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

王建新

(蘭州大學 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 蘭州 730000;蘭州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講話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所固有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性。同時,還強調要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使二者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密切結合起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古今中外的兩個結合,關系到對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征的具體解讀和理解。本文將聚焦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從中華民族的歷史傳承和現實發展、東西方文化交融動態去解讀包容性特征的深層意涵,有效提升認識,從而正確助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

一、中華民族歷史傳承中的包容性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中國考古學的區系類型理論告訴我們,史前中國考古文化大致發源于中原、東北、東南、北方、云貴及青藏等六大區域;中華民族各群體適應不同區域內的自然環境,世代疊加,曲折發展,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類型。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民族走廊理論又說明,生活在六大文化區域的各民族群體沿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及南嶺走廊等民族走廊大通道持續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型民俗文化。在努力獲取外部資源,促進自身社會發展的同時,逐漸形成相互依賴的兄弟情誼?；ネㄓ袩o、競爭發展的歷史經驗,使他們在文化傳承中具有了包容性特征。

有史以來,中華民族各群體的歷史發展進一步說明,文化傳承中的包容性特征得到了全面加強。在北方,先秦時期的薩卡、大夏、月氏等塞種各部落翻越蔥嶺,通過天山及河西走廊與中原王朝互動交融。進入秦漢,逐漸強盛的匈奴部落沿西北走廊向東南突進,與中原王朝展開了長達數百年的軍事爭奪,最終融入中原群體。魏晉南北朝時,東胡部落勢力興起,在西北走廊東部與中原王朝形成拉鋸態勢。唐朝以后,與中原王朝軍事互動的主角依次為北亞高原的突厥、回鶻、女真、蒙古等部落群體,直至清朝統一全國。而在東南地區,古代中原徐地及楚地居民向南遷徙,逐漸與當地居民互動交融,形成數十個少數民族群體;西南地區則從遠古的氐羌部落,到中古的吐蕃王國,都是在與中原王朝互動交流中獲取生存發展機會。交融發展的歷史傳承使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延伸至政治軍事領域。

中華民族各群體間跨區域婚姻經貿往來的血緣和通商傳承又深化了包容性特征。王昭君北嫁匈奴、文成公主南嫁吐蕃、香妃來自西域等姻緣佳話說明中原與周邊民族群體血脈相連。西北走廊的玉石古道、藏彝走廊的茶馬古道、南嶺走廊的香料古道,游牧部落與農耕民族的互惠貿易等都展示了中華民族各群體間存在一個相互依存的龐大貿易鏈?？脊盼幕皻v史研究都證明,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自然孕育于中華民族各群體的歷史傳承中,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寶貴文化資源。

二、中華民族一體發展中的包容性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體現于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體發展。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加緊對中國的殖民侵略,脅迫清朝政府簽署了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大片領土割讓,財富外流。殖民壓迫、經濟崩潰激發了中國各民族群體的團結抗爭,有力推進了他們相互包容的文化自覺。這一時期,國內各民族群體的精英們奮發圖強,共同推進救亡圖存運動,加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中華民族現代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也使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達到空前高度。國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不斷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已然貫穿于國家政治體制,各民族享有自治法權,能夠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覆蓋范圍內自由使用各族語言文字。電視廣播、新聞出版、民族文學藝術的快速發展都說明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超越世界其他國度。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經濟文化建設快速發展,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和國際政治舞臺上的話語權不斷提升,中華民族的一體發展也達到了新高度。這就要求政府和各民族精英在提升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從而使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走向新的高潮。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開始直面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前所未有的大挑戰。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空前復雜,危機無處不在,中國政府需要以高超的外交及政治軍事智慧應對現實。在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一貫通行的國際政治社會里,中華民族的一體發展已成為國家戰略決策的重大環節,構建牢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才能以實力維系國家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為維護和促進國家的一體發展,我們需要更進一步提升各民族群體的文化自覺意識,創新推進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這就要求我們,排除千難萬險,將中華民族各群體緊密團結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推進國內各民族平等互助、共同進步的現代化實踐。我們要緊跟中華民族一體發展的時代步伐,不單一強調中華民族各群體的某一部分及其文化傳統的作用,也不排斥任何一個群體的積極作用和貢獻。我們要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像石榴籽一樣緊密團結在一起,以科學合理的姿態應對各種困難和危機。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已經進入了決定性的歷史時期,其一體發展要求我們以文化自覺的姿態去推進和提升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從而創造出嶄新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三、中華民族宗教信仰和諧格局中的包容性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維系了各群體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其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宗教史學研究表明,中華民族各群體的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文化傳統,都是由一個或幾個制度化宗教(包括外來制度化宗教)與地方性宗教民俗在歷史上疊加形成的宗教文化復合體。前漢時期,佛教翻過帕米爾高原從印度傳入中國;后漢時期,道教信仰在四川盆地形成,傳入中原后再由蜀道、楚道及吳道等走廊通道傳入南方;隋唐以后,古代基督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域外宗教接踵而來,在中國各地各群體中傳播。再根據民族學、人類學民族走廊理論所提供的思維框架,我們可以看到,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分別在藏彝走廊、南嶺走廊、西北走廊、中部及沿海地區逐步融入地方社會,與地方性宗教民俗交融而形成“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

先秦兩漢至今,這種宗教文化交融發展的和諧格局逐步加強,其多元并存的內容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在藏彝走廊地區,藏傳佛教發揮主導作用,又與苯教、神山信仰等地方宗教民俗多元并存,形成當地居民宗教文化的整體結構;南嶺走廊地區,道教在漢族及幾十個少數民族群體的宗教信仰體系中發揮主導作用,同時與各類村神、師公道公、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交融發展,形成獨具特點的宗教文化結構;而在西北走廊和中原及東部地區,伊斯蘭教、基督教作為宗教信仰的上層結構與各民族群體諸如麻扎拱北信仰、四大門信仰等本土性宗教習俗交融形成獨特的宗教文化體系。這些現象都說明,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也為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發展鑄就了實踐路徑。

四、古今中外兩個結合中的包容性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成就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讓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古今中外這兩個結合,既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特征的必然體現,也是我們需要去努力實現的現代文明發展目標。這里的問題很清楚,即“要秉持開放包容,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有兩層基本意思,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及傳統文化相結合,其次是秉持開放包容精神,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培育和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二者互為表里,缺一不可,正確的解讀和理解至關重要。

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把握社會發展規律、物質與意識關系的基本原理。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現代化建設中,我們要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深刻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珍貴價值,積極展開挖掘、保護和利用,促進新文化形態的創造;同時,我們還要辯證看待外來文化,剔除糟粕,取其精華,進一步豐富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我們既不能片面排外,對東西方文化交流持抵觸情緒,也不能固步自封,取井底之蛙之勢。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古今中外兩個結合,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特征的優勢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奮斗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