民族的起源非常有幫助,如果能夠證實,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有意義。

北部邊疆在帝制中國后期的大一統中,顯得非常特殊且重要。 傳統觀點認為,中國政治經濟格局大致上是由西而東、由北而南,這大致不錯。但歷史的復雜性恰恰在于此,就南北而言,中國歷史的北向發展不容忽視。 我們不能僅看到游牧民族南下,還要看到漢民族北上。 正是在秦漢長城與明長城之間的廣闊空間,農業民族逐漸站穩腳跟,才有了元代以后中國的基本地域格局,北京也才真正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及軍事中心。 可以說,沒有北部邊疆的穩固,就不可能有元以后600年中國的大一統。

北部邊疆的重要性還體現在:其一,北部邊疆是中國人逐漸打破“天下觀”的關鍵區域,這一點在宋遼西夏金混戰時期特別顯著,傳統“天下觀”從此開始被打破;其二,華北地區在先秦至秦漢時期曾是全國重要的經濟區,但東漢以后長期處于混亂和停滯狀態。 元代以后,北部邊疆的穩定使華北地區再次一躍而起,成為中國政治、軍事、文化乃至經濟中心。 同時,元代也是華北核心區成為中國重要區域的關鍵時期,明代朱棣遷都北京標志著帝制后期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這一變化基本奠定了今日中國的基本格局。 其三,北部邊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還體現在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獨特價值,因為“對于西北部、北部以及后來東北部的民族,在中國古代歷史的記載中,雖然都是含有敵意的少數民族,卻沒有特別強調其為非中華民族”[1](42)。 就此而言,北部邊疆在中華民族凝聚與融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