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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上市公司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2023-03-04 10:27王雨馨魏遠竹
林業經濟問題 2023年5期
關鍵詞:會計信息林業價值

王雨馨,魏遠竹

(1.福建農林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州 350002;2.寧德師范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福建 寧德352100)

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碳會計是以分析和衡量企業碳排放量的標準和會計核算為內容的新學科,該學科的研究熱點是碳會計核算中的會計確認、會計計量以及會計信息披露等。其中,碳會計信息是投資方為全方位評估企業價值而要求被投資方提供包括碳排放信息等在內的各種信息[1]?,F有研究主要從碳會計信息的披露方式、披露內容、披露質量及其影響因素,以及碳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意義等方面進行分析[1-13]。碳會計信息披露可彌補利益相關者對信息獲取的需求,披露信息的質量越高,信息不對稱的情況越能得到緩解,且隱性代理成本越低,還可增進投資者對企業的信任,提高企業的市場估值[8,13]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7]。對于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有研究指出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是影響企業財務績效的重要因素[2-6,10],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凈資產收益率呈正相關、與總資產增長率呈負相關[9],且上市公司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通過影響媒體對企業的關注度[11],對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產生影響[12]。但現有文獻大多基于財務管理的范疇,將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聯系起來的研究相對較少。林業企業以森林資源及其產品為主要經營對象,旨在更好地發揮林業企業在資源培育、生態修復、環境治理、水土保持等方面的作用,從而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14]。由于森林資源經營的下游制造業如制漿造紙、木材加工、家具制造等屬于重污染或高消耗的行業,在研究林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問題時需要綜合考慮環境、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的因素[15]。因此,林業企業不僅屬于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產業[13]還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體,應該成為履行高質量碳會計信息披露的最主要主體,公眾對林業企業碳會計信息披露的期待也較高。然而,很多林業企業至今依然沒有認識到碳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仍存在碳會計信息披露相對零散不規范、自愿性較差、質量不高等方面的問題。已有學者針對林業碳會計的計量問題與方法[16]以及顯著影響林業企業碳會計披露質量的因素[16-17]展開研究,但未充分考慮市場對林業企業高質量碳會計信息披露的反應[16-22],且較少聚焦于林業這一單獨行業進行研究。因此,采用內容分析法度量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指標,結合統計分析、回歸分析等實證研究方法,針對80家林業上市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的關系進行深入探究,驗證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以及相關程度,并進一步分析林業企業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因素,旨在豐富已有研究的同時促使林業企業優化自身的行為決策,為林業企業提高競爭力并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也為各級政府的政策制定部門和監管機構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議。

1 數據與方法

1.1 理論分析

1.1.1 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

企業的自然資源基礎觀涵蓋了經濟效用和環境倫理雙重范疇,超越傳統新古典經濟學僅對成本收益的考察,企業自然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應以企業經營行為是否達到環境友好效果為前提,將影響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環境行為分為防止環境污染、產品管理和可持續發展3個維度[23]。其中,防止環境污染要求企業采取綠色生產方式將廢棄物排放降到最低,產品管理要求加強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調合作,而可持續發展則要求企業做出相應的綠色發展承諾,并樹立環境倫理理念。外部性理論認為,將大氣層和人類生態系統默認為公共物品,則碳排放具有顯著的外部性效應,而通過必要的環境規制和有關部門監管、市場機制等有機結合之后,為碳排放賦予了非公共物品的屬性,增加了企業的污染成本,產生了負外部性效應,使外部問題內部化。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認為,企業需要履行其對社會、公眾的責任和義務,并注意保護生態環境,這就要求企業超越對利潤的單一追求,更多地關注對于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委托代理理論認為,由于現代企業大多處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狀態,因而信息不對稱和委托代理問題普遍存在,這就使得公司管理難度上升。在此背景下,企業可以通過提高包括碳在內的各種會計信息的披露質量來降低代理成本,并充分地展現企業的環境友好形象和良好的企業價值觀,以取得投資者和公眾的信任。因此,企業需要履行環保義務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具體到碳會計信息而言,就要切實減少碳排放并披露高質量的碳會計信息以降低污染成本和代理成本,以獲得可持續優勢,進而提升企業價值。于是,提出1個假說。

H1: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對林業企業的企業價值會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1.1.2 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規模性質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是一系列資源的集合體,不同的企業存在著資源整合能力方面的差異,最終導致了不同企業擁有不同的競爭力。一般而言,規模較大的公司,其進行資源配置的效率也相應較高,從而其碳會計工作做得也比較扎實有效,自然也就更傾向于披露詳盡、高質量的碳會計信息。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經營不能僅限于滿足股東的利益,而應該綜合平衡股東、消費者、員工、供應商、政府等各方主體的利益需求。企業的規模越大,其所受到的社會關注與監督也越多,利益相關者們對其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也要求更高,因而能督促企業披露高質量的碳會計信息。國有企業相對于私有企業往往擁有更多的可配置資源,因而其更有能力做好碳會計信息披露工作,且其在追求盈利的同時會更多地兼顧社會責任的履行。一方面是因為國有企業自身的國有屬性要求其對國家政策做出更加敏感的反應;另一方面是因為外部利益相關者會對國企的環保行為產生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當企業的產權為國有時,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往往會更高。于是,提出2個假說。

H2:林業企業規模與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

H3:國有林業企業相對于非國有林業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會更高

1.2 變量設計

1.2.1 因變量

企業價值不僅能反映企業的經營水平,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場和社會公眾對公司未來發展的期望,不易受到管理層短期行為影響,是衡量林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因而選取企業價值(Y)作為因變量。由于托賓Q值代表企業利用有限資源所能創造的財富大小,能夠更加真實準確地反應企業的價值,所以采用托賓Q值衡量企業價值[11,24-25]。

1.2.2 自變量

企業的環保意識、環保成效以及碳會計信息披露情況可以由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這個指標進行量化,以便能夠更加直觀深入地進行分析,因此選取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X)作為自變量。為確保數據的可比性,基于文獻[26]對碳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度量方法,從碳排放披露情況、碳減排績效、碳信息披露載體、碳減排管理、碳排放監管與認證披露情況等5個項目進行梳理和匯總,得到30個指標作為打分點,具體得分項目及其賦值如表1所示。

表1 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賦值表

1.2.3 控制變量

為緩解遺漏變量偏誤問題,選取總資產凈利潤率(C4)、可持續增長率(C2)、資產負債率(C7)、賬面市值比(C3)、企業價值倍數(C5)、企業規模(C1)和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C6)作為控制變量??傎Y產凈利潤率常用于衡量企業盈利水平,當總資產凈利潤率較高時企業的盈利能力較強,值得投資者進行投資;反之,則說明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較低,投資者應當謹慎考慮??沙掷m增長率是指不發行新股、不改變經營效率(不改變銷售凈利率和資產周轉率)和財務政策(不改變權益乘數和利潤留存率)時,其銷售所能達到的增長率,可持續增長率代表了本年所有者權益的增長率,能夠較好地衡量企業的發展能力。對企業償債能力的衡量主要反映在資產負債率指標上,資產負債率較高則意味著企業經營者主要通過舉債來擴大生產規模、開拓市場、增強企業活力,并以此獲取較高的利潤。賬面市值比能反映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成長型股票的賬面市值比一般較低,而價值型股票的賬面市值比一般較高。企業價值倍數是從全體投資人角度出發,要求企業預測的未來收益水平必須能夠體現企業未來的收益流量和風險狀況的主要特征。企業規模即企業體量越大則其所受到的社會關注與監督就越多,從而有助于促使企業履行環保義務,完善碳減排政策,企業規模會顯著地影響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27-28]。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代表公司的股權集中程度,反映了公司的治理特征,被認為是影響碳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也會受到股東持股比例和管理者治理方式的顯著影響[29]。從理論上講,公司的股權越集中,越有利于滿足主要股東的利益需求,也有利于提升決策效率,因此選擇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衡量公司治理水平的指標。

1.2.4 虛擬變量

實控人性質是指公司是否為國有企業。從理論上說,國企的國有產權性質會使其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并履行環保職責,因此其相較于非國有企業會傾向于披露更高水平的碳會計信息,許多學者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3,30]。因此,將企業實控人性質(D)設置為虛擬變量。各變量的取值或賦值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的取值或賦值

1.3 數據來源

雖然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2012年,但考慮到時間滯后效應,因此選擇2013—2022年滬深A股上市的包括林業及其下游的制漿造紙、木材加工、家具制造3個行業公司作為樣本。為了防止極端值對數據分析的影響,剔除以下數據:(1)剔除缺失數據的公司;(2)剔除PT、ST和ST類公司,最終得到80家林業公司共計468條樣本數據。所用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和銳思數據庫。采用STATA和SPSS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分析。

1.4 數據處理

1.4.1 測算碳會計信息披露指數

由于碳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及標準尚不統一、企業披露意識不足,所以在碳會計信息披露方面仍存在著披露不全面、不規范等相關問題。由于不同學者在度量企業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時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主要以文本分析法[2,24,26,28,31]、指數評價法[2]和多維度分析法[17]為主,所以參考文獻[2]和文獻[28],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指數評價法相結合的方法構建碳會計信息披露指數。利用碳會計信息披露指數得分比例進行度量,使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得到更加全面準確的反映。

Xi=∑CDIIi÷∑MEADI

(1)

式中Xi為第i家林業上市公司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指數;∑CDIIi為第i家林業上市公司全部披露要素的總得分;∑MEADI為所有披露要素的最優得分之和,共42分。

1.4.2 回歸分析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常用于刻畫一個因變量和多個自變量間的相關關系,由于企業價值的影響因素十分豐富,除了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外還可能受到可持續增長率、總資產凈利潤率等多種其它因素的影響。因此,為了能夠驗證研究假說,可采取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同時控制固定效應并使用穩健標準誤解決異方差問題,以此建立模型Ⅰ[式(2)]對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對企業價值的影響進行分析。此外,為了驗證林業企業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是否受企業規模和實控人性質的影響,建立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規模和實控人性質的回歸模型,即模型Ⅱ[式(3)]。

Yi=α0+α1Xi+∑γjCij+ε

(2)

X=β0+β1C1+β2C3+β3D+ζ

(3)

式中Yi為企業i的企業價值;Xi為企業i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Cij為企業i的第j個控制變量值;α0、β0為常數;α1、γj、β1~β3為相關系數;ε和ζ為隨機干擾項。

1.4.3 檢驗多重共線性

在正式回歸之前,須確定各變量之間的關系。一般采用相關性分析衡量兩個變量因素的相關密切程度。因此,將數據導入STATA,通過運算獲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同時,為了避免模型估計失真問題,采用方差膨脹系數(VIF)和容忍度對變量樣本數據的共線性嚴重程度進行度量,結果顯示:所有變量的VIF值分布范圍為1.102~1.903,均小于5且接近于1。說明自變量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1.4.4 檢驗穩健性

自2015年起正式生效的《環境保護法》中,“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這一章明確規定了重點排污單位有義務如實地向社會公開詳細的環境信息,并接受社會監督?!董h境保護法》的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對于碳會計信息披露工作做出了正式規范化的要求[31]。隨后國家又相繼出臺了《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辦法》等多部規章,進一步加強了對環境信息強制披露的立法支撐。所以,為了檢驗模型1和模型2的回歸結果是否真實可靠,采取縮減樣本容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將樣本數據的年份由2013—2022年縮減為2015—2022年,然后基于公式(2)和公式(3)構建模型3和模型4,并采用OLS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

2 結果與分析

2.1 林業上市公司碳會計信息披露總體質量仍有待提高

根據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3)可知,不同公司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X)的最小值為0.02、最大值為0.88,而均值為0.28,說明中國林業上市公司碳會計信息披露的質量個體差異較大,大多數企業依然存在著披露意識不足的問題,總體披露水平較低。2013—2022年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平均值由0.187增長至0.472,呈穩步上漲趨勢,說明林業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意識在逐年增強,但直到2022年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均值仍未超過滿分的一半即(0.5分),可以看出林業上市公司總體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不高,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之所以存在這一現象,可能是由于社會整體的環保意識還不強,且碳會計信息披露相關制度仍不夠完善,也沒有針對林業企業的強制性披露措施。已有文獻也驗證過這一觀點[17],但其僅依據4年數據進行分析,表3利用10年面板數據深入探究了林業企業內部特征的發展變化總體情況,結論更具說服力。此外,企業價值(Y)、總資產凈利潤率(C4)、企業價值倍數(C5)、企業規模(C1)4項數據的最值超過平均值3個標準差,說明4項數據的波動較大,不同企業的財務績效與企業價值之間存在著較大差異。企業前十大股東的股權所占比例(C6)的均值為37.26,標準差為23.01,說明中國林業上市公司的總體股權集中度較高,但不同企業之間的差異較大。資產負債率(C7)的均值為0.43,說明大多數林業企業的財務風險都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企業實控人性質(D)的平均值為0.09,說明現有的林業上市公司中非國有企業占較大的比例。

表3 描述性統計結果

根據相關性分析結果(表4)可知,本表中變量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8,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且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規模、實控人性質、賬面市值比(C3)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企業價值倍數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則H2和H3得到部分驗證。此外,以上結果顯示,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之間也有一定的相關性,若這種相關關系過于精確的話,就會影響模型估計的效果,所以采用方差膨脹系數度量后發現所有變量的VIF值均小于5且接近于1,排除了解釋變量之間的共線關系。

表4 相關性分析結果

2.2 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對林業企業價值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多元回歸結果(表5)顯示,模型1的擬合度為0.682,說明整個模型的擬合情況良好,整體的解釋力度達68.2%。主要解釋變量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系數為0.493,說明當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每增加一個單位時,林業企業價值將增加0.493個單位,林業企業價值受到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顯著正向影響,則H1成立。依據企業自然資源基礎觀和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當企業遵循自然資源基礎觀,樹立了良好的社會責任觀并追求可持續競爭優勢時,往往會對標綠色發展要求,主動地提升企業的環境保護水平,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踐行良好的環境倫理理念,從而提高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推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進而提高了企業價值;不僅如此,依據委托代理理論,提高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還有利于采取源頭防治措施,執行更有針對性的防污舉措,以切實降低污染成本和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且有助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從而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使得企業價值獲得進一步的提升;此外,依據利益相關者理論,高水平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有助于系統全面地向投資人展示企業在碳會計方面的成效,而且林業企業是重資產型的企業,具有產品投入產出周期長、沉沒成本高、經營風險較大的特點,林業企業具有的生態性和資源消耗性使得利益相關者會更加關注它的環保履責情況,因此提高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不僅降低了利益相關者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同時也滿足了社會、公眾對環保信息的需求,展示出良好的企業形象,并傳遞企業積極履行環境責任的信號,將有助于增加投資者的信心和社會公眾的信任,使企業得到更多的資源投入,進而提高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價值。此外,前十大股東股權比例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企業價值產生正向影響,說明股權越集中的企業,越有利于滿足主要股東的利益需求,也有利于提升決策效率,投資人越看好,企業價值也相應越高。資產負債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對企業價值產生正向影響,說明資金利用效率越高則企業所受經營風險較小,活力充沛,越能獲得投資人和社會公眾的認可,從而對提升企業價值產生相對顯著的影響。綜上所述,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會對林業企業價值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林業企業可以通過提高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方式使自身價值得到提升。

表5 多元線性回歸結果

2.3 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受到林業企業規模和性質的顯著影響

企業規模、控制人性質、賬面市值比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表5),說明當公司規模越大時,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會越高,且公司為國有企業時相對于非國有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會更高。依據資源基礎理論、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各利益相關者諸如股東、消費者、員工、供應商、政府等主體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往往也存在著較高的期望,規模越大的林業企業將面臨外界更多的監督和期望,同時大企業對資源的掌握和利用能力越強,競爭力也更強,相應地就更有實力提高自身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因此越傾向于履行碳減排職責并披露質量更好的碳會計信息。對于林業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的已有研究未探討企業性質這一因素[17],根據實證結果(表5)顯示,當林業企業為國有屬性時,會因為國有企業天生的政治關聯性獲得政府隱性擔保從而緩解林業企業本身經營風險大、未來現金流不確定性強的特性,國有企業對政策的敏感性也更強。因此,國有林業企業會更有能力也更有意愿付出更多精力在追求盈利的同時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踐行環保行為,積極進行節能減排,主動提升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即國有企業相比于非國有企業更傾向于向社會披露高質量的碳會計信息。綜上所述,H2和H3成立。

2.4 碳會計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的相關關系穩健

針對企業價值,模型1與模型3相比,縮減樣本容量后模型擬合度從0.682增加到0.694,說明《環境保護法》出臺后模型整體的解釋力度有所增強;且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依然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系數從0.493提高到0.519(表6),意味著當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每增加一個單位時,企業價值將增加0.519個單位。由此可見,碳會計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的相關關系與未縮減樣本前完全一致,穩健性檢驗通過。針對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模型2與模型4相比,縮減樣本容量后模型擬合度從0.180增加到0.181,說明《環境保護法》出臺后模型整體的解釋力度有所增強;且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規模、實控人性質之間依然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H2和H3依然成立。

表6 OLS回歸結果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第一,林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碳會計信息質量差異較大,總體質量不高,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第二,林業企業價值受到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顯著影響,企業所披露的碳會計信息質量越高企業價值越高;第三,林業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規模、實控人性質等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當企業規模越大、企業性質為國有時,林業企業所披露的碳會計信息質量會更高。

3.2 建議

在缺少強制性披露要求和統一規范標準的情形下,大部分林業企業的環保意識不強,仍沒有意識到提高碳會計披露質量的重要意義也由于部分企業不愿意承擔更高的碳會計信息披露成本擠占原本的財務績效,使得林業上市公司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參差不一,在短視主義驅使下,林業上市公司總體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仍然處于較低水平。站在長遠角度考慮林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時可以發現,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會對企業價值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即當林業企業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越高時,企業價值也會越高。原因是,高水平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可以反映出企業的綠色治理理念,促進企業更好的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可以通過降低污染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來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以提高企業財務績效;還有助于企業獲得利益相關者的認可,從而獲得更多的市場資源,提高企業價值。經過實證研究后發現,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會受到企業規模和實際控制人是否為國有性質的影響,當企業規模較大時,所擁有的資源整合能力相對更強,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也會存在更高的期望,會進行監督以促使企業提高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因此,大型林業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也越好;國有企業天生的政治關聯性和政策敏感性使得國有企業更有能力和意愿推進碳會計核算工作,也更愿意積極主動、嚴格規范地披露碳會計相關信息,從而實現更高水平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綜上所述。提出以下3點建議。

第一,針對林業企業投資人、債權人和社會公眾而言,應該增強關注企業環保行為的主動性能動性,更多地關注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情況,在進行投資或借債決策前將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納入考量指標中,以此監督林業企業踐行良好的環境倫理理念,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積極進行環境治理與保護舉措,提高企業環境保護意識,增強企業的綠色治理水平,從而推進林業企業披露更高質量的碳會計信息,進而幫助企業獲得可持續發展優勢,提升企業價值。

第二,針對林業企業管理層而言,需強化企業內部管理,完善有關碳會計信息的內部控制制度,保障碳會計信息的完善性、可靠性和真實度。應該高度重視碳會計信息披露工作,要重點致力于從碳排放披露情況、碳減排績效、碳信息披露載體、碳減排管理、碳排放監管與認證披露情況等五個方面提高碳會計披露質量,這樣不僅有助于執行更有針對性的治污措施,還能提高企業的環境治理能力,促進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提升綠色技術水平,進一步降低污染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傳遞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信號,滿足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綠色信息的需求,從而促進企業財務績效持續提升;同時也能督促企業切實履行環保職責,提高環保意識,以樹立環境友好型的企業形象,從而獲得投資者、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的青睞和社會公眾的認可使企業更容易獲得外部資源流入,以不斷地提高企業價值,助力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三,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也應該進一步完善碳會計信息披露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章,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披露標準[32],建立健全碳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為上市公司提供明確的披露要求和指引。此外也要加強對企業的環保教育,讓企業從根本上意識到提高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重要性,以及積極履行環保職責的重要意義,并不斷地強化監管力度和懲處力度,通過切實履行嚴格規范的監管措施來督促林業企業提高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以便為實現碳中和與碳達峰的“雙碳”目標提供有力的立法支持和政策保障,從而最終促進中國林業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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