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韌性：民族復興進程的透視

孫晴娟

(華東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000)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盵1]中華民族何以成為最后一個從歷史的塵埃中站起來、走出來的民族？何以能夠“將受到的傷害以‘彎枝’的形式反彈出去”[2]？答案就在于中華民族特有的韌性精神。作為一個物理學概念，“韌性”表示某種材料在經歷“變形”后“能回到原來狀態”的能力；而作為一種精神特質，“民族韌性”則是對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歷久彌堅、主動靈活、自強無畏、堅韌不拔等的氣質面貌和精神氣節的概括和凝練，是中華民族能夠經受眾多考驗并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從民族韌性角度探究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既是對民族精神譜系研究的拓展，厘清精神譜系的特有分支與譜系整體之間的關系；又是對民族偉大復興內在動力的深度剖析，把握民族韌性在實現民族發展過程中的強大力量。

一、民族韌性在歷史與文化中生發

一種精神要成為一個民族的獨特屬性，往往需要較長歷史時期的積淀。它如同一塊未經修飾的璞玉，只有經過歷史潮流的不斷沖刷和磨礪才能將其內核顯現出來，成為璀璨瑰麗的美玉。民族韌性亦是如此。數千年的王朝興衰、更迭動蕩匯聚成浩浩湯湯的歷史潮流，鍛造了中華民族遇強不卑、遇弱不亢的韌性特質。

民族韌性生成于對自然的認識和把握。自然是人置身于其中，認識和把握的第一個對象。人不僅在與外在自然進行“物料交換”中獲得了自我持存的可能，而且在對自然關系的思考、認識和把握過程中培育了內在自然生長的土壤，開出了精神的“花朵”。

一方面，在了解、認識和把握外在自然的過程中開出了無畏艱難、堅韌不拔的精神之花。對自然的了解、認識與把握是無畏自然的基礎和前提，知識與理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它以對自然的“去陌生化”過程為作用形式，將覆蓋在自然身上魅惑的“面紗”層層剝離，從而暴露出自然的內在本質和運行規律，進而在將真實的自然抽象為純粹客觀的概念自然的過程中，把對自然的恐懼轉化為對自然的改造。大禹因“前知”河流尚未入海仍有漫壩決堤的風險，因而能夠“事至不懼，徐為之圖”，終將洪水東引入海解決水患。另一方面，在依賴、塑造和規訓內在自然的過程中開出了求真善美、持之以恒的精神之花。在“自然聯系占優勢”[3]的早期社會，為了能夠自我持存，人類不得不對自己的內在自然進行規訓，但中華民族的特性就在于這種規訓不是一種強制性的約束，而是對內心安寧、善的向往、美的欣賞地自覺關切、共同指認和長期追求。辜鴻銘所說的“中國人過得是一種心靈生活”大抵就是這樣一種文雅但卻執著于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態度。

民族韌性積淀于民族歷史的演進過程。中華民族韌性特質的精神張力是在數千年的歷史實踐中生成和彰顯的。一方面表現為在和平時期中華民族為實現自我成長、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而對思想文化的主動追求和持久堅持。思想文化內塑和凝聚著民族的“神”與“形”，關乎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砥”，離不開民族世代自覺主動地傳承與發揚。這種自主性內隱在先秦的諸子百家、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儒釋道、宋明的理學等文化形成、發展的全過程，業已成為中華民族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4]中的獨特標識。另一方面表現為在混亂時期中華民族為延續民族歷史、傳承民族文明和涵養民族精神而與“形變力量”作積極持久的斗爭。

二、民族韌性指引中華民族實現“站起來”的偉大飛躍

千磨萬擊還堅勁，堅韌是苦難的賦予和饋贈。事實上，沒有一個時代的人民比近代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更多，同樣也沒有一個時代的人民比近代中國人民反抗的更多。近代以降，帝國主義加之國內的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將中華民族的“彎枝”壓到最低點，人民陷入亡國絕種的深淵，看不清中國要到哪里去。將歷史的“彎枝”以救亡圖存的保護機制、動力機制和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反彈出去，成為民族韌性指引中華民族實現“站起來”的最深刻的根據。

(一)保護機制是民族韌性實現反彈的第一道防線

保護機制是對帝國主義侵略與國內矛盾的疊加造成的多重壓迫而實行自我拯救的結果，是民族韌性內在的斗爭性、反抗性被激活的表現，以民族的整體認知和集體行動為外在表征。梁啟超曾將歷史發展的秘密概括為，時代之共性與個人之個性的匹配。[5]近代中華民族保護機制生成的秘密就在于民族的共性和四萬萬人的個性都統攝在“救亡圖存”的夙愿之中。

自魏源、龔自珍開眼看世界認清了中國落后世界的現實，先進的知識分子、開明的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就先后開啟了救亡圖存的求索之路，無論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還是“辛亥革命”，都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在構筑反帝反侵略的防線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在阻止中國被殖民地化的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遺憾的是，由于其思想的局限性無法調動最廣大人民的力量，無法凝聚成堅實的革命偉力，逃不開失敗的結局。毛澤東曾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6]。他敏銳地把握到戰爭勝利的有生力量是人民，并尖銳地指出日本敢于侵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人民當時麻木、疲軟、病態的精神狀態，而只要能夠找到喚醒群眾的韌性意志、找到將群眾組織起來的思想方案，中國人民必定化民族精神之韌性為革命之韌勁，定當以“武器批判”予以堅決地反擊。

(二)動力機制是對民族韌性何以實現反彈的回答

動力機制是在保護機制的基礎上構成的，是生成強大的反彈力的內在支撐，集中反映為民族何以在被保存下來的疲弱的肌體下，通過自我調試實現逆轉的可能性。其一，中華民族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前進動力的指引。在“舊式的農民運動走到盡頭，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屢屢碰壁，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紛紛破產”[7]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不僅給長期處于黑暗中的人民送來了光明，也為革命的前途描繪了勝利的圖景。自此中國未來該向哪里去便有了奮斗的目標和前進的導航；探索一條擺脫奴役，實現民族獨立、國家解放和人民幸福的道路便有了現實的可能。

其二，愛國主義的時代內涵是激發革命斗志、凝聚革命力量、組建具有共同志趣的革命共同體的內在動力。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變遷中萌發出來的對祖國的深厚情感，是聯結民族情感的紐帶和團結民族力量的基礎，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粘合力。近代以降，愛國主義表現為反侵略、反壓迫的革命張力，引導四萬萬中華兒女構建具有共同指向的“革命共同體”，一方面實行堅決地反抗斗爭，“不論手里拿著槍或是拿著經，必須將敵人趕出去”[8]；另一方面對社會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唯有打破舊世界腐朽落后的社會制度，國家、民族、人民才能擺脫黑暗迎來新世界、新制度的光明。

其三，歷史和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選擇是實現反彈的根本動力。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根本區別在于，它一經誕生就將時代的命題和人民的期盼熔鑄在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使命之中。由此，中國革命的有生力量可以牢牢地凝聚在“救亡圖存”的時代命題下，團結在以中國共產黨為軸線的周圍，步調一致，向著斗爭的勝利進軍。正是有了科學的指導思想、堅強的領導集體、不竭的革命力量，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粉碎帝國主義奴化中國的野心、實現“站起來”的勝利才具有在現實中落地的可能。

(三)自我修復是民族韌性完成反彈的必然結果

于逆境中“挫而復起”是民族韌性的集中展現，也是“彎枝”反彈后的最終呈現。中華民族的韌性斗爭注定是一場不會輸的戰斗，它的結果只能是勝利、恢復和發展。在幾經磨難的艱苦奮戰后，中華民族站在了“新中國成立”的歷史起點上，面對積貧積弱、百廢待興的實地境況，帶著對昔日榮光的記憶和再現的憧憬，民族韌性內生出自我修復的強烈訴求，展現出“光復舊物的決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9]。中華民族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空前的熱情用極短的時間恢復了長期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完成了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打贏朝鮮戰爭突破帝國主義的封鎖，鞏固了新生政權。不僅如此，中華民族還將這種熱情用于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并呈現出一種強勁的發展慣性，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后順勢推進“一化三改”，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制度，謀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為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擎畫了美好圖景。

三、民族韌性為中華民族完成“富起來”的偉大征程賦能

邁向“富起來”是中華民族在實現“站起來”之后朝著民族偉大復興目標進軍的后繼階段，既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華民族作出的莊嚴承諾，也是中華民族在千百年來一次次苦難關口中生成的韌性特質的當代回響?！案黄饋怼辈粌H要具備物質文明上的富裕，而且還要彰顯精神文明的富足，正如一個硬幣的兩面，統一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總結框架之中。深刻把握民族韌性與民族復興之間的關系，就要在實現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足的過程中強化對民族韌性的認識。

(一)在物質文明的積淀中把握民族韌性

物質文明幾十年的積累過程是黨領導下的全體人民協力奮進的過程，內在地蘊含了外柔內剛、歷久彌堅的民族韌性的動力賦能，民族韌性之所以在物質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存在闡釋力，就在于其能夠將民族復興與經濟發展的原則性與靈活性、長期性與階段性、系統性與開放性具體地統一起來，構建進一步實現民族復興的生長空間。

其一，在社會主義的原則性高度和市場經濟的靈活性策略的張力結構中積累物質文明。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靈活自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轉向，是鄧小平對如何建設“合格”的社會主義這一問題的明確回答。一方面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性高度，不能偏離社會主義“以人為本”的發展方向，這是剛性的最低標準。另一方面亟需預留市場經濟靈活調動資源的生長空間，調動人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暢通發展商品經濟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性高度和市場經濟的靈活性策略的張力結構中，中華民族實現了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從不能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的“不合格”社會主義向“合格”社會主義的轉變。

其二，在階段性目標和總體性目標的辯證統一中達致物質文明的新高度。社會主義的本質原則規定了“共同富?！边@一物質文明的總體性目標和發展指向，但這不是畢其功于一役的跳躍式發展目標，而是中華民族在逐步實現階段性目標基礎上的長期性奮斗目標。物質文明的長期發展和深入推進，需要在重點突破階段性目標難點的基礎上實現社會整體、全面地提高；并在新的高度上繼續向前推進，直至實現“共同富?！?。這是一個長期性的、系統性的、復雜性的過程，需要緩而韌的精神支撐。

其三，在系統性改革和開放性發展的協同共進中開發物質文明積累的新途徑。物質文明的積累是一項關乎經濟、政治、文化等的系統性工程，亦是與世界發展趨勢息息相關的開放性工程；需要將中華民族的集體力量統合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路線之下，對內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為經濟發展服務；對外不搞“意識形態”斗爭，與國際接軌，強化貿易往來，尤其注重吸引外資開發、建設、發展國內經濟。

(二)在精神文明的發展中把握民族韌性

精神文明的富足作為中華民族實現“富起來”的另一內在規定，與物質富裕同等重要。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多次強調，社會主義要取得與資本主義的比較優勢，不僅要體現在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上，還要體現在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上。建設精神文明發展的新高地，同樣需要民族韌性的敘事賦能。

第一，精神文明的發展要在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澄明前提、廓清方向。思想解放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民族在思想領域進行自我革命的韌性展現。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在全社會范圍內引發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釋放了打破僵化的思想體系、開啟思想解放的信號。在這一基礎上，中華民族如何看待過去的發展、如何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是民族韌性在思想領域予以自我革命和必須解答的關鍵問題。首先，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正視以往的錯誤。不遮掩以往的錯誤，敢于承認走過的彎路、辦過的冤假錯案，并且能夠及時進行反思，汲取經驗教訓。其次，要在反思錯誤之后肯定現實的道路，做到知止而后定。反思是認識的手段和方法，對以往錯誤的反思在相同含義上講就是對現實道路的堅定。最后，要根據發展的規律謀劃未來的方向。正如海德格爾用“籌劃”概念表明人總是生活在未來之中，因而對未來發展圖景的擎畫，構成了民族的內在規定性。當鄧小平以“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難免會犯錯誤，但我們不能怕，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停步不前”[10]時，已然包含著他對過去二十年發展的反思和未來前行方向的確定——不能怕犯錯，小錯誤難免，不能犯大錯。事實證明，如果沒有思想解放，沒有對以往的挫折以成熟的態度對待，那么，要么是錯誤的延續，像“兩個凡是”一樣產生思想的僵化；要么就是矯枉過正，造成思想的散漫與紊流。無論哪種情況都不利于精神文明的發展。

第二，精神文明的發展需要在兼容并包的基礎上豐富內容、厚植情感。兼容并包是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礎上，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與世界其他民族平等交流、相互交往的過程中，主動吸收、廣泛汲取積極優秀的文化傳統和思想成果，為我所用。一個民族的思想是否具有包容性，不僅是社會開放程度的重要考量，而且也是彰顯民族韌性的重要尺度。一個沒有包容性的民族，是固守自己的傳統而沒有自我伸張空間的民族，作精神貧瘠狀，這種精神上病態且麻木的民族必然在實際上也是軟而弱的民族，在面對危險和挑戰時也必是缺乏斗爭性、適應性和一擊即倒的民族。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站在本國國情的地基上，海納百川，在推動人類文明相互交往的過程中，結合本民族的特色，廣泛吸收、借鑒、改造了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

(三)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互動關系中把握民族韌性

民族韌性不僅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各自的發展序列賦能加持，而且還在助推二者的互動關系中提供了動力支撐。

一方面，民族韌性助推中華民族在積淀物質文明的基礎上追求更高階段的精神文明的豐富。中華民族對構建精神家園的自主追求是民族韌性的重要表現。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憑借著自力更生的韌勁，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滿足了人們基本的生存、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礎上，為精神尋找之地、為心靈尋找棲息之所、構建精神家園的需求就愈益強烈，并成為推動中華民族自主不斷創造豐富多彩的精神文明的內在動力。

另一方面，民族韌性助推中華民族在精神文明富足的條件下創造更加富裕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在大多程度上豐富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就在大多程度上調動著民族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民族韌性內生的應有之義。改革開放以來的眾多舉措，通過調動各方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不斷實現了物質文明飛躍的發展奇跡。

民族韌性助推中華民族堅持“兩條腿走路”、統籌推進兩個文明發展的過程，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在“富起來”這一階段上的關鍵性過程，亦是為邁上“強起來”的偉大征程打好基礎的過程。

四、民族韌性助力中華民族完成“強起來”的偉大目標

基于當前的視角回溯民族歷史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民族韌性在其中的貫穿性和一致性，這就必然引發另一個思考，即民族韌性是否是一種永恒的精神特質，能否在歷史的向前推進中起到不言自明的作用和效果？自進入新時代以來，國內和國際社會對中國道路及其成就的紛紛叫好，似乎肯定著民族韌性的“永恒性”，但相同的歷史事件總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兩次，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多面體，在歡呼成就的豐富和多樣時，“靜水之下的潛流”“海面下的暗礁”也正呈現高階進化。因此，在新時代實現民族復興“強起來”的過程中，維護、激揚民族韌性依然具有必要性。

(一)激揚民族韌性是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把握戰略機遇期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重新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將“新發展階段”作為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大跨越階段”。這意味著，一方面從長的歷史分期來看，我們的階段性發展目標發生了新的變化。長期以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階段性目標已成為過去式，站在新征程的“原點”上，我們已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轉換為最近的階段性目標。另一方面從階段性發展成果來看，我們越來越靠近實現民族復興的最終目標。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產生質變，在中華民族“強起來”的質變還未發生之時，建立在以往歷史性成就基礎上的新發展階段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近階段。這一階段具有鮮明的歷史特征：其一是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11]的延續，仍處于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其二，風險挑戰常戴以“機遇”的面具隱藏其內在的復雜性與強大的危害性。

如何在紛繁復雜的國內形勢下善于把握戰略機遇而不是掉入風險挑戰的陷阱，是關系到黨和國家能否實現質的飛躍的根本性問題，而這離不開對民族韌性的激揚。其一，激揚民族韌性就是要發揚民族的自主性和成熟性，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認清戰略機遇期是包含風險挑戰的戰略機遇期。當“大國崛起”邏輯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實力的增強在一部分人中萌發之時，他們似乎忘記了古人的告誡。千里之堤、百尺之室不是盲目自大的倚仗，而應成為自信的底氣和警惕風險挑戰的指示牌。因而當總書記強調“中國總體上處于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也面臨諸多嚴峻挑戰”[12]之時，他不僅指明了包含風險挑戰的戰略機遇是新發展階段中國社會發展的形與勢；更為重要的是他敲響了避免“小管涌”變成“大塌方”的警鐘。其二，激揚民族韌性就是要凸顯民族的適應性與靈活性，順應新發展階段的發展潮流，贏得發展機遇?！霸跁r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13]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總結，進入新發展階段，發展目標、發展理念、發展格局等的新變化生成了與以往不同的發展潮流。因而，中華民族只有通過自我調適，以超強的適應性與靈活性對待變化發展了的實際，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才能贏得發展機遇，乘勢而上實現新的發展。

(二)激揚民族韌性是在“變局”中實現復興勝利的必然要求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統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全局，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世界發展的不穩定性、變動的迅猛性、風險危機的深刻性空前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實踐進路，適應、應對和重塑這一“變局”構成了中華民族實現“強起來”的必要環節，同樣需要激揚民族韌性。

首先，激揚民族韌性是在不穩定性增強的大變局中贏得復興勝局的必然要求。世界未有之大變局深刻地表現為“黑天鵝”“灰犀?！笔录扔惺澜绺窬值貨_擊。偶然性、不確定性因素不再是歷史發展進程之外的特殊事件，而成為影響歷史發展方向的關鍵要素：英國脫歐、新冠肺炎疫情、“弗洛伊德跪殺事件”等“黑天鵝”“灰犀?！笔录l繁發生，沖擊和破壞著世界發展的秩序，影響著中華民族實現“強起來”的歷史進程。因而，中華民族要在不穩定性增強的變局中謀定“強起來”的勝局，需要激揚主動適應的民族韌性。一方面要準確識變，及時精準地把握世界深刻變革的動態，謹防顛覆性事件對我國發展進程的沖擊；另一方面要堅韌內心定力，不隨波逐流，不迷亂于瞬息萬變的局勢，始終把握好民族偉大復興這條主線。

其次，激揚民族韌性是在整體變動、局部迅猛的大變局下架構民族復興格局的必然要求。張一兵曾將“格局”闡釋為“一種變動中的勢，就像下圍棋中的局勢”[14]。此意在說明要架構民族復興的格局就要在全方位變化的世界大局中抓住那些局部迅猛變化的“勢”，尤其是以人工智能、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Gll)》排名顯示，新興經濟體的創新發展態勢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越高收入經濟體，新一輪的科技革命正成為重塑世界權力格局的主要動力。因此，中華民族必須建立自上而下的科技強國意識，發揚自力更生、堅韌不拔的意志品質，實現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強，將關鍵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總書記所說，中華民族“要強盛、要復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15]。這是實現建構民族復興格局的必然要求。

再次，激揚民族韌性是在風險空前增強的大變局下謀求復興定局的必然要求。各種傳統與非傳統的問題、危機和赤字的空前增強構成了世界大變局的基本面向，深刻地調整著各國在世界關系網中的地位和作用，亦成為阻礙中華民族實現“強起來”的偉大目標的重重大山。中華民族唯有激揚矢志不渝的堅韌氣質和勇于挑戰的堅毅品格，才能越過這些大山；唯有牢牢把握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主心骨，才能找到正確越過這些大山的方向，才能造就民族復興偉大目標實現的定局。

(三)激揚民族韌性是展現大國擔當，貢獻中國力量的必然要求

中華民族要實現的“強起來”，不僅是能夠自立于民族之林，抵擋住一切外在的和內生的影響和沖擊的狀態，而且還是能夠實現持續發展，并不斷釋放自身能量，引導、重塑世界格局的狀態。

一是堅定使命初心，警惕“加速主義”滲透。中華民族自古便確立了“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使命初心，并在近百年的實踐中統攝到中國共產黨“為世界謀大同”的框架結構中，匯聚成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遵循。近年來，境外反華勢力常以“加速主義”為抓手企圖通過制造社會矛盾、破壞政府公信力加速“社會主義”形態的完結。加速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手段的變種，旨在以更加隱蔽的形式分裂社會主義、完成資本主義大一統的圖謀。在此背景下，中華民族要為世界作出更多的貢獻，不落入“加速主義”的陷阱，首先要站得穩、走得遠，即要堅守住使命初心，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捌渥魇家埠?，其將畢也巨”自是這個道理。

二是堅守大國底線，做好穩定器和動力源。中國是一個韌性強、潛力大、負責任、有擔當的大國?！按髧写髧臉幼?，大國要有大國的擔當?！盵16]激揚民族韌性就是要堅守大國底線，擔負起世界發展的穩定器和動力源的角色定色和擔當責任。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化，使“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17]，虛無主義甚囂塵上，“漂泊感”肆意流淌。為世界發展“尋根”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發揮大國優勢，穩定世界和平發展態勢的關鍵。穩定是根，發展是枝；因而，“強起來”的中國要在更大程度上做好世界穩定的壓艙石，構建平等對話的新型國家關系；要在更大范圍內做好世界發展的引擎，全方位共享中國發展紅利。

五、結 語

“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如何將呈布朗運動的社會個體之力積聚成社會整體的發展合力，是一個歷史的迷思。習近平總書記對此的闡釋是：“經過幾千年的滄桑歲月，把我國56個民族、13億多人緊緊凝聚在一起的……是我們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盵18]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發的民族韌性，在凝聚共識、匯聚力量、推動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19]在這個比拼意志的時代，更需全體中華兒女屏息聚力、頑強拼搏、不懈奮斗，共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堅韌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