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融合與問題導向:新文科視野下地方史教學的提升
——以巴蜀文化課程為例

◇龔偉◇

2020 年11 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主辦了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 會議發布了《新文科建設宣言》①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宣言》,中國教育在線·中國教育網,https:/ /www.eol.cn/news/yaowen/202011/t20201103_2029763.shtml.2020-11-03.(以下簡稱《宣言》)。 《宣言》 為新時代文科教育創新發展、 文科人才培養及構建中國特色文科教育的理論體系、 學科體系、 教學體系提供了指南。 在原有培養體系中, 高校文科教育處于邊緣地位。 以歷史學專業為例, 地方史更多地被劃入二級學科專門史, 且在專門史的方向設置中也處于較邊緣地位。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地方史并不能簡單定性為邊緣“地方性知識”, 因為它是構成整體史、 通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它所蘊藏的普遍性、 規律性學理對于完善整體史有著重要意義。 因此當《宣言》 強調要“跨學科新興交叉課程、 實踐教學課程,培養學生的跨領域知識融通能力和實踐能力” 時, 應充分發揮地方史教學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以“巴蜀文化” 這一顯著的地方史專題為切入視角, 對新文科建設中地方史教學科研在多學科融合與問題導向方面做一些有益探討。

一、 新文科“多學科融合” 與巴蜀文化課程教學體系的完善

《宣言》 里多次提到新文科的建設需多學科融合, 如“進一步打破學科專業壁壘, 推動文科專業之間深度融通” “鼓勵支持高校開設跨學科跨專業新興交叉課程” “培養學生的跨領域知識融通能力”。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 “新文科新在交叉融合。 它包括三個方面的交叉, 最大層面是文理層面的交叉, 其次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交叉, 還有社會科學內部的交叉。 現在能夠做的、 也更容易做的是社會科學內部的交叉?！雹賱⑿”?《對新文科的思考和看法》,《新文科建設的內涵與發展路徑(筆談)》,《中國高教研究》2019 年第10 期。具體到教學體系完善上, 要勇于改變單一學科的教學大綱, 進行文科內部的跨學科教學。 因此, 利用多學科的知識、 理論和方法進行跨學科的教學科研是新文科建設的重要指導方法。

(一) 地方史范疇巴蜀文化課程的內涵

地方史范疇巴蜀文化課程的內涵主要以先秦時期蜀國與巴國的歷史文化為主體。 其外延包括從古至今以四川盆地為中心的巴蜀地區的文化, 也就是廣義上的巴蜀文化②段渝:《三星堆與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華文化論壇》2003 年第3 期。。 這就決定了巴蜀文化課程教學中要重點教授先秦時期的蜀國與巴國的文化, 對于廣義上秦漢以后巴蜀地區的地方文化則以專題形式開展教學。 然而, 先秦時期的蜀國與巴國留下來的歷史記載十分稀少,很難依靠文獻史料完成巴蜀文化教學的核心任務。 因此, 這門課程的系統講授就不得不借助于考古資料、 民族資料和一些文化人類學的理論知識來做補充。

(二) “巴蜀文化” 學術概念蘊含的多學科融合理路

以葛維漢為代表的早期考古學者通過對廣漢太平場遺址的發掘, 寫成西南地區第一篇科學考古發掘簡報—— 《漢州(廣漢) 發掘簡報》, 提出了“廣漢文化”。 其重要意義在于以考古發掘所得實物(陶器與玉石器的紋飾) 與安陽殷墟出土遺物做比較研究, 從而得出早在商代四川就與商文化發生過文化交流, 這對于拓展巴蜀文化的可信年代范圍和內涵有重要價值③葛維漢著,沈允寧譯,陳宗祥校:《漢州(廣漢)發掘簡報》,李紹明,周蜀蓉選編:《葛維漢民族學考古學論著》,成都:巴蜀書社,2004 年,第176-198 頁。。學界在此方面有突出表現的, 一是陳志良對川北羌民流傳的“大禹傳說” 的發現與研究④陳志良:《禹生石紐考》,《禹貢》半月刊1936 年第6 卷。, 二是衛聚賢在成都白馬寺發現并征集巴蜀青銅兵器⑤衛聚賢:《巴蜀文化》,《說文月刊》1942 年第3 卷第7 期。。 前者屬于早期民族學田野新發現的材料,不少學者據此對先秦時期古代四川的歷史文化有了新的認識; 后者屬于古器物學范疇的新材料, 衛聚賢后來在此基礎上擴充范圍繼續收集相關考古出土的青銅兵器, 進而提出“巴蜀文化” 這一學術概念⑥衛聚賢:《巴蜀文化》,《說文月刊》1941 年第3 卷第4 期、1942 年第3 卷第7 期。。

因此, 巴蜀文化的教學須秉承其一貫的學術發展內涵, 結合多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案例, 來完善相應的課程體系。 從溯源角度, 古代巴蜀主要是以先秦時期的蜀國和巴國的歷史為核心,而中原文獻對于蜀國或巴國的系統記載本就闕如, 為了能講好古代巴蜀的源流問題, 需在邏輯上推定古代蜀國或巴國的疆域及其變遷, 然后在相應空間框架下借鑒考古發現的材料以補充史籍之缺。 從族氏命名的緣起來看, 古代的蜀國最早可與傳世文獻發生聯系的有兩點, 一是“蜀山氏”, 二是西陵氏“嫘祖”。 “蜀山氏” 屬于典型上古時期流行的以地命名的規則, “蜀山”即岷山, 表明古蜀的源起以岷山為核心范圍。 “嫘祖” 向以蠶桑為名, 文獻記載古蜀始祖為“蠶叢氏”, 正反映嫘祖所出“西陵氏” 與“蜀山氏” 相結合后, 漸居古蜀國的政治主導地位。自岷山而下, 古蜀族很快占據了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區域。 此外, 以成都平原為核心的古蜀的文化輻射范圍, 還向南被及西南夷地區。 蒙文通先生曾詳證古蜀與西南夷自古便風俗相通①蒙文通:《巴蜀史的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59 年第5 期。。

綜上, 古蜀的歷史文化范圍應擴展到岷山、 成都平原、 川西高原的區域。 為了梳理古蜀的文明如何在這片土壤上演進發展, 單純依靠文獻是無法回答的。 這就要求必須結合考古學材料和方法, 將這片區域自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文明演進進程描繪出來。

二、 考古學、 文化人類學對巴蜀文化課程體系完善的作用

在巴蜀文化課程中, 針對巴蜀歷史與文化專題, 專門設計一講“史前時期的巴蜀歷史與文化”。 這一講主要是以新石器時代的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區域內考古學文化的演進來為巴蜀文化溯源。 為了幫助歷史學學生理解考古學文化的概念, 在課程設計中專門提到了考古田野方法、考古研究方法和考古學文化定義等基本概念。 此外, 因為古代巴蜀的廣袤區域內存有各支不同類別的考古學文化, 且它們之間還有共存、 興替、 交流的歷史關系, 這些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激蕩最終催生了古蜀青銅文明。 因此, 在介紹相關基本概念后, 可引用蘇秉琦先生關于中國文明起源中“滿天星斗” “月明星稀” 的論斷來宏觀闡釋巴蜀地區同樣也有相似的文明演進歷程。 這一講的主要內容有二: 一是分地區介紹各支新石器文化的演進面貌; 二是動態展現成都平原如何最終演化為一個文化高地, 并在此基礎上促生了青銅文明。

(一) 關于內容一的課程講授

對于第一個問題, 主要依靠目前的考古學知識, 它包括川東地區最早出現的大溪文化(距今6000—5300 年) —— “屈家嶺文化” (距今5300—4600 年), 屈家嶺文化之后川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又出現“石家河文化” (距今4600—4000 年) —— “中壩文化” (距今4600—3700年)。 其中自屈家嶺文化至中壩文化, 川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顯示出連續發展的態勢。 與川東地區不同的是, 川西北、 川西南地區雖有年代較早的文化遺址出現如茂縣營盤山遺址(距今5500 年) 等, 但這些重要遺址的后繼發展情況尚未發現更多的考古學證據, 說明他們更多是受其他文化傳播所致。 另一個重要特點是, 成都平原作為后來的文化高地, 它真正開始進入文化狀態是寶墩文化時期(距今4500—3700 年)。 從時間上, 成都平原遠晚于周邊的川東、 川西北和川西南地區; 從宏觀背景上, 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文化必然會受到川西北(岷江上游) 和川東(峽江地區) 的共同影響。

(二) 關于內容二的課程講授

對于第二個問題, 尚不是單純考古學材料可以直接回答的, 需要對大量考古學物質材料進行提煉、 升華, 這樣的提煉升華過程必須要借鑒文化人類學相關的理論方法。 段渝先生曾說:“對于像巴蜀古史這類文獻缺乏然而考古資料較豐富的研究而言, 文化人類學理論和方法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工具……文化人類學的所謂文化, 含義廣博, 并不僅指思想文化, 或物化形態上的文化, 它還包括社會結構、 制度等更深層次的領域, 涉及人類行為的幾乎所有方面?！雹俣斡?《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論和方法——以巴蜀古史研究為例》,《史學理論研究》1994 年第4 期。成都平原寶墩文化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以古城為遺址, 包含新津寶墩、 郫縣古城村、 溫江魚鳧村、 都江堰芒城村、 崇州雙河、 崇州紫竹、 大邑鹽店、 大邑高山古城。 寶墩文化這些古城證明古蜀人的社會已經發展出一個龐大而成熟的資源再分配系統及其社會組織②這些古城可以說是古蜀文化的早期城市,它們都是依靠各城自身的力量獨立修建的, 能各自建造如此高大堅厚的城墻,開掘如此巨大的土方總量, 加上除土方開掘以外的土方運輸、工具制作、城墻設計、筑墻施工、食物供給、組織調配、監督指揮以及再分配體制等一系列活動顯示其背后有一個龐大而成熟的資源再分配系統(參見段渝,陳劍:《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質初探》,《天府新論》2001 年第6 期)。, 特別是“城垣修建這一行為, 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政治行為, 它把人力、 物力、 財力凝固為大型城墻建筑, 以顯示酋邦組織的巨大威力, 進而標志權力的強大尊嚴, 表征權力的構造物和它的支配能力”③段渝,陳劍:《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質初探》,《天府新論》2001 年第6 期。這樣獨到的認識, 對我們深入理解成都平原古文化的內涵很有助益。

綜上, 從新文科建設所倡導的“多學科融合” 角度出發, 在歷史學本位前提下有條件、 有目標地借鑒最新的考古學、 文化人類學諸學科材料和方法, 才能將巴蜀文化課程中的文明演進歷史初步構建起來, 進而完善這門專題課的教學體系。

三、 新文科“問題導向” 與巴蜀文化課程教學科研的專題模式

《宣言》 中明確提出了推進新文科建設的基本路徑為: “要堅持不懈挖掘新材料、 發現新問題、 提出新觀點、 構建新理論, 加強對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 形成中國特色文科教育的理論體系、 學科體系、 教學體系?！雹芙逃?《新文科建設宣言》,中國教育在線·中國教育網,https:/ /www.eol.cn/news/yaowen/202011/t20201103_2029763.shtml.2020-11-03.這實際上是在強調新文科的建設要以問題為導向, 結合實踐將問題的解決進一步提升到理論的高度。 問題導向在歷史學教學科研體系中始終占據重要的地位, 對于地方史教學亦然。 不過地方史教學科研在“問題導向” 方面往往比重更大, 這是由改革開放以來地方的經濟、 文化迎來巨大變化帶來的。

在巴蜀歷史與文化專題課程體系中, 除了強調歷史的脈絡外, 還特別重視利用新發現、 新材料引導出的新問題來進行專題教學內容的設計。 從三星堆遺址考古發現的6 個祭祀器物坑出土的大量新材料來看, 古蜀文明的許多新問題就是因這些新發現而被提出, 原來古蜀文明中一些不太明朗的問題也因此獲得新的證據。

(一) 絲綢發現與古蜀的對外文化輸出問題

三星堆祭祀坑被發現之前, 巴蜀地區一直沒有發現漢代以前的絲綢, 學界僅以《史記·大宛列傳》 中張騫通西域聞見蜀物為依據, 對于先秦時期由古蜀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南方絲綢之路的存在持將信將疑的態度。 新發現的三星堆遺址三、 四號坑都發現了絲綢痕跡, 說明3000 多年前古蜀人已經開始使用絲綢。 三星堆三、 四號坑新出的絲綢痕跡可以很好地為先秦時期南方絲綢之路研究提供直接的物證, 從而提高整個學界對于南方絲綢之路的認知水平。除此之外, 三、 四號坑發現的絲綢痕跡遺物, 對于進一步深入認識巴蜀歷史文化也很有意義。

3000 年前的絲綢遺物為“Cina” (絲之國) 指成都的說法提供了新證據①“Cina”一詞向來被認為指古代中國,但具體指古代中國哪一地區,則眾說紛紜。 “Cina”本是梵文語詞,見載最早的文獻是公元前4 世紀古印度孔雀王朝大臣考底里亞(Kautilya)的《政事論》。 季羨林、方國瑜等先賢認為該書中“cinapattascacinabhumijah”是“Cina 產絲與紐帶(成捆的絲),賈人常販至印度”。 也就是說“Cina”的本義是古印度人用于指代產絲之國的專名。 段渝先生根據先秦時期古蜀與古印度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貿易通道,蜀地所產的絲綢、布匹、織皮都可輸入古印度,而《政事論》中記載的“Cina”正是形容產絲之國——古蜀。 此外,從上古音韻看,無論是梵語Cina 或是由此派生的波斯語cin、粟特語Cinastan 都可與“成”的古音近同(參見段渝,龔偉:《考古所見古代西南地區貴重物品的貿易傳統——兼論貿易轉型對漢藏茶葉貿易興起的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22 年第9 期。)。 綜合歷史和音韻兩方面的證據, 段渝先生最早指出“Cina” 乃實指古蜀之成都②段渝:《支那名稱起源之再研究——論支那名稱本源于蜀之成都》,四川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西南的古代交通與文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126-162 頁。。 這一精辟論述在學界影響不太大,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古蜀成都作為“絲之國” 的證說一直缺乏直接物證——戰國及以前的絲綢文物。

三、 四號坑出土的絲綢遺物并非孤立存在, 早在1986 年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大立人神像的外身著制作精美外衣, 外衣雕刻在青銅器器表。 從古蜀已有絲綢遺物看, 這件貴族用的精美外衣也應是絲綢制作而成。 也就是說, 商周時期的古蜀不僅是生產絲綢的中心,而且其絲綢制作工藝也當首屈一指。 武敏先生曾指出春秋戰國時期蜀地絲綢工藝水平很高, 遠銷長江中下游地區③武敏:《吐魯番出土蜀錦的研究》,《文物》1984 年第6 期。。 現在看來, 蜀錦的工藝水平能夠冠絕全國也是有淵源的。

(二) 金烏神鳥、 青銅樹與古蜀宗教信仰內涵問題

四川三星堆遺址祭祀器物坑中出土了大量商代黃金藝術制品, 這些黃金制品因其獨特的形制、 技術和藝術形式不斷拓展著今人有限的認識。 這些黃金藝術品無疑又給今人增添了不少三星堆之謎, 促使人們去竭力地探幽索微。

從古蜀的歷史背景看, 三星堆黃金制品的文化內涵并非神秘莫測。 今天成都平原所在的地區, 古來被認為是華山之南的華陽之域, 而對古代南方地區輿地知識做系統記載的古書當推《山海經》。 《山海經》 對于成都平原的記載有兩處值得特別注意, 一是講“都廣之野”, 它極力渲染成都平原所在的都廣之野是一片百谷豐盛、 神鳥爰居的神圣地域; 另一處是講“建木”, 它記載的“建木” 是天下之中的神樹, 高百仞、 上九欘下九枸, 太暤神鳥的爰居處④王心湛:《山海經集釋》,上海:廣益書局,1936 年,第142 頁。?！痘茨献印さ匦斡枴?也說: “建木在都廣, 眾帝所自上下, 日中無景, 呼而無響, 蓋天地之中也?！雹莺螌?《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第136 頁?！岸紡V之野” 及其地神樹“建木” 都賦予成都平原以神圣的歷史底蘊, 反映了古蜀國的神權色彩。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大神樹的形象與“建木” 的記載較為契合, 略有不同的是大神樹分三層的九個支頭上都有站立的神鳥。 鳥形象的青銅器在三星堆一、 二號坑中曾大量出土,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 年三星堆五號坑出土一件黃金神鳥, 它展開的形象近似漢代畫像磚上的金烏。 在眾多三星堆祭祀器物坑中出土的鳥形象中, 這件金烏神鳥是唯一一件黃金制作的鳥形象, 這無疑顯示出它的獨特地位。 從文化因素集結的角度看, 這件金烏神鳥與二號坑大神樹上的九只神鳥應有一定的內在關聯。

上古中國流傳的“金烏負日” 神話傳說也出自《山海經》 的記載: “湯谷上有扶木, 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 皆載于烏?！雹偻跣恼?《山海經集釋》,上海:廣益書局,1936 年,第127 頁。與之有密切關聯的另一個神話傳說“后羿射日”, 文獻記載“十日” 都居于“扶?！?神樹之上, 《山海經》 佚文也記載“后羿射九日”。 從神話史傳的角度看, 古蜀三星堆遺址所出大神樹、 九鳥與金烏神鳥, 正是古代“金烏負日” 與“后羿射日”兩個神話傳說的合體。 這一現象表明, 商代古蜀已流行十日輪值, 其中最高地位的太陽就是金烏的傳說。 而且三星堆遺址所出金烏神鳥與神樹九鳥相區別, 也昭示著后來“后羿射九日”“金烏負日” 神話的分化。

商代古蜀國家對于神樹、 鳥、 金烏的崇仰, 本質上屬于神圣權力的體現。 實際上, “后羿射九日” 與“金烏負日” 神話傳說反映的是古人對太陽恒星歷法認識不斷成熟的過程, 歷法的成熟與統一對于古代國家政權的統治基礎十分重要, 尤其是古蜀是以農耕為基礎的文明社會。 古蜀王掌握了最為權威的歷法, 代表了他與上天的神意相通, 以顯示古蜀王權具有強烈的神權色彩。

以上所舉事例, 正是從考古新發現的線索出發, 尋繹出有關巴蜀文化方面的新問題, 再以新問題為導向來設計補充教學中的內容。 筆者即以絲綢發現的重大意義、 金烏神鳥的歷史意涵為切入點, 進一步梳理了古蜀國對外文化交流的歷史、 古蜀宗教神權的政體內涵等專題知識。

結 語

新文科建設強調多學科融合和問題導向的路徑, 對于提高地方史在高校文科教育的邊緣地位無疑是有利的。 地方史教學體系的不斷完善, 需借鑒多學科的理論、 方法和材料, 如考古學對史前巴蜀文化的教學體系完善的作用, 以及考古新發現所帶來的新問題對拓展巴蜀文化教學的專題內容都有著顯著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