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料庫輔助的商務文本互文翻譯質量評估模式探究

潘 杰 婧

(廣州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 廣州 510000)

一、引言

“互文性”的概念由法國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在20世紀60年代率先提出,涉及文本受其之前作品影響的諸多方面?；ノ男允撬形谋绢愋偷幕緱l件,為口筆譯等實踐活動中的基本符號概念提供了理想的試驗場(Hatim &Mason,1990:121)。在翻譯角色日益凸顯的全球化語境下,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文化媒介,互文性傳遞將直接影響翻譯質量,而互文性又以其豐富的分類與表現手法,為翻譯質量評估提供了一套可行的參數。但目前鮮見從互文性角度開展的翻譯質量評估研究。另一方面,翻譯語料庫為厘清假設的對等關系、建立可靠的翻譯規律模式提供了值得信賴的方法論工具,是翻譯質量評估的重要來源(House,2015:107)。然而,質性評價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基于海量真實數據的語料庫方法尚未在翻譯質量評估中得到廣泛應用。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CSR”)報告作為非財務信息披露的主要形式,是企業與利益相關方溝通進而獲得支持的工具。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發布英文版CSR報告,但大多是從中文版本翻譯而來。因此,CSR報告的翻譯質量不僅關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實踐信息的準確傳遞,更重要的是,直接影響企業的國際形象及其與國際利益相關方溝通的有效性。但由于當前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主要針對文學作品,國內外對專門用途英語翻譯的質量評估尚屬少見。因此,在對單語語境和翻譯語境中的互文性分別進行闡釋后,本研究旨在借助語料庫技術,以CSR報告為例,構建一個專門針對商務文本的涵蓋操作機制與互文符號參數系統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上述研究對象、視角和方法上的空白?；谏鲜鲅芯磕繕?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1.單語語境和翻譯語境中互文性分別以何種方式存在?

2.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操作機制是怎樣的?

3.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參數系統是怎樣的?

二、文獻綜述

(一)翻譯質量評估模式相關研究

依據是基于必須滿足的統一翻譯標準或是某一文本的具體翻譯目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可分為原則導向型和參數導向型兩種(Williams,2004:3)。前者多為學者根據個人經驗提出的抽象翻譯標準,因缺乏實證檢驗具有一定的主觀性。此外,由于此類模式的初衷并非解決應用翻譯研究中的質量評估問題,不具備系統的程序和參數,較難用于具體的翻譯文本評估。因此,原則導向型模式不在本研究的討論范圍之內。參數導向型模式通常包含一組評估參數,用于源文本與目的語文本之間的多維比較,以評估翻譯質量。

豪斯(House)依據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篇分析等理論,引入定量方法,構建了國際翻譯批評界第一個理論與實證基礎充分且具備比較完整的程序與參數體系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司顯柱,2005)。她(1977)設定了語言使用者和語言使用兩個維度。按照源文本分析-目的語文本與源文本對比-譯文質量陳述的步驟,評估人員在這兩個維度的八個參數上考察目的語文本與源文本的匹配程度,進而甄別隱性錯誤和顯性錯誤。之后,豪斯(1997)對該模式進行了調整,將語域和體裁分析引入參數系統。近年來,在意識到研究發現可能在語場、語旨、語式上存在重疊后,她(2015)又提出翻譯質量評估的新修模式(如圖1)。

圖1 源文-譯文分析比較的新修方案(House,2015:127)

繼豪斯的初始模式之后,威爾斯(Wilss,1982)提出了一個譯文評估矩陣,橫向包含錯誤、不適切、無法判定、正確及適切五個等級,縱向涵蓋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個層面。范登布魯克(van den Broeck,1985,1986)在“翻譯質量評估三步法”中主張就體現文本功能的“文本素”對源文本與目的語文本進行比較。威廉姆斯(Williams,2004)立足論證理論,以論證宏觀結構和修辭拓撲學為其翻譯質量評估程序的基礎(House,2015:15-19)。芒迪(Munday,2012)則將評價理論應用于翻譯質量評估,通過對態度、介入和極差系統及其子系統的分析,揭示語言使用者的價值取向。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翻譯界涌現出一批參數導向型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吳新祥、李宏安,1984;范守義,1987;穆雷,1991;馮志杰、馮改萍,1996;李曉敏、楊自儉,2003; 侯國金,2005)。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司顯柱(2007,2016)借助系統功能語言學、篇章語言學和言語行為框架,構建了針對中英語對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該模式自首次提出幾經改進,圖2展示了司顯柱翻譯質量評估最新模式的總流程。

圖2 翻譯質量評估模式流程總圖(司顯柱,2016)

參數導向型翻譯質量評估多遵循定量方法,但其缺陷是無法評估譯文整體內容的可接受性(Williams,2001)。首先,部分模式雖結合了量性與質性評估方法,但一方面,少數案例研究為檢驗其普適性帶來了難度,另一方面,人工識別偏離數量,使大規模評估中的可操作性不甚理想。其次,參數系統未免籠統。如在偏離識別中,僅以實現語言三個元功能的詞匯語法系統為參數,而未明確各維度上的把控點;在對等考察中,僅提及文本類型/屬性作為參數的可能性,缺乏對具體操作的進一步說明。

(二)互文翻譯相關研究

哈提姆、梅森(Hatim &Mason,1990)率先將互文性理論系統應用到翻譯研究,引發了探討這一前景的持續浪潮(Littau,1997;García &María,2001;Hermans,2003)。如費德里奇(Federici,2007)將譯者比作“置身新的未知文學世界的旅人”,將其互文能力比作“旅途中的行囊”,認為從事互文翻譯的譯者是不同語言與文化世界的中介者與闡釋者,并對其提出諸多要求。法拉查德(Farahzad,2009)強調源文本與目的語文本間的互文關系,對翻譯中語內層面和語際層面的互文性加以區分。薩克拉里奧(Sakelariou,2015)認為,在西方翻譯研究中引入互文性視角,重塑了翻譯學科的發展進程,因為隨著確保原作絕對地位的等級制度的瓦解,翻譯實踐與譯者角色的價值將日益凸顯。

事實上,中國學界中翻譯與互文性的學術姻緣并不在外國文學之后(羅選民,2006:6),但相當一部分文章本質上為對西方互文翻譯理論的引介(黃念然,1999;羅選民,2012)。與國外互文翻譯研究一樣,多數研究為對互文性運用于翻譯研究的可能性之理論闡釋(秦文華,2007;甄曉非,2014)。理論研究的另一熱點為從互文性視角集中對翻譯過程所涉某一要素進行探討,如譯者地位(吳非、張文英,2016)、翻譯過程(徐方賦,2013)、機器翻譯(夏家駟、楊紹北,2004)、篇章連貫(鐘書能、李英垣,2004)、翻譯教學(黃文英,2006)、翻譯批評(李多,2017)、意識形態(魯碩,2008)等。顯然,國內對互文翻譯的一般理論研究中,簡單模仿和重復太多(羅選民,2006:7),而互文視角下的翻譯過程要素研究,幾乎沒有觸及到翻譯質量評估的領域。

應用研究方面,雖然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商務體裁,但主流研究對象仍被文學文本占據,至少存在兩大不足。首先,缺乏專門針對商務文本互文翻譯的理論建構。其次,主導研究方法仍是質性的,如例證法和案例分析等。甚至鮮見基本的定量研究,更遑論語料庫方法的應用。

三、單語語境和翻譯語境下的互文性

互文性的早期定義始于一個生動比喻——每個文本都是由引語拼湊而成的馬賽克,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Kristeva,1969:146)。之后,研究者先后從不同視角對互文性進行了分類(見表1)。

表1 互文性的主要分類

(一)互文網絡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未直接選取上述任何分類或其對應的表現手法作為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參數系統,但有必要探究現有分類方法的共性,以對單語語境中的互文性進行詳盡描述。首先,簡單地說,互文性即某一文本與廣義上其他文本間的錯綜聯系。廣義的文本包括語言、文化、文學等相互作用的場域,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中被后現代大師們歸入“大文本”范疇的各個方面(秦文華,2002:57)。其次,互文性的多樣性已得到廣泛認可,具體表現手法包括引用、典故、體裁和形式等。第三,相當數量的分類方法存在重合,體現為一種繼承與發展的關系。例如,邵志洪的分類明顯具有包羅萬象的意義,因為“intratextuality”的概念本身即與連科的“internal intertextuality”和哈提姆、梅森的“passive intertextuality”互文,而“extratextuality”與連科、費爾克勞和羅選民等的分法幾乎并無二致。第四,也是最重要的,雖然冠以不同類名,絕大多數研究者都采用了二分法。所有二分法本質上均以這樣的事實為前提——互文性是有形程度的變元,互文關系所在的跨距以有形性和無形性為兩個端點。該跨距是由主體文本(host text)、主體語言(host language)中的其他文本和主體文本所在的主體文化圈(host culture)組成的一個復雜網絡,其無形性由內向外逐漸遞增。在互文翻譯質量評估中,可針對特定體裁類型在該網絡中設置彈性的參數系統。由此,單語語境中的互文性重新定義如下(圖3)。

圖3 單語語境中的互文網絡

圖3表明,在單語語境中存在著三種互文性。第一種互文性存在于主體文本內部,以各種顯性手段實現文本自身的銜接與連貫,我們稱之為“自互文性”。第二種互文性存在于主體文本和主體語言之間,體現于形式固定的顯性手段,如引用、陳詞濫調、習語、諺語、慣用語等,半顯性的“去語言化”手段,如典故、戲擬等,或在篇章布局、綱要結構、寫作方法和主題傾向等方面為主體語言所共享的隱性慣例,如結構、體裁、功能、主題等。其中,隱性手段尤其需要讀者對主體語言中的前文本具備一定的背景知識加以識別。我們稱第二種互文性為“語篇互文性”。第三種互文性存在于主體文本和主體文化之間,甄別的前提條件是讀者能夠深刻掌握構成主體文化諸多方面的知識,包括隱性的主流價值體系、審美習慣和社會歷史因素等等,我們稱之為“文化互文性”。圖中的雙箭頭代表互文關系的雙向性。換言之,正如主體文本會受其所在主體語言和主體文化中前文本的影響,主體文本也為其之后的文本提供了互文參照。三種互文性由內向外輻射,構成了互文網絡,互文性的顯性程度與對讀者互文知識的要求程度成反比。

(二)“互文啞鈴”

互文網絡與哈提姆、梅森的互文鏈條(如圖4)可謂異曲同工。為了理解主體文本,讀者必須跨越意識形態上中立的本義,探索語言使用背后的意義總和,拼湊所有的互文指涉,搭建成一條線索,將主體文本內后面出現的互文符號、先前出現的互文符號與被喚起的整個知識領域串連起來。而在翻譯語境下,這一從前文本到主體文本的互文鏈條被進一步擴展,即囊括了內嵌被轉移的互文指涉的目的語文本(Hatim &Mason,1990:121-122;133)。

圖4 翻譯語境下的互文鏈條(Hatim &Mason,1990:133)

源文本與目的語文本雖跨越了兩種不同的語言系統,但顯然二者本身就構成了互文關系,因為前者作為前文本,直接誘導了后者內容與形式的產生。使情況更加復雜的是,目的語文本作為目的語中的主體文本,也處于其自身的互文網絡之中。法拉查德(2009)指出翻譯中存在兩個層次的互文性。其一為語內層次,即源文本在內容和形式上與其之前的所有同語言文本相關聯。其二為語際層次,即目的語文本與源文本及其他所有相同或不同語言的譯文相關聯。類似地,韋努蒂(Venuti,2009)認為翻譯涉及三組互文關系——源文本與其他任何語言文本間的互文關系、源文本與目的語文本間的互文關系(即傳統意義上的對等概念)以及目的語文本與其他任何語言文本間的互文關系。然而,二者的不足之處主要有二。第一,僅考察了語篇維度范疇,忽略了源語或目的語中主體文本內部的互文關系。第二,與多數其他學者一樣,探討的多為狹義的具體文本,而較少關注文化因素。此外,法拉查德強調目的語文本與其他所有相同或不同語言的譯文之間的互文性。這表明,一方面,他忽略了目的語、目的語文化中其他原創文本對目的語文本的影響,另一方面,該分類方法更適用于一個源文對應多個譯文的文學翻譯的情況。然而,就CSR報告翻譯而言,鑒于其實用功能,往往僅存在一個譯本。至于韋努蒂的“其他任何語言文本”則過于籠統,需要考慮的文本范圍太廣,對翻譯質量評估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基于單語語境中的互文網絡,可以合理衍生出CSR 報告翻譯語境中的互文模型(如圖5)。

圖5 CSR報告翻譯中的“互文啞鈴”

一方面,源文本、目的語文本與源語、源語文化以及目的語、目的語文化分別形成各自的互文網絡,另一方面,翻譯過程本身中源文本與目的語文本便構成強勢的互文關系,使翻譯語境中的互文模型呈啞鈴狀。翻譯CSR報告時,譯者的任務是通過互文符號識別源文本中各層次的互文關系,旨在實現源文本-目的語文本互文性的對等,或必要時結合目的語文本中各層次的互文關系對源文本中的互文指涉進行轉移。相應地,評估人員需對譯者在上述過程中的表現實施量性和質性評價,這就牽涉出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操作機制問題。

四、語料庫輔助的商務文本互文翻譯質量評估模式

(一)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操作機制

在翻譯實操層面,譯者需對源文本中的互文符號保持敏感,這是理解源文本進而產出目的語文本的起點。相應地,評估人員需以這些互文符號為參數,衡量譯者對互文性識別、解碼與編碼的適切性。三個互文維度的顯性程度各異,表明互文符號遍布語言系統的各個層級,可以是單詞、短語、從句和從句序列等具體元素,也可以是文本、話語和體裁等符號系統單位(Hatim &Mason,1990:134)。哈提姆、梅森指出,互文翻譯包含三個步驟。首先,識別互文符號;其次,將互文符號追溯至其前文本,評估互文指涉在互文空間中的符號學地位;第三,重新評估該互文符號在源文本中的符號學意義(Hatim &Mason,1990:134-135)。過程如圖6所示。

那么,在互文翻譯質量評估中,評估人員可以在哪些層面挖掘?針對譯者對互文符號的識別、解碼和編碼,評估人員需遵循哪些評估程序?每一階段需考察哪些互文維度?我們認為,各類型前文本中的參數集合(集合1、集合2……)恰好與互文性的三個維度——自互文性(顯性內互文性)、語篇互文性(顯性、半顯性及隱性外互文性)和文化互文性(隱性外互文性)——一一呼應,每一維度均可根據體裁類型設置具體的評估參數?；ノ目臻g的跨越反映了連結源文本和目的語文本各自互文網絡的強勢互文關系。具體說來,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操作機制如圖7所示。

圖6 源文本到目的語文本的的互文指涉

圖7 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操作機制

圖7顯示了互文翻譯質量評估識別、評價和修正三個階段所涉互文網絡中涵蓋的互文維度。源語主體文本和目的語主體文本所在的互文網絡均開發了三組參數,根據CSR報告的具體體裁特征詳細介紹如下。

(二)CSR報告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參數系統

至此,“互文啞鈴”及前述操作機制僅為翻譯質量評估提供了宏觀環境和大體步驟。為確保量化評估的可操作性,需開發一系列參數,以識別自互文、語篇互文和文化互文三個維度上的偏離和對等?，F有互文性表現手法的一個共同點是幾乎全部基于文學文本。因此,需要借助語料庫方法,聚焦CSR報告的體裁特點,適宜調整而非直接借用任何已有的表現手法,以便設置能夠滿足CSR報告互文翻譯質量評估需求的參數系統。

1.自互文維度

(1)語法銜接:銜接性連詞及副詞

自互文性體現為語法銜接、詞匯銜接和結構銜接。連詞是語法銜接最常見的手段,包括銜接性連詞、副詞等功能詞或短語,通過建立語篇序列、組織話語流、創造銜接性與延續性來促進命題意義的實現(Halliday &Matthiessen,2004:30)。從這個意義上說,語法銜接相較于外部世界的表征更側重文本的內部組織。這對翻譯質量評估的啟示在于,遵循目的語群體構建文本的慣例產出的譯文比不遵循該種慣例的譯文質量更高。此外,通過語料庫工具進行詞性賦碼,可以獲取源文本、目的語文本和目的語可比文本在銜接性連詞和副詞分布上的差異,進而識別目的語文本在語法銜接上的負操作。

(2)詞匯銜接:標準類符型符比

詞項的復現是詞匯銜接最直接的實現形式(Halliday &Matthiessen,2004:571),它指的是為保持內容的連貫性,相同詞項在某一文本中被重復使用。借助語料庫工具計算類符型符比(type/token ratio,以下簡稱TTR),恰好可以反映相同詞項在文本中的重復使用程度。一般來說,TTR越高,詞匯使用越具多樣性。然而,由于某種語言的類符數在一段時期內是相對固定的,文本篇幅越長,受型符稀釋的影響,TTR越低。因此,將標準類符型符比(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以下簡稱STTR),即每千詞的平均TTR設置為自互文維度的參數,可就詞匯銜接對庫容不同的三個語料庫進行比較。

(3)結構銜接:平行結構

平行結構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屬于同一語法層次、具有相同句法功能并通過并列連詞(或逗號等)互相連接的語言結構(章振邦,1981:383)。在CSR報告的目錄及正文的主副標題中存在著大量典型的平行結構,尤其是源文本,包含許多字數、句法結構相同的標題。即使這些平行結構被冗長的正文割離開來,它們在形式上相互呼應,提示讀者其陳述的是某一具體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的不同方面,締造了內在的邏輯性與系統性。

2.語篇互文維度

(1)引用

引用也稱引語或引文,用于“通過標題、章節等披露信息來源”(Sebeok,1986:829)。CSR報告中的引用主要有四種形式。第一,以原始形式出現在引號內的直接引用。第二,轉述形式的間接引用。第三,省略信息來源的間接引用。在CSR報告的源文本中,這類引用通常來自古詩詞或散文,最常出現在董事長致辭或未來展望部分。最后一種是將前文本中某一表達置于引號內,作為作者話語內容一部分的嵌引。以大量“數詞+縮略詞”結構為代表,如“三重一大”、“兩學一做”、“五險一金”、“三會一課”等。由于省略的內容往往具有更重要的信息價值,譯者和評估人員需尤為仔細應對這類互文符號。

(2)慣用語

慣用語是個相對模糊的集合概念,漢語的諺語、歇后語、習語、陳詞濫調、四字成語(涉及具體典故的除外)等在本研究中均屬慣用語范疇。與引用和典故相比,這類語言資源大多來自民間的口口相傳,在反復使用中形成了相對固定的表達方式,并遺失了出處。慣用語多出現在CSR報告源文本的案例、專題報道等記敘性文體中。

(3)典故

作為一種間接暗指,典故因僅僅提及主體文化中具有特定文學意義的人物、地點或事件而具有簡潔性和隱蔽性。因此,對這一互文符號的識別需要讀者具備源語文化一定的文學背景知識,以確保對典故具有足夠的敏感性。與慣用語一樣,典故多出現在CSR報告中的董事長致辭、未來展望、案例陳述和專題報道等“軟文本”中,在源語讀者中產生特定的文化效應。這要求譯者在精準識別的基礎上,使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將這種文化效應成功移植到目的語文本中。

(4)戲擬

戲擬是通過模擬名人風格或以夸張方式表現人們熟悉情形的、具有幽默感的語言仿造。讀者能夠迅速還原戲擬的前文本,并得知哪一部分因何作了替換。戲擬不僅包括對慣用表達或文學作品中詞句成分進行轉換、挪用或改寫的顯性戲擬,還包括與體裁、主題等發生聯系的成構戲擬(羅選民,2006:73)。鑒于CSR報告中幾乎沒有成構戲擬,本研究中的戲擬僅指狹義上的顯性戲擬。

(5)結構互文性:部分及子部分

簡單地說,結構互文性指具有結構上的類同關系或相似之處。邵志洪(2010:481-503)認為,結構互文性輻射構詞、語句、語篇三個層面,包含新詞創造、仿詞和戲擬(句子模仿和寫作模仿)等(見表2)。

表2 結構互文性(邵志洪,2010:481)

如前所述,習語變體、句子模仿和寫作模仿大致等同于顯性戲擬,而互文構詞顯然在追求文字游戲和生動描寫的英語文學作品中更為常見,而在CSR報告(尤其是中文報告)這類體裁中甚是少見。因此,本研究中的結構互文性僅指寫作結構互文,以CSR報告的部分和子部分為評估參數。

(6)體裁互文性:語輪及語步

專業作家在某一體裁內總是以一致的方式組織整體信息。但另一方面,話語社區的成員常常利用這些限制,在社會公認的目的框架內實現私人意圖(Bhatia,1993:29)。因此,通過對比CSR報告典型子體裁的源文本和目的語可比文本的結構組織,能夠揭示其在實現交際意圖方式上各自的傾向性。由于為了翻譯質量評估的便利,需從源文本和目的語文本中提取有代表性的部分進行比較(Newmark,2001),本研究中我們選取CSR報告中高度慣例化的子部分作為體裁分析的對象,包括報告簡介和董事長致辭。

體裁互文性維度的評估參數可借鑒斯韋爾斯(Swales,1990)的語步理論。他提出以語輪和語步為體裁結構的判別要素。正如每個體裁都服務于某一交際目的,每個語輪也都服務于從屬體裁整體交際目的的某一典型交際意圖(Bhatia,1993:30)。同樣,每一語步也都進一步服務于從屬該語輪目的的交際意圖。

(7)主題互文性:主題詞

主題互文性指同一主題在不同文本中的參與性。文學作品中的主題既可以是具體的人物形象,也可以是某一抽象概念,在作品中反復提及,或以不同方式呈現于不同文本。幸運的是,語料庫工具能夠生成主題詞表,即相較于常規使用頻率異常高的詞的集合(Scott,1996:53)。主題詞揭示了具體體裁的“話題性”以及該體裁在功能上的顯著特征(McEnery et al.,2006)。通過對比源文本、目的語文本和目的語原創文本的主題詞表,可以洞悉翻譯過程中的主題變化,開展原因分析,并對操作進行評估。

(8)功能互文性之信息層面:插圖配文及新聞、案例標題

簡單地說,功能互文性即文本使用上的相似性。豪斯(2015)在探討翻譯文本功能時批判了賴斯基于語篇類型學的三分法,認為其過于簡化。而后她將文本功能定義為文本在某一情景中特定語境下的使用(House,2015:26)。

作為非財務信息披露的一種形式,CSR報告詳述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因此首先具備內容主導的文本類型特征。為豐富信息維度,提高可讀性,文內會穿插大量圖片,下方配文簡要說明圖中人物、地點或事件。此外,為增強說服力,常報道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及其相關績效的新聞與案例,如所獲榮譽、產品服務創新、社會責任行動等。頂部注有一行文字,概括新聞或案例主要內容。這類配文與標題在功能上等同于新聞語篇的導語,相較于報道主體,能更快速地吸引讀者注意,使其在有限時間內通過瀏覽配文和標題最大限度地獲取報告的主要內容。因此,設定插圖配文及新聞、案例標題為參數,對CSR報告翻譯信息層面功能互文性的轉移進行評估。

(9)功能互文性之宣傳層面:評價性形容詞及副詞

需要注意的是,CSR報告作為一種商務話語,在提供信息的同時,還具有維護公共關系的宣傳目的(Wang &Guan,2013:463),而宣傳功能主要是通過態度層面的人際意義實現的。評價性形容詞和副詞作為評價和情態的兩種主要表達途徑在源文本中廣泛使用,傳達了公司對其上一財年社會責任履行自豪、確信和樂觀的態度。就宣傳性質的CSR報告的翻譯質量評估而言,目的語文本需向目的語可比文本無限靠攏,以最大程度地貼合人際意義態度層面的實現模式,從而滿足目標讀者的期待,達到類似的言后效果。因此,設定表達公司對其履責態度的評價性形容詞和副詞為參數,對宣傳層面功能互文性的轉移進行評估。

3.文化互文維度:文化負載資源

文化差異往往是譯者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造成讀者誤解的最主要原因(Nida &Reyburn,1981:2)。翻譯的文化轉向已被廣泛接受,互文翻譯歸根結底也是文化的翻譯?，F有的互文性分類大都以狹義的文本為基礎,而對廣義還是狹義概念的取舍決定了互文研究的外延。換言之,自互文和語篇互文維度并不能涵蓋所有互文符號。因此,我們引入文化負載資源作為互文網絡第三維度的參數,它指的是除上述互文符號之外讀者可以從中獲得中國獨有的文化意義的任何語言單位。

綜上,CSR報告翻譯質量評估的參數體系總結如下表。

表3 CSR報告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參數體系

表3表明了各維度互文性的方向性和可見性。自互文性展現了文本內部自身的指涉關系,屬于內互文性;語篇和文化互文性均涉及文本與其外部其他文本(廣義上)的聯系,屬于外互文性。從內至外,隨著參數形式變得無形,文本與其前文本關聯的跨度逐漸增大,互文性的可見性逐漸降低,需要讀者識別付出的努力也逐漸增大。

五、結語

結合互文性視角和語料庫范式,本研究嘗試探索了以CSR報告為代表的商務文本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趯ノ男灶愋蛯W的批判性調整,首次提出單語語境和翻譯語境中“互文網絡”和“互文啞鈴”的概念,以及包含識別、評價和修正三個階段的翻譯質量評估操作機制。本研究還提出針對商務文本互文翻譯質量評估的參數系統,證實了將互文性應用于翻譯質量評估的可操作性,從而豐富了互文性理論。該模式可以為今后的相關研究,尤其是在其他專門用途英語體裁翻譯質量評估的參數設置方面提供借鑒。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披露英文CSR報告,本研究為其提供了一個具有實用參數的評估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監督中國企業外宣質量的效果。但需承認,目前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尚處形而上層面,其可行性仍待實證檢驗。未來研究可通過獲取自互文、語篇互文和文化互文維度各參數上翻譯操作的具體數據,開展商務翻譯質量陳述。亦可進一步探討各參數對翻譯質量的相對價值,以便在科學的權重設置方案指導下提高量化評估方法的準確性。

A Corpus-Assisted Intertextual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Model of Business Texts

PAN Jie-j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000)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an attempt is made to construct a TQA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model targeted at business texts,with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as an exampl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an “intertextual network” in the monolingual context,which covers three dimensions,namely,self-intertextuality,discoursal intertextuality and cultural intertext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translation,intertextuality is an “intertextual dumbbell” consisting of the ST’s and the TT’s respective intertextual network linked by the strong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urthermore,an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rtextual TQA including the three stages of identification,evaluation and modification is proposed. In terms of the parameter system,textual features of CSR reports taken into account,cohesive conjunctions &adverbs,STTR (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 and parallelisms are set as the three parameters along the self-intertextual dimension. References,conventional expressions,allusions,parodies,parts &sub-parts,moves &steps,keywords,picture captions and news &case headings as well as comment adjectives &adverbs are set as the nine parameters along the discoursal intertextual dimension. As for the cultural intertextual dimension,the only parameter is culture-loaded resourc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orpus technology,the operability of this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arameter system is also discussed.

Keywords:intertextuality;intertextual network;intertextual dumbbell;TQA;corpus;business t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