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考

楊慶龍

(集美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福建 廈門 361021)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反復，嚴重威脅著世界各國人民的生產生活與生命安全，給全球公共衛生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雖然已從整體上控制住了疫情，但由于外來輸入病例的影響，疫情在我國局部地區仍時有暴發?？v覽全球，新冠陰霾依然揮之不去，防控形勢嚴峻復雜。這次疫情再次表明了人類社會是一個休戚與共、命運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必將促使國際社會更深刻地理解與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與意義。病毒是人類共同且迫在眉睫的敵人，國際社會必須更新思維，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與個體利益算計，同舟共濟，共克時艱，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組織國際抗疫合作。

一、新冠疫情凸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價值與意義

大災大疫往往更能彰顯科學理論的價值與意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具有豐富的內涵與價值意蘊的科學理論體系。它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世界大局探索出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前途命運的深刻思考與殷切關懷，是解決當今世界發展難題、推進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此次新冠疫情更鮮明地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價值與意義。

(1)新冠疫情凸顯了普遍安全的重要性。隨著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世界各國日益成為一個利益交融、禍福相依的整體。在全球性問題的威脅面前，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這次新冠病毒具有指數級的傳染性，病毒面前，人類不分國別種族、貧富強弱，任何人、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病毒的攻擊對象。只要仍有病毒殘留人間，它就隨時可能席卷全球。當前世界各國都處于頻繁的人流物流網絡中，只要有一個國家疫情未除，其他國家就難言安全。中國新冠疫情暴發初期，一些美國政客曾報以“隔岸觀火” “落井下石”的態度，后來美國很快淪為疫情的重災區。因此，世界各國比任何時候都更能深刻地體會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主張的普遍安全的重要性。國家之間的安全不是零和的、排他的，而是相互關聯、需要彼此合作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都離不開其他國家，特別是人類整體的安全。同樣，人類整體的安全也依賴于每個國家乃至每個人的安全。世界各國只有同舟共濟，攜手合作，戰勝新冠病毒這一共同的敵人，才能獲得持久的共同安全。

(2)新冠疫情凸顯了共同繁榮的重要性。世界各國的共同繁榮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主張。共同繁榮(最起碼擺脫貧困)才能使世界各國、各群體都具備應對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基本物質條件與能力。然而，當前國際社會的發展問題遠未解決，南北方國家之間仍存在較大的發展鴻溝，很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內部依然存在不少貧困群體。這些貧困國家與貧困群體擁有的公共衛生與醫療設施薄弱，物資匱乏，根本無力抗疫。很多底層民眾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暴露在病毒襲擊的危險面前。他們是人類社會最易被病毒“攻陷”的脆弱環節，是國際抗疫陣線中的“短板”。一些病毒未必來源于貧困國家與地區，但卻可以在這里快速蔓延、變異，再傳播到其他國家與地區。實際上，抗疫問題與發展問題緊密相關，因為公共衛生本身就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1]。只有具備相當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能更好地防控疫情。如疫情防控中的患者追蹤調查、聯防聯控、社交隔離、大規模核酸檢測都需要具備相當的物質技術條件，這是貧困國家無力負擔的。中國之所以能成功防控疫情除了社會制度因素之外，強大的綜合國力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此可見，只有解決了發展這一困擾人類社會的深層次問題，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才能更好地應對未來的各種危機。

(3)新冠疫情凸顯了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性。人類能否戰勝病毒取決于兩個變量：國際關系與科學技術，即人類的合作程度與科技的發達程度。因此，國家之間的關系狀態成為國際抗疫合作中的重要因素。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主張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取代以結盟對抗、零和博弈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國際關系。新型國際關系是解決很多全球性問題的治世良方。當前只有踐行新型國際關系才能更好地進行國際抗疫合作。首先，新型國際關系可以使國家之間相互尊重，培育政治互信，塑造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文化，改變相互之間競爭對手的認知模式，從而能為國際抗疫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礎。越是危急狀態下的國際合作越是需要穩固的政治基礎。疫情之下，處于戰略競爭狀態的國家間合作要比新型國際關系狀態下的國家間合作困難得多。就中美關系來講，由于美國持續對華發起疫情政治化攻勢，中美兩國的政治互信已嚴重削弱，民間相互惡感不斷上升，這就使得兩國之間的抗疫合作步履維艱、成效有限。其次，抗擊疫情是一種全新維度的“生物戰”，對手不是有形的人類組織實體而是無形的病毒，傳統國際關系中的軍事防御、結盟政治在應對這次疫情時形同虛設。這就需要世界各國踐行新型國際關系，以“人類一家”的思維攜手應對“新型”的敵人。

二、新冠疫情暴露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當人類面臨來自自然界“他者”的威脅時，正常的應激反應應是攜手合作、共同對敵。然而，由于國際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個體本位主義思維以及某些國家的疫情政治化操弄，這次疫情卻未能喚起全球范圍內的抗疫集體行動，世界各國因疫情而產生的矛盾與摩擦有增無減。這些問題都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一)國家個體本位主義思維根深蒂固，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面臨困境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須基于合理健全的全球治理。全球性問題具有彌散性、不可分割性與非排他性，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須有人類整體性思維，須超越國家個體本位主義思維。然而在當前的國際社會中，個體本位主義思維依然根深蒂固，理性自私的國家行為體仍把謀求個體利益看成最高的正義。問題與風險的全球關聯性與基于國家個體本位主義的治理行動之間的脫節致使全球治理面臨困境[2]。當前的疫情更加凸顯了全球治理的困境。

回顧幾年來國際社會的抗疫過程，就會發現大多數國家仍然沒有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組織國際抗疫集體行動，在美西方國家還引發了各種自私自利的“本國優先”行為。美國為了謀求對華戰略競爭優勢，趁機向中國發起各種疫情政治化攻勢，其“落井下石”的心態昭然若揭。歐盟國家文化同源且又有盟約在身，本該守望相助，然而疫情暴發初期它們不僅未能施以援手，還相互爭搶抗疫物資。在新冠疫苗的國際分配上，由于國際協調缺位，歐美發達國家推行“疫苗本國優先”，爭相搶購、囤積疫苗。這種“疫苗民族主義”行徑對發展中國家的疫苗獲得機會構成了嚴重沖擊。

在個體本位主義根深蒂固的國際體系中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須依賴體系內的主導國家[3]。但近年來隨著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與意愿逐步下降。在很多領域美國不但未能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反而自身成為“麻煩的制造者”。而中國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缺乏足夠的綜合國力成為為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同時，中美關系的惡化也削弱了全球治理中大國合作的政治基礎，限制了中國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這就出現了主導國沒有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意愿而崛起國沒有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的局面，致使當前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機制運轉失靈。聯合國安理會曾于2000年應對艾滋病、2014年應對埃博拉疫情時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這次疫情中卻乏善可陳，甚至有學者認為聯合國安理會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已陷于癱瘓[4]。世界衛生組織雖然曾在協調國際抗疫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依然未能有效組織統一的國際抗疫集體行動。

(二)某些國家極端思潮泛起，加劇了族群、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從本質上看，疫情風險內蘊著兩對矛盾：人與病毒之間的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盵5]人類歷史上，大流疫往往帶來人類不同群體間的冷漠、猜忌、歧視和沖突，以至于瘟疫往往是戰爭的孿生兄弟。究其因，首先，從社會心理學上來講，人類在大流疫中出于恐懼與自我保護心理，會對其他群體進行疾病“污名化”進而與之相區隔，這是一種群體應激反應[6]。其次，人類不同群體之間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往往會將疫情政治化，通過“嫁禍于人”而獲取政治收益。最后，疫情的沖擊加劇了某些群體對社會的不滿而引發極端社會思潮。疫情暴發以來的事實表明，疫情之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矛盾，即“社會政治病毒”的危害性不亞于新冠病毒。它引發了人類群體之間的相互內斗，阻礙了抗疫合作。

這次疫情使世界經濟遭受重創，西方國家某些中下層群體貧疫交加、因疫生怨，加劇了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致使這些國家長期以來持續發酵的民粹主義情緒進一步蔓延。民粹主義的主要訴求包括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以及反移民[7]。它認為精英政治、全球化以及外來移民導致了國家的困頓與社會各群體的不平等。在這次疫情中，民粹主義者主張貿易保護主義，鼓吹關鍵產業回流國內，加劇了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斷裂的趨勢。一些民粹政客還把新冠病毒與中國相關聯，煽動反華排外情緒，導致一些西方國家出現了“向中國索賠” “清算中國”的非理性的聲音。

疫情加劇了美國種族主義情緒的蔓延。美國的種族主義由來已久，已經成為美國社會治理體系中的“社會病毒”。它不僅是美國處理國內不同族群間關系的手段，也是處理對外關系的手段。歷史上，美國政客就經?！拔勖逼渌N族，制造種族對立，為其對外擴張政策提供合法性。在這次疫情中，美國政客就給病毒貼上“武漢病毒” “中國病毒”的標簽，通過將病毒“種族主義化”來轉移國內民眾的不滿，為其對華強硬政策提供注腳，從而導致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針對華人華僑以及亞裔的歧視與暴力事件增多，部分群體滋生了仇外心理與“轉移攻擊”(1)轉移攻擊是心理學的一個術語。通常情況下，人遭受挫折時，會對挫折源進行直接攻擊，但當挫折源過于強大而無法攻擊時，人會傾向于尋找“替罪羊”，轉移攻擊一個無辜目標以緩解內心的緊張與痛苦。見Jerry M. Burger的《人格心理學》(第六版)第105頁.心理，致使極端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有所抬頭。

(三)新冠疫情導致國際秩序中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增強

疫情使國際秩序遭受巨大沖擊，導致其中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增強。首先，疫情使世界經濟遭受巨大沖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大幅斷裂，各種經濟要素的跨國流動嚴重受阻，貿易和投資活動陷入低迷，全球失業率急劇上升，貿易保護主義日漸抬頭。其次，疫情使中國的對外關系更趨復雜。疫情不僅導致本已緊張的中美關系雪上加霜，也使中國與一些西方國家的關系蒙上了陰影。盡管中國對一些西方國家進行了大力抗疫援助，但雙方的信任感并沒有因此提升，西方有些政客竟然鼓吹“中國抗疫援助贖罪論”。最后，疫情給一些國家社會經濟帶來嚴重后果，導致經濟萎縮，失業人口劇增，民眾不滿情緒加重，從而引發社會撕裂、政治動蕩等社會政治危機。雖然這些國家觸發危機的具體原因各不相同，但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些國家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社會矛盾與危機在疫情這種極端的社會條件下被激化了。新冠疫情是一個復雜系統，其構成要素的錯綜復雜性以及非線性特征或將使之觸發更多黑天鵝事件[2]。這些國內社會政治危機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會外溢到國際社會，給國際形勢帶來危險與不確定因素。

三、如何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組織國際抗疫合作

當人類處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就需要有一種具有強大感召力的價值、理念來凝聚各方共識，組織集體行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它從人類社會的統一性和整體性出發，超越了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個體本位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等邏輯，實現了重大的價值超越。這一理念能最大程度上把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團結起來，凝聚各方力量，組織高效的集體行動，有效應對全球性威脅。它自身所蘊含的道德目標、倫理訴求和向善功能有利于推動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行為從自助走向合作，是人類應對全球性問題的一個理性可行的行動方案[8]。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是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所遭遇的最大的非傳統安全挑戰。新冠病毒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人類公敵。國際社會必須停止內斗，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組織國際抗疫合作。

首先，國際抗疫合作須秉持國際責任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是一種權力、利益、倫理(責任)三位一體的理論，國際責任與國際義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重要的倫理意蘊，它認為國家應為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履行相應的國際責任與國際義務。[9]在國際政治現實中，國家間的合作大多是基于理性選擇，合作方追求的是個體獲益，沒有個體獲益就會不合作。這是國際行為體作為“理性人”的自然選擇。但當人類面臨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脅時僅以這種邏輯來組織國際合作顯然是不夠的。世界各國抗疫能力參差不齊，在國際抗疫陣線中有很多貧困國家因無力抗疫而成為“短板”。而疫情威脅的非排他性與不可分割性要求國際社會必須“能者多勞”，補齊“短板”。因此當前的國際抗疫合作是個體無法獲益但為了人類整體利益又不得不進行的合作。這就需要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秉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組織國際抗疫合作，為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履行更多的國際責任與國際義務，“扶危濟貧”，共克時艱。

其次，世界各國應樹立團結意識，擺脫個體本位主義思維的桎梏。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需要整體性思維，以人類整體利益為重，淡化國家個體利益估算?；仡櫲祟惻c病毒的抗爭史就會發現，把病毒的傳播局限在部分地區，阻斷病毒的傳播渠道使之自生自滅是最佳的防控策略。這就需要世界各國齊心協力，團結合作，構筑嚴密的防控體系以阻斷病毒傳播。正如習近平主席在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開幕式上指出的，“人類是命運共同體，團結合作是戰勝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是各國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間正道”[10]。當前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團結。如果世界各國繼續各自為戰，搞自私自利的“本國優先”，甚至借疫情謀取政治收益，人類戰勝疫情就會遙遙無期。大敵當前，世界大國應摒棄傳統的大國爭霸思維，樹立團結意識，共同組建國際抗疫統一戰線。在疫情防控技術與信息分享、患者追蹤調查以及醫療防護物資生產供應等方面加強合作，協調行動；在疫苗、藥物研發上實行技術協作，聯合攻關；建立一個公平、可執行的疫苗分配體系。只有世界各國精誠團結，同心同德，拉起嚴密的聯防聯控網絡，才能奪取疫情防控斗爭的全面勝利，守護好人類共同的家園。

四、新冠疫情下中國應如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前的新冠疫情既是一場空前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同時也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契機。經歷新冠疫情這一磨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多國政要對這一理念給予積極評價。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抗疫斗爭偉大實踐再次證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具有的廣泛感召力，是應對人類共同挑戰、建設更加繁榮美好世界的人間正道”[11]。在疫情陰霾未散，國際秩序中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加劇的情勢下，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者，中國應有所作為，在全球抗疫合作中進一步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一)做好對外輿論宣傳工作，積極參與國際抗疫合作

國際輿論場是沒有硝煙的戰場。疫情之下，在某些西方政客的惡意煽動下，各種針對中國的負面聲音時有所聞，如“病毒中國責任論” “索賠中國論”等。一些極端思潮也開始沉渣泛起。面對這些荒謬、陰險的疫情政治攻勢，中國應在輿論領域及時“亮劍”，指出其謬誤，揭露其陰謀，澄清是非，辨明真相，積極維護中國的國際形象與國際聲譽；利用各種平臺，講好中國抗疫故事，向世界宣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用這些理念化解當前國際社會中的怨氣與戾氣，弘揚國際社會同舟共濟、合作抗疫的主旋律。

在做好輿論宣傳工作的同時，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抗疫合作，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方面力所能及地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這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應盡的國際責任，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實踐。同時也是提升中國國際聲望與國際形象、加深國際社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認同的重要契機。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中國積極開展國際抗疫援助?！爸袊翢o保留地與世界各國分享防控經驗與技術，大力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的防疫工作，先后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捐款達5 000萬美元，設立20億元人民幣抗疫合作專項基金?！盵12]中國“向32個國家派出34支醫療專家組，向150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283批抗疫援助，向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資”[13]。中國正將本國生產的疫苗以可負擔的價格向世界各國出售或捐助并優先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中國的國際抗疫援助彰顯了大國責任與擔當，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與支持，必將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合作

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挫折，“脫鉤斷鏈” “筑墻設壘”，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企圖構筑把中國排斥在外的貿易安排。這些都會人為地阻斷經濟要素的合理流動與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削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物質基礎。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應主動擴大對外開放，在對外開放中打破美國圍堵打壓中國的圖謀，增強與外界的交流與合作，消融歧視與偏見，厚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物質基礎與民意基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僅不能關閉，還要越開越大。即使西方傳統大國要對我們封閉，我們也要主動開放，迎難前行，堅決避免走向任何可能導致“陣營化”與“自循環”的道路。開放互通則共榮，脫鉤封閉則共損?！皹嫿ㄈ祟惷\共同體都必須始終堅持促進普遍交往的基本方向，創造一切有利于普遍交往的機會和條件?！盵14]中國應在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更大范圍內推進對外開放，形成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格局，推動世界經濟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當前，中國應繼續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耙粠б宦贰背h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實踐平臺和抓手。通過這一平臺，中國可以和許多沿線國家進行發展戰略對接，實現聯動發展，共同繁榮，從而改善中國周邊的安全環境。此外，中國要繼續深化雙邊、多邊以及區域合作，提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水平，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進程，積極參與各國際組織的合作。

(三)推進科技創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科技動力

在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以及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上，科學技術的發展始終是極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在這次抗擊疫情中，中國大數據技術的應用以及疫苗的研發與使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從理論上來講，很多全球性問題是可以通過技術進步來解決的?！翱萍紕撔率侨祟惿鐣l展的重要引擎，是應對許多全球性挑戰的有力武器?！盵15]因此，科學技術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推動力。然而由于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與科技基礎不同以及權力政治邏輯下大國競爭的存在，世界范圍內科技資源的分配仍然存在嚴重不公平和不平衡，大部分科技資源主要集中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無法實現科技效用與人類福利的最大化。

當前中美戰略競爭日益加劇，美國進一步加大了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力度。中國須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升高科技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技術壟斷，挫敗其技術霸凌主義，這是崛起大國實現技術進步的必由之路。與此同時，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者，中國還應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主動發起全球性創新議題，圍繞緊迫的全球性問題與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技術瓶頸組織國際聯合科技攻關，力所能及地為國際社會提供科技公共產品，引領科學技術向著國際分工協作、互惠共享的方向發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科技動力。

(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應對中美戰略博弈

中美關系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部環境有著重大影響的雙邊關系。隨著中美戰略競爭日益加劇，不難想象，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也將面臨更多的戰略壓力。

中國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者，應以更廣闊的視野與胸懷對待中美關系。從整體上來看，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中美這一對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權力轉移，不會以“暴風驟雨”般的大國戰爭而“一戰定輸贏”，只能表現為長期的經濟科技競爭與社會治理之爭。而且中美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是可以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以及人們對國際關系的理解的變化而向前發展的，中美不是注定的對手與死敵。即使按照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邏輯，當中美實力對比超越一定的臨界點之后，美國也將不得不與中國和平共處。因此，中國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應對中美關系，綜合運用各種斗爭策略與智慧加大對中美關系的引領，盡力維持斗而不破的局面，避免與美國的戰略對決。

面對美國的挑釁，中國不可被動地隨之起舞，不一定要對等還擊，否則就可能落入美國“新冷戰”的圈套。當然，如果美國觸碰到我們的核心利益底線，中國必須以不惜一戰的決心與意志進行斗爭，以斗爭推動對方政策的調整。但要爭取實現“斗而不破”，把斗爭控制在一定的范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斗爭“要注重策略方法，講求斗爭藝術。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理選擇斗爭方式、把握斗爭火候，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斗爭策略”[16]。

大國崛起都要經歷艱辛與磨難。中國應盡可能地把中美之爭在時間上后延，在空間上拓展。時間上后延，指的就是把中美之爭變成長期的競爭，盡可能延長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爭取時間發展壯大自我。不與之爭一時的兵鋒之利，與之爭長期的社會治理、生產效率、民眾的幸福感以及人心向背。當前，疫情之下的美國社會制度弊端盡露，經濟社會發展頹勢已顯，全球領導力急劇下降。正是美國政客欲尋找外部敵人、挑起對外爭端以挽回其國運頹勢之時(此類先例歷史上屢見不鮮)，除非萬不得已，中國切莫在此時與之陷入纏斗。如暫時的戰略克制能贏得更長的發展機遇期，贏得后世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何嘗不是一個宏大的戰略勝利。

把中美之爭“在空間上拓展”指的是在戰略上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碰撞，在全球范圍內與美國開展戰略大周旋。這就需要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經略世界大局。實際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體現了這一戰略智慧。當前中國可以與某些條件成熟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率先構建某種程度、某種形式的“命運共同體”，如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以及中阿命運共同體等，在共同發展中獲取自身所需的能量與資源，緩沖美國對華戰略帶來的壓力，以與國際社會的緊密共生關系來帶動中美關系的發展。中國若能與較多國家構建各種形式的“命運共同體”，就能避免世界向“極化”與“陣營化”的方向發展，就能避免中美關系滑入“新冷戰”。因為屆時穩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與共生的利益格局會使得國際社會成員摒棄冷戰思維，不再根據意識形態“選邊站隊”，美國將失去發動對華冷戰的動員能力與資源。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推進，中國將在國際社會中獲得更多的外交回旋空間與對美博弈能力，從而帶動中美關系向前發展。

五、結 語

這次新冠疫情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與意義，同時也暴露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的不足、權力政治邏輯仍占主導地位，這種現象仍將長期存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注定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然而，人類社會不會停留在舊的國際政治文化里止步不前。人類社會每次大災大難，都會引起人們的反思，調整自身的觀念與行為模式。這次疫情將促使人們對國際社會的共生性與人類利益的整體性有一個更深入的理解，從而加深他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同。面對新冠病毒這一共同的敵人，世界各國須摒棄個體本位主義思維與權力政治思維，團結合作，共同對敵。中國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者，應變危為機、有所作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引領國際抗疫合作，在抗疫國際合作中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塑造中國大國的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國共產黨人胸懷天下的偉大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