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協調的時空分異

方舒怡，全圣娜，朱洪革

(1.東北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哈爾濱 150040；2.長白山森工集團有限公司 天然林保護管理部，吉林 延邊 133000)

《全國林地保護利用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提出“要把林地與耕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高度重視林地保護”。20世紀80年代初期，人們往往忽視林地長期積累的生態價值，著眼于追逐短期的經濟價值，毀林開荒、林地縮減，致使一系列水質、土壤污染，水土流失等生態問題產生[1-2]。長江經濟帶生物多樣性顯著，生態區位重要，但由于高強度的開發建設以及氣候變化等自然因素的疊加影響，導致長江經濟帶林地生產力低下、生態退化日趨嚴重，林地生態安全建設亟待加強[3]?！渡鷳B治理藍皮書：中國生態治理發展報告(2020—2021)》中強調黃河流域林地保護與修復建設成果顯著，同時也指出脆弱生態類型最多且面積最大、土地荒漠化等問題仍然制約黃河流域林地生態環境的治理[4]。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作為重要的生態屏障，經濟活躍，生態文明建設起步較早，其生態環境治理在生態安全與經濟協調發展方面具有重要地位[5-6]。在生態保護建設背景及系列林業保護恢復政策的實施下，林地的區域生態功能研究逐漸受到學者的重視[7-8]。鑒于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及生機活力關乎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研究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十分必要[9]。生態安全有效保障經濟和諧發展是研究重點，特別是在生態問題極具代表性的區域尺度上，不同區域的不同景觀類型的生態安全具有相互影響及動態變化的趨勢[10]，故開展具體景觀類型的區域尺度的生態安全時空格局評價對于國土生態安全保護至關重要[11]。在進行生態安全評估的同時，隨著學者對經濟問題影響下的生態安全認識程度的加深，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協調格局的發展分析成為主流研究趨勢[11-13]。狹義上的林地具備經濟屬性，而廣義上的林地是指林地資源，兼具經濟與生態兩種屬性，經濟屬性上的利益推動和生態屬性上的社會義務要求目標相左，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因此從所有權層面來看，兩者存在潛在沖突[14]?，F有關于林地生態安全評價檢驗與優化的相關研究較少，多為林業層面生態系統的復雜機理分析。從研究方法來看，直觀篩選法較為常用，但缺乏要素間的邏輯性分析，結構模型法相對更加科學，能夠避免直觀篩選所具有的主觀性較強的缺點[15]，主要以PSR、DSR、PSIR等為代表[16-18]，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采用改進的DPSIR結構模型，并在指標擬合方面，選取主觀性更弱的SEM模型進行指標篩選[19]。有關林業系統耦合度研究，多為林業產業和生態關系的耦合機制的測度分析，研究主要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20-21]、解耦模型[22]等方法，研究得出的不同區域尺度下兩者協同發展狀況有所差異[23]，2011—2018年中國基本處于從瀕臨失調向勉強協調過渡階段[24]?；诖?，選取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所屬省(市、自治區)2000—2020年重大政策演變時間節點的相關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指標數據，測度生態安全水平并分析時空分異情況，就研究區域林地的生態與經濟耦合協調演變過程及省際差異展開討論，為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林地生態安全未來修復方向的演變提供數據支撐及決策參考。

1 理論分析

1.1 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機理

“耦合”是從物理學角度闡釋子系統間的彼此聯系、相互作用現象的一種度量，“系統耦合”用來形容性質相似的兩個或多個系統間所具有的相互親和的態勢，在條件建設愈發成熟的情況下，可形成一個更為高階的結構功能體[25]。林地生態安全-經濟間耦合指一方面區域間生產要素流動、產業結構變動等對于生態環境質量演變產生作用，另一方面生態安全狀況的演化約束經濟發展的集聚與互補，對其形成反饋作用[26]，具體表現在穩固的經濟積累為林地生態修復提供治理的財政支持，林地生態安全問題的緩解為林業經濟提供發展動力，具有持續性、穩定性和多樣性的生態系統也為林下種植養殖采集業、森林康養與旅游等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等方面[21]。隨著林地生態-經濟間交互影響的促進作用逐漸加強，系統間出現協同效應，即“1+1>2”的增效作用，表明系統的發展態勢趨于有序，協同效應的出現的外部因素影響歸屬于生態安全建設力度的加強，根據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交互影響過程中出現的步調的不一致行為，稱之為經濟損益型發展或生態損益型發展[21]。對于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協調的測度可顯示區域間兩系統協調發展的實情，判斷區域時空協同及生態經濟間協調發展的態勢轉變。

在林地生態安全的內部結構中，將其用DPSIR評價模型涵蓋可以較為直觀地展現人類活動形成根本動力、對生態施加壓力、改變原有生態狀態、對其產生影響并采取積極響應的五部分行為全過程，揭示人類活動與生態安全之間的因果關系[27]，森林的低蓄積量致使林地生態的自我調節能力降低，病蟲害等生物影響對于林地的生態安全產生較大威脅[21]，資源類和自然災害類共同表征可以較為完整地呈現出林地安全狀態[17]。工業污染的排放、森林面積的減少等使林地生態功能減弱，二氧化硫排放強度可用來衡量對林地生態安全產生影響的直接壓力，生態修復投資強度、新增造林比例及水土流失治理情況反映出林地生態安全的響應效率[17]，人口自然增長率、城鎮化率等自然及人力資源則為社會發展的原始驅動力，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及響應五部分貫穿林地生態安全決策全過程，彼此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突出強調林地生態安全狀況演變過程中所面臨的資源制約、經濟驅動、環境束縛間的作用[27]。林業經濟發展內部結構的測度主要分為規模、產業結構及發展活力三方面。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綜合作用決定其相關聯、互制約的耦合機制的形成(圖1)。

圖1 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的耦合協調機理

1.2 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建立

基于林地生態安全領域評價的內在邏輯，林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設定采用DPSIR模型。DPSIR模型涵蓋包含經濟社會發展在內的多方面因素，構建初始指標體系時首先依照驅動力(D)、壓力(P)、狀態(S)、影響(I)、響應(R)五部分與林地生產活動安全性評估的相關內容初步確定26個指標(表1)，又引入定量驗證與測度的SEM模型，剔除使各部分整體信效度檢驗結果較低的指標，并依據SEM的參數及擬合檢驗結果，剔除在5%顯著性水平下路徑關系不成立的測度指標，如此循環檢驗與篩選，直至達到模型擬合效果的理想狀態。

表1 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驅動力指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加速驅動資源供給，是造成林地生態安全內部交互性發生作用的重要原因，經篩選后包含3個指標：人口自然增長率，反映人口的削減或劇增對于林地生態平衡的打破，伴隨引發的毀林造田、蓋房等對于林地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影響[28-29]；城鎮人口比例，反映在城鎮化發展進程帶來的林業生產技術的革新、生產要素、產業結構的優化等重要驅動因素[15]；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表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能夠反映地區經濟運行狀況對于林地生態系統的隱性驅動作用，側面體現林業生產發展造成的林地資源浪費、流失等問題出現的潛在驅動因子[30]。

壓力不同于驅動力，側重反映林業產業發展對于林地生態安全的顯性外力特征因素，是指在驅動力維度因素的影響下，林業生產作用于林地生態系統并造成負荷的生態脅迫，經篩選后包含3個指標：林業產值占GDP比例，反映林業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從貢獻率層面表現產業發展對于林地的損害及消耗[19]；科研課題經費數，是林地生態安全的物質性基礎，影響林地生態安全研究的層次水平，科研技術的滯后導致林地生態的保護與恢復[19]；工業二氧化硫排放總量，通過改變細胞膜的通透性影響植物的生長、形成酸雨改變土壤的結構等，進而破壞林地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29]。

XIAO Yu, PENG Zhongze, FENG Jinpeng. Effects of calcium and silicon on the hydrothermal synthesis of xonotlite fibers[J].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2018(6):94-97,102.

狀態指在驅動力及壓力作用下林地的現有狀態與潛力，是林地生態安全系統健康狀況的表征，經篩選后包含5個指標：森林面積，反映林地及森林資源實際占有水平，其占補平衡可以實現林地資源的適度增長以及動態平衡[15]；森林覆蓋率，表示森林資源豐富度，衡量林地生態安全的平衡狀況，其提高可使林地生態安全屏障更加牢固穩定[27]；森林蓄積量，反映地區森林資源總規模水平，其增加可以帶來林地生態系統儲碳功能的提高[15]；自然災害受災面積，表征林地發展穩定狀態，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將會帶來林地生態安全極大程度的不穩定態勢[19]；大氣污染次數，反映因生產企業遷入或自然過程等導致林地大氣質量的污染惡化[27]。

耦合協調效應分析主要考慮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相互作用程度及促進或制約關系，構建耦合度模型[式(5)]及協調度模型[式(6)]。同時，為呈現林業經濟發展相對于生態安全演變的程度，引入相對發展度模型[公式(7)]?？紤]到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貢獻的重要性，一般將α、β均設為0.5[39]，因林地生態安全綜合功效Ui介于0～1，因此C介于0～1，D介于0～1。耦合度指數C越大說明林地生態安全系統與經濟發展之間共振耦合程度越高，協調度指數D越大表明林地生態安全系統與經濟發展之間越協調，反之越失調。借鑒已有成果[40-41]，低水平耦合介于0～0.4，拮抗型耦合介于0.4～0.6，磨合型耦合介于0.6～0.8，高水平型耦合介于0.8～1.0，協調度的分類判別標準如表3所示。在相對發展度模型中，當P≤0.8時，區域林業經濟發展處于滯后階段；當0.81.2時，區域林業經濟發展超前[42]。

影響表示在驅動力、壓力、狀態3個維度共同作用于林地生態系統時所產生的影響，經篩選后包含2個指標：受害森林面積，反映森林火災及病蟲鼠害等影響因素的脅迫對林地生態安全穩定協調的破壞，造成林地生態價值損失及經濟損失，對林地生態系統的破壞最具直接性與災害性[15]；林地總面積占國土面積比例，全面客觀地反映林地及國土資源利用狀況，是林地對于所處地區生態環境的自我調節力度的一種反映[19]。

響應表示在驅動力、壓力、狀態3個維度的共同作用下人類應對林地生態系統所面臨的生態退化等問題時所采取的積極響應與措施，經篩選后包含3個指標：森林災害防治率，衡量地區對于林地生態系統所受自然災害的防治及控制情況[19]；造林總面積，表明人工造林力度，是林地生態建設情況的反映，同時也是地區對生態環境的重視及保護程度的體現，客觀反映地區林地生態建設成效[31]；水土流失治理面積，體現地區對于水土等資源的綜合治理能力[32]。

2.3.1 標準化處理

(4)團隊A和團隊B共同參與維修。對于每個團隊，在第i次維修中負責的運行單元數量和均小于M，且每個運行單元的平均維修成本隨維修數量的增加而降低。

2 數據與方法

2.1 研究對象

長江流域具有優越的氣候特征，其林木蓄積量占全國的四分之一，用材林僅次于東北林區，上游森林資源極為豐富，為中國三大林區之一[23]，黃河流域內中游地勢較為平緩，多為森林與草地[34]，生態空間中林地生態用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供給較高，是極具優勢的土地利用類型[35]，故選取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作為研究區域。根據長江流域水域特征，可將長江經濟帶劃分為上游、中游、下游三部分區域，長江經濟帶上游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4個省(市)，中游地區包括湖北、湖南、江西3個省份，下游地區包括江蘇、浙江、上海、安徽4個省(市)[36]。據關于黃河流域的劃分[37]，黃河流域的上游地區包括青海、甘肅、寧夏3個省(自治區)，中游地區包括內蒙古、陜西、山西3個省(自治區)，下游地區包括河南、山東2個省份。

我們這些學生的學習水準都很差勁兒，一問三不知是我們的家常便飯。如果市政府不組建這所學校，讓這些少年散放到社會上——毫無疑問，我們當中得有很多人會成為少年犯。市政府正是基于這樣的擔心才成立了這所非驢非馬的學校，把這些天性難馴的頑劣學生圈在這兒讀書，讓他們學習將來到社會上生存的手藝，成為自食其力的、無害的人?？傊?，這家學校不是培養國家的棟梁和大用之材的地方。

高阻接地故障不同于金屬性短路接地，其過渡電阻大，且不同原理的保護反映過渡電阻能力有所不同，因此高阻接地的情況給線路保護提出了挑戰。一旦線路保護無法切除接地故障，在主變運行方式以及各級保護配合問題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將可能發生主變跳閘事故，導致停電范圍擴大。因此，需要對高阻接地的特點和保護動作特性進行深入研究，以得到防止此類事故發生的技術措施。

2.2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2001—2017年出版的《中國林業統計年鑒》、2018—2021年出版的《中國林業和草原統計年鑒》、2001—2021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區統計年鑒、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為保證數據完整性，對于年鑒中特定區域具體年份數據出現缺失的情況采用插值法進行完善，剔除掉因缺失數據過多而造成插補出現異常、縮尾處理后效果仍不理想的樣本。

曾經打動過我的那個人，因為我想吃涼拌海蜇，第二天見我的時候，就端出來一份親手做的涼拌海蜇，還說：“不知道海蜇需要泡，買回來后，問了做法，就用水泡著，隔一會兒就過去看看?！蔽艺J真地吃了這份海蜇，那也讓我覺得有希望。海蜇咬起來“咯吱咯吱”的，分外有勁兒，那是我很難忘記的一種味道。多年以后，我總是記得這份海蜇，還有那個隔一會兒就去看看海蜇有沒有泡發的人，想起她小心翼翼打開捆住的碗，或者用手稍微碰碰的樣子，海蜇瑩瑩，水很清澈。我想那個時候的那個人，等待海蜇和等待著我，都是幸福的，也是愛我的。

2.3 數據處理

衡量林業經濟系統時，主要從林業經濟發展總體規模、內部結構、發展活力3方面考慮，鑒于數據可獲性、代表性和科學性原則，選取林業總產值[24]、林業第一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例[20]、林業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例[33]、林業完成投資額[21]4個指標表征地區林業經濟發展狀況。

麥小秋已經熟悉了D城的夜氣，這夜氣里帶著暖色，那層夜氣有時在腳面在指縫間繚繞，讓人感覺溫暖。然而，夜氣也是侵蝕身體的，沒有溫柔和撫慰的夜氣讓人打顫，不寒而栗。D城里一條叫麗水的河正被改造成一條澄碧的城區河，幾年后按現任D城領導班子的宏圖這個城市將變成一座美麗的內陸水城。表哥在麗水河邊的“葦湖”小區里有一套房子，之所以叫“葦湖”小區，是因為它靠近一大片的蘆葦湖。麥小秋第一次被饒哥剝光就在“葦湖”小區五樓的房間里。

由于原始數據量綱及數量級存在差異影響，選用極差標準化法進行處理，因指標有正負向之分，故分別選用式(1)和式(2)進行標準化處理。

(1)

(2)

3.1.2 林地生態安全受鄰域空間溢出效應作用影響

2.3.2 指標體系權重確定及指數合成

基于SEM測量模型擬合的指標體系結構關系下的作用路徑系數，通過構建歸一化算法，將標準化作用路徑系數值轉換為指標權重；然后根據指標權重系數線性加權計算單項指標的評價得分及綜合指數?；趯W者相關研究對于生態安全評級標準的劃分[17-19]，制定林地生態安全評判表(表2)。

(3)

表2 林地生態安全等級劃分

(4)

式中WXj表示第j個指標的權重系數；γXj表示第j個指標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值；Uij表示第i年第j個指標的綜合指數。

2.3.3 耦合協調效應及相對發展度

Furthermore, there are some reports that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EUS-FNA and/or PJC was signi 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US-FNA or PJC alone[8,71].

(5)

表3 耦合協調分類判別標準

(6)

(7)

式中C為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度；D為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度；U1為林地生態安全系統綜合功效；U2為林地經濟發展系統綜合功效；α、β為子系統對整個系統的貢獻度；P為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的相對發展度。

選取我院收治的80例糖尿病患者，隨機分為2組，各40例。其中，觀察組男26例，女14例，年齡35～70歲，平均（42.5±3.2）歲。病程1～8年，平均（6.2±1.3）年。對照組男21例，女19例，年齡36～71歲，平均（48.8±2.4）歲。病程1～9年，平均（6.4±1.7）年。兩組基本信息資料對比無明顯差異，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結果與分析

3.1 林地總體生態安全狀況較低

3.1.1 林地生態安全多屬風險緩解型

2002—2020年，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林地生態安全演變趨勢總體位于Ⅰ～Ⅲ等級(表4)，省域間時點變化差異性較大，總體林地生態安全狀況較差，且初期具有非均衡性。黃河流域整體的林地生態維護與恢復的速度要弱于長江經濟帶。如果將林地生態安全等級依據其風險演變類型進行劃分，可將其劃分為風險緩解型、風險加劇型和風險反復型3種類型[43]，其中風險緩解型指林地生態安全等級總體變化處于上升趨勢中，風險加劇型則指總體呈下降態勢的區域，風險反復型指沒有明顯單調趨勢變化的區域?；诖朔N概念界定，可觀測屬于風險緩解型的區域有黃河流域整體及全境省份(自治區)、除上海外隸屬長江經濟帶的所有省(市)，由此也可證明各階段政策對于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生態修復與治理的可行性。

表4 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林地生態安全評價值

2002—2020年，黃河流域各省域林地生態安全等級沿“較不安全-臨界安全”方向演變，位于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兩個省份演進變化率較大。其中，甘肅省2019年生態安全指數升至0.53，青海省2020年升至0.52，超過其他省域分別在2002年、2012年、2016年、2019年、2020年的極大值，生態安全狀況得到較大改善；位于黃河中游的山西、內蒙古較早過渡至臨界安全狀態，在生態建設逐步深化階段的結束時點(2012年)分別升至0.41、0.46，可見山西、內蒙古兩省(自治區)依托政策演進的“超前性”；位于黃河下游的山東雖于2012年接近臨界安全狀態，具備一定程度的生態抵抗能力，但數值較小，狀態不夠穩定。此外，除河南、陜西滯后一年升至臨界安全狀態外，其余黃河流域各省域均于黃河流域綜合治理方針的提出時點(2019年)初次進入“臨界安全”狀態，2019年的針對性方針政策對于該時點后黃河流域全面生態轉型具有重要助推作用，整體而言，通過觀測黃河流域地理位置相鄰省域演進進程及速率，可見鄰域空間溢出效應的影響。長江經濟帶省域整體演進與黃河流域相比，初期所處等級較低，但向生態優化方向演進速率較快。長江經濟帶中，只有長江下游的上海地區林地生態安全狀況變化進程呈風險反復型。2002—2020年上海地區林地生態安全狀況沿“臨界安全-較不安全-臨界安全”方向演變，且初始生態安全等級較高，其余省域均呈風險緩解型，位于長江上游的重慶、貴州、云南以及長江中游的江西、湖南初始林地生態環境較為惡化，生態狀況處于“不安全”狀態，但2002—2020年江西、湖南、重慶生態恢復建設成果顯著，生態安全指數逐步提升，且于2020年達到長江經濟帶省域排名前三地位。整體來看，除安徽、湖北分別滯后兩年和一年、江蘇提前一年外，長江經濟帶大部分區域跨越至“臨界安全”的時間點為2016年，2016年為《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的審議通過時點，該階段的生態政策引領生態建設新格局作用凸顯、意義重大?？傮w來看，長江經濟帶各省域自2012年后生態安全狀況發展較為均衡，同時也存在鄰域空間溢出效應的影響。

（一）最急性型 病死豬剖檢可見氣管和支氣管內充滿泡沫狀帶血的分泌物。肺充血、出血和血管內有纖維素性血栓形成。肺泡與間質水腫。肺的前下部有炎癥出現。

3.2 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協調程度存在省際差異

基于SEM賦權測算出的林地生態安全及經濟指數建立耦合協調模型及相對發展度模型，得到重要時間變化節點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度、協調度、相對發展度省際差異及時間變化趨勢如圖2～7所示。

圖2 黃河流域耦合度省際變化

圖4 黃河流域協調度省際變化

圖5 長江經濟帶協調度省際變化

圖6 黃河流域相對發展度省際變化

圖7 長江經濟帶相對發展度省際變化

3.2.1 臨界狀態下長江經濟帶耦合協調程度內部存在非均衡性

對于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的林地生態安全的時點研究應依托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演進界點[30]，參考學術界對21世紀以來各個階段的生態文明政策演變界點的劃分，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的發展目標，2012年黨的十八大推進生態建設理念與實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布局中的統籌協調發展[5]，并逐步推動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地位的上升。分流域來看，長江經濟帶與黃河流域的重大政策變化節點有所差異，2016年《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的審議通過，確立了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新格局。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具有高度科學性和針對性的黃河流域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方針，為實現黃河流域全面戰略轉型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38]。2020年11月，在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應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推動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主戰場的形成。因此，以2000—2020年為研究期，分析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協調的時空分異，并選取2002年、2012年、2016年、2019年、2020年作為5個重要時間節點。

以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絕大多數區域林地生態安全指數跨越至“臨界安全”的時間點為臨界狀態，分析臨界狀態下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協調耦合程度。在長江經濟帶跨越“臨界安全”的重要時間節點(2016年)處，除湖北、貴州仍處于低水平耦合下的輕度失調衰退階段，其余區域已過渡至拮抗型耦合下的瀕臨失調衰退階段。與長江經濟帶相對應，在黃河流域的臨界狀態(2019年)下，其全域均已發展至該狀態，另在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相對發展層面上，黃河流域也呈現出較大的均衡性。受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等因素的影響，長江經濟帶自西向東耦合協調程度發展存在差異性，主要體現在臨界時點下長江上游地區貴州及中游地區湖北兩地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協調狀況從失調衰退階段過渡的緩慢性。這主要歸因于長江中上游地區較下游地區而言，林地經濟發展水平與生態環境保護效率相對低下，耦合協調的全方位階段性過渡較為遲緩。

3.2.2 不同時序下耦合協調程度存在梯度變化趨勢

完善師資隊伍的第一步是根據教學需求引進人才。商務英語教師不一定都必須精通專業、語言和實踐，但至少在某一個方面比較突出，如經濟、管理等專業課程的教師應該有過硬的專業知識和一定的雙語教學能力；語言類課程的教師應該具有豐富教學經驗，比較熟悉商務知識；實踐類課程的教師應該具有實際商務工作經歷。

黃河流域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因林地規模、林業經濟發展速度及結構、生態安全等級變化進程等存在差異，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的耦合協調及相對發展關系也呈地區差異化。在生態建設逐步深化初期(2002年)可持續發展不斷增強的目標明確之時，黃河流域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初始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度指數存在差異，但基本上都處于低水平耦合階段，只有甘肅省于2002年剛跨入拮抗型耦合階段。但由于指數較小，相互作用與彼此影響程度仍較微弱。隨著政策的落實與發展，黃河流域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于黨的十八大促進生態統籌協調(2012年)之時的相互作用程度基本處于飽和狀態，之后基本不發生改變，整體耦合程度不高，耦合度指數為0.49左右，作用方式為拮抗型。但在促進制約關系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協調度指數于2012—2019年有所變動，主要體現在河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的協調度指數提升，由輕度失調衰退階段過渡至瀕臨失調衰退階段，之后兩年間耦合協調程度基本維持在瀕臨失調狀態，協調程度總體低于耦合強度，表明黃河流域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兩系統之間未達到良性共振，由相對發展度指數可見，2019年及以后基本實現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林業經濟發展與生態安全發展同步。

長江經濟帶各省(市)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度各時點水平與整體變化趨勢與黃河流域趨同，2002年初始狀態時，除上海外整體上處于低水平耦合階段，除貴州耦合度各時點間發展較為均衡外，其余區域均于2016年之時趨于飽和，整體耦合水平不高，耦合度指數為0.49左右。另外，各省(市)協調度指數隨時間變化較為均衡地緩慢提升，直至2020年，重慶剛剛步入勉強耦合協調階段，其余整體處于瀕臨失調衰退階段。從相對發展度變化層面來看，直至2020年，僅半數區域達到林地生態與經濟的同步發展狀態，貴州在2012—2016年林業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對比黃河流域來看，長江經濟帶整體初始耦合協調度較低，但發展速率較快，同時也呈現梯度變化趨勢，東部沿海經濟耦合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

3.3 黃河流域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協調適應性較強

長江經濟帶與黃河流域的林地生態安全水平及耦合協調值的時序變動趨勢如圖8所示。從林地生態安全等級劃分來看，長江經濟帶與黃河流域在2000—2020年總體處于“較不安全”狀態，呈“下降-平穩”變動趨勢，初期階段黃河流域林地生態安全水平明顯低于長江經濟帶，但2012年后逐漸略低于長江經濟帶。從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協調狀況來看，2000—2020年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均處于“輕度失調衰退”狀態，黃河流域略高于長江經濟帶，且黃河流域逐年平穩攀升，長江經濟帶則短暫下降后又恢復平穩。由此可見，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推進，兩區域的林地生態修復與建設力度得到加強，生態安全格局也得以穩步構建；雖然黃河流域的林地生態安全水平雖相對落后，但其在與經濟耦合相協調方面要優于長江經濟帶。

圖8 長江經濟帶與黃河流域整體林地生態安全評價值及其與經濟耦合協調值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第一，長江經濟帶與黃河流域林地生態安全演變過程存在鄰域空間溢出效應，地理位置鄰近區域在演進趨勢及方向、速率、過渡階段時點、超前滯后特征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從重大政策的演變節點把握林地生態建設進程較為精確，依托高水平地區引領的兩大戰略區域林地生態聯動機制建立更具研究意義。第二，長江經濟帶與黃河流域作為重要的生態屏障，由重大戰略政策引領，生態區位重要，但現有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整體耦合協調水平較低，內外部優勢未得到充分發揮。尋找科學有效的林業發展改進策略或機制，有助于科學協調林地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4.2 討論

第一，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整改。林地生態安全狀況的演變驗證了政策發展的預期節點，總體呈現布局性特征。但是，突發性、疊加和累積性的生態風險不容輕視，需加大污染綜合治理力度與林地生態保護財投入力度，統籌區域的生態安全風險管理及防范體系亟待健全，進一步完善生態安全長效機制，推動林地投入產出向集約、綠色方向發展，夯實林業建設根基。第二，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現存的經濟基礎薄弱、粗放發展等問題，面臨林地生態系統維護與經濟發展的雙重壓力。為改善整體耦合協調程度不高等問題，應加強長江經濟帶沿線協調度較高地區的帶動，注重林業現代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原始驅動作用，人類活動強度、城鎮化水平等指標的內在驅動，以及科研投入經費、林地建設投資等的外在驅動作用。在考慮不同省份自然稟賦差異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區域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系統間的平衡協調。第三，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應注重林地生態安全建設與經濟相協調的科學有效聯動與疊加效應的產生，形成兩大重要戰略區間林地生態安全聯動保護機制。從林業決策部門、林地經營主體等多角度出發，促進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在不同省域間的高效流轉。政府部門應及時掌握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相關動態信息，借助經濟、規劃、技術等手段分區定策，同時加強多渠道政策宣傳，提高公眾的配合意識，引導兩區域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耦合互饋、向動態良性發展方向邁進。第四，運用耦合協調度與相對發展度對林地生態安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作用程度及方向進行分析時，側重于從數據規律方面探析其時空變遷的趨同性及差異性。未能體現兩系統間各個指標要素的變化趨勢，內部差異性沒有得到深刻剖析，因此仍存在不足，后續研究中可以在健全指標體系、完善所需數據、解耦及量化指標要素間關系等方面進一步深化與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