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域-慣習視域下大學排名的局限性與破解策略
——以QS、THE、ARWU世界大學排名為例

楊 陽

（1.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福建廈門 361005；2.安徽職業技術學院科研處，合肥 230011）

一直以來教育評價是高等教育領域的關注重點與難點。教育評價可根據評價主體的不同分為政府組織的大學評估、教育科研機構開展的大學評價以及第三方機構組織的大學評價，三者均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高校的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其中，大學排名通過對相關指標的整合，以量化的方式對大學辦學質量進行評估，是目前為止應用較為廣泛、受眾較多的一種評價方式。然而，大學排名自產生之日起便遭到了社會各界的質疑，每每推出都會引發學界和公眾的熱議。有學者指出，過于關注大學排名會造成高校辦學的短視化、功利化，不利于高校遵循教育規律開展辦學。[1]教育主管部門也因大學排名機構缺乏權威性、排名方法不夠科學表達了不提倡的態度。但目前來看，大學排名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評價形式，對于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文章以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影響較大、權威性較高的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學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簡稱THE）世界大學排名、上海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Shanghai 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ARWU）為例，基于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慣習理論，系統分析大學排名指標體系與排名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反思大學排名對高校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從政府、排名機構、高校等主體探究破解這一難題的對策與路徑。

1 世界大學排名的歷史演進

眾所周知，美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展大學排名的國家，也是一直以來大學排名最為活躍的國家之一。1910年，美國心理學家卡特爾發布了一份題為“美國科學家名人錄”的高校排名，從個體學術聲譽的角度對大學進行排名，所使用的排名方法在美國產生了深遠影響。1925年，時任邁阿密大學校長的休斯以聲譽為主要指標對36 所大學的26 個學科進行了排名，開啟了從組織聲望角度對大學進行排名的先河。[2]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排名是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 &World Re‐port）發布的大學排名，該排名首次以商業運作的方式向人們揭開了大學的神秘面紗，學生、家長、雇主等利益相關者可以直觀了解大學的辦學情況并參與到對大學的評論之中，在大學排名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大約同一時期，英國的《泰晤士報》、加拿大的《麥克林雜志》、德國的《明鏡周刊》等也相繼發布了各自國家（地區）的大學排名。進入21 世紀后，隨著高等教育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推進，大學排名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3］。2003 年，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前身為高等教育研究所）首次獨立發布一流大學評價信息，是全球首次公開發布世界大學排名的機構。2004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和夸夸雷利·西蒙茲咨詢公司合作推出THE-QS 世界大學排名，2009 年起參照湯姆森路透社數據庫獨立設定指標體系，推出THE 世界大學排名，2010 年，THE 和QS 終止合作，兩者開始獨立推出自己的世界大學排名。[2]與早期的排名不同，這一階段的大學排名逐漸深入到現代高等教育系統，開始對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產生了全方位的、深刻的影響。

2 世界大學排名的局限性分析

評價，就其本質而言，是對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程度的價值判斷活動。英語中的“evaluate”（評價）是從“value（價值）”變化而來的，從中能夠看出，評價離不開價值判斷。美國學者格朗蘭德曾用以下公式對評價進行了形象的說明：

評價=測量（量的記述）或非測量（質的記述）+價值判斷[4]

這一公式表明，評價是評價主體通過定量或定性的描述方法對客體進行一種的價值判斷活動。在教育教學過程中，評價工作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價值，但是一項評價工作能否發揮正面效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評價主體所采用的評價體系與評價方法。通過梳理QS、THE、ARWU 三大世界大學排名指標體系發現，大學排名的指標體系和排名方法背后存在一些共性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重可量化指標輕非量化指標

一項評價工作如果想要做到科學合理，應將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價相結合。世界大學排名將易量化的指標進行加權匯總進行排名，過度依賴量化指標，弱化甚至忽略了難以量化的指標。QS 世界大學排名共有6項指標，包括學術聲譽（占比40%）、雇主聲譽（占比10%）、師均論文引文率（占比20%）、師生比（占比20%）、國際教師比（占比5%）、國際學生比（占比5%）。THE 世界大學排名包含教學、研究、論文引用、產業收入、國際化程度5個一級指標，13個二級指標（見表1）。ARWU世界大學排名指標體系包括4 個維度，分別為教育質量、教師質量、科研成果、師均表現，共有6個二級指標，分別為：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的校友折合數（Alumni），占比10%；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的教師折合數（Award），占比20%；各學科領域被引用率最高的教師數量（HiCi），占比20%；平均每年發表在《自然》和《科學》雜志上的論文折合數（N&S），占比20%；被SCIE、SSCI、AHCI 收錄的論文數量（PUB），占比20%；前5 項指標師均得分（PCP），占比10%。通過分析不難看出，QS 排名與THE 世界大學排名指標體系既包含量化指標，也包含非量化指標，排名機構試圖通過一些非量化指標來表征辦學的軟實力，以定量數據和定性數據相結合的方式，隱藏量化評價的實質，讓排名結果變得可靠。ARWU 大學排名則采用了100%的量化指標。對此，有學者認為，世界一流大學的評價指標有些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說教師發表的論文數、獲獎情況等可以進行定量比較，[5]雖然該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大學作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場所，其辦學傳統、文化底蘊等很多方面是無法通過量化的方式來呈現與測量的，僅通過可量化指標來對大學進行排名存在明顯的價值局限。

表1 THE世界大學排名指標權重及統計方法

2.2 重科研指標輕教學指標

通過對QS、THE、ARWU 世界大學排名指標進行歸類整合以后可發現（見表2），人才培養指標在QS、THE 大學排名中占比均為30%；科學研究指標的占比最高，在QS 世界大學排名中占比60%，在THE 世界大學排名中占比62.5%；在ARWU 排名指標體系中，如若將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的校友折合數和教師折合數兩項指標剔除，科學研究指標占比高達70%,而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離不開卓越的科研成果的支撐，從本質上來看，ARWU 排名指標均依據科研指標而展開評價。

表2 QS、THE、ARWU大學排名指標歸類

高校職能是高等學校為適應社會分工與社會發展需要所承擔的社會任務。一般來說，現代大學的職能主要包括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與創新、國際交流與合作。其中，培養專門人才是與高校共生的本體職能，是高校最為重要的使命與職責所在。三大世界大學排名指標主要集中于科學研究指標，對于高校人才培養、國際化程度、社會服務、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評價不足，有些職能，如文化傳承與創新，并沒有得到直接體現，這樣的評價指標體系難以準確表征大學的整體辦學狀況，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

2.3 重自然學科輕人文學科

QS、THE、ARWU 大學排名存在重自然學科輕人文學科的傾向，隱含著一定程度的學科偏見。以ARWU 排名為例，其排名指標僅統計作者在《自然》《科學》雜志上發表的論文，統計的范圍極其有限，這樣的排名體系易導致一些以文科見長的大學在排名中往往處于劣勢地位。由于一些社會公眾對大學排名缺乏理性認知，容易被大眾媒體誤導，他們往往會片面地通過大學排行榜來判斷一所大學辦學水平的高低，在無形之中對一些排名不理想的高校帶來了壓力與裹挾，不利于高校，尤其是一些文科高校的發展。近年來，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陸續退出國際大學排名，明確表示學校發展和學科建設均不再使用國際排名作為重要建設目標，這一現象也從側面反映出大學排名的不公平、不公正問題對于文科類院校帶來的干擾。

此外，排名機構在進行論文統計時使用的數據庫主要為Web of Science 數據庫或Elsevier 數據庫等，這些數據庫大多以英文期刊為主，在論文發表和引用方面，其他語言的期刊和論文明顯處于劣勢地位。一些學者迫于發表的需要，不得不使用英語撰寫論文并投稿至英文期刊。長此以往，大量的學術成果以英文形式發表或出版，這對于其他非英語國家的學術發展是不利的，[6]會加重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國家及其高校的學術話語權，進一步鞏固了在排名榜上名列前茅的英美大學的優勢地位，不利于其他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大學的辦學實力與水平處于發展變化中，僅采用簡單的小樣本調查和量化打分的形式就對高等學校進行排名，得出的結論其實很難全面客觀地反映全球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7]尤其是近年來一些后發外生型國家的高等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評價者的思維可能受到首因效應等的影響，在評價時并未做出及時、準確、客觀的評價。

與此同時，社會上關于大學排名機構收取咨詢費和贊助費等的猜測存在已久，大學排名機構和高校之間是否存在利益關系也一直為人們所關注。早在2009 年，有大學校長公開出面證實這一潛規則，透露曾有排名機構上門“索要”贊助費。有些高校為了在排名中取得更好的名次，也會發生數據造假行為。2018年，天普大學商學院虛報或造假課程內容、成績等數據行為被揭發，曾擔任天普大學?？怂股虒W院院長的波拉特也被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東區聯邦地院法官判處入獄14 個月，罰款25 萬美元。在2019 年的U.S.News 排名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斯克利普斯學院等五所高校因提交的數據有誤，被當年的美國最佳大學排名除名。[8]這些案例都印證了大學排名在科學性、合理性、公信力等方面有待考證的猜測。近年來，一些排名機構瞄準中國市場，也逐漸將一些在中文類期刊上發表的成果統計在內，尤其是緊盯我國“雙一流”建設的契機，開始推出各類相關排名，但是指標體系和排名方法并未有實質性改進，大學排名的商業化色彩越來越濃。

3 場域-慣習視角下大學排名產生的負面效應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是社會學的主要理論之一，布迪厄指出，場域（Field）是由各種資本（權力）聯系起來的一個個具有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是社會成員基于特定的邏輯要求共同建設的參與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9]資本（Capital）是布迪厄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他指出，“場域被看成是為了獲取某一位置和合法性權威而施展力量并展開斗爭的場域,規范這種斗爭的邏輯就是資本的邏輯”[10]。布迪厄將資本視為社會資源被群體占有的權力，包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有的翻譯為象征資本），[11]其中，符號資本是該理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且不同類型的資本之間可以互相轉換。[12]從布迪厄場域理論來看，大學排名作為一種符號資本一旦被確立，直接關乎高校所能獲得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慣習是布迪厄提出的與場域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一般是指一種相對固定的性情傾向系統，在特定的場域中就會存在與之緊密聯系的相匹配的慣習。

雖然大學排名自誕生之日起便毀譽參半，但總體來看，高校對于排行榜的態度仍然是曖昧不清的。如果一所高校在某一排行榜中取得了有利位次，那么他們對于該排行榜往往持默許態度，甚至會基于該排行榜開展有益于自身發展的宣傳，以幫助高校在招生、就業、擴大社會影響、獲得利益相關者支持等方面取得更大優勢。如果一所高校在排名中的位次不利，他們往往會對該排名持質疑、否定態度，甚至會提出強烈的批判。排名表征了高校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位置，排名靠前的高校往往會獲得政府、社會、學生及其家長更高的認可與更大的支持。排名已經在無形中對政府、高校、學生及其家長等利益相關者產生了裹挾，其負面效應愈發顯現。很多時候，為了占有更多的資本，各個大學之間、大學內部各個院系之間不得不而展開激烈的競爭。高校如果希望提升名次，就需要對照排名指標來建設，調整自己的組織結構和組織行為，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提高科研業績。在學?？冃Э己酥笓]棒的驅動下，教師們不得不面臨著“發表或死亡”的困境，他們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用于撰寫論文、發表論文、申報項目，越來越被當成生產學術論文的機器。近年來，發表的壓力也傳導到了研究生群體，在部分高校，研究生除了完成課程學習和畢業論文以外，還必須在核心期刊發表若干篇論文才能夠達到畢業要求，對于尚未完全經過系統學術訓練、缺少足夠學術積淀的研究生來說，無疑是不合理的。這種評價導向及其帶來的相關做法容易引發與嚴謹治學態度和學術自由精神相悖的急功近利心態，學術平庸化、泡沫化現象以及學術不端行為屢屢發生,大學逐漸失去尋求重大科技創新的動力與后勁。[9]

4 應對世界大學排名局限性的破解之道

當前的世界大學排名備受爭議和質疑，有學者認為其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礎是“未經科學證實的假設”[13]。但全盤否定甚至完全取締大學排名的做法也是欠妥的。艾爾·巴比曾指出：“作為社會研究者的我們,并沒有被強迫要去只接受其中的一種取向。相反,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手中的兩支不同的箭,各有其用,互相補充,為什么要作選擇呢?”[14]政府、排名機構、高校應審慎對待，規范引導大學排名，推進我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

4.1 政府部門：加強監管與引導，推動高校辦學信息公開

就如何對待大學排名問題，教育主管部門發言人、專家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均提出過相關對策建議。王處輝認為，教育部應指定人民網、光明網等具有權威性的大眾傳媒機構對大學進行評價，并發布排名結果，也可以由中科院等國家級科研機構來完成大學排名工作。[13]曾誠等認為，大學排名應該具有社會權威，而不是政府權威，評價主體的民間性是大學排名健康發展的關鍵。他強調，我國的大學排名尚未完全成熟，在社會中介機構進行排名的時候，可以采取政府監督、學校配合的模式。[15]楊德廣指出，我國的高等教育是由政府主辦的，如果政府同時行使對高校辦學的監督權，不利于真實地反映高等教育的辦學質量，因此，對高校辦學進行監督的工作應該由民間的大學排名機構完成。[16]為了規范大學排名，為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教育主管部門應建立健全大學排名機構資質審查制度，對于大學排名機構實施登記與備案，加強對大學排名機構的監管，在排名發布前對排名機構的數據來源、指標體系和排名方法進行審核。如果發現排名機構存在偽造數據、以各種形式變相索要贊助費等違法違規行為要嚴格查處，取締一些不合法、不合規的大學排名機構。

此外，社會公眾之所以熱衷并依賴排名，主要是由于當前信息不對稱的社會現實致使他們對大學辦學信息獲取渠道有限。截至目前，全國高等學校共有3 012 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2 756 所，本科院校1 270 所，?？圃盒? 486 所，普通民眾很難對數量眾多的高校的辦學水平進行深入了解與比較。對此，教育部和其他相關部門應該引導高校增強信息公開程度，建立數據共享平臺，將高校辦學的有關數據在平臺共享，這樣既便于高校之間的交流與借鑒，也能夠為社會大眾提供真實準確的信息來源，以期從一定程度上消減社會公眾的盲從心理。

4.2 排名機構：提升行業自律，優化排名指標體系

當前，對于大學排名具有指導性價值的規范主要為柏林原則，該原則從排名的目的、指標設計與權重分配、數據收集與處理、結果的公布等方面為大學排名提供了基本參照。[17]此外，排名機構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行業規范。據統計，近半數的學生在擇校時會參考大學排名，因此，排名機構一定要意識到肩負的社會責任，要清楚認識到，排名一旦發布，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必須要加強行業自律，對于數據的收集統計、排名指標和方法的設計要經過科學論證，在對高校進行排名時，必須征得高校的同意與配合；除了從高校獲取相關數據以外，也可從國家統計局、教育主管部門等多方獲取，盡可能保證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

指標體系是大學排名的核心，它決定著排名的科學性。當前的大學排名將所有高校放在一個指標體系中進行打分，沒有考慮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高校的差異性，得出的結果往往不具備足夠的公信力。為進一步提升大學排名的科學性與可信度，應當對參與排名的高校進行分層分類，制定分類標準，深化指標體系研究，在此基礎上進行評價。國際上較有影響的高等教育機構分類標準主要為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標準。我國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參照教育部對學科門類的劃分和大學各學科門類的比例，將大學分為理科類、文科類、理學類、工學類、綜合類等；按科研規模的大小將現有高校分為研究型、研究教學型、教學研究型、教學型等[18]，這些都為大學排名提供了有益借鑒。大學排名應在分層分類的基礎上開展評價，根據不同類型的高校分別設置指標體系和權重。另外，任何排名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發布大學排行榜時，排名機構可同時發布配套的排名使用說明，詳細介紹排名指標體系、排名方法、數據來源等信息，并注明排名的局限與不足，引導受眾理性看待排名。

4.3 高校：保持理性與定力，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

大學排名過分強調“硬指標”，用貌似精確的手段遏制了學術研究的靈魂，似乎“用數據說話”就是最為科學合理的評價，對于大學文化底蘊、歷史積淀等“軟實力”的重視不足?！抖Y記·大學》開篇有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斌w現了對于大學辦學過程中人文關懷和人文精神的追求。我國廈門大學的校訓就是“自強不息，止于至善”，彰顯了大學希望通過精益求精、不懈努力以達到善的最高境界。天津大學校長龔克曾指出：“大學在排行榜面前要有定力,不能以排名為中心來展開各項工作。如果追著排名跑，就會丟了“魂”[19]。大學在辦學過程中要重視人文精神、辦學傳統、歷史積淀等看不見的軟性指標，戒驕戒躁，立足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科學合理地制定發展目標，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將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貫穿人才培養全過程，培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符合時代需求的高素質人才。要結合自身的辦學傳統、辦學特色、人文精神等，不盲目追求學術GDP。此外，高校要改革教學與科研評價體系，在績效考核和職稱評審過程中，堅決做到“破五唯”，不以論文數量、發表刊物級別等作為衡量教師科研水平的唯一尺度，可通過代表作評審制度等來優化考核評價機制。

我國著名教育家梅貽琦說：“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20]。即最能代表大學的是大師，是大學的內在文化底蘊，而不是大樓等外在的硬件設施。我國高等教育學科創始人潘懋元先生曾強調，一流大學要有屬于自己的辦學理念，要有名師，要培養出優秀的學生，不能僅僅圍著排行榜轉，[21]指出大學的根本使命在于培養人才，這與當前所提出的立德樹人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對于大學排名，要理性看待，客觀分析，要在尊重教育規律的基礎上不斷優化排名，可以將大學排名與政府的大學評估、教育科研機構的學術評價互為補充,共同促進高校辦學水平與教育質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