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應天府書院史志研究發微

王樹林

(廣州華商學院 語言文學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1300)

中國書院研究是中國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一塊重要領地。書院雖然唐代既有,但五代以后才真正成為文人士子肄業之所。應天府書院(今又稱應天書院)是在五代楊愨、戚同文學舍的基礎上于宋真宗時創建,后改為應天府府學,繼而升為南京國子監學,在宋代教育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兩宋書院大多有史志,甚者一修再修。而作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的應天府書院至今無史無志,其史志的歷史分期問題,書院先師與書院名師的教育貢獻問題,宋大臣輔相如晏殊、范仲淹、王洙、王堯臣、富弼、趙概、張方平等與書院的關系問題,應天府書院的授徒與管理問題,南宋以來學界對書院某些錯誤認知問題等,皆待研究廓清。應天府書院史志研究的深入開展,是當今學術界的迫切任務。

一、書院起源及其功能的演變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十四《書院》謂,唐玄宗時有麗正書院、集賢書院,其“皆建于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1]。今檢新舊《唐書》,袁說亦不盡然?！杜f唐書·職官志》謂:“集賢殿書院:開元十二年置。玄宗即位,大校群書,開元五年,于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十三年,與學士張說等宴于集仙殿,因改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書院學士?！盵2]《新唐書·百官志》亦有“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掌刊緝經籍……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于內,歲終則考最于外”之說[3]?？梢?唐玄宗時的“朝省”之書院,不僅是修書之地,還是藏書、刊書之所,也有傳道講學、授徒肄業功能?，F存的一些應制唱和詩亦可說明。例如,唐玄宗《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詩:“廣學開書殿,崇儒引席珍。集賢昭袞職,論道命臺臣……所希光史冊,千載仰茲辰?！痹娭杏小皬V學”“引席”“論道”之說,可見有講席論道之事。 張說《奉和圣制,送赴集賢院》詩:“侍帝金華講,千齡道固稀。位將賢士設,書共學徒歸……欲知朝野慶,文教日光輝?！痹辞住斗詈汀吩娪小笆I光書府,征人盡國英。司綸賢得相,群俊學為名”句[4]?！斗詈汀吩娭刑岬降摹敖鹑A講”“學徒歸”“文教”“征人盡國英”“群俊學為名”等,皆為講學教徒之事。不過當時書院師徒,不是一般士子,多為飽學文臣而已。關于唐麗正、集賢書院的創立與功能,宋王應麟《玉?！芬涣呖贾踉?這里只是說明盛唐時朝廷已有書院之建,雖為藏書、修書之所,業已具有討論學術、傳道授徒之功能。

書院為一般士子肄業之所當出現在中唐以后至五代時期,當時又稱書堂、學舍、書樓、書齋等。初期,書院只是學人高士自我讀書修身養性之所,或富家大戶之私塾。后人追緒,逐漸才有面對社會收授生徒之舉。例如,衡陽北石鼓山之石鼓書院,前身即為唐秀才李寬結廬讀書處。唐詩人呂溫有《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詩:“閉院開軒笑語闌,江山并入一壺寬。微風但覺杉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詩好就步虛壇。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煉仙家九轉丹?！盵5]據《湖廣通志》卷二三所載:“宋至道三年,郡人李士真援(李)寬故事,請即故址創書院,以居衡之學者。景祐二年,劉沆守衡,請于朝,賜額曰石鼓書院?！盵6]可見,到了宋代才有收授生徒之舉。其他提唐人有書院者多為后人所記,并非時人所稱。例如,河北真定的西溪書院,本唐隱士姚敬棲息隱遁處,至宋才有是稱(《明一統志》卷三)。四川巴州丹梯書院,本為“唐狀元張曙讀書地”(《四川通志》卷七九)。南岳書院,一名鄴侯書院,唐李泌隱居于此,名端居室,宋建書院(《湖南通志》卷六九)。

富家大戶私家辦學最典型者見于《義門陳氏家乘》,其中收有晚唐大順元年(860)陳崇所立的《江州陳氏家法》,涉及本族家塾者有兩條:“一是立書堂一所于東佳莊,弟侄子姓有賦性聰敏者令修學,稍有學成應舉者,除現置書籍外,須令添置。于書生中立一人掌書籍,出入須令照管,不得遺失。二是立書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訓教童蒙。每年正月擇吉日起館,至冬至月解散。量子年七歲令入學,至十五歲出學。有能者令入東佳。逐年于書室內次第抽二人歸訓,一人為先生,一人為副。其紙筆墨硯并出宅庫管事收買應付?！盵7]

至五代,天下混亂,戰爭不斷,官府無暇顧及教育,官府主導的官學衰落式微,有志文人開始從自我高蹈、修身養性的讀書樓舍,面向社會士子而攬徒講學。舊有的書院、書樓、書舍、學堂開始由藏書、自修、家塾的半封閉形式,向側重于“士子肄業之所”的開放功能發展。如上文提到的陳氏東佳學堂,不僅教育陳氏子弟,還開始面對社會而向四方游學之士開放授徒。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上,述及南唐時陳氏東佳書堂,謂“別墅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于其家”[8]。

正史對于此時置書樓、授學徒的教育方式亦有記述。例如,《舊五代史·羅紹威傳》:“羅紹威,魏州貴鄉人……紹威形貌魁偉,有英杰氣,攻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盵9]《新五代史·一行傳》:“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盵10]

學者藏書由讀書自修到招延文士,是民間教育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為宋初書院的創立與繁盛做了準備。應天府書院就是在五代時期楊愨、戚同文學舍的基礎上創立的。

二、北宋“四大書院”及應天府書院的創設

北宋史稱有四大書院,而應天府書院是北宋“四大書院”之一。提出“四大書院”之說的大多是南宋的理學家,他們往往是熱心的書院建設者,也是書院教育的踐行者。例如,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寫道:“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承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岳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盵11]南宋另一理學家魏了翁在《全州清湘書院率性堂記》中亦云:“吾友林仲山岊守全日,得柳侯仲涂氏讀書遺址,乃鉏(鋤)荒筑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肄其間,且以致懷賢尚徳之意……今錫之號,榮殆與睢、岳、嵩、廬四書院相為儕等?！盵12]

呂祖謙、魏了翁文中所謂“睢陽”“睢”,即北宋應天府南京,唐、五代時稱宋州睢陽郡,睢之書院,即應天府書院。南宋末,史學家王應麟撰《玉?！?運用大量史料,縱談《天下四大書院》(見《玉?！肪硪涣?。及至宋末元初,史學家馬端臨所著的《文獻通考》,卷四十六?？紝W校,于北宋“天下四大書院”中列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岳麓書院。時雖另有“三書院”“六書院”之說,而應天府書院(或稱睢陽書院)多在其中。今鄧洪波先生在《中國書院史》第二章第三節考“天下四大書院”云:“無論‘三書院’‘四書院’,抑或‘五書院’,越過門戶之見,它所代表的僅是一種稱謂而已。其所指稱者無非就是說,宋初有那么三家或四家、五家書院,可以稱聞天下。今統計三四五家各說,除去重復,計有岳麓、石鼓、白鹿洞、嵩陽、應天府、徂徠、茅山七書院。它們是南宋的書院建設者們所認定的宋初天下著名書院?！盵13]

應天府書院既為“宋初天下著名書院”,在宋代書院的研究中,應天府書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今檢宋以來書院研究的專門志書,典冊燦然,甚者一書院的志書一續再續,多者達四五種(如《白鹿洞書院志》),但應天府書院至今尚無一部志書。

北宋應天府書院,是北宋肇造之初,大宋皇帝第一個賜名的書院。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學?？肌分锌急彼嗡拇髸簳r說:“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盵14]《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九朝編年備要》《宋大事記》《容齋三筆》及張方平《樂全集》等文獻典籍,都將此視為北宋天下州郡置學之始。應天府書院自五代后梁后唐時期(907-936)楊愨于宋州授徒,五代后晉(937-946)至宋初戚同文建學堂(或稱學舍)辦學,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賜名“應天府書院”,再到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朝廷下詔將應天府書院改為府學,前后經歷了一百余年的私家(或半官方)辦學歷史。收為府學八年后,于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又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因素及顯著的辦學實績,由應天府學升為南京國子監學,成為朝廷中央官學。二百多年間,應天府書院為北宋王朝培養了一批又一批英才,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不可取代的歷史地位。

三、應天府書院史志研究現狀及亟待澄清的問題

應天府書院與北宋其他書院相比,后世對其史志研究相對滯后。僅就馬端臨《文獻通考·學?？肌诽岬降谋彼嗡拇髸憾?白鹿洞書院有明鄭廷鵠編著的《白鹿洞志》、明周偉編著的《白鹿洞書院志》以及清廖文英、錢正振的《白鹿書院志》等;石鼓書院有明李安仁的《石鼓書院志》、清李振華的《國朝石鼓志》等;岳麓書院有清趙寧的《長沙府岳麓志》、清丁善慶的《長沙岳麓書院續志》等。以上三書院的志書一修再修。而時至今日,還沒有一部專門的應天府書院的史志專書問世。2001年10月,在時任河南省省長李克強的支持下,應天府書院復建項目得以啟動,2003年被省政府批準立項為省重點項目,2007年一期工程完工。新的應天府書院于商丘古城南城湖東南側落成。一部科學完整、資料翔實的《北宋應天府書院史志》的修撰,不僅很有必要,而且更顯迫切。

中國古代書院研究,一直是中國古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重地。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界的書院研究,曾掀起了一些熱潮,在明清各種地方書院志書的基礎上,分省書院綜志開始撰寫。1931年《江蘇國學圖書館年刊》第4期發表的柳詒征先生的《江蘇書院志初稿》,以通鑒綱目形式,就江蘇一省書院發展歷史,作了編年考述。1932年,吳景賢先生的《安徽書院志》問世,該文發表在《學風》雜志1932年2卷第4期至第8期中。該文分縣纂輯,每縣以地方書院產生年代為序,每一書院又以時間發展先后排列,鉤稽文獻史料,排纂而成。1936年,時任民國教育研究會專任研究干事的王蘭蔭先生撰成《河北省書院志初稿》《山東書院志初稿》(未完),分別發表在《師大月刊》1936年第25期及第29期上,其編撰體例基本與《安徽書院志》相同。20世紀下半葉的前30年,臺灣、香港學者對書院研究頗多,30年中約有40多篇書院研究的論文成果發表。但以上研究,基本沒有應天府書院的專門研究成果。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20余年間,書院研究進一步深入,綜合研究的重大成果陸續出現,如陳元暉、王炳照、尹德新的《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陳谷嘉、鄧洪波的《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李國鈞等的《中國書院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白新良的《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及一些地方書院史。進入21世紀后,鄧洪波先生又出版了《中國書院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這些論著的出版雖然與應天府書院的研究關涉甚少,但為應天府書院史志研究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應天府書院史志研究,是一塊亟待開墾的領地,需要澄清、探索的問題很多。本文僅述幾點,以發其端:

一是應天府書院的歷史界定及歷史分期問題。北宋歷史上的應天府書院(又簡稱應天書院),應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賜名為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以后,又有稱“南京書院”者,如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七《南京書院題名記》。北宋應天府南京,唐至五代時為宋州睢陽郡,又有稱“睢陽書院”者,如南宋的呂祖謙《白鹿洞書院志》、王應鱗《玉?！?。近年一些地方資料和一些媒體資料,甚至一些學術文章有稱宋州書院、歸德書院者,皆無史料依據。應天府書院之名,應從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算起,至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升為南京國子監學為止。雖然仁宗景祐二年(1035)改應天府書院為應天府府學,但從改為府學至升為南京國子監的八年中,基本沿用舊制,可看作完全收入朝廷中央官學的過渡期。如果排除“府學”期,應天府書院的辦學歷史為26年,如果包括府學期,應天府書院的辦學歷史為34年。為此,史志研究應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仁宗慶歷三年(1043)34年的歷史,作為北宋應天府書院史志研究的主要內容。

假如沒有五代至宋初戚同文的筑室授徒及其取得的顯赫成績,就沒有應天府書院的創建,并且應天府書院的授徒方法及傳授內容,基本延續戚氏課法與戚氏之學。那么,五代后梁、后唐間的楊愨至后晉、后周、北宋太祖年間戚同文的授徒,理應作為應天府書院的初創階段。為此,戚同文學堂(或稱睢陽學舍)也應是史志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

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應天府書院改為南京國子監學。經金至元,下傳至明清兩代,繼承先賢而文脈綿延未斷。明嘉靖十三年(1534),河南巡按監察御史蔡叆,揀郡中名士李昆等十二人,及屬邑若干人,曾以象賢祠社學房舍聚郡中學子肄業。其中,題匾曰“應天書院”,有意重振北宋應天府書院盛業,惜蔡叆在此留官很短,未及大成。明萬歷間,知府鄭三俊創建的范文正公講院,至清而發揚光大,實承范仲淹應天府書院講學精神。這一時期的范文正公講院(或稱范文正公書院),與今日在商丘古城南重建的應天府書院,即接續明清講院之文脈。為此,北宋之后宋地州、府之學及應天府書院、范文正公講院的發展,可作為應天府書院的余緒,而一并載入應天府書院史志的沿革研究。

二是應天府書院發展史上有大量需要澄清的歷史事實,以及有很多需要重新清理、辯證的問題。例如,先師戚同文的生平及授徒事跡問題,戚同文五十六位弟子問題,范仲淹與應天府書院的有關歷史真實問題,應天府王瀆、王洙家族與書院的史實記載問題,應天府書院的授徒與管理問題,石介、孫復與應天府書院的關系及后世文獻的謬傳與疏漏問題,應天府書院英才與北宋政治問題等。對于這些問題,有的史書記載相互矛盾,有的史實資料難以稽考,有的史跡不見完整記載而零零星星散見于南宋與宋以后的文獻中,以至真偽互見。為此,書院史志研究要做一些辨偽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

以范仲淹與應天府書院的有關問題為例,從南宋至明清,直至當今,仍然存在著關于范仲淹與應天府書院關系的一些錯誤認知。例如,范仲淹的師承問題,《宋史·范仲淹傳》、宋王應麟《赤城書堂記》(見《浙江通志》卷二六一)、明王鏊《姑蘇志》卷四八《人物》六、《續通志》卷三三九《范仲淹傳》《江南通志》卷一八《人物志》、康熙刊《范文正公集》附《范文正集補編》卷二《宋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文正公傳》等,有范仲淹“依戚同文學”之說,以至于歷代沿襲,個別當今學人亦有不加詳考,仍堅持這個說法的[15]。其實,范仲淹入應天府書院讀書時,戚同文已去世二十余年,何來“依戚同文學”?再如,北宋應天府書院與商丘明清時期的范文正公講院的承緒關系不清,甚或混為一談。由于范仲淹顯赫的歷史影響與高尚的人格品位,后世對其敬仰;再加上他不僅是應天府書院的學生,又曾執教應天府書院,為書院名師,以至自明萬歷三十八年(1601)鄭三俊為歸德府知府,建范文正公講院時,文人便把北宋應天府書院與范文正公講院混為一談。認為北宋的應天府書院就是范仲淹的書院,宗師是范仲淹,應天府書院傳承的是范仲淹之學。這種錯誤認識自明清以來一直影響至今。其實“應天府書院”之名在北宋歷史上存在近二十六年,而范仲淹在應天府書院掌教不足兩年,怎么能認為應天府書院就是范仲淹的書院呢?

三是五代與宋初太祖、太宗時期的典籍缺失,文獻難征問題。宋州地處中原,五代政權迭相更替,戰爭頻仍,公撰、私述的典獻留下很少,幾成空白。五代中至宋太祖、太宗時期,戚同文高隱不仕,聚徒講學,《宋史·戚同文傳》說他“好為詩,有《孟諸集》二十卷”[16],曾與當時名詩人楊徽之唱和。戚同文兩個兒子戚維、戚綸及孫輩舜賓、舜臣等在當時皆有集。特別是戚綸,據《宋史》本傳記載:“既沒,家無余貲。張知白時知府事,輟奉以助其喪。家人于幾閣間得《遺戒》一篇,大率皆誘勸為學。有集二十卷,又前后奏議有機務利害、備邊均田之策,別為《論思集》十卷,分上下篇。天圣中其子舜賓獻之,詔贈左諫議大夫?！盵17]但戚氏的這些文集都散佚無傳。戚同文作為高士名師,“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宋史·戚同文傳》記載他的好友:上蔡宗翼,好學強記,經籍一見即能黙寫;張昉有史材;滕知白善為詩;郭成范最有文。還有戚同文的不少知名弟子,據《宋史·戚同文傳》記載:“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范、王礪、滕涉,皆踐臺閣?！?見前)這些友朋弟子,大都身后有集,今皆不存于世。就虞城王礪而言,他雅好詩文,他的兒子渙、瀆、淵、沖、泳、洙,有五人進士,孫子稷臣、堯臣、夢臣等,皆進士高第,享譽文壇,而王氏文獻存者甚少。這些文獻的散佚無征,為我們今天的研究工作帶來極大困難。另外,在應天府書院、府學三十余年的運行過程中,當時書院的一些典章制度、檔案文獻亦蕩然無存,資料鉤稽困難重重。

四是北宋中后期及南宋以后的地志、筆記等文獻資料記述,亦多史實抵牾,應天府書院史志研究存在艱難的辨偽考證問題。例如,《宋史》中關于戚同文卒年、戚維和戚綸仕跡等的記載,自身就相互矛盾。有些史實與時人文集記載互為印證,又不盡一致,甚或差異頗大。例如,王禹偁《小畜集》中有關戚氏兄弟的詩文,與《宋史》中相關記載不一致。再如,兩宋之交應天府谷熟縣學者徐度,他在《卻掃編》卷上記載宋初書院初建時的一些史實,認為宋建國之初,是“宋城富人曹誠者,獨首捐私錢建書院城中”,并“延請楚丘戚先生同文主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18]。徐度是本府學人,對先輩史實記載卻明顯出現錯誤。府民曹誠乃戚同文卒后約二十年,于大中祥符初年前后,在同文舊居旁造室百余楹,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哪來“延請楚丘戚先生同文主之”之事?徐度對本地先賢的史實記載還會出現這樣錯誤,其他文獻就自不待言。例如,宋呂本中撰《童蒙訓》卷下、《浙江通志》卷二六一《藝文三·記》載南宋王應麟《赤城書堂記》等謂范仲淹、富弼皆師事戚同文等,皆訛誤相傳,亟須一一辯證。

五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發表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學術著作、期刊文章,還是博碩論文,都為繁榮應天府書院的學術研究做出了貢獻。但有些論著存在史實臆斷,或毫無文獻依據,或對歷史文獻中的誤謬資料不加考證而引以為據,其說又為后來學人互為引用,陳陳相因,造成史實混雜,真假難辨。因此,半個世紀以來的有關應天府書院研究的成果,應有一番全面的清理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