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河西走廊看中華文明的歷史連續性

黃達遠

(西安外國語大學 俄語學院,陜西 西安 710100)

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談及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將之概括為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1]。在上述五重特性之中,“連續性”不僅體現于中華文明數千年未曾斷裂、休眠的源流史中,還體現于歷史中國和現代中國疆域空間內各地理文明的漫長互動史中。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包容性之間聯系密切,在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獨具韌性的歷史時空里,許許多多民族都曾參與了我們集體記憶的模塑過程,為中華文明的百花齊放、兼收并蓄提供了絕佳的注腳[2]。在認識中華文明之演變、理解中華文明之特性的時候,舊日的王朝史觀和中原中心視角已然蒼白無力,我們需要從悠久的歷史中,從各民族的交往中,從農耕、游牧與綠洲文明的互動中去尋覓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連續性特質。

河西走廊作為具備地理和文明雙重意義的走廊,它構成了我們探視中華文明連續性的一扇窗口。河西走廊在地理上連接了西域和關隴,連成一線的綠洲與半綠洲,為游牧民、農耕民和綠洲民創造了物資供給、商品交換、文化交流的空間。在公元前2183年至前1630年間,齊家文化影響范圍的西部地區已包括河西走廊,這一吸納、糅合了歐亞草原因素、西羌因素與中原因素的考古學文化從某種維度上反映了諸地理文明逐漸由“滿天星斗”“獨立發展”走向“碰撞交流”“沖突融合”的過程[3]。春秋戰國時期,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生活,隨后他們為匈奴所驅離;西漢中期,中原的移民輸入日益增多,河西走廊東段的城鎮趨于繁多。中原農耕民的遷入并沒有將河西走廊農牧交錯的局面打破,農業和牧業均有所發展。西晉后期與十六國時期,中原士人為躲避戰禍又大量遷入河西走廊,與當地的羌、氐、鮮卑等族群共享同一片地理空間中的不同資源。隋唐時期,河西走廊的農牧業并舉,史有“勤于稼穡,多畜牧”的描摹[4]817。在中原士人向河西傳播儒學等思想的同時,佛教、祆教等異域文明經由河西走廊影響中原,可見河西走廊不僅促進了基于物質資料生產的文明交往,還為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的文明交流、涵化搭建了橋梁。唐代以后,河西走廊雖一度處于中原王朝行政權力之外,但河西走廊作為中原自西北方海納多元文明并向外邊疆輻射農耕文明的連接性角色長期存在。直到近現代,河西走廊仍然以“農牧交錯地帶”“內邊疆”或“民族走廊”等橋梁作用或連接性定位見諸相關著述之中。

河西走廊不勝枚舉的文明交會與融合再造案例,突出說明中華文明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綿延連續的特征。在相互割裂的王朝史觀與中原中心觀疊合的視域下,中原王朝和漢人成為歷史進程中的“單線”,容易令人產生農耕文明、綠洲文明與游牧文明分庭抗禮、勢不兩立的錯覺。這種錯覺很容易誤導人們,將中華文明的發展演變完全等同于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互相拉鋸、爭奪生存空間的過程。民族學家谷苞先生曾表示,在西北五省區中,自古以來就存在著游牧區與農業區同時并存的格局,這中間雖然存在著農業區擴大和游牧區縮小的變化,但是農業區與游牧區同時并存的格局一直未變[5]。我們在河西走廊不難發現,由于歷史上各民族在農耕、畜牧與游牧生計方式間的流動以及對上述生計類型的組合,幾乎每一個河西走廊的村落都不是由單一民族之居民所構成的。同時,農耕民、綠洲民、游牧民三者的界限也并不僅僅根據民族的差異而定。這些都說明,將連續一體的農田、綠洲和草原的自然與生態邊界轉化為一種區隔人群、甄別文明的邊界或標準是不客觀的,我們需要看到跨越生態邊界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連續性[6]。

河西走廊提供了交通運輸上的便利,縮短了區域內部“山前草原—綠洲或半綠洲—荒漠”間的空間距離,能夠凸顯各類文明間存在的共生現象以及連續性特征。在這里,我們能夠一睹外來文明借道河西地區實現文明形態在地化的現象。就河西區域文明的分野和連接而言,山前草原、沖積扇的(半)綠洲與內流河尾閭的荒漠分別對應著不同的主導型生計方式,即游牧、農耕和游牧。但是,自中原或西域遷來河西的移民并不總是從事單一的生產,而會因水資源與土地資源的豐寡與分布去調整與當地人和前代移民之間的關系。谷苞先生也曾指出,農業區與游牧區并存的格局,是和西北地區的自然地理的特點密切聯系著的。各族牧民把干旱的荒漠、半荒漠以及河谷、山麓、高山、高原地帶,巧妙地安排為四季輪牧的牧場,這是合理利用土地資源的一個意義重大的發明創造[5]。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人群會進一步利用和發揮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優勢,抑或是基于當地的供需關系從事行商或坐賈的差事。在資源利用和市場交換等因素的推動下,歷史上不同族群的關系或能夠被歸為農耕、綠洲與游牧三者的關系,而不同族群參與創造之文明的特性也可被部分地解構為“農”與“牧”兩大類文明的特性。河西走廊農牧交錯特色的長期存在則說明了“農”“牧”兩大類文明沖突或和平交往行為在空間上的穩定性和時間上的連續性。由此可見,中華文明發展史在河西走廊的在地化版本是圍繞族群社會生活、經濟行為和生計方式展開的,河西區域史的關鍵內容也能充分體現農牧關系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等領域的連續性。

基于以上河西走廊所體現的中華文明連續性特征的討論,我們可以對農牧間生態、文明及空間關系作延展思考。我們或可從中發現一條理解中華文明連續性特征的有趣路徑。傳統的王朝史觀主要聚焦以“大人物”或“英雄好漢”為主體的政治軍事事件,“時間優于空間”或忽視地理空間連續性之歷史作用的現象亦較為普遍。但是,與農牧關系伴生的區域史觀、長時段史觀則要求我們去嘗試發現“社會時間”和“自然時間”,尋找地理環境、政治軍事史事、平民社會生活、經濟數據及相關要素之間的連接點,進而以“復線”的時空來彌補“單線”時空下歷史敘事與討論框架中的缺環。

河西走廊的區域史,不僅是一部漢人墾殖邊疆的歷史,它更是一部各族人民因地制宜、謀求生存,相互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河西走廊的研究,對于我們從更宏闊的維度探討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特征是頗有裨益的。事實上,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包容性不僅僅指向時間尺度的漫長和內容物的多寡,它們還應具有另一層次的涵義,即文明是人與人互動的產物,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產物,也是農牧生計互動連接的產物。我們有必要對基于“東—西”或“南—北”類二元結構理解中國的方式加以調整,嘗試“從走廊看中國”,通過認識農耕、綠洲和游牧之間互動交流來理解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河西走廊轉換視角,幫助我們不斷深化對中華文明連續性挖掘和認識,從而進行史觀與史學理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