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賦能鄉村振興的價值意蘊、現實困境與實踐進路

柏振平,朱國芬,唐 僖

(1. 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 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4)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 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指出,生態文明體系的加快構建,首先就是要加快對以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文化體系的建立健全,“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綿延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1](246)。 生態文明是生態文化的歷史積淀,生態文化的健康發展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 2022 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特別加強農耕文化的傳承保護,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 生態文化發端于鄉村,并內嵌于農耕文化中,在漫長的發展軌跡中保留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維范式和參照模型。如“天人合一”的生態自然觀、“知足知止”的生態生產觀、“眾生平等”的生態倫理觀、“道法自然”的生態實踐觀等,是鄉村生態文明建設乃至鄉村振興的重要文化基因。 因此,有必要從文化之維出發,圍繞“何以提出、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來展開傳統生態文化助力鄉村全面振興的研究,嘗試探索一條“主體—客體—介體”三維一體有效整合、綜合發力的文化傳承進路,旨在最終建構起生態文化“凝聚性結構”。 這對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提升農民的生態文化價值觀,以及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村振興目標、促進鄉村全面振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的各個方面,塑造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 人類當前面臨的生態危機、社會不平等、技術倫理等問題,實質上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偏向和失范。 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歐文·拉茲洛強調,文化在塑造現代社會中具有關鍵作用,并進一步指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文化脫節”。 這正是西方主流文化中“人為了自身利益才征服并控制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思維模式。[2]美國哲學家B. G.諾頓在WhyPreserveNaturalVariety中進一步證實了拉茲洛的文化決定論。 他指出,人類“神話科技”,相信科技進步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忽視了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生態后果,這體現出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狹隘性和短視性。[3](1-30)同時,人類“經濟至上”的思想和非生態的政策選擇,使生態損失和環境成本無法在政策選擇中得到應有考量,這反映出人類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偏差。 因此,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人類社會的文化理念和價值取向。 與此同時,國內生態文化研究學者余謀昌也強調了環境污染與文化之間的作用,認為環境污染本身就是一種落后的文化現象。[4](29)由此可見,文化不僅塑造了人類社會,也與自然界相互作用。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工業文明帶來的生態危機,必須培育生態文化。

自20 世紀80 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基于各自領域,系統探討生態文化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為世界可持續發展尋求人文資源和共識基礎。 學者們普遍認為,生態文化是以生態理性和生態倫理為基點、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價值追求的人類社會實現生態轉型的重要文化資源。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后,基于傳統生態文化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當代價值研究更是一度成為學界研究重點。 總體來說,學界關于傳統生態文化的研究,雖然整體上已經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還存在不足之處。 一是,對傳統生態文化理念研究缺乏整體性和系統性。 中華文明蘊涵著豐富的生態文化智慧,但相關研究只是零散分布于傳統文化、鄉村文化的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對中華文明各思想流派生態文化理念進行專門解讀,使之成為生態文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是,傳統生態文化在當代社會的適用性研究還比較欠缺。 在傳統生態文化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當代價值研究中,僅僅側重于農業生產、生態旅游、生態建筑等鄉村經濟振興的視角[5],還需要加強對傳統生態文化理念在當代政治、法律、教育等領域的適用性研究,推動傳統生態文化在當代社會的重構與應用。 三是,傳統生態文化研究的學科融通還不夠。 傳統生態文化研究涉及哲學、歷史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多學科,但現有研究還較為割裂,需要加強不同學科在傳統生態文化研究方面的交流,實現知識與方法的有機結合,豐富研究內涵與成果。 因此,對傳統生態文化的研究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需要相關學者進一步深化研究,以推動生態文化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深層次根植,這對中華文明的生態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二、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賦能鄉村振興的價值意蘊

文化,傳承著歷史,牽系著未來。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與鄉村振興的發展目標存在多維重疊與耦合,在鄉村生態文明建設乃至鄉村振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因此,傳承和創新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對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目標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第一,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賦能鄉村產業振興。 鄉村的優勢在于其生態環境的優越性,這一優勢使得生態鄉村建設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引領者及綠色生活的重心。 如果說工業文明時期是城市改造鄉村,那么生態文明時期則是鄉村改造城市。 生態鄉村建設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先進生產力。 作為鄉村重要資源的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是鄉村產業興旺的基本底色,集聚著大量的經濟價值。 傳統生態文化以其獨特的價值理念和思維方式涵養了現代生態文化,孕育了生態文明,推動了現代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對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資源的充分挖掘、利用,有利于農民樹立生態文化觀念,進一步促進生態化農業生產和農業產業生態化發展。 生態化農業生產,側重于改善和優化農業生產過程本身,強調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使其更加環保和可持續發展。 農業產業生態化則更廣泛,不僅關注農業生產過程,還關注整個農業產業鏈。 它強調整個農業系統的可持續性,包括生產、加工、分銷、市場和消費等方面。 二者都旨在通過采用環保和可持續的方法來改善農業系統,并且相互關聯,共同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乃至鄉村產業振興。

第二,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賦能鄉村文化振興。 鄉村振興不僅涉及農村經濟增長、基礎設施建設等物質層面的發展,還涉及實現鄉村文化傳承、鄉風文明建設等精神層面的提升。 只有在物質和精神層面都取得進步,才能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使其有幸福感,助推鄉村全面振興的實現。優秀傳統生態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了中華幾千年來與自然共生的智慧,有助于為鄉村發展提供文化和精神力量。 通過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一方面,有助于塑造公民的生態道德人格。 文化具有“化人”的功效,在傳承中農民能夠通過重新認識和體驗這一文化智慧,在潛移默化中增強對生態文化的認同,培養更加積極的生態觀念,從而進行正確的生態選擇。 另一方面,能夠為農民提供多種多樣優質的文化選擇。不僅在鄉村精神文化層面,對抵制錯誤、消極的文化取向具有正確引導作用,而且有助于鄉村通過構建循環可持續的農業生產文化、創建綠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重構生態倫理情感和秩序,來營造一個良好的綠色文化氛圍。

第三,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賦能鄉村生態振興。 傳統生態文化作為鄉村獨特的文化遺產,其所包含的生態理念、知識技能、地域特征、社會智慧與傳統產業等要素,都能為鄉村生態振興提供理論支撐、人才支持、文化資源和產業基礎。 它不僅體現了遵循自然規律的優良傳統,更體現了生態宜居、資源循環的理念,有利于改善農民生活居住環境,提高生活質量,給鄉村生態振興提供了有益的價值理念和實踐方法。 因此,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是鄉村振興中生態建設的文化基石。 只有深入挖掘、凝練優秀傳統生態文化,通過傳統傳承方式與現代傳承方式的有益結合,重新喚起人們的生態意識,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理念,實行綠色低碳環保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讓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在鄉村生態振興中真正發揮作用。

第四,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賦能鄉村組織振興。 組織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動力引擎,要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務必要以提升組織活力為重點,把組織活力轉化為鄉村振興的動力。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傳承可以為基層黨組織提供思想資源、政治資源和組織資源等,有利于增強其凝聚力和創新力。 一是,可以增強凝聚力。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作為鄉村社會活動的凝聚性力量,蘊含著共生共榮的價值理念,有利于增強組織成員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當組織成員擁有共同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追求時,他們之間的溝通與互動會更為順暢,也更加信任與支持組織,從而有利于組織的穩定發展。 二是,可以激發創新力。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智慧,這可以啟發基層黨組織成員的創新思維,激發黨組織的創新力。 在生態文化的熏陶下,黨組織成員可以生發出更加開闊的思維和更加新穎的想法。

第五,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助力鄉村人才振興。 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的保障性工程。 人才的成長和發展決定鄉村振興的速度與質量,這是鄉村振興能否達到預期目標的關鍵所在。 因此,要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關鍵是要加強人才培養,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吸引和留住各類人才,最大限度地激發人才在鄉村振興各領域的作用,使廣大鄉村人民在人才的引領下實現共同富裕。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內涵豐富,其傳承在鄉村人才振興中發揮重要作用。 首先,為人才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通過深入挖掘鄉村生態文化底蘊,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有助于培育人們的生態素養,選擇生態友好的生產生活方式,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從而吸引更多人才到鄉村工作和生活。 其次,為人才提供有潛力的發展環境。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創意和產業要素,可以激發人才的創新潛力,為人才提供創業的平臺、舞臺。 最后,增強人才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 當人才感到鄉村的文化底蘊與實現自身價值期待高度契合時,便有可能選擇鄉村作為長期發展的目標。 這有利于鄉村人才的穩定和發展。

三、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賦能鄉村振興的現實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在傳統生態文化的傳承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但隨著社會轉型和現代化建設,生態文化傳承面臨的挑戰不容忽視。 在賦能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傳承主要面臨三大困境,即傳承主體的乏力共生、文化本身的消解式微、傳承方式的固化單一。 只有深入分析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面臨的現實困境,才能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真正助力鄉村振興。

第一,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主體的乏力共生。 農村人口的單向流出是導致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斷裂的主要原因。 農村人口的外流已成為農村社會的普遍現象。 2022 年我國農民工總數達到29562 萬人,青壯年(20—45 歲)占到了全國農民工總數的50%以上[6],已經成長為我國農民工的主體力量。 從農民工年齡結構來看,青壯年正是鄉村振興的主力軍,在傳統生態文化保護和傳承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隨著市場化、理性化的發展,青壯年的文化選擇范圍擴大,可以選擇更豐富的文化形態,導致傳統生態文化的選擇性降低;青壯年理性主義思維加強,更傾向于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相對忽視生態文化的精神內核;文化認同和情感聯系減弱,對傳統生態文化的認同感減弱,更多接受現代主流文化。 總之,農村人口流失造成生態文化傳承主體空心化,年輕一代可能會在城市生活中失去對傳統生態文化的興趣和聯系,代際傳承面臨困難,導致“文化斷層”。

第二,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本身的消解式微。在現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傳統生態文化日益衰落,主要表現為文化的衰敗化、脫域化和碎片化。[7]衰敗化指的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元素的逐漸減弱或其內在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逐漸流失。這是由于農村的空心化和邊緣化造成的。 一方面,農村人口單向流出,且新生代對傳統生態文化的興趣減弱,導致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缺乏傳承者;另一方面,城市化進程使農村社會出現邊緣化狀態,農村文化價值被忽視、生活方式變遷加快、農村文化的話語權逐漸被削弱,使得生態文化的地位也逐漸衰弱,這都對生態文化的傳承產生了較大威脅。 脫域化指的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元素逐漸脫離其原來的地理和社會背景,失去了與特定地域的深刻聯系。 生態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與特定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共同構建而成的,這種互構關系決定了生態文化的屬性與特征。 由于人口流動、城市化及媒體傳播等因素,文化元素在傳承過程中忽視了生態文化與環境的互構關系,造成文化的解域化,逐漸失去地域特色,其文化意義發生根本性變化。 碎片化意味著傳統生態文化元素分散在不同的環境和社會群體中,不再以完整的形式存在。 生態文化是動態變化的,由于生態文化自身屬性與社會環境變化不匹配、人們相對單一的文化選擇性保護和開發、新舊文化力量的撕裂及不同文化力量影響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部分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要素在新的文化環境中分散存在,失去其原有的深度和內涵。

第三,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方式的固化單一。 文化傳承方式的演化是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自然過程,但也伴隨著一些挑戰。 傳統文化的傳承方式多種多樣,通常與特定文化、社會和地域有關。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傳統傳承方式主要依靠口述歷史記載、民間藝術和表演、儀式和慶典、固定形式的家庭教育及成文化、成系統的村規民約等等,根據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在不同情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總之,傳統傳承是以人為核心載體,通常采用口頭傳承的方式,是一種內在的、自發式的傳承方式。 然而,在現代社會,傳統傳承方式難以跨越地域限制,導致文化傳承的局部性和地域性,傳統生態文化傳承面臨著傳承主體空心化、后繼乏人、文化斷層等問題,傳統傳承動力幾近消失。 隨著傳統傳承方式有限性的加大,現代傳承方式逐漸成為主流,為文化傳承提供了新的機會,但也面臨挑戰。 如,以學校教育為重要載體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但收效甚微;基層文化機構傳承活動常態性組織與開展的缺失;大眾傳媒雖然可以最大限度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但其傳承效果有限;等。

四、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賦能鄉村振興的實踐進路

德國學者揚·阿斯曼認為,每種文化都會形成一種“凝聚性結構”[8](17)。 從“主體—客體—介體”三個維度進行要素整合、綜合發力,能夠建構起生態文化“凝聚性結構”,助力傳統生態文化的有效傳承和鄉村全面振興。

(一)全面賦權傳承主體:增強多元協同賦能的導向動力

文化具有動態性和復雜性,文化的形成和演化過程就是文化主體與文化內容的互動過程。 人作為文化主體,在其中扮演著文化參與者、文化創造者、文化傳承者等多重角色。 因此,在傳統生態文化傳承過程中,傳承主體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要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在鄉村全面振興中發揮作用,首要的是要構建“黨的領導、政府主導、農民主體和社會參與”的傳承模式。 在黨的領導下,激活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文化傳承,凝聚主體間力量以形成生態記憶空間,構建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基因的文化記憶傳承工程。

一是基層黨組織的示范與引領。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特別注重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并將自己定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旨在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 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鄉村振興的領導核心,通過提供組織領導、宣傳教育、發動群眾、培育干部和公共服務等方式,發揮著統籌協調、價值引領和資源整合的重要作用,更是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賦能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力量。因此,基層黨組織要充分激發黨員干部在傳承工作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更好地推動相關傳承政策的執行。 具體可以通過舉辦生態文化節慶、修建場館、開展生態文化教育等方式積極組織生態文化傳承,使生態文化精髓得以流傳;通過倡導綠色食品、培育生態釀酒、發展生態旅游等特色生態產業,賦予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新的活力,從而助推鄉村全面振興。

二是基層政府的在場與施力。 政府作為代表社會行使公共權力和管理公共事務的機構,在保護和傳承傳統生態文化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 從宏觀上來說,政府要發揮自身政策執行力和資源配置優勢,從政策法規、投入保障、管理機制和社會宣傳等方面為傳統生態文化的傳承提供有力支持。 從微觀上來說,政府要對擁有傳統生態文化的企業及傳統生態文化傳承人給予政策上、經濟上的支持。 如,企業可以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在宣傳、發展方面將擁有傳統生態文化的企業列入重點考慮對象,以促進企業更好更快地發展。

三是社會組織的行動與催化。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傳承需要鼓勵和吸引各種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 各種社會組織要充分發揮其職能優勢,主動參與生態文化傳承事業中,與政府形成上下聯動、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其中,民間環保組織作為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的重要參與力量,以其豐富的生態知識、生態優先的價值理念、廣泛的社會動員能力和生態文化教育影響力,在傳承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能夠在政府與民眾之間起到重要的調和作用。 此外,阿萊德·阿斯曼強調,書吏學校通過提供文獻的抄寫、傳播和保存的功能,在文獻擁有規范和定型的價值中起關鍵性作用。[8](91)因此,學校作為教育的主陣地,也是生態文化傳承的主戰場,為科學化研究和闡釋經典傳統生態文化提供了機構性保障。

四是農民主體的自覺與驅動。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助力鄉村振興主要在于培養和提升農民對生態文化認同和傳承的主體意識和主體素質。 一方面,農民是農村的守護者,更是傳承的中堅力量,要尊重農民的生態文化傳承主體地位,引導農民擺脫“局外人”思想,積極主動參與到傳承中,并吸引各方資源和力量參與其中。 另一方面,農民生態文化傳承主體素質的培養是傳承與助力的前提條件,特別是農民思想觀念的全面提升,已成為傳承與助力的首要任務。 這要求我們要重塑生態文化傳承者的價值觀念,提高其生態文化自覺與自信,引導其選擇生態友好的生活方式,實現生態文化傳承者的生態化轉變。 只有如此,才能激發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進而激活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讓農民群眾能夠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多維激活傳承客體:強化價值表達賦能的內生動力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生態文化?！盵9](301)傳統生態文化不僅是一種關于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思維方式,也是一種根植于中華兒女生態化鄉土理想的文化,蘊含了中華民族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存意義。 面對傳統生態文化衰敗化、碎片化、脫域化等局限,需要不斷自我否定,在系統挖掘、整體保護、內涵提煉和價值升華中激活文化要素,讓優秀傳統生態文化重現生機與活力。

一要重視對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系統挖掘和整體保護。 傳統生態文化資源的開發與管理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這要求我們做到:首先,研究和保護農村現存的傳統生態文化資源,為傳統生態文化資源的開發奠定基礎。 我國擁有豐富的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資源,有作為中華生態文化理論基石的生態思想文化,有見證中華民族與自然和諧相處歷史的生態物質文化,有限制和規范鄉民行為的生態制度文化。 其次,合理適度開發利用生態文化資源。 區分核心區和緩沖區,以及重點保護核心區的生態文化資源;制定兼顧生態、經濟、文化多方面效益的發展規劃,分步推進。 最后,建立有效的生態文化資源整合機制。 生態文化本身具有聯動性和廣泛的傳播性,它需要加強區域間的合作,通過建立“區域生態文化聯動”機制,破除行政壁壘和行業門類界限,以廣闊的視野整體考慮傳統生態文化資源開發問題。

二要加強對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內涵提煉和價值升華。 文化符號作為連接過去和未來、維系情感交流和認知的核心載體,由能指和所指構成。這就決定了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中,不僅要對文化符號精準篩選、識別,還要對文化符號進行重構與再輸出。 2018 年8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10]這就指引我們要在歷史中追尋傳統、在當下生活折射中發現傳統精髓。 如,從諾魯孜節的傳統習俗中挖掘、凝練其生態學意義上可資反思和借鑒的思維與實踐模式。 此外,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底蘊與精神內涵。 我們不僅要深耕其價值理念、挖掘其文化基因,還要大力推進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融入話語構建,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向世界展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傳統生態文化話語構建中既要堅定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文化立場,也要堅持開放包容、兼收并蓄,還要堅持創新性發展、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國際舞臺上的高質量傳播。

三要注重對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 創新性發展”[11](29)。 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12](43)這就為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傳承確立了發展路向。 首先,要立足鄉村,深入了解鄉村生態環境與文化現狀,這有利于尋找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在當代鄉村社會的繼承基礎和創新契合點。 其次,要依據新時代的新特征、新發展,如生態技術進步、生態產業發展等,以新的理念和視角重新審視傳統生態文化,在理解歷史的基礎上推陳出新,不斷豐富其當代意義。 最后,要創新運用現代的表達形式,將理論表達與現代傳播有效結合,如生態紀錄片、網絡傳播等,改造和傳播傳統生態文化,增加其在新時代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三)數字化創新傳承媒介:優化互動情境賦能的驅動力量

傳承媒介作為聯系傳承主體和傳承客體的橋梁和紐帶,在文化傳承活動中至關重要。 在數字時代,現代媒介的加速進化過程改變了記憶社會過程的時間軸線,能夠將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元素以“實體化”“活態化”的實踐形態激活并呈現出來,為生態文化的傳承與助力創造了更為快捷、便利的傳播條件。

一是,加強對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數字化沉淀和保護。 優秀傳統生態文化類型豐富、形式各異,要全面、系統地保護這些文化遺產,需要利用3D 掃描、360°全景錄像、錄音等數字技術進行大量修復、轉化和存儲等工作,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生態文化中的非物質文化內容。 如生態知識、生態技能、民間表演等。 值得一提的是,古籍文獻作為重要的生態文化記憶載體,由于內容的豐富性和自身的脆弱性,其保護與應用尤其需要引起重視。 可以通過高精度掃描將古籍內容轉化為數字信息,延長其生命周期,還可以應用圖像修復和病害監測等技術手段對古籍進行全面檢查和診斷,進行必要的修復和處理,以科學的手段實現對古籍的全面保護。 此外,由于生態文化資源具有碎片化的特點,可以通過構建系統的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數字資源庫,實現生態文化資源的整合與共享。

二是,加強對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數字化呈現。 在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呈現中融入現代科技,這是實現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的重要舉措,可以為鄉村振興提供全新而生動的展望。 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可以豐富生態文化的展示方式、提高其真實度和原貌性。 如博物館、文化館利用三維動畫、虛擬現實等技術立體重構蘊含生態文化的傳統農業生產生活場景,以生動和直觀的方式再現傳統生態文化。 這既能使傳統生態文化在現代技術環境中煥發出更強的生命力,又能增強展覽的參與性、互動性和體驗感,還可以加深觀眾對生態文化的理解與認知。 數字化技術不僅可以用于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保護、展示,還可以開發數字教育資源、研究資源等,實現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資源的深度開發和多元化利用。

數字化技術為保護和傳承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平臺。 我們應采取有針對性的舉措,加強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數字資源的建設,推進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使之在服務生態文化保護與傳承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