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型流轉對轉入方林地投入的影響

陳甲，王建華，吉星，張紅霄

(1.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無錫分院，江蘇 無錫 214128；2.無錫市委黨校 經濟學教研室，江蘇 無錫 214128；3.江南大學 商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4.南京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南京 210037)

2018年5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放活林地經營權的意見》提出鼓勵林地規模經營，促進林地流轉成為新一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重要政策目標之一。林地生產性投入對提高林業生產效率有重要作用[1-2]，刺激轉入方對林地的投入也被視為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理論上完善的流轉市場中交易雙方可根據要素相對價格變化做出相應決策，將林地流轉給邊際產出更高和投入預期更強的經營者[3]，因此政策導向是通過規范、正式的市場化流轉促進林地由小農戶向規模戶集中。但現實中中國農村具有普遍的鄉土性和人情規則[4]，發生于親友熟人間的土地關系型流轉較為常見[5]。關系型流轉的合約形式、期限與租金常有別于市場化的流轉[6]。盡管其在控制交易費用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廣泛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關系型流轉往往不會超過親友熟人或本村的范圍，轉入方未必是生產能力最優的選擇，而林地需要在更大的市場范圍內充分流動以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因此有必要探討相比于政策期望的市場化流轉，關系型流轉對轉入方的林地生產投入行為產生的具體影響。已有文獻對此進行了豐富的探討，多數研究從產權安全角度考察了轉入方的土地投入行為。產權不穩定類似于向經營者收取了一筆隨機稅，當產權安全性較差時經營者缺乏動力進行土地投入[7]。反之穩定的產權能激勵經營者進行土地投入，尤其是與地塊相連的長期投資[8]。林業具有生產周期長、以初期投入為主和自然因素作用重要等顯著特點[9]，產權安全對經營者林地投入的影響更為關鍵[2，10]。有學者認為關系型流轉可促進轉入方進行土地投入，由于在相互熟悉的社會圈層內轉出方違約會產生聲譽損失，故而即便關系型流轉中不簽訂正式合同，轉入方的經營權穩定性也能得到保證，農戶會更放心地在從親屬處轉入的土地上進行有機肥等長期投資[11]。但多數學者認為，關系型流轉可能產生不確定性的產權風險[12-13]，如轉出方看到經營收益提高或未來預期增加則可能隨時要求收回土地，是轉入方土地投入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14]。然而已有研究多是以是否簽訂書面合同對關系型流轉和市場化流轉進行區分，重點討論合約形式不規范引致的產權不穩定對轉入方土地投入的負面影響[15]。其邏輯出發點是，轉入方對林地進行投入的前提是流轉合約能約束轉出方的違約行為，正式的書面合同能明確雙方的責任權利，減少發生機會主義行為和道德風險的可能性，而不正式的合同會削弱交易雙方的行為預期，增加雙方違約的可能性[12]。因此，合約形式不規范不利于轉入方進行林地投入。事實上，合約的規范性只是合約穩定性在形式上的表征[16]，流轉合約的期限和租金也是合約的重要組成部分[17]，同樣可能影響合約的穩定結構和流轉雙方的成本收益權衡。林地的關系型流轉與市場化流轉在合約安排上的區別不僅在于合約形式，在流轉期限和流轉租金上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在擴展以往研究僅關注合約形式的理論視角基礎上，將流轉期限及租金同時納入理論分析框架，以市場化的林地流轉作為對比，從合約安排的不同維度分析關系型流轉對轉入方林地投入行為的影響機制，并以2022年在湖南、貴州、云南3省實地調研獲取的272個地塊層面林地轉入樣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1 理論框架與影響機制分析

眾多研究證實了產權穩定性對經營者土地投入的關鍵影響[18-19]。土地產權穩定性包括法律上、事實上和認知上穩定3個層面[13]，就林地關系型流轉與市場化流轉的差異而言，合約的形式實際上僅指代了二者在法律層面的經營權穩定性不同，合約其他維度的安排和實施同樣影響了林地經營權變動的程度或可能性，都可能對實際的林地經營權穩定性產生影響。此外，除經營權穩定性之外，轉入方進行林地投入還取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林地流轉租金和流轉期限的不同也可能對轉入方的成本收益衡量產生關鍵影響。

一方面，從流轉期限的維度來看。經典合約理論認為，合約期限代表了不同的合約關系，會影響投資行為主體的穩定性預期，最終產生不一樣的激勵效果[20]，相對來說，固定期限合約有助于雙方形成持續且穩定的合作關系[21]。就土地流轉而言，轉入方在期限固定的流轉中能夠形成穩定的經營預期，從而形成近似廠商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并基于營利性動機增加對土地的投入。反之，較多研究證明了不確定期限或短期流轉對農戶土地投入的消極影響[12，22]。在林地的關系型流轉中，雙方在締約時首要考慮的是降低不確定性以及約束機會主義行為。此時，流轉雙方主要借助彼此熟悉的關系網絡，使用信任、溝通和聲譽機制等關系治理手段以控制流轉過程中的交易費用。關系型流轉的交易靈活性很強，比如，轉出方選擇將林地流轉給熟人親友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在未來能隨時收回林地[23]，在此情況下，流轉雙方往往不會約定明確的期限或僅約定較短的期限[24]。而如果關系型流轉不約定具體期限，由于轉出方具有林地產權身份壟斷的地位，后期轉出方可隨時要求收回林地，這會直接導致轉入方對經營權的產權安全性感知較差，其對林地投入的未來收益保證效應難以實現。特別是，林業生產具有長周期性以及林地投入具有跨期性等特點[25]，不同的流轉期限還會導致轉入方的貼現率(在研究農戶行為時，貼現率是指用利率形式表現行為人在跨期決策時的時間偏好程度，如農戶對當期收益的邊際效用更高，則貼現率更高)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會導致轉入方對預期利潤的感知不同[26]，進而體現出林地投入行為的區別。與市場化的林地流轉相比，林地關系型流轉中雙方不約定明確的期限，那么未來收益不確定會導致轉入方的貼現率更高，他們將林地投入的未來收益貼現到當期的現值較低，減去投入的當期成本后所得凈現值更低，因而對林地的投入意愿也較低。

另一方面，從流轉租金的維度來看，林地流轉的租金實質上反映了流轉雙方通過流轉合約獲利的能力[12]。對于轉出方來說，其能從林地流轉中獲得租金收益。一般來說，關系型流轉的租金會低于市場價格，轉出方甚至通常不會收取租金。參照系理論指出，交易雙方會根據合約來判斷自身權益是否受損，進而決定繼續履約或違約[27]。事實上，交易中的參照系并不完全取決于合約本身，也取決于市場中其他主體的交易情況和交易價格，即外部的租金價格具有“同群效應”，同樣是合約履行的重要參照系。在交易初期，轉出方可能出于減少交易費用、人情互惠等考慮無償或低價將林地轉出，但是當后期市場中其他主體之間交易時的租金價格上漲，外部交易的價格信號也可能影響轉出方的履約行為。譬如相鄰村莊出現了較高的流轉租金，而交易雙方未約定租金或租金低于其他主體的交易價格時，那么轉出方很可能由于“眼紅”“不平衡”等心態產生違約行為，從而影響林地流轉合約事實上的穩定性。

對于林地轉入方來說，其在林地流轉中的獲利是林地經營收入與流轉租金的差值。在市場化的流轉中，轉入方是根據林地投入的邊際成本與產出做出流轉決策，當林地投入的邊際產出高于流轉租金時，轉入方選擇轉入林地，反之則不會。因此，其自有林地與轉入林地的面積加總不會超出最優經營規模。并且，轉入方還需要承擔流轉租金所帶來的生產要素成本，轉入方有動機通過林地投入尋求生產改進，以覆蓋租金成本來保證當期的收益。此時，轉入方有能力也有意愿通過資金、勞動力等要素的重新組合在轉入林地上進行投入。

在林地的關系型流轉中，如果轉入方在獲得林地時不需要支付租金或僅需支付較低的租金，其轉入面積并不是由對租金的權衡決定，因此很難實現林地經營規模與勞動力等其他要素的完全匹配。關系型流轉中的轉入方根據成本收益的衡量，可能仍按以往的經驗進行生產投入，其經營就是粗放式的，也就更缺乏對林地進行投入的能力。并且，轉入方憑借被壓低的租金成本，很容易獲得當期收益，其可能會缺乏生產投入的意愿。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當期收益更容易獲取，對于以無償或低價獲得林地的轉入方來說，此時林地的真實價格被低估，因此林地與勞動力等其他要素的相對價格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28]。無償或低價轉入林地也可能降低轉入方事實上的經營權安全感知，農戶普遍認為只有花錢買的東西才真正屬于自己，并真正擁有支配和使用的權利[29]?？傮w而言，關系型流轉中不收取租金或租金較低弱化了林地價格的信號功能，從而削弱轉入方對林地進行投入的意愿。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存在一種可能的情況是，轉出方不收取租金節約了轉入者的林地使用成本，而對林地投入可以產生更高的收益，則轉入方可能有動力對林地進行投入。但按照上述的分析邏輯，如果轉入方不需要付出租金或僅付出少量租金即可獲得林地，在轉入方看來相比于其他生產要素，林地是相對“不值錢”的。因此，盡管低價或無償轉入林地可以節約租金成本，但由于林地要素價格的信號功能被弱化，轉入方也可能會缺乏動力將節約的租金成本用于對林地的投入。

2 實證檢驗

2.1 變量選擇

2.1.1 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是轉入方對林地的生產性投入，在關于農地投入的研究中，學者多注意區分農地短期投入和長期投入，二者的區別在于投入的目的性不同，化肥、農藥等短期投入主要是為了農地當期產出，而有機肥等投入則更關注土地的長期生產力[30]。由于二者側重點不同，因此在研究時二者的內涵也有所差別?？紤]到林地經營長期性特點，林業生產中長期、短期投入的差異并不明顯，因此對此不重點進行區分。勞動力和資金是林業經營中必要的生產要素，部分研究側重于經營者對林地的總投入，沒有按勞動力和資本進行細分。借鑒前人的研究[31-32]，選取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兩方面來衡量轉入方的林地投入水平，勞動力投入是指轉入方在轉入的每公頃林地上全年用于林業經營的平均有效勞動天數；資本投入則主要包括轉入方在轉入的每公頃林地上用于林業生產經營的全部化肥、農藥、種苗、其他等4項的平均費用加總(一般來說，林地不適于機械作業。且為防止水土流失，地方政府往往不允許使用大型機械進行林地整理。其他用于采伐、采摘、運輸的機械發生于林地產出階段，不與轉入方對林地的前期投入直接相關，且實地調查發現農戶林地經營的機械化程度普遍較低，故未考慮機械投入)。

2.1.2 關鍵解釋變量

從合約維度考察林地關系型流轉對轉入方林地投入行為的影響，一般來說，林地的關系型流轉與市場化流轉的區別在于合約形式、流轉期限和流轉租金等不同維度，理論分析重點關注的是流轉租金和流轉期限兩個維度。就租金維度而言，國內外相關研究普遍認可租金及其支付方式(固定租金、浮動地租、收益分成)對經營權穩定性的影響[33-34]，而理論分析側重的是林地流轉合約安排時有償與無償的區別，因此租金維度是用林地流轉是否收取租金來衡量。流轉租金包括貨幣租金和實物租金，如果轉入方在流轉林地時實際支付了租金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

關系型流轉與市場化流轉的另一區別在于流轉時是否約定固定的期限，較多研究證明了不固定期限的流轉對轉入方生產投資的消極影響[12，35]，當合約期限不確定時，可以視為期限為零。因此期限維度用流轉是否約定期限衡量，既包括書面合同約定的期限，也包括雙方口頭約定的期限，如果流轉雙方約定了固定的期限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需要說明的是，現實中不約定期限存在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轉入方隨時需要歸還林地，即流轉期限不超過一年，第二年需要雙方重新商定；一種是沒有租期約束，即“空租期”現象，盡管有學者認為沒有租期約束意味著最強的經營權穩定性[36]，但事實上由于轉出方具有產權壟斷的特征，其在博弈中具有更強的話語權，因此“空租期”同樣是經營權產權不穩定的體現。同時，借鑒前人的研究[12]，引入了合約形式這一重要變量，并在計量部分分別考察租金維度、期限維度與合約形式的交叉項對轉入方林地投入行為的影響。

2.1.3 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中引入了戶主層面特征、家庭層面特征、地塊特征、村莊特征、地區固定效應等以降低估計偏誤。戶主層面主要包括戶主年齡、健康情況、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學統計特征，轉入方對林地的投入存在較高的知識、技術、體力約束，戶主一般是家庭生產經營的實際決策者，因此預期戶主年齡較小、健康程度較好、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轉入方家庭對林地的投入水平更高；家庭層面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數、家庭收入情況和家庭林地面積，人口數多的家庭可以充分利用成員各自稟賦優勢，通過兼業分工等方式配置家庭的勞動力、資金等資源。家庭收入對林地投入的影響可能存在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收入高的家庭進行相關投資時面臨的資金約束越小，越可能對林地進行資本投入；另一方面，家庭收入高意味著家庭成員外出務工較多，而外出務工可能造成對林地投入的勞動力限制[37]。地塊特征是研究引入的一類重要控制變量，不同林地地塊在面積大小、地形、質量、距離等方面的自然屬性差異直接決定了林地的生產難易程度[38]，進而會影響轉入方對林地投入成本收益的權衡；村莊特征對投入的影響方向不確定，有待于實證的進一步檢驗；政策因素可能會對經營者進行林地投入提供激勵[39]，轉入方在流轉中獲得補貼、技術培訓等政策扶持預期會對其林地投入行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由于資本投入、家庭年收入、地塊與最近林道的距離和村莊人均純收入等變量的數據波動較大，對這部分數據均作了取對數的處理。

2.2 數據來源

中國的集體林地主要分布在南方集體林區和西南林區。在綜合考慮森林資源豐富程度、集體林權制度主體改革時間以及林地流轉政策支持力度的基礎上，在南方集體林區選擇了貴州省、湖南省，在西南林區選擇了云南省作為案例省。根據森林資源、林業產業發展、林改等情況，在案例省選擇森林資源儲量豐富、林業產業發展較好、林改開始較早的縣(市、區)作為調研點。在選擇調研縣時，盡量選擇出臺過鼓勵林地流轉配套政策且林地流轉較為活躍的縣(市、區)。經過篩選，最終確定了余慶縣、汝城縣、紅河縣等8個縣(市、區)作為調研縣。根據收集的數據資料以及對每個調研縣的林業部門工作人員進行的訪談，匯總了調研縣的森林資源清查數據、林業發展過程、林地流轉情況等信息，在此基礎上選擇了12個村作為樣本村。

通過對村干部的訪談，獲取了實際參與林地流轉的農戶或規模經營主體的信息并編輯形成花名冊，采取隨機抽樣的方法在每個樣本村分別抽取了25個受訪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最終共計收回了300份調研問卷，在剔除數據嚴重缺失和內容明顯失真的8份問卷后，有效問卷292份，問卷有效率97.33%。

同時，由于現實中無論是林地流轉各方的締約談判還是轉入方對林地的投入都是以地塊作為基本單位，在樣本的處理時進行了一定的創新，在實證分析時將林地地塊層面的變量與農戶層面的變量進行匹配，盡可能消除地塊層面的異質性對實證結果的影響，保證計量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共計獲得了497個轉入的地塊樣本。

需要說明的是，問卷中設置的“流轉途徑”問題，除“私下流轉外”，還存在基層政府或村委會等第三方介入的流轉，而無論第三方以何種方式介入流轉，必然會在合約安排上采取規范、正式的書面合同，并約定期限和租金，但這并不意味著第三方介入流轉等同于市場化流轉。事實上，市場化流轉指的是在流轉市場發育完善的情況下，流轉雙方可以在更大范圍內自發地進行流轉。為了避免外生因素的干擾，在進行數據處理時，剔除了第三方以各種方式介入流轉的樣本，僅保留了“私下流轉”的272個林地轉入樣本，樣本中既包含關系型流轉，又包含市場化的流轉。

2.3 數據處理

2.3.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進行計量分析前，首先對全部樣本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表1)。以林地流轉時是否收取租金、是否簽訂書面合同和是否約定期限對全部的272個樣本進行區分，并具體比較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的差別(為了更直觀地體現資本投入的差別，在進行描述性分析時沒有對資本投入作取對數的處理)。以是否收取租金進行劃分，相比于無償流轉的樣本，有償流轉的樣本中勞動力投入高出0.067個/hm2，資本投入則高出8.479元/hm2；以是否約定固定期限對樣本進行劃分，相比于未明確約定期限的樣本，約定期限的樣本中勞動力投入高出0.498個/hm2，資本投入則高出20.278元/hm2；以是否簽訂書面合同對全部樣本進行劃分，相比于未簽訂書面合同的樣本，簽訂了書面合同的樣本資本投入高出7.544元/hm2，但勞動力投入反而較低。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2)表明：與市場化流轉相比，林地關系型流轉在合約形式、流轉租金和流轉期限等合約安排上存在差異；與不確定期限的流轉相比，固定期限的流轉中轉入方對林地進行生產性投入的程度更高；與無償流轉相比，有償流轉中轉入方對林地進行生產性投入的程度更高。

表1 描述性統計

表2 關系型流轉合約不同維度影響轉入方林地投入的描述性證據

2.3.2 關系型流轉對轉入方林地投入影響分析

根據研究目標和相關變量選擇，構建研究模型：

Y1i=α+βX1i+cX2i+γX3i+μWi+εi

(1)

Y2i=α+βX1i+cX2i+γX3i+μWi+εi

(2)

式中Y1i和Y2i分別表示轉入方對地塊的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水平；X1i、X2i和X3i分別表示流轉合約的合約形式、租金維度和期限維度；Wi為控制變量；α、β、c、γ和為待估參數；εi為隨機擾動項。

由于兩個方程的隨機擾動項可能存在相關關系，即可能存在不可直接估量因素同時影響轉入方的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若采取傳統的OLS估計將得到有偏的結果，因此采用似不相關回歸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Model，簡稱SUR)進行估計，并以OLS回歸作為對比。SUR模型的優勢在于：第一，傳統的協方差矩陣每個元素都是標量，但SUR模型中每個元素都是矩陣，在對參數進行估計的過程中，SUR能提取多個方程間隨機擾動項的信息，對傳統單方程模型進行了有效改進，提高了參數的有效估計；第二，由于各方程的解釋變量間雖無較強的內在聯系，但其隨機擾動項之間存在著高度相關性。因此，SUR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異方差、內生性和自相關等問題，提高參數估計的效率和精準性[40]。

似不相關回歸模型的具體設定如下：假設共有n個方程(n個被解釋變量)，每個方程共有T個觀測值，T>n。在第i個方程中，共有Ki個解釋變量。第i個方程可以寫為：

YiT=αi+βiTXiT+εiT

(3)

式中YiT為被解釋變量，分別為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αi為截距項；XiT為各個自變量，包括解釋變量、控制變量；βiT表示待估參數，εiT為隨機擾動項；i=1，2，3，……，1712。

將上述兩個方程疊放在一起可得：

(4)

若同一方程不同期的擾動項不存在自相關，且方差相同，則協方差陣中主對角線上的第(i，i)個矩陣為：

E(εiεi)=σiiIT

(5)

若不同方程的擾動項之間存在同期相關，即：

(6)

此時協方差陣中(i，j)個矩陣(i≠j)為：

E(εiεj)=σijIT

(7)

在似不相關回歸模型中，對每個方程進行單獨觀察并不能找到互相之間的相關關系。但是，每個方程擾動項之間的同期相關性卻將每個看似獨立的方程聯系起來并組成一個方程系統。由于似不相關回歸基本假定要求各個方程擾動項之間存在同期相關，因此在進行模型估計之前需要進行似不相關回歸模型的適用性檢驗。如果檢驗結果各方程的擾動項無同期相關，則可判定選擇似不相關回歸模型是合理的。

最后還需對似不相關回歸模型各方程擾動項之間有無同期相關進行檢驗。具體的LM統計量為：

(8)

3 結果與分析

3.1 固定期限與有償流轉能促進轉入方對林地的投入

作為對比，首先分別對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的兩個方程進行單一的OLS回歸。對各變量的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的結果顯示，各變量最大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僅為2.19，均小于5，說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可以直接引入模型。為避免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均采用穩健標準誤。此外，為緩解由地區差異帶來的內生性問題，研究還控制了地區固定效應。結果顯示，林地流轉中約定固定期限顯著提高了轉入方的勞動力投入水平，林地流轉中收取租金則顯著提高了轉入方對林地的資本投入水平(為節約篇幅，未匯報OLS的回歸結果)。

OLS的回歸結果僅是作為一個參照系，重點以似不相關回歸模型(SUR)的回歸結果為準進行分析，由于似不相關回歸模型的基本假設是各方程的擾動項之間存在同期相關，因此在采用似不相關回歸模型進行參數估計時，需要對兩個方程擾動項進行無同期相關檢驗。結果顯示，兩個方程擾動項“無同期相關”的檢驗的P值為0.098，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方程的擾動項之間相互獨立的原假設，所以使用SUR進行系統估計可以顯著提高估計效率。

作為對比，表3第(2)列和第(6)列分別匯報了未加入任何控制變量時合約安排的不同維度對轉入方林地投入影響的回歸結果。而在控制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后，表3第(4)和第(8)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如果流轉雙方在林地流轉時約定了租金，其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增加了轉入方對林地的資金性投入，這與理論分析一致。一方面，對于轉出方來說，收取租金類似于形成了一種穩定的締約約定，調研中可以發現，有農戶指出“拿了人家的錢就等于地給人家用了”，不會隨時要求收回林地，這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林地的經營權產權安全。另一方面，對轉入方來說，其也認為對實際支付了租金的林地真正擁有支配權，特別是，對于支付了貨幣租金的林地，轉入方必然是出于一定的營利性動機，其生產目標近似于利潤最大化的廠商目標，從而會加大對林地的投入水平。換言之，在雙方約定了租金的流轉中，雙方是基于市場交換的準則，這能促使轉入方根據租金的價格信號，通過生產要素的調整優化進行林地投入的生產改進，這一分析結果驗證了理論分析，同時，也與以是否收取土地流轉租金為劃分標準，無償流轉農戶的生產效率低于有償流轉農戶的研究結論是類似的[28]。

表3 關系型流轉的不同合約維度對轉入方林地投入的影響：基準回歸結果

但是，林地流轉是否約定租金對轉入方勞動力投入的影響并不顯著，這不符合理論預期，可能的解釋是，計量分析所采用的樣本全部是私下自發流轉的樣本，轉入方以普通農戶居多，而非規模經營主體。一方面，普通農戶比例較高可能存在由于變異數量較少而未能體現兩者真實關系的情況；另一方面，對普通農戶而言，相比于資本投入的剛性約束，由于林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周期性，林業生產中勞動力投入可能更加靈活，農戶對勞動力的配置更加具有彈性，可能通過兼業或利用閑暇時間對林地進行管護、撫育等經營活動。這也印證了前文的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顯示，以是否收取租金對全部樣本進行劃分，相比于無償流轉的樣本，有償流轉的樣本中每公頃勞動力投入僅高出了0.067個。

流轉時約定固定期限則分別在1%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上提高了轉入方對林地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水平，這與理論分析一致，在流轉雙方約定固定期限的情況下，在約定的期限之內，轉入方不必擔心轉出方隨時可能會收回林地，其對林地經營權具有較強的產權安全感知，對林地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的未來收益都能夠得到保證，故而會增加對林地的投入。特別是考慮到林業生產的長期性，固定的期限對轉入方生產投入的作用尤為重要，林地流轉期限的穩定性是影響林地經營權配置穩定性及有效性的重要標志，這與前人關于地權期限對農業生產中秸稈還田技術采納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的研究結論一致[41]，也驗證了既有文獻關于土地經營權穩定性“保證效應”的論述[42]。

就合約形式而言，一方面，林地流轉時簽訂正式合約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促進了轉入方對林地進行勞動力方面的投入，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已有文獻的結論[43]，可見林地流轉中仍然要繼續鼓勵流轉雙方簽訂正式的書面合同，促進流轉形式的規范化；另一方面，就資本投入而言，簽訂正式合同并未體現出顯著的影響，這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關于合約規范性并不完全意味著合約關系穩定的論述。

控制變量的影響也基本符合理論預期，就戶主層面而言，戶主年齡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負向影響了林地的資本投入水平，而戶主健康情況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提高了林地的資本投入水平，這顯然符合一般的認知，年輕且健康狀況較好的轉入方具有較強的決策和判斷能力，也具備更強的經營管理水平，會更傾向于對轉入的林地進行資本投入以提高收益；就家庭層面而言，轉入方是黨員、干部戶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提高了對林地的資本投入水平，家庭年收入較高的轉入方也更傾向于對林地進行投入，原因在于家中有黨員、干部或年收入較高的轉入方家庭可能意味著經營能力更強且信息獲取渠道更加便捷，對林改和林地流轉的政策更加了解，也容易調動相關的資源。家庭自有林地面積越大的轉入方越傾向于對林地進行資本投入，原因在于自有林地面積大意味著轉入方更能夠通過轉入與自有林地的結合形成規模經濟，從而更傾向于增加投入；地塊層面的特征是一類關鍵控制變量，其中轉入方更傾向于對地塊面積更大的林地進行投入。已有研究也發現，轉入方更容易在較大的地塊上獲得規模經濟，從而攤薄對林地進行投入的平均成本[44]。而對于地塊質量越高的林地，轉入方反而會減少資本投入，這似乎與常識不符，可能的解釋是，轉入方對林地的資本投入中相當一部分是用來改善林地質量，化肥投入在轉入方的資本投入中比例較高，而本身質量較好的林地無需過多追肥，因此轉入方會在質量較好的林地上減少包括化肥投入在內的資本投入。

不同林種的對比也符合一般的認知，相比于竹林，用材林生產由于具有長周期性，一般僅在采伐期需要進行較多的投入，平時除了少量的撫育、管護外，不需要進行過多的生產性投入。與竹林相比，經濟林的生產周期盡管同樣較短，但經濟林的生產經營過程要求更加精細，在施肥、管護時可能均需要進行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和資金投入。遺憾的是，由于調研樣本有限，實證分析未能進一步對不同林種的差異進行深入分析，事實上不同林種的作物種類、經營周期性等不同，其林地流轉與經營行為存在一定差異，這是未來需要改進的方向。

3.2 不同合約維度的交互作用能強化轉入方對林地的投入

理論分析指出，林地流轉的合約構成是一個多維概念，那么對單一維度的考察可能無法整體體現合約安排的不同維度對轉入方林地投入的影響。因此，借鑒前人研究，進一步考察不同合約維度的交互作用對轉入方林地投入的影響[16]，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的第(2)列和第(4)列可以看出，將租金維度與合約的規范性維度進行交互后，合約的規范性強化了租金維度對轉入方林地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的正向影響，具體而言，如果流轉雙方在簽訂的書面合同中具體約定了租金，轉入方更放心對林地進行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這符合理論預期。同樣，將期限維度與合約規范性進行交互后發現，合約的規范性也強化了期限維度對轉入方林地資本投入的正向影響，即如果流轉雙方在簽訂的書面合同中具體約定了流轉期限，轉入方也更放心對林地進行資本投入，這同樣符合理論預期。但是，合約規范性和期限維度的交互性對轉入方勞動力投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可見在流轉期限不固定的情況下，即便雙方簽訂了書面合同，轉入方依然缺乏對林地進行勞動力投入的動力。約定租金強化了期限維度對轉入方對林地進行勞動力投入的正向作用，換言之，約定期限也強化了租金維度對轉入方對林地進行勞動力投入的正向作用，即流轉雙方如果既約定了租金又約定了固定的流轉期限，轉入方就會更傾向于對林地進行勞動力方面的生產性投入。

表4 不同合約維度對轉入方林地投入的交互影響

3.3 市場化租金與長期限能促進轉入方對林地的投入

基準回歸中以是否收取租金和是否約定固定期限對租金維度和進行衡量。就租金來看，現實可能存在的一種情況是：林地流轉租金反映了當地林地經營權交易的市場供需情況，租金高意味著市場供不應求，轉出方可能出于經濟利益最大化而毀約。反之，土地租金越低越可能存在“人情租”，轉出方僅會收取少量象征性的租金，這種象征性的租金與零租金的差異并不明顯，那么以是否收取租金這一二元變量對租金維度進行度量可能會造成一定的估計偏誤。從租期維度看，相比于是否約定固定期限，期限的長短所表征的合約穩定性涵義更加豐富，相比于短期合同，林地流轉長期合同的規則變化較小，重新談判的次數較少，后期履約過程中交易費用較低，較長的轉入期限更能保證轉入方從林地投入行為中獲益。換言之，期限的長短反映了產權交易的靈活性，也可能影響轉入方的穩定性預期，最終導致不一樣的林地投入激勵效果。因此，借鑒前人的研究，用流轉雙方實際約定的租金數額和期限年數對租金維度和期限維度進行度量[33，45]。需要說明的是，由于不約定期限意味著林地隨時可能被收回，如果以年份衡量，事實上轉入方僅在當年對林地具有實際的控制權，因此參照前人的研究，將未約定期限樣本的流轉期限統一賦值為1[23]。同樣采取SUR模型進行回歸的結果(表5)表明，在改變租金維度和期限維度的度量方法后，盡管不同的合約維度對轉入方林地投入的影響系數和顯著性水平有所變化，但影響方向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5 租金高低與期限長短對轉入方林地投入的影響

3.4 固定期限與有償流轉能對促進轉入方對林地的投入總額

在基準回歸中，關鍵被解釋變量是轉入方的林地投入水平，分別就轉入方對林地的每公頃勞動力投入的個數和資本投入金額進行衡量。借鑒前人的研究，將所有資本投入和貨幣等價勞動力投入相加以衡量轉入方對林地的相關投入[46]，考慮到數據波動較大，同樣對數據作取對數的處理。在衡量轉入方勞動力投入的貨幣價值時，將村級層面的幫工價格乘以實際的每公頃勞動力投入數量。由于在進行了一系列處理之后，被解釋變量是一個單獨的連續型變量，因此OLS是較為合適的計量方法?；貧w結果顯示，在更換了關鍵被解釋變量后，租金維度和期限維度分別在5%和1%的顯著性水平上促進了轉入方對林地的總投入，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得到了檢驗。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相比于市場化的流轉，關系型流轉在合約安排上具有合約不規范、不約定流轉租金和期限等特征。具體到合約的不同維度，在租金維度上，流轉雙方約定租金顯著增加了轉入方對林地的資金性投入。在期限維度上，流轉時約定固定期限對轉入方對林地的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均有正向的促進作用。進一步研究表明，合約規范性強化了租金維度對轉入方林地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的正向影響，合約的規范性強化了期限維度對轉入方林地資本投入的正向影響，期限維度強化了租金維度對轉入方對林地勞動力投入的正向影響。此外，較長的期限和更接近市場化的租金對轉入方林地投入的促進作用更強?，F實中存在的親友、熟人間關系型流轉中，除合約形式的不規范外，不約定期限、零租金也是關系型流轉在合約安排上的主要特征，這類非市場化的合約安排阻礙了轉入方對林地進行生產性投入。因此，應該更多地引導關系型流轉向市場化流轉轉變，而在引導林地流轉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應該注意到轉入方的行為受到成本收益和合約穩定性的雙重影響，而合約穩定性又是合約達成與執行的多維均衡。因此，得到4點政策啟示。

第一，繼續加強林地流轉的規范管理，從合約形式的角度強化流轉雙方的合約意識。需要制定統一規范的林地流轉合同示范文本，明確流轉雙方的權利、義務以及違約責任，引導流轉雙方簽訂正式的規范合同。

第二，重點關注合約具體安排本身的合理性，在流轉租金方面，要促進林地流轉中形成合理的價格參照系?？梢砸雰r格評估體系，在綜合考慮林地的立地質量、坡度、區位等因素差異的基礎上確定林地等級，通過第三方評估機構和人員對林地基準價格進行評估，從實際使用價值本身反映林地的應然價格。引入市場化的競爭和價格機制，充分引導供需關系對租金市場價格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在流轉期限方面，需要推動林地流轉雙方形成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引導林地流轉期限的固定化和長期化，從而更好地發揮林地經營權穩定的長效激勵作用，穩定轉入方的生產預期。在農地流轉中，相比于農戶間自發的關系型流轉，由中介服務組織介入的集中統一流轉更能推動長期租約的形成。

第四，關注合約穩定性在不同維度上的交互作用。在林地流轉市場發育不完善的背景下，現實中無論是合約形式、租金還是期限的決定，都需要充分發揮基層政府或村委會等第三方在傳遞交易信息、制定交易規則和交易程序、保障合約履行等方面的作用，但也要注意第三方介入不應該損害市場機制所固有的競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