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公園恢復性知覺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的影響機制

胡淇淇，林巧華，林榅荷

(1.福建農林大學 a.經濟與管理學院，b.習近平生態文明研究院，福州 350002；2.石河子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旅游業由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以供給側改革為切入點的低碳旅游方式越來越受旅游者的青睞[1]。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23年遠景目標綱要》均提出力爭實現“雙碳”目標[2]，對中國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提出綠色低碳發展的新要求。自然旅游有助于緩解疲勞和壓力，帶來積極的情緒價值和幸福感[3]。后疫情時代，旅游者愈發青睞于綠色治愈、生態回歸的旅游活動[4]?；謴托灾X指旅游者從自然游憩中感知環境的恢復特性的強度，包含遠離感、延展性、魅力性和兼容性4個維度[5]。環境責任行為是個體表現出有利于環境可持續或對環境負面影響最小化的行為[6]。在旅游情境下，環境責任行為定義為旅游者通過個人行為約束，減少環境負面影響、扛牢生態環保責任的一系列行為[7]?；謴托灾X可引導旅游者感知環境的恢復特性作出環境責任行為，因此可視為旅游地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助推力[8]。反之，恢復性知覺若引發旅游者的認知不滿作出消極情感評價，則會引起旅游者作出不利于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負面行為[9]。國內已有研究大多基于態度[10]和行為[11]視角，對恢復性知覺這一認知概念的探討較為欠缺，或多直接借用國外環境恢復特性的概念。此外，旅游者幸福感愈發成為各地學者相繼研究的重要課題[12]，學者認為幸?？梢苑譃橄順沸腋８泻蛯崿F幸福感[13]。享樂幸福感使生理或心理需求得到滿足，強調自我放松、愉悅的積極價值情緒；而實現幸福感使個人潛能得以充分發揮，更關注自我成長與個人價值實現。學界普遍認為，享樂幸福感僅解釋了有限的旅游情感體驗，而實現幸福感則能傳遞更多類型的旅游行為活動[14-16]。環境責任行為在旅游質量提升和結構優化方面有著重要作用[17]。從整體來看，以環境保護為價值取向的碳排放政策和措施大多圍繞旅游企業展開，忽視了旅游者在旅游價值創造中的主動性和能動性[18]。從研究內容來看，現有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的情感關聯研究大多聚焦在主觀幸福感、地方依戀、環境價值觀、社會責任感等方面，國內學者對于關注自我實現、認知提升的實現幸福感的研究較少。從研究范圍來看，現有研究多集中在某個具體的森林公園或環境空間，缺乏在“雙碳”目標的大背景下對森林旅游目的地整體進行綜合探討?；诖?，在“雙碳”目標的新時代背景下，采用smartPLS3.0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探討森林公園恢復性知覺與環境責任行為之間的關系，可以同時分析多個因素對結果的影響。以期在理論層面深入挖掘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的內在情感機理，在實踐層面推動森林旅游地的生態環境改善和高質量發展。

在確定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案之后，備課組要針對當節課的教學內容進行總結與歸納，提出系統性的課程結論，這樣老師們在教學中才會在教學中予以應用，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課程核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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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論分析

1.1 ABC態度理論

ABC態度理論是指由認知和情感相互作用而產生行為的關系模式[19]。在ABC態度模型中，認為態度是由3種成分構成，即：感情、行為反應傾向以及認知。在已有研究中，學者提出的感知價值理論忽視了非理性因素對行為的影響[20]，因此基于“認知-情感-行為”的ABC態度理論的3個維度，以情感作為認知和行為的中間變量，構建ABC態度模型。參考旅游地感知的實際情況，采用恢復性知覺作為認知層面的變量；采用環境責任行為作為行為層面的變量；由于森林公園恢復性知覺引發的環境責任行為本質上為更深層次的道德行為，因此采用實現幸福感作為情感層面的中介變量。

1.2 社會交換理論

社會交換理論指從利益交換視角解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以及通過互動建立的關系和獲得的所需之物[21]。社會交換理論認為個體在社會交換中獲得有價值的利益和回報，進而建立起資源交互關系作為回饋[22]。旅游者通過情感屬性中的結構性依賴產生共同行動，由此引發積極或消極的情緒活動[23]。社會交換理論被廣泛運用于旅游發展態度[24]、支持度[25]等領域的研究。森林旅游者將所感知到的環境恢復特性(遠離感、延展性、魅力性和兼容性)視為其獲得的利益回報，這些回報的大小及價值將直接影響旅游者的實現幸福感，再間接作用于環境責任行為。

1.3 研究假說

H2b：森林公園的延展性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結合森林旅游情境定義，將恢復性知覺的4個維度定義為：遠離感指旅游者身心遠離疲憊的生活環境，通過森林游憩獲得脫離日常束縛的體驗；延展性指旅游者認為看得見的森林景觀和諧統一，對看不見的森林景觀產生無限聯想；魅力性指旅游者認為森林環境迷人可觀，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兼容性指旅游者從事的森林活動與個人需求、行徑相適配，即森林游憩“知行合一”。

森林旅游者往往傾向于從親近自然的游憩過程中獲得壓力釋放和情感恢復的體驗感。已有研究表明，自然環境的生態浸潤對于森林旅游者產生積極情緒價值可起到促進作用[26]；恢復性環境是能夠讓森林旅游者從疲勞或消極情緒中恢復過來的自然環境，有助于修復森林旅游者在日常生存活動中耗盡的心理資源[27]；恢復性知覺是森林旅游者在恢復性環境中獲得的主觀感知，對組織社會化和幸福感的實現有所裨益[28]；恢復性知覺既可直接正向影響森林旅游者的幸福感，也可通過地方依戀間接作用于森林旅游者的幸福感[5]；中高齡旅游者對旅游環境的恢復性知覺和場所依戀是帶來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29]；恢復性知覺對旅游者的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30-31]。但是，在已有研究中鮮有學者針對森林旅游情境中恢復性知覺具體的環境恢復特性對實現旅游者幸福感的作用機制展開研究。因此，提出4個假說。

綜上所述，各潛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及其顯著水平如圖2所示。

H1b：森林公園的延展性對旅游者實現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1c：森林公園的魅力性對旅游者實現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區域內多年平均年降雨量839.6 mm，6—9月降雨最為集中，降雨量平均為795mm，占年降雨總量的80.6%。汛期暴雨年均出現8次，暴雨總量達485.6 mm，占汛期降雨總量的61.1%。毛狗巖水庫集雨區曾出現過24小時降暴雨達497.1mm。1981年7月洪水沖刷朱家壩，形成新沖河道，致使簡陽沱江電站不能正常發電；近幾年水土流失監測資料，沱江河雁江王二溪河段年泥沙搬運總量達480萬t，由于大量泥沙下山淤塞溪河、水庫，抬高河床，嚴重降低了水利工程使用壽命，形成安全隱患。老鷹水庫整治時放干水庫，出露泥沙淤積量達40多萬m3。資陽市沱江沿江鄉鎮和村組耕地幾乎年年都被洪水沖淹，城鎮區形成內澇。

H1d：森林公園的兼容性對旅游者實現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4d：實現幸福感在兼容性與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之間起到中介效應

知覺既可以直接影響旅游者的行為，也可以通過情感作用的方式間接影響旅游者的行為[32]。知覺行為控制通過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意向，最終作用于環境責任行為[33-34]。已有研究表明，恢復性知覺與環境責任行為密切相關；恢復性知覺是影響旅游者健康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5]，通過認知要素的情感深化，恢復性知覺能夠激發旅游者做出自然親近行為和環境保護行動[36]；恢復性知覺對旅游者行為意向的影響過程具體表現為“環境刺激認知-情感-行為意向”的3階段傳遞形式[37]。旅游者的恢復性知覺程度越高，認同感和深層次幸福感越高，越容易遵守規章制度，踐行生態保護責任。因此，提出4個假說。

H2a：森林公園的遠離感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1.3.1 恢復性知覺與實現幸福感

H2c：森林公園的魅力性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d：森林公園的兼容性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1.3.3 實現幸福感與環境責任行為

相較于完全理性人假設所帶來的邏輯行為活動，旅游者的幸福感不僅是個人體驗的呈現，更是促使旅游者作出環境責任行為的重要因素[38]。積極情感涉入會促使理性因素對環境責任行為產生影響[39]。已有研究結果表明，旅游者的主觀幸福感和地方依戀對于旅游者的環境責任行為具有正向影響?；謴托灾X對于旅游者的幸福感和環境責任行為具有正向作用，但主觀幸福感和環境責任行為的相關性并不顯著[36]。主觀幸福感主要用于衡量旅游者的幸福程度，而實現幸福感更適合用于對具有社會意義的旅游者活動進行評估[40]。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實現幸福感對環境責任行為的影響機制。綜上所述，提出1個假說。

H3：森林公園的實現幸福感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在管理理論的百余年發展進程中，研究者對管理中的人的因素越來越重視，實踐者對員工的管理手段也從單一的行為規范轉向鼓勵參與決策、發揮創造性思維以及尋求工作意義和幸福感。

1.3.4 實現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ABC態度理論認為情感因素是聯結認知因素和行為因素的橋梁，情感在認知和行為中起到核心調節作用。實現幸福感是聯系旅游者個體感知和旅游積極情緒的關鍵中介機制之一[14]。旅游者通過森林游憩獲取恢復性知覺，提升實現幸福感。在社會交換的過程中，獲得實現幸福感的森林旅游者可能將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環境責任行為作為對自然的回報，由此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結合前文的假說(H1a、H1b、H1c、H1d、H3)，森林公園的恢復性知覺可通過旅游者實現幸福感的中介效應實現。因此，提出4個假說。

H4a：實現幸福感在遠離感與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之間起到中介效應

H4b：實現幸福感在延展性與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之間起到中介效應

H4c：實現幸福感在魅力性與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之間起到中介效應

1.3.2 恢復性知覺與環境責任行為

基于ABC(認知-情感-行為)態度模型及以上分析與研究假說，構建森林公園恢復性知覺對環境責任行為的研究理論(圖1)。

圖1 假說結構理論模型

2 數據與方法

2.1 問卷設計

基于ABC態度理論以及前文的研究假說分析，設計問卷。問卷內容由人口統計信息、旅游者的認知層面、情感層面以及行為層面4個部分構成。問卷各潛變量的測量題項均采用成熟量表，并結合研究情境進行適當修改與補充，具體如表1所示：在認知層面中，參考文獻[41]共選取了16個測項；在情感層面中，參考文獻[42]采用實現幸福感量表，共有4個測項；在行為層面中，參考文獻[43]采用環境責任行為量表，共有4個測項。

表1 潛變量的測項設置

在測量過程中，采用5級李克特量表(1～5分分別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對潛變量遠離感、延展性、魅力性、兼容性、實現幸福感和環境責任行為進行測量。

2.2 數據來源

首先，設置問卷前項，并通過預調研形成初步問卷。以中國森林旅游者為調查對象，在問卷開始時便對“森林旅游”的概念進行界定，同時設置“曾經去過哪個森林公園”的問項，以便更好地篩選無效樣本，確保此次調查對象具有針對性、調查結果具有準確性。福州國家森林公園是福建省首家國家級森林公園，也是中國4A級景區。為使問卷設計更具合理性，課題組于2022年10月在福州國家森林公園開展預調查，通過實地走訪，對30名旅游者進行初步訪談和問卷調查，同時針對森林公園的自然環境建設(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衛生情況、科普宣教等)進行勘察；并結合森林旅游專家給出的意見，對問卷內容進行進一步修訂，形成初步的調研問卷。

其次，因問卷調研地域范圍較大，可能受到不同省份、不同森林公園所包含的差異化研究信息的影響。為了盡力減小森林公園評價結果的地區差異性及旅游者主觀評價的個體差異性，縮小問卷結果的主客體差異，從3個方面進行改進：第一方面，恢復性知覺本質上歸結于旅游者在自然環境的恢復性感知，預調研階段表明，景觀特色最能影響森林旅游者的游憩感知與體驗。研究按照景觀特色，將森林公園分為森林風景型、山水風景型、人文景物型與綜合景觀型[44]，平分各類森林公園所占比例，以削弱地域景觀誤差。第二方面，問卷初篩選測項“曾去過哪個森林公園”下方會以小字提示“倘若去過多個森林公園，僅需填寫印象最深刻的森林公園”，以篩選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森林公園。第三方面，旅游者去過的森林公園應當是某個具體地方的森林公園，而非是對樹林、山丘、草地或城市公園的主觀籠統概括。

最后，進行正式數據收集與問卷結果統計。在正式調研階段，課題組共計投放3輪問卷，調研時間為2022年12月19日至2022年12月23日，通過專業在線調研平臺Credamo見數(www.credamo.com)進行問卷數據收集，累計發放調查問卷共350份。對收集所得問卷進行歸類整合，按照景觀特色分類的4個類別，得出森林風景型森林公園、山水風景型森林公園、人文景物型森林公園與綜合景觀型森林公園在所有問卷中所占比例分別為21.97%、33.76%、23.89%和20.38%，可見游覽過不同景觀特色的森林公園數量的旅游者數量較為平均。通過對問卷數據進行篩選，剔除旅游者對森林公園的籠統概括以及答題時間過短和填寫選項同一的無效數據。同時，為保證問卷良好的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利用平臺功能在適當位置插入答題者注意力測試，從而剔除胡亂答題的無效樣本。最終得到有效樣本314份，樣本有效率89.71%。

2.3 數據處理

2.3.1 樣本數據描述性統計

回收樣本總數據覆蓋22個省份149個森林公園，作答排名前3的省份分別是河北省、吉林省和廣東省。通過SPSS 26.0分析可得，11.15%的游客去過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在本次調研的森林公園中所占比例排行第一，這與網絡引擎搜索結果一致，表明調研結果具有典型性。在314份樣本中，男性占41.7%，女性占58.3%；18歲以下占7.3%，18～30歲占44.3%，31～45歲占31.2%，46～60歲占14.0%，60歲以上占3.2%；高中/中專及以下占19.1%，大專占15.6%，本科占53.8%，研究生及以上占11.5%；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占22.9%，3001～5000元占23.5%，5001～10 000元占36.9%，10 000元以上占16.6%。

森林公園的延展性(A2)對實現幸福感、環境責任行為均呈正向顯著影響。表明森林旅游者通過森林公園的景觀可聯想到一些美好的事物，即延展性引發的美好感知延伸，從而喚醒了森林旅游者對自我的真正認識，促進產生實現幸福感；同時，森林旅游者因受到各景觀要素協調統一的影響，可進一步產生積極的環境責任行為。

劉麗芳沒搭話，往歐陽鋒對面的沙發上坐下，將挎在肩上的包取下來揣在懷中。包里藏著一把鋒利的剪刀。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劉麗芳來之前做了充分準備，以防不測。

根據PLS-SEM的結構模型算法，選用SmartPLS3.0最小二乘法(PLS)構建測量模型，進行信度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根據前人研究結果，PLS-SEM在樣本數量偏少或偏離正態的情況下仍能保持穩健的測量結果，極大提升模型的預測效力[45]。

通過測量整體題項的內部一致性檢驗對研究量表進行信度分析。內部一致性通過Cronbach’s Alpha和組合信度(CR)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各潛變量的Cronbach’sAlpha為0.790～0.842，符合Cronbach’sAlpha系數>0.6的標準；組合信度(CR)為0.863～0.894，符合組合信度>0.7的標準，由此獲悉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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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測量每個題項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整體量表來進行效度分析。效度分析包括聚合效度和區分效度。通過因子負荷系數、潛在變量的平均抽取變異量(AVE)、組合信度(CR)對聚合效度進行測算，參考聚合度判斷標準[46]可知：各潛變量對應所屬的題項的因子負荷數值范圍為0.705～0.846，符合因子負荷>0.7標準；各潛變量的AVE數值范圍為0.612～0.679，符合AVE>0.5標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各潛變量的組合信度(CR)均>0.7。因此，聚合效度理想。通過AVE值平方根值、交叉負荷區分度、異質-單質比率HTMT對區分效度進行測算，參考區分效度判斷依據[47-48]可知，各潛變量間的相關系數數值范圍為0.351～0.570，均未達到自身AVE的平方根值，數值最大的因子負荷與各自的潛變量相對應，異質-單質比率HTMT均<0.85，說明存在區分效度。

2.3.3 多重共線性檢驗

進行結構方程模型的驗證前，需要對各潛變量進行共線性檢驗。通過方差膨脹因子(VIF)來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49]，研究模型中的潛變量之間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在1.353～1.686的區間，符合VIF值<3標準，表明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2.3.4 模型擬合度檢驗

通過預測決定系數(R2)、預測相關性系數(Q2)、模型擬合優度系數(GoF)、效應量(f2)對模型擬合優度進行測算，參考模型擬合度判斷標準[50]可知：當0.260時，預測相關性較好，研究模型對實現幸福感和環境責任行為的解釋力Q2分別為0.216和0.218，具有較強的預測能力；當0.36

針對總測量模型進行結構模型適配度檢驗，得出χ2/df=2.008，符合χ2/df<3標準；SRMR=0.058，符合SRMR<0.08標準；d_ULS=0.804，符合d_ULS<0.95標準；d_G=0.337，符合d_G<0.95標準；NFI=0.813，符合NFI>0.8標準。各項測度結果均符合檢驗標準[50]，表明該模型對樣本數據有良好的擬合度。

2.3.5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通過問卷收集數據的方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兩種方式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第一，研究前問卷設計。通過程序控制減少共同方法偏差，問卷各題項均采用成熟量表，問卷開頭和個人信息部分強調匿名作答，并結合適當情境刪除模糊不清的題項。第二，研究后實證檢驗。采用Harman單因子測試法在不對因子進行旋轉的情況下，對所有測項進行因子分析，提取出6個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因子，其中最大公因子初始特征值方差解釋百分比33.84%，符合低于50%的判斷標準，說明樣本中的共同方法偏差較輕，不會對模型分析結果產生嚴重影響[46]。

老版《梅葛》一書的后記，也印證上述工作原則?！霸谡麄€調查和搜集過程中，我們都堅持與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了大戰鋼鐵和秋收秋種、辦人民公社等運動，大力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因而很快地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逐步熟悉了他們的生活、風俗習慣和思想?！?/p>

2.3.6 模型假說檢驗

透視公安實訓領域VR技術應用及發展，制約該項技術推廣應用的核心因素，一方面源于VR技術本身發展水平限制，另一方面根植于公安教育理念、制度機制層面的障礙。

偏最小二乘法結構方程PLS-SEM在樣本量較小的情況下仍可以保持穩健，對共線性要求更低[51]。本研究涉及6個多元潛變量，與PLS-SEM的復雜探索機制適配程度較高。為了驗證理論模型中恢復性知覺、實現幸福感和環境責任行為之間的機理關系，運用SmartPLS 3.0軟件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根據路徑分析結果對提出的理論假設進行檢驗。在結構模型路徑分析結果中，若t>1.96，表明p<0.05水平顯著；若t>2.58，表明p<0.01水平顯著；若t>3.29，表明p<0.001水平顯著。結構模型路徑的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莫莉被愛德華打得夠嗆，掙扎著想站起來，她看起來快要昏倒了。這都要“感謝”愛德華。我的心跳得厲害，連指尖都能感受得到。不記得怎么站好，也不記得怎么出拳。我走到場地中間，皮特朝我走了過來，我覺得五臟六腑都在翻騰。他比我印象中要高，胳膊上肌肉凸起。他竟沖我微笑了一下。我內心閃過一個可笑的想法，如果吐他一身，不知能不能幫我一把。

表2 結構模型路徑分析結果

從路徑分析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在直接效應假說中，除了假說H1a、H2a、H1c沒有得到驗證，其余假說均得到有效驗證。在森林游憩過程中，森林公園的延展性正向顯著影響旅游者實現幸福感(β=0.393，p<0.001)和環境責任行為(β=0.203，p<0.05)，即假說H1b和H2b成立；森林公園的魅力性正向顯著影響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β=0.202，p<0.05)，即假說H2c成立；森林公園的兼容性正向顯著影響旅游者實現幸福感(β=0.174，p<0.05)和環境責任行為(β=0.147，p<0.05)，即假說H1d和H2d成立；森林公園的實現幸福感正向顯著影響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β=0.254，p<0.01)，即假說H3成立。

3.要堅持利益共享、成果共享。按照共建共治、成果共贏的理念，完善礦業發展利益共享、成果共享新機制，形成政府、部門、企業、社會高效協同推動礦業綠色發展的良好局面。從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入手，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態環境需要。

通過Bootstrapping(抽樣N=5000)來檢驗實現幸福感在恢復性知覺和環境責任行為中是否存在中介效應。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估計中介效應，當間接效應的95%置信區間不包含0時，中介效應顯著；當區間包含0時，中介效應不顯著[52]。中介效應的具體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綜合路徑系數檢驗結果和偏差校正置信區間可得，路徑“兼容性→實現幸福感→環境責任行為”的中介效應顯著(β=0.044)，置信區間(0.112，0.212)，效應所占比例為29.93%，表明實現幸福感在兼容性和環境責任行為之前起部分中介作用；路徑“延展性→實現幸福感→環境責任行為”的中介效應顯著(β=0.100)，置信區間(0.044，0.192)，效應所占比例為49.26%，表明實現幸福感在延展性和環境責任行為之前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說H4b和H4d成立。

我院中法心內科有50張床位，有護理人員18人，女18人。年齡22～48歲，平均29歲。護齡1～30年，平均10年。學歷：本科15人，研究生在讀2人，?？?人；護士的職稱：主管護師3人，護師9人，護士6人。（包括其護士長1人，護士長助理1人，主班1人，治療班1人，責任護士14人）。

H1a：森林公園的遠離感對旅游者實現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圖2 路徑檢驗結果模型

3 結果與分析

結構模型參數估計結果表明，實現幸福感作為聯結旅游者感知和環境保護活動的重要載體，對環境責任行為具有促進作用。森林公園的延展性(β=0.393，p<0.001)和兼容性(β=0.174，p<0.05)對實現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延展性對實現幸福感的影響程度高于兼容性；森林公園的延展性(β=0.203，p<0.05)、魅力性(β=0.202，p<0.05)和兼容性(β=0.147，p<0.05)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程度由高到低為：延展性、魅力性、兼容性。

3.1 恢復性知覺的對延展性、兼容性對實現幸福感和環境責任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根據結構模型路徑分析結果(表2)可知，森林公園恢復性知覺的遠離感(A1)對實現幸福感(B)、環境責任行為(C)的影響均不顯著。這表明由短暫脫離世俗而產生的恢復性遠離感尚未能激發森林旅游者內心的深層次幸福感，也不能導致環境責任行為的產生。究其原因發現，遠離感測項對旅游者的日常約束力感知較弱，而環境規制對個人的可持續行為規范起到重要作用，這也與此前學者的研究結論相符[53]。

2.3.2 信度與效度分析

從實際安全管理的發展趨勢來看，與以往的管理相比，現在質量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管理員的任務越來越重要，責任也越來越明確。為了滿足工作要求，管理者必須做到以下幾點：明確安全管理任務，消除風險，避免盲目和意外設計，實施國家安全生產政策和指導方針，實施各種安全措施，安全管理計劃，規劃，建立和立足于研究規則和條例，以加強調查的相關方面，允許獎懲，建立相關文件，創建管理計劃和管理規劃，良好的施工企業安全管理，處理好與施工單位的良好關系。管理重點是安全管理系統，管理措施和投資監控。使用科學的方法和方法分析市政工程行業的安全風險以及項目可能造成的最大損失和影響。

森林公園的魅力性(A3)對實現幸福感影響不顯著，但是對環境責任行為產生正向顯著影響。一方面，雖然森林公園的景觀環境的吸引力觸發了森林旅游者的直接感官刺激，但是未能很好地產生自我意義與個人思考的滿足與實現幸福感；另一方面，在魅力性的測項中，“我想在這里花更多時間游玩”(A34)蘊含著森林旅游者地方依戀的傾向，在游憩過程中與旅游地產生共情，由此促進森林旅游者的環境責任行為。

森林公園的兼容性(A4)對實現幸福感、環境責任行為均呈正向顯著影響。該結論與綠色發展理念中的自然和諧觀念密切相關，通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意識引發旅游者的情感升華，以兼容性中涵蓋的環境適配形態推動旅游者的環境責任行為。

3.2 實現幸福感對環境責任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根據結構模型路徑分析結果(表2)可知，森林公園的實現幸福感對環境責任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這印證了旅游者幸福感與環境責任行為之間的內在機制研究[36，38]，也深化了關于主觀幸福感與環境責任行為正向顯著的研究[54]。環境責任行為作為行為層面表征，受到實現幸福感的正向驅動，這與最早提出的ABC(認知-情感-行為)態度理論是一致的[19]。

隨著國家對碳達峰、碳中和的大力推動，生態旅游迎來綠色轉型新機遇，旅游者在自然旅游活動中獲得的實現幸福感也逐漸成為釋放生態價值和推進社會福祉的探索路徑和有效動能[55]。在森林游憩活動中，實現幸福感蘊含著旅游者對森林公園的歸屬感和心理滿足程度，表現為旅游者通過開展各類森林活動所獲得的深層次幸福感，具體活動包括森林景觀鑒賞、森林康養休憩、森林氧吧療養等觀賞和旅游體驗。

2.3.7 中介效應檢驗

環境責任行為是森林旅游者對于生態環境保護的自我約束，即不亂扔垃圾、不踐踏林木草坪、慎用火種等為將環境負面影響降到最低而采取的可持續旅游活動。當旅游者通過治愈性旅游體驗獲得實現幸福感時，作為回報，會產生自發的環境責任行為，甚至影響他人開展環境保護活動，營造積極正面的旅游生態閉環。

3.3 實現幸福感在恢復性知覺和環境責任行為之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根據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3)可知，實現幸福感在旅游者恢復性知覺對環境責任行為的影響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通過恢復性知覺的4個維度細分，對森林旅游者實現幸福感的影響機制與形成機理進行深入剖析，由此彰顯實現幸福感在旅游生態環境領域的研究價值。這也與將實現幸福感作為中介變量之一的理論研究相對應[14]。

不同于世俗愉悅的主觀幸福感或是多巴胺分泌的快樂刺激，實現幸福感更多體現為發揮自我潛能后持久的深意。2022年，《生態發展藍皮書：中國生態旅游發展報告(2022—2023)》對旅游業態提出“雙碳”目標新要求，森林公園可通過合理的旅游開發、利用與生態保護促進旅游業健康發展，順應旅游者對原生態環境的向往情愫，通過潛在的實現幸福感激發旅游者內在能動性，推進森林公園的保護和建設。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恢復性知覺的遠離感對實現幸福感和環境責任行為的影響均不顯著，而延展性、兼容性對實現幸福感和環境責任行為均有正向顯著影響。此外，實現幸福感對環境責任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并且在恢復性知覺和環境責任行為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從模型整體上來看，恢復性知覺直接正向顯著影響環境責任行為，或通過實現幸福感對環境責任行為間接產生正向顯著影響。從恢復性知覺的各個維度來看，實現幸福感在延展性、兼容性和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之間具有顯著的部分中介效應。

基于旅游規劃視角，一般旅游規劃活動以“過程→導向”為基準，重視旅游設計與旅游活動的因果關系，卻忽視了情感因素在其中的重要引導作用。對此，可以從森林公園恢復性知覺的延展性、兼容性入手，最大程度地發揮實現幸福感的中介作用，進而順利推進環境責任行為。

4.2 建議

4.2.1 重視森林公園的恢復性知覺，保留森林風貌原真性

從管理的視角來看，森林公園為森林旅游者提供的恢復性旅游體驗不足，未能有效傳遞出部分恢復性感知(例如遠離感、魅力性)的自然特性，在建立旅游者情感聯結和促成環境保護行為上存在一定的問題。這也為旅游管理者提供一份管理經驗，即必須時刻關注市場變化，通過市場調研把握旅游者心理需求，大力開發符合森林旅游市場規律且能夠觸發恢復性知覺的旅游項目，盡力縮小旅游者的恢復性知覺與實際期望之間的差距。

從整體恢復性知覺激發方面來看，旅游管理者可以設置公交地鐵站點的生態長廊，通過寓教于樂的插畫故事等宣傳方式，讓旅游者在走進森林公園前預先浸入森林生態感知。同時運用景區指南或社交媒介，通過智能講解、AR技術，向森林旅游者傳遞注重環保、節約資源的環境保護理念，以形成回報性認知，為環境責任行為的最終落實進行鋪墊。

首先，加強科技人才宏觀管理，全口徑開展科技人才數據庫建設，繪制科技人才地圖，摸清隊伍規模、結構、分布及產業發展需求，實時監測科技人才發展動態。建立人才跟蹤服務機制，完善人才流失預警系統，及時跟蹤人才發展情況，加強信息統計，對人才流失情況進行分析，制定防止人才流失有利于人才隊伍建設的政策措施。

綜上所述，旅游管理者在合理開發旅游目的地景觀、保留森林風貌原真性的情況下，提升森林公園的生態固碳能力和碳匯補償能力。第一，應注重提升生態的固碳能力，在開發過程中，森林公園應盡可能保護天然林木周邊的原生態植被群落，擴大森林植被面積。通過各個森林景觀的自然嵌套與和諧適配，從而提升森林旅游者恢復性知覺中的延展性感知，觸發積極的情感體驗。第二，應注重增強碳匯補償能力，通過優化低碳旅游交通設施，引進新能源客運、森林小白等，完善景區低碳交通體系，支持生態環保技術在森林旅游領域的應用，從而提升森林旅游者恢復性知覺中的兼容性感知，從而實現生態產品的價值轉換。

4.2.2 提升森林旅游者的實現幸福感，增強教化性環境警示

在森林公園游憩的過程中，必須重視旅游者的實現幸福感，讓旅游者從森林環境中得到自然治愈和情感恢復，從而促進產生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生態文明行為。實現幸福感在恢復性知覺的延展性和兼容性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如果缺少了實現幸福感，延展性和兼容性對環境責任行為的影響就變得非常有限。

森林公園在張貼防火、防落水等安全性標語的同時，也應關注環境警示標語的教化性。在選用標語時，不能僅選擇“請勿亂扔垃圾”“請勿踐踏草坪”這種指向性明顯的警示性標語，更要采用如“垃圾袋裝，文明帶走”“小草叮囑，手下留情”“綠水青山屬于你”這類擬態性較強的教化性標語，喚醒旅游者內心深處的情感共振，以柔和舒緩的方式讓旅游者發覺環境保護的意義所在，使旅游者在森林游憩過程中不僅產生愉悅、快樂的積極情緒，更能激發實現幸福感，從而領悟環境保護的真諦。

雖然旅游者能夠從森林游憩過程中獲得恢復性治愈，但并不是所有的恢復性知覺都能作用于實現幸福感。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森林公園的基礎配套設施雖基本齊全，但依舊缺乏優質的旅游服務產品讓旅游者產生情感契合和心靈啟迪。森林公園應完善服務生態，通過差異化的森林旅游服務提升旅游景區的吸引力，以低碳旅游小鎮和森林生態綜合體為抓手，開發多元特色服務，提升森林旅游服務質量，將森林游憩與自然景觀、民俗特色、農家小院、康養度假、低碳生活方式有效結合，增強實現幸福感，賦予森林旅游者全域性的游玩體驗。

4.2.3 深化森林旅游供給側改革，走“情理并俱”的低碳發展之路

隨著“雙碳”目標的不斷推進，森林旅游供給質量改革得到持續深化。旅游管理者可依托ABC(認知-情感-行為)態度理論的鏈路機制，增進對恢復性知覺的洞察，按主題、時令舉辦各類針對性的特色旅游活動，幫助旅游者尋找自然治愈，培養自我認同和深層次的情感體驗，激發森林旅游者的歸屬感和深層次幸福，通過“情理并俱”的意識形態，推動自覺的環境責任行為。

旅游低碳發展雖已取得部分進展，但碳脫鉤目標依然存在較大差距[56]。從宏觀視角來看，森林旅游業應長期、整體地把握低碳旅游發展目標，將低碳理念融入生態轉型的各個環節，通過“綠色溢價”提升旅游服務的品牌價值，加強森林旅游品牌化建設。同時，充分評估當地森林公園的氣候和地理條件，主動和相關旅游部門協商，開展清潔能源體系一體化建設，引入風能、太陽光能等低碳能源結構，構建完整的綠色產業鏈，實現森林旅游活動與生態賦能協同發展，共同繪制“雙碳”未來藍圖。

4.3 研究不足及展望

在“雙碳”目標的政策背景下，研究拓寬了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的內在提升思路，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著重研究旅游者的實現幸福感，未對主觀幸福感進行剖析，缺少了比對機制。其次，研究使用了定量的研究方法，但量化研究所輸入的樣本信息量較為有限。

因此，在未來深入開展探索和創新性研究的過程中，可將主觀幸福感和實現幸福感相結合，采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森林旅游者進行深度訪談，從更廣闊的視角構建“雙碳”目標下森林公園恢復性知覺對環境責任行為的影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