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袖評價的科學體系建構研究

曹曉輝

(青島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青島 266000)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作為團結和凝聚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對其科學、客觀地評價不僅關系到能否深化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理論，關系到能否旗幟鮮明地反對妖魔化黨的領袖的錯誤言論，反擊對黨的領袖評價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更關系到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關系到維護以黨的領袖為核心的中央權威，關系到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是否鞏固，關系到中國社會的穩定和諧，進而影響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在紀念中國共產黨領袖誕辰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并多次對歷史人物評價問題進行闡述。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科學評價，對于我們重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領袖觀，批判和廓清中國共產黨領袖評價中的錯誤言論和認識，構建好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袖評價的科學體系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就是以習近平關于黨的領袖評價的重要論述為指導，在前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新時代黨的領袖評價體系建構所進行的探索。

一、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

科學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涉及到評價主體的價值取向與治學態度，科學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前提是評價主體進行史學觀的定位，即“一是對歷史的思辨是從情感出發還是從理性出發；二是治史態度是立足于政治審視還是立足于學術審視”[1]。評價結論不科學的重要原因就是評價者的私人情感的干擾。對中國共產黨領袖評價的首要問題是要求評價者以唯物史觀為指導。

(一)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必須堅持人民群眾立場

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代表歷史的發展方向，是歷史的創造者。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講話中指出：“歷史反復證明，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體力量?！盵2]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決定了評價黨的領袖必須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看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活動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或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人民群眾的利益。

1.評價主體必須堅持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

第一，評價黨的領袖要看其是否順應了人民群眾的生存需要。中國共產黨領袖是如何制定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來確保生產資料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如果黨的領袖在主觀上或客觀上造成人民群眾失去其生存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即便開始發動這項運動的初衷是好的，也應該辯證地看待。如，黨的領袖發動“大躍進”運動，初衷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但卻造成了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對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產生了消極影響。

第二，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要看其是否為人民群眾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人民群眾社會生產得以進行的必備條件是生產資料是否與勞動者有機結合。黨的領袖的實踐活動如果能夠保證人民群眾創造出必要的生活資料，能夠保證人民群眾給國家提供存在和發展所需要的財富，從總體上看，其實踐活動就是有利的。反之，不考慮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對人民群眾進行過重的掠奪和壓榨，不僅會激化人民群眾與黨之間的矛盾，還會造成人民群眾的反抗，導致社會生產無法正常進行。土地革命時期，在王明指導下頒布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案》中規定，在分配土地時，“土豪劣紳及其家屬根本無權分得土地”“富農可以分得一分較壞的土地”[3]。此規定嚴重搞亂了階級陣線，大量侵犯了中農的利益，將地主、富農逼上了絕路，增加了革命的阻力，嚴重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破壞了農業生產，造成了經濟困難。而瓦窯堡會議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轉變黨的土地政策，對地主階級參加抗日戰爭以政策上的支持和幫助，對于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要看其是否為人民群眾提供了發展權、創造權。生產技術的改進是推動生產進步，改善與提高人民生活的必然要求，這種進步必然要靠人民群眾去發明創造。為了更好地提高人民群眾發明創造的積極性，黨的領袖必須制定、實行鼓勵人民群眾積極性、創造性的各項政策。若黨的領袖加強思想控制，剝奪人民受教育權，破壞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人民群眾的擴大再生產，對人民群眾沒有任何益處。

總而言之，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要看其實踐活動是否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中國共產黨領袖只有緊緊依靠人民才能有所作為，才能發揮黨的領袖的作用，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2.評價結論必須經得起人民群眾的檢驗

“判斷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盵4]任何政黨的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習近平指出：“要真正讓人民來評判我們的工作?！盵2]評價黨的領袖的結論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必須經得起人民群眾的檢驗。

一些評價者在評價毛澤東時，得出“有兩個毛澤東”的結論，即“奪取政權前的毛澤東基本上是個好毛澤東，奪取政權后的毛澤東則犯有嚴重錯誤，是個不好的毛澤東”[5]。更有甚者，污蔑毛澤東是“中國兩千余年皇權專制傳統的最高產兒”[6]。這些評價者得出這種評價結論是因為他們曲解了鄧小平的判斷：“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就越來越多了?！盵7]但是，鄧小平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澤東的錯誤還只是局部性的，沒有發展為全局性的錯誤，說1957年以后毛澤東的錯誤越來越多并不是說毛澤東在1957年之后的實踐活動都是錯誤的?！拔幕蟾锩币郧暗氖?，從理論上說，毛澤東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富有創見性的理論觀點。在實踐上，建國后的十年我國經濟取得較快發展，政治上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文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即便是毛澤東錯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對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為防止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而培養接班人的思想，及其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策略，都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決不能輕易地將毛澤東定義為“一個不好的毛澤東”，抹殺其帶領人民群眾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探索社會主義的巨大成就。這些觀點很明顯與黨對毛澤東的評價相背離，也與人民群眾評價毛澤東相背離。

(二)堅持歷史主義原則

評價黨的領袖要堅持歷史主義原則，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入手，結合歷史條件進行全面、具體的考察。習近平指出評價歷史人物時，要“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2]。

歷史時代造就歷史人物。任何黨的領袖，不管他如何偉大，歸根到底都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員，黨的領袖作為時代的產物，與其存在的社會歷史環境緊密相連?？v觀中國社會發展的歷程，涌現出大量的重要歷史人物。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時代，正是中國爭取民族獨立的時代，才造就了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袖。

歷史人物受歷史時代的限制。黨的領袖由歷史時代所造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歷史時代的制約。黨的領袖的一生比較復雜，“他們的活動內容也比一般人更豐富，活動的性質和作用往往是多面性和多層次性的”[15]，較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各種社會關系的沖擊。習近平指出，“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2]。毛澤東是偉大的，但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和制約，毛澤東也會犯歷史錯誤。習近平指出：“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盵2]“經驗是財富，教訓也是財富，關鍵在于是否善于總結?！盵16]只有敢于并善于總結工作經驗中的教訓，才能做到正視錯誤，修正錯誤，從而更好地發展。脫離具體的歷史時代，抓住領袖的某些錯誤不放，絕不是正確的做法。

科學評價黨的領袖，要結合當時中國所處的世情、國情，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群眾的認知水平，等等，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在細致地解讀黨的領袖的基礎上，再做出科學評價。脫離社會歷史條件來評價黨的領袖不僅是一種形而上的做法，也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慣用的伎倆。我們要善于、勇于亮劍，旗幟鮮明地批判歷史虛無主義者貶損黨的領袖的言論。

(三)實事求是地評價黨的領袖

何為實事求是？毛澤東對此做過深刻的闡述：“‘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盵8]習近平也多次強調，“實事求是，是共產黨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是保證黨和國家事業健康發展的關鍵”[9]。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研究歷史，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就必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要高度重視史料。馬克思、恩格斯說過：“研究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索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盵10]歷史作為客觀存在的現實，是研究主體的客體。研究主體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主觀性，很難對歷史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史料對研究歷史和歷史人物評價必不可少。在一定程度上，評價主體掌握的史料越豐富，對黨的領袖人物的評價就越真實，評價結論就越準確。因此，豐富準確的史料是評價黨的領袖應有的基礎與前提。高度重視史料，廣泛地搜集、整理史料，在此基礎上，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對史料進行嚴密的審查和批判，然后對這些史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深入實際了解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本來面貌，“并從中揭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來”[11]。

第二，一切從實際出發，詳細地占有史料。習近平指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盵12]中共黨史史料種類繁多，包括文獻史料、實物史料、口述史料、聲像史料等。評價黨的領袖要善于對史料做完整、準確地把握。

首先，要分析和研究中央文件與檔案資料，這些資料反映著中國共產黨領袖活動的全部面貌，對于考察黨的領袖的一生具有重要意義。其次，要善于研究報刊資料。報刊是歷史的忠實記錄者，黨的領袖一生的奮斗史，在報刊上得到了極大的體現，在評價黨的領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善于研究報刊資料，從各種報刊資料中，對黨的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作出判斷。需要注意的是，報刊資料也并非是完全可靠的，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由反動派編輯、出版的報刊往往顛倒黑白、報道失實、欺騙讀者。一個治學嚴謹的學者，只要能充分發掘、分辨、靈活運用報刊資料，就能使其發揮出最大效用。再次，要善于研究黨的領袖的日記、書信、回憶錄等。這些資料往往涉及重大的政治活動或其他重要問題，記載著黨的領袖對這些重大事件的認識，真實地記錄了黨的領袖在不同時期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最后，要善于分析和科學利用口述史料?？谑鍪妨稀案嗟乇Ａ袅藗€人的特點和歷史真實感”[13]，較文字史料的描述更加生動，能很好地幫助研究者了解某個時代整個社會的狀況。運用口述史料評價黨的領袖要注意：其一，評價者通過采訪和提問收集口述史料時，雙方都在影響著對方。一方面，評價者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進行調查研究對研究結果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口述者對往事作出回憶的時候，或多或少的受到自己經歷的影響，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因此，評價者必須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謹慎地對待口述史料，防止落入材料敘述者的思維范圍”[14]。其二，口述史料并不等同于歷史事實，而是進行寫作的原始材料，要對其進行判斷、考證和評價。在對口述史料有一個完整、準確的把握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評價黨的領袖。

二、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要運用科學的方法論

中國共產黨領袖評價除了要確立科學的歷史觀以外，還必須運用科學的評價方法。黨的領袖的評價方法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如何運用正確的評價方法真實地再現黨的領袖活動的過程；二是如何運用科學的評價方法評價黨的領袖的是非功過。兩個問題的實質，即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的方法，歷史地、具體地、全面地評價黨的領袖。

(一)堅持聯系的觀點，把黨的領袖的活動聯系起來考察

首先，聯系是客觀的。聯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黨的領袖的實踐活動，就其本質來說是不以評價者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要求評價黨的領袖，必須看到其實踐活動取得的成就是客觀存在的。正是因為這些成就的存在，其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貢獻才不會因某些評價者的惡意污蔑、中傷、誹謗而受到否定。

其次，聯系是普遍的。聯系的普遍性告訴我們黨的領袖的實踐活動必然與國際國內變化著的形勢、當時的歷史條件、其他黨員干部的實踐活動密切相關。黨的領袖取得的成就是其領導集團共同努力的結果，當然，黨的領袖的失誤也必然會受到多方面的影響。習近平指出，評價歷史人物時，“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2]。如，“大躍進”運動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薄一波就曾經指出：“我作為當時主管工業交通方面的副總理，對以鋼為綱的工業‘大躍進’的發動負有一定的責任?！盵17]由此可見，某一決策、政策是領導集團共同決定的，在評價某一位領袖時，要看到彼此實踐活動的聯系，不能僅僅抓住一個人的錯誤不放。

再次，聯系的觀念與系統的觀念緊密結合在一起。在全面揭示評價對象的系統存在、系統關系、規律的觀點和方法時，系統論具有重要意義。要堅持使用系統的方法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堅持系統的整體性原則去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揭示我們黨作為一個大系統，它的產生發展壯大過程中，與其他社會系統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18]。為此，在評價黨的領袖時，也要堅持使用系統的方法，將黨的領袖集團作為一個大系統，在研究這個集團產生、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評價其與其他社會系統的關系，以對黨的領袖做出系統的評價。同時，應該注意到，在評價黨的領袖時，既要認清中國的基本國情，又要從亞洲和世界全局的角度去體認、分析和把握，把黨的領袖的具體歷史活動“置于更廣闊的時空條件下考察，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19]。

(二)堅持發展的觀點，把黨的領袖放到近代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考察

中國共產黨領袖既處于特定的歷史時期，又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員，這就要求把黨的領袖放在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中考察，判斷其歷史價值。當評價者在考察黨的領袖的實踐活動時，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生成和消逝”[20]。黨的領袖總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從事各種社會活動。領袖的實踐活動總會影響到其身后的領袖集團，其實踐活動對領袖集團影響的大小，也成為對其評價的重要方面。

第一，發展是前進的、上升的。任何事物發展的實質都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中國共產黨從事的實踐活動總是合乎歷史前進的方向，總會取代那些喪失歷史必然性、日趨滅亡的事物，因而總會展現出遠大的前途。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肩負起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100年的歷史，就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兩大歷史任務而不懈奮斗的歷史，這就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習近平指出：“一切偉大的成就都是接續奮斗、接力探索的結果，一切偉大的事業都需要在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中前進?！盵9]評價黨的領袖必須要在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中把握。

第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一個過程。一切事物，只有經過一定的過程，才能實現自身的發展。恩格斯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盵21]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流行著評價的“逆推法”，即以黨的領袖的最后結局去推斷、評價其一生。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領袖是偉大的革命領袖，那他一生都是光彩不凡的，其身上的一點劣跡污點都要“為偉者韙”，避而不談其一生中的過錯。有的人則相反，一旦領袖晚年不節，就會認為其前半生的活動是“早年投機”，抹殺其在社會進程中的一切功績。用這種僵化的公式對黨的領袖的活動進行一刀切，不可能真實地再現黨的領袖的歷史面貌。事物發展的過程性表明領袖的思想始終處于不斷地變化之中，呈現出一種“階段性”的態勢，這要求評價黨的領袖，要就其一生大節，根據其活動的不同性質，對黨的領袖的一生進行分階段的評價。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善與惡、功與過，本身就不是僵化的、絕對的、一成不變的。正如習近平所言，評價歷史人物時，“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2]。評價黨的領袖不能一刀切，要結合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實踐活動，給予其客觀、公正的評價。

三、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必須貫徹正確的評價標準

關于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評價標準，是黨史學界一直以來爭論的焦點問題。中國共產黨領袖評價的標準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問題。歷史觀的差異，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評價立場的差別，都會使評價者對領袖評價的標準產生分歧。當然，針對相同的黨的領袖，采用不同的評價標準，評價結論也往往很難取得一致。本文在對各評價標準進行研究的基礎上，認為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應該堅持生產力標準和社會進步標準。

(一)評價黨的領袖必須堅持生產力標準

個人的實踐活動是否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是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根本標準。人類歷史的進程是以生產力的發展進步為基礎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正如恩格斯所說：“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盵22]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物質財富的生產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物質財富生產的越多，越容易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要。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意味著人的逐步解放，人越趨向于全面發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談到，“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8]。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是歷史評價的根本標準，同樣是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根本標準。中國共產黨領袖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變革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關系、社會關系、文化觀念、價值觀念等。因此，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在歷史上起什么作用，根本的標準就是看其實踐活動是否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

(二)評價黨的領袖必須運用社會進步標準

歷史活動的領域是寬廣和多樣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對社會歷史所起的作用，不能簡單的用生產力標準完全涵蓋，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還要堅持社會進步標準。所謂社會歷史進步，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民族團結等歷史發展的一切方面的進步。恩格斯指出：“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在歷史過程中是最后地成為決定的因素?！盵23]堅持以社會進步標準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要看其實踐活動對人類的社會歷史起推動作用還是起阻礙作用。評價者必須站在社會歷史進步的立場上，看中國共產黨領袖是否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具體要結合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實踐活動是否推動文化事業的發展。部分黨的領袖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并沒有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發生關系，或者沒有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直接關系。不少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實踐活動是曲折的、間接的作用于生產力上的，特別是黨的領袖從事的文化工作。中國共產黨領袖正確的文化思想、文化方針、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對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產生極大影響。杰出的黨的領袖從事的文化工作如果代表了先進的文化和思想觀念，并對社會的精神文明產生重要作用，那么他們對社會歷史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評價者決不能因為黨的領袖的實踐活動沒有直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否認他們對社會歷史發展的積極作用。

第二，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實踐活動是否促進了科學理論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科學理論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如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意大利詩人但丁為標志的?！八侵惺兰o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盵24]但丁并不是革命家，但他卻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創者。正如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雖然犯過錯誤，但其撰寫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論十大關系》等著作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功績是不能抹滅的。

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實踐活動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其實踐活動對社會需求的滿足也是多樣的，評價者不能簡單的以一種評價標準貫穿始終。若將黨的領袖的實踐活動都歸結為對于社會生產力的作用，則會忽視其實踐活動的多面性與多層次性?？傊?，評價者要在堅持以生產力為根本標準的前提下，綜合運用社會進步標準，對中國共產黨領袖做出相對客觀、公正的評價。

四、結 語

科學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必須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堅持歷史主義原則，實事求是地評價黨的領袖；同時堅持聯系、發展的觀點，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以是否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為標準，反擊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錯誤觀點，對中國共產黨領袖做出科學評價?！皻v史是最好的教科書”[25]，歷史記錄著一個民族和國家的興衰，記錄著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改革和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正確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是正確對待中國共產黨歷史、正確對待中華民族歷史的應有之義。評價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目的，絕不是為了追究領袖的個人責任或評判某一人的得失，而是以史鑒今、更好地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