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地理符號機制探究

范 俊

(云南大學 歷史與檔案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和“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是空洞的口號,必須通過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機制予以推動和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推動各民族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創新交融,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盵1]這實際指明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種重要機制,即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以此增強各民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地理符號就是一種典型的中華文化符號類型,樹立和突出中華地理符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這樣一種地理符號機制,符合現代民族意識和民族觀念形成的一般性原理,也貫穿于中華民族的百余年建構歷程之中。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加強各民族共享的中華地理符號的塑造和傳播,充分發掘和運用中華地理符號所蘊含的文化資源,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作為民族文化認同機制的地理符號

民族是基于“共同要素”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共同體”,“共同的地域”則是關鍵性要素之一。這是因為,地理空間和自然條件是民族形成發展的物質基礎,每一個現代民族(nation)都需要一塊可以保證他們生活并通過它能證明自己存在的土地。對民族而言,將無比重要的地理空間進行符號化,自然能夠構成凝聚民族整體性的一種普遍性機制。今天,我們討論通過地理符號塑造與傳播來樹立和突出中華民族形象、增強中華文化認同、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正是基于這樣的普遍性機制而展開的。

地理和民族具有先天物理上的相關性。地理環境提供著人類生息繁衍的物質條件,征服改造自然以相適于物競天擇規律的愿望,推動著人類走向群居的集體生活,地理為民族誕生與生存準備了最為基本的條件。另外,獨特地理位置與地緣環境構成的特殊物理空間與安全屏障,有時還是民族得以形成延續的保障?？梢哉f,歷史上任何民族的產生都離不開自然地理資源,在謀求發展過程中也都向往和爭取豐厚自然資源優勢,甚至存在不惜訴諸暴力的可能。即使是當下總體和平的世界,由水、土地等地理資源而引發的族際沖突也常在局部地區上演。而且,在主權國家時代,通過合理規劃國家發展空間、利用國土資源,也是國內民族團結復興的重要手段?？梢?地理自然資源提供了民族形成與發展不可或缺的物質資源、社會空間和安全屏障。

地理要素對民族的意義絕不限于其物質性價值。民族的文化屬性,決定了共同歷史文化是民族凝聚發展的重要因素。歷史文化的共同性越突出,就越能激發民族成員的身份認同。地理環境對人類的極端重要性,使得只有依賴地理環境聚集生息的人群,經年累月形成與環境息息相關的獨特文化,從而構成民族共同體凝聚的重要紐帶?？梢哉f,地理要素在民族文化特性形成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敘述任一民族歷史,地理都是與時間同等重要的內容,民族歷史中的地理起源、空間分布、遷移軌跡都被視為敘事要素。也正是由于共同的地理空間見證著共同的民族發展歷程,激發出共同生存空間的地理想象,它也就構成了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工具。

在這個過程中,一般通過對地理空間的特殊性和歷史性的重新定義來動員民族共同體意識。一是以地理追溯民族歷史?！耙粋€民族,如果長期沒有自己的歷史年表,如果沒有一個維持共同記憶的源泉,或者說,如果對自己的過去是怎樣或‘本該怎樣’沒有一種大體一致的制度化的贊同,這個民族顯然難以存在下去?！盵2]91因此在民族建構中,重現民族編年史與民族溯源“尋根”運動往往被認為是構建民族認同的重要方式[3]72。地理地域正是證明民族“從哪里來”的有力證據,對民族起源地的確定性考證,確實能夠制造出民族歷史存在的實在性。二是以地理表征民族文化。共同文化是區分不同民族、喚起民族成員身份共識的最為深入持久的力量。特定地理區域和地點由其自然風貌或歷史文化抽象出的獨特風格,通過比喻等方式與民族關聯,成為民族精神和形象的象征,以此寄托或生成民族成員歸屬特定民族的強烈情感。三是以地理框定民族空間。地理空間除物理空間屬性外,還是民族形成凝聚的社會空間。運用地理地圖、圖案對民族生存或向往的地理空間幾何化表示,提供民族成員的具象性體驗,構成理解“民族—家園”的認知圖示,從而為共同體感的形成奠定基礎。

每個現代民族的誕生過程,無不伴隨著民族地理歷史和民族地理文化的建構活動。如德意志第二帝國時代的“家園運動”,英格蘭歷史上湖區保護運動、新森林保護運動,塑造了“湖區”“新森林”的“民族遺產”符號內涵[4]85-205;猶太人通過“圣城”的形象建構來激發猶太民族認同;阿根廷利用馬爾維納斯群島制造“收復失地主義”民族情緒,以此強化民族凝聚。此外,“六邊形的法國,靴子狀的意大利,低地國家的雄獅圖案”都是國家形象的圖示標識,這些“各有特色的標志、裝飾與扮相”,最終都能“逐步融入到各民族自身的共同體意識當中”[5]。這些塑造大多強調特定地理位置所蘊含的獨特歷史、獨特文化、獨特精神、獨特價值,在構建與對應民族緊密關系中,營造出“共同性地理空間”或是“共同性領土”的整體性意涵,對外強化著民族“統一性”認識?？梢?這些地理獨特性渲染形成的標志以及線條勾勒出的具象化圖案,都是服務于民族獨特性的構建,其目的是以此制造出“我者”與“他者”界限,進而生產出民族成員與特定地理區域之間不可分割意識的同時,強化民族成員的身份認同。

事實上,在世界大多數現代民族構建過程中,國家政府、社會組織、民間精英都會自覺利用政治政策、藝術創作、社會活動等賦予大量地理要素不同的民族文化意義,使之成為各種民族地理符號。經過歷史演化和持續不斷的塑造,那些與民族關系最為緊密,最能表征民族文化特征、空間形象,最為民族成員接受的地理標志與符號,最終成為典型的民族文化符號并為全民族共享。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符號,是聯結社會成員并使其‘想象’成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重要載體”[6],從而使得文化符號塑造與傳播成為現代民族建構的基本機制[7]9。這些共享性地理符號自然也就為這些民族提供著共同體想象的依據和線索,進而在以它們進行民族共同體建設時能夠起到重要作用。這些民族的歷史實踐也證明,將地理空間塑造為共同領土遺產或是共同歷史文化象征,使得地理空間轉化為民族地理文化符號,有助于樹立和突出民族特定形象。而將民族共有的地理空間塑造為具象化圖示標識,形成地理圖示符號,則能夠提供民族整體性和一體性想象。

通過觀察現代民族形成發展的一般性規律可以看到,民族共同體建設和共同體意識無論如何也不能撇開地理要素,將與社會歷史、社會文化、社會空間相關的地理要素進行符號化的構建,繼而具象化地發揮地理文化符號直觀觸及、易于擴散優勢,能夠克服單純的宏大歷史敘事和抽象文化敘事的不足,構建出更為具體可感的民族形象。由此可以認為,地理符號作為民族“表象”,是現代民族建構的一種特殊機制。由于民族需要被持續構建以形成牢固的民族認同,這也意味著地理符號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構建與傳播,符號所指的象征意義如果不能得到持續維護和普遍認知,將會對民族共同體意識產生一定消極影響。因此,民族地理符號的特殊機制需要在現代民族構建過程中得到持續性運用與維護。

二、中華民族建構過程中地理符號的塑造

中華民族是在歷史過程中逐步凝聚形成的,而地理環境為中華民族一體化提供了有利的空間條件。共同疆域內不同地理環境孕育了多元起源的中華文化,起源不同的多元文化逐步向中原匯聚,進而融合形成了中華文化。歷代王朝國家皆以中華文化作為疆域治理的主要政策資源,實施“天下”治理理念,不斷強化著中華文化的感召力。各地域群體文化雖各有特征,但都對中華文化所蘊含的核心價值保持較高認同。由于中華文化的最初匯聚壯大之地在于黃河流域,于是,孕育中華文化的“中原”“黃河”“昆侖”起源地受到重視和認同,逐步成為代表中華文化的符號而被接受。

另外,王朝國家時期的統治者為防范龐大疆域的碎片化、實現疆域整合,營造了整體性的“天下一家”“四海一家”的地理象征符號?？傮w來看,王朝國家地理符號的最大特點就是,尋找能夠表示“中心”的地理要素進行符號創造,用于表征統治者權力與文化之中心,以此凝聚分散各地的臣民,例如通過封禪等營造出“泰山”等地理符號就是如此。與此類似并為國人熟知的“中國”“中華”,最初也是意指皇權所在的“中央之城”“中間之門”[8]11,后來才演變成為“全部地域和各族人民在內”的總體性國家與民族符號[8]228,實現了方位性地理符號向文化性地理符號轉移。王朝統治者采取表征中華文化起源以及至高權力的地理符號,雖然主觀上是為鞏固“大一統”統治,但在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自在發展。

小麥赭曲霉毒素A的ELISA與標準值線性關系見圖2。以標準物質的標準值作為橫坐標，ELISA的檢測結果（實測值）為縱坐標，標準物質的標準值為0～61.34μg/kg時，線性回歸方程為y=1.100 9x-0.471 6，相關系數 R=0.999 9。

中華民族的自覺發展歷程發軔于晚清西方列強入侵的時代背景下。民族羸弱促使國人采取開放的世界眼光看待中國,并以圖示性符號構建民族與國家形象。清末學部審定的《最新地理教科書》將全國版圖描繪為“大三角形”,同一時期學部編寫的《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則將中國全境想象為“秋海棠葉”[9]。吳闿生通過《五帶圖》表征位于溫帶的大陸中國必然崛起的隱喻,以此激發民族自信。梁啟超接受“黃帝起于昆侖”之說[10]448-454,強化“昆侖”的中華民族符號屬性。在此過程中,正是由于“中華”這個傳統文化符號的強大感召力,使得“中華民族”也成了一個富有感染力和傳播力的中華文化符號,并迅速得到社會廣泛認同?？梢赃@樣認為,“借用傳統民族意識資源,借用傳統民族象征符號,加以創造性發揮和動員”[8]391,正是激發清末民初的中國現代民族意識的機制。

民國建立以后,政府進一步強化了地理符號的構建。在民國建立初期,象征“十八行省”的“十八星旗”因存在排斥邊疆地區的缺陷而被“五色旗”所取代,在國旗符號的維度上宣示了中華民族的“五族共和”內涵,反映出當時地理符號構建的主動意識。北洋政府時期,袁世凱把北京皇城正南門改名“中華門”,將中南海寶月樓命名為“新華門”,以表示“把各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在一起”的意愿[8]111,繼續強化“中華”“新華”等符號的構建。與此同時,“華山”“黃河”“昆侖”等表征中華民族發源的系列地理符號通過國歌征集或設定得到繼續塑造。例如章太炎撰寫的國歌歌詞中出現“華岳(事實上指華山)挺中央,夏水(《水經注》河流名)千里”,張季直的歌詞中出現了“昆侖祖峰”,錢念劬歌詞中則有“宅中土而跨黃河”等[11]。這種通過地理符號來溯源中華民族的做法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得到延承,例如定期派員進行黃帝陵祭祖活動,加強對黃帝陵這種文化地理符號的塑造。

抗日戰爭爆發后,隨著領土危機的加劇,中華民族幾近陷入亡國滅種境地。在抗日救亡中,社會各界紛紛創制重塑多種地理符號,激發出國民空前高漲的領土意識,催化了中華民族的進一步覺醒。這一時期圍繞中華民族拯救圖強而展開的地理符號塑造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人文地理景觀符號塑造加強,如民國政府批準并參與成吉思汗陵西遷政治活動強化了“成吉思汗陵”民族整合功能,以突顯蒙古族是中華民族組成部分的意涵[12]82-83。二是重新審視負面地理符號危害。如在1932年,傅斯年撰文批判日本建構的“滿洲”稱謂,指出這一符號“瓜分中國企圖”所指,主張以“中國東北”替之,力主否定“南滿”“北滿”“東蒙”等相關符號[13]376。三是極力構建邊疆地理符號。隨著國人邊疆觀念的強化,大批有識人士采取“西部考察”活動,通過“地理環境、故城遺址、民俗風情考察發現”等來構建邊疆“秀美多姿”新形象,用鏡頭、報告等形式記錄西部風景社會,賦予“領土邊疆”政治意涵[14]305。四是賦予傳統地理概念以新的政治文化意義。如,“長城”成為抵御外侮的符號,“松花江”成為國恥符號,“盧溝橋”成為“七七事變”的時間符號,而“延安”則被塑造為中華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符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類反映中華民族新氣象、新意義的地理符號不斷被創制出來,成為彰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認同的有效形式。一是自然地理的符號化,例如印制在人民幣上的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八達嶺長城、南天一柱、長江三峽、珠穆朗瑪峰、泰山、三潭印月、桂林山水、布達拉宮等。二是建筑地標的符號化,如新中國成立伊始,形成的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等建筑性地理符號。三是地名的符號化,例如“鴨綠江”“大慶”“大寨”等逐漸成為象征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地理符號。

十八大以后,富有新時代特點的中華地理符號陸續出現。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講話中直接將萬里長城、都江堰、大運河、故宮、布達拉宮、坎兒井等列為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燦爛文化。這些人文地理景觀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符號。2019年開始以國家文化公園的新機制進一步強化長城、大運河、黃河等中華民族符號,2021年開始又以國家公園形式塑造三江源、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中華地理符號。

三、地理符號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特殊意義

縱觀歷史可見,創制地理符號凝聚中華民族,激發各族民眾的中華民族認同,是中華民族形成和構建過程中的顯著現象。在此過程中,形式多樣的中華民族地理符號得以創制并擴散開來。從符號來源屬性來說,可分為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兩類。人文地理包括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重要政治、文化活動所形成的建筑、遺址、遺跡、公園等文化遺存;自然地理則為森林、江河、山岳、湖海等地質地貌,以及作為疆域、地域的整體。這些地理要素關聯著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從不同方面表征著中華民族整體或某個側面。如“昆侖”象征中華民族起源,“黃帝陵”象征中華民族共同祖先,“盧溝橋”表征了中華民族團結保家愛國精神,“天安門”賦予中華民族獨立新形象,“泰山”代表中華民族生死價值觀,“雄雞”表征中華民族地理空間。在表意豐富的中華地理符號群中,“長城”“長江”“黃河”等符號歷久彌新,成為扎根于中華民族成員內心深處的關鍵符號,當然也有部分地理符號由于社會影響力天生不足或是后天意義重塑不夠而在時代轉換中衰落。

地理符號的變遷反映的是國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構建任務的轉換。每當中華民族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命運際遇發生變化,地理符號塑造背后的核心訴求也隨之發生改變,塑造出來的地理符號意義進而也發生了轉化。這既體現于符號所蘊涵的社會政治意義,也體現于符號形式本身。例如,泰山就從之前表征皇權至上的符號轉化為民族文化的符號。這也造就地理符號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之間關系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邏輯與特征,但都不能否定,地理符號憑借象征與具象功能對中華民族凝聚與發展起到的重要作用。綜觀歷史,地理符號機制凝聚國民意識、增進民族團結、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在不同歷史階段發揮著不可替代性作用。它無疑是中華民族構建的重要機制。

其次,地理符號形塑了中華民族“一體感”的心理感受。地理符號在構建中華民族成員領土意識的同時,也促進了“民族共同體感”的生成。民族是一個共同體單位,共同體組織與結構必須呈現出“整體性”意向,分崩離析、分散孤立并不能形成民族共同體的想象?，F代地圖和方位性地理符號以簡單明了的整體性形狀出現,提供了廣大民眾對中華民族領土不可分割的普遍性認知。而“盧溝橋”“黃河”“長城”等地理符號則以“一橋一河”“一城一地”,具體表述著每寸土地對于中華民族的意義,同樣隱喻了中華民族的不可分割,從另外一面訓練著民眾對中華民族一體性的感知。

再次,地理符號制造了中華民族“我者”與“他者”的身份體驗。利用線條構成的圖示符號,可以為中華民族界定一個相對固定的地理空間。特別是將中華民族生存的地理位置標識在世界地圖中,在制造出中華民族準確坐標的同時,生產了一種有別他族的自我觀念。同時,這些依據中華地理版圖構建的具象也生成了一種中華民族領土的特殊標識,逐步演化為中華民族特殊標志,在視覺上給人以強烈區別他族版圖形狀的特殊性感知?？梢哉f,部分中華民族地理符號用“特殊”勾勒了“不同”,從心理上制造出中華民族“我者”與“他者”的身份區分。這種區分性意涵還由中華地理符號所指的中華民族文化獨特性所致。例如,長城、盧溝橋等由于與中華民族抗戰歷史勾連,使得它們折射出中華民族英勇不屈、保家愛國的獨特民族精神。泰山因與儒家文化關聯,從而內涵有“重于泰山”的中華民族獨特生死價值觀。相反,“松花江”“南京”等承載著苦難的地理景觀被視為民族“負遺產”,則從另一角度,以民族或國家記憶的符號喚起國民同仇敵愾[16],在形塑不同于“他者”的中華民族身份中發揮了殊途同歸的功能。

最后,地理符號營造出中華民族“令人熱愛”的情緒反應。民族認同包含認知與情感兩重內涵,二者相輔相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要構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深刻認知,更要厚植熱愛中華民族的真摯感情。部分地理符號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相聯系,構成了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空間,寄托著中華民族的神圣感情,在世代傳遞中永恒地表達著中華民族的集體情感。即使是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關聯稍弱的諸如“三江源”等自然地理區域,也能通過塑造成為意義中心,表征中華民族“和諧共生”的道德價值,而它被賦予“國家公園”的名號則進一步塑造了其“不可破壞性”民族遺產的符號屬性。在具有神圣意味的這類地理符號感召之下,民眾渴望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并使得一種特定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中華民族既是一個文化民族,是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文化單位,也是一個政治民族,是伴隨中華民族國家的構建而形成的,由全體國民組成的現代民族[17]。但無論哪種性質的中華民族,“都是地理性極強的人文現象”[18]12,都離不開地理符號機制的作用。在文化性中華民族建設上,地理符號以比喻、隱喻等形式表征著自尊、自信、自強等抽象品格,凝聚了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歷史、精神、文化、價值,在塑造民族共同體所必需的民族品質的同時,也提供著民族共同體的集體記憶,從而營造了團結精神。在政治性中華民族建設上,地理符號以具象形式形塑國民一體,推動整體性中華民族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地理符號促使了中華民族成員強烈領土歸屬感意識,維護了國土統一,保障著中華民族建設的統一政治空間。于是可以說,中華民族地理符號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而言,都是意義重大的一種特殊機制。

四、中華地理符號的再塑造及基本議題

不斷塑造和利用地理符號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構建的內在需求,它驅動著中華民族“自在—自覺—自立—自強”的不斷演進。受民族理論認知以及中華民族建設任務影響,地理符號塑造與中華民族建設關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邏輯與特征不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當前這一夢想比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把握時代契機,面對新時代中華民族復興的核心使命,需要繼續發揮地理符號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為推進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事業,必須重視發揮地理符號“作為各自民族文化的一種基本資源因素融入到民族文化的歷史發展中,成為該民族文化的一種難以剝離的‘地理—文化’構因”,同時具象而鮮明反映著民族獨特唯一形象,強化“民族的集體記憶和民族身份的標識”的政治文化功能[19],必須將中華民族地理符號視為一項社會文化系統性工程予以重視和推進。

一是校準價值取向,增強中華民族文化符號塑造的自覺性。當前中華地理符號的構建,首先要解決的是“價值取向”問題,即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取向,突出符號的“共享性”。歷史中,各民族共同開拓的疆域、共同建設的偉大工程、共同保衛的領土、共同開發的領土都是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都能塑造為“共享性”地理符號。具體實踐上,應以凸顯“民族遺產”的文化意涵為指向,繼續賦予萬里長城、都江堰、大運河、故宮、布達拉宮、坎兒井等傳統地理符號中華民族新時代的內涵。同時也要重視“河西走廊”“敦煌”等地理文化內涵的拓展、完善和強調,要“把人們已經淡忘的、形象模糊的民族文化特征重新描繪和突出出來”[20]。

在錨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核心目標基礎上,充分形成重視中華民族地理符號塑造的自覺意識,形成中華地理文化符號塑造的合力,并多方位強化這一實踐。中國各民族在多點起源的基礎上,經過不斷的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最終如滾雪球般壯大為一體的中華民族。這使得在廣袤的中國國土空間內與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無疑存在著豐富的人文或自然地理要素具有成為中華文化符號的潛力,從而可為當前挖掘各種地理素材進行符號化生產活動提供可能。我們可以通過政策設置,引導鼓勵社會科學研究、文化傳播、新聞宣傳、體育組織等不同領域界別,充分發揮各自的領域優勢與專業特長,以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感主動參與到中華地理符號塑造中來。

二是挖掘符號資源,構建完整的中華地理文化符號體系。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既是地理符號的表征對象,也是其依托資源。除繼續用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文化資源進行符號塑造外,還要深挖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現當代文化資源,進而全面塑造“共同領土”“共同精神”“共同價值”等中華民族認同的地理符號群。利用新時代素材進行符號塑造有許多成功案例,例如由桑杰曲巴和女兒卓嘎、央宗兩代人幾十年放牧守邊事跡形成的“玉麥精神”就是新時代的中華地理符號。

“領土界限本身即可獲得一種顯赫的地位并為其公民帶來強大的歸屬感?！盵21]60這決定了領土性政治符號是中華民族地理符號群中關鍵性組成部分。因此,在繼續圍繞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相對集中于中心區域的地理要素進行中華文化符號塑造外,還要注意構建出邊疆與邊境、全國與地方、陸地與海洋的多層次的中華領土符號體系。首先是要格外重視邊地景觀地理,利用好邊地要素強化中華民族領土符號的塑造。具體來說,是要繼續針對諸如“南沙群島”“曾母暗沙”“漠河”等對于中華民族領土完整具有重要意義的邊地區域進行強化敘事;其次是要重視界碑、口岸、貿易互市點、邊境通道、邊境村莊等邊地標志的敘事;再次是要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引下,強化陸地領土、海洋領土、空中領土的全方位領土意識,大力加強“南?！钡戎腥A民族新敘事;最后是要重視“藏彝走廊”“民族團結誓詞碑”等區域性、地方性的地理要素敘事。最終通過多類型地理要素敘事,營造出領土幅員遼闊、國土不可分割、守土國民有責等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出多層次的中華民族地理符號體系。

三是創新符號機制,重視參與性強的符號塑造機制建設。藝術創作、政治活動、科學考察、理論闡釋都是目前常見的中華地理文化符號的塑造機制,各有優勢和特點。邊境界碑巡邏、領導人視察等政治活動依靠國家力量,具有相對強有力的權力勢能,社會影響力較大;對地理進行中華歷史文化價值闡釋的理論研究、海洋科學考察等科考活動則能深入地構建地理的中華民族文化內涵和價值意義;而藝術創造則最能抓住地理的核心文化與政治價值,極具感染力。我們需要在現實中根據地理要素情況和塑造需要,針對性地單項或組合式加以實施。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常用機制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它們大多依賴于國家工具或力量自上而下塑造,社會公眾直接參與的廣度與深度有限。固然這些單向度的塑造機制一直是構成中華地理符號塑造的重要方式,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新背景下,顯然還需要創新出更多公眾參與面大、參與程度高的新機制。在此方面,可以參考一些國外案例,增強深度參與性機制的供給。例如法國人采取“環法自行車賽”來塑造法蘭西民族地理想象的做法就非常成功,原因就是在于深度參與“環法”所提供的想象。中華民族地理符號的構建,需要參考此類“共同參與”體驗性機制,設計和采用更多公眾參與性強的創新型符號塑造機制。

四是強化符號傳播,提高中華民族地理符號最大功能值。要發揮出中華地理符號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最大功能,就必須強化符號的社會傳播。傳播包括廣度與深度兩方面,只有被更大范圍擴散和被廣大人民直接感知,中華民族地理符號才能有效發揮政治文化效應?；静呗钥梢再N近人民群眾的生活日常,創新完善傳播與展示機制。既要依靠廣電網絡、書報雜志等傳播手段制造廣度,更要借助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文體活動舉辦、惠民政策實施、國民教育開展等平臺。通過多種形式將中華民族地理符號嵌入其中,春風化雨式地在深度上加強中華民族地理符號內化。

符號的內化要求符號傳播不能局限在被人所見,而是要在社會中激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深刻認同。因此,中華地理符號要超脫“符號”本身,轉化為“特定人口單元中更廣泛人群的‘大眾情感’”[22]91。情感的共鳴是建立在理解之上的,要讓中華地理符號激發人民認同,是需要以符號背后蘊含的文化知識為基礎的,只有當人民廣泛具備這種基本知識后,才能使其插上民族共同體“想象”的翅膀。因此,必須加強中華民族知識的社會普及、教育與傳播,增強國民對中華民族的認知。同時,還應注意保障符號的現實共享性?！肮蚕硇浴辈粌H來自歷史認識,更來自現實體驗。這就需要保障具有符號意義的地理單元面向全體人民的自由通行,實現人民群眾作為中華民族成員所應具有的民族遺產享有權。我們可以在實踐中采取經濟補助、階梯價格、免費通行等策略,更大范圍面向全體人民增強這些地理單元通行性,從而催化國民“民族共同財產”的想象。

五、結語

當某一地理空間被賦予了特定的社會文化意義,就轉化為一種地理符號。中華地理符號不但是空間標識,更是重要的文化、政治標識。作為現代民族共同體形態的中華民族,天然地具有空間共同體的屬性。一方面,地理構成了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繁衍、發展的物質載體;另一方面,地理為中華民族歷史敘事提供了空間想象,由此喚起各族人民同文同種、同宗同源的集體記憶。中華地理符號并非一種純粹的客觀存在,而是具有深刻的建構屬性。人們如何認識某一地理空間的歸屬、如何記錄發生于此的歷史事件,如何評價這一地理空間對于中華民族的意義,均構成了建基于客觀基礎上的主觀建構要素。建構的取向、路徑或方式不同,同一地理空間的符號化意涵也就不同。

立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整體要求,應特別重視中華地理符號的建構問題。通過中華地理符號的維護和傳播,有理有據、生動形象地闡明:我國遼闊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悠久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燦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地理符號不是孤立存在的符號體系,而是中華文化符號的組成部分。因此,樹立和突出中華地理符號,應同其他類型的中華文化符號有機地結合起來,相互配合、相互支撐,從而在不同維度上增強各民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