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的內在邏輯、現實問題與實施路徑

王 輝，宋晨曦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浙江，金華 321004）

1. 引言

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實施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廣泛傳播，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事業得到迅速發展。目前全球有各類華文學校約2 萬所，華文教師20 多萬人，在校學生數百萬人（賈益民，2020）。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中文教學，81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開設中文課程的各類學校及培訓機構8萬多所，正在學習中文的人超過3000萬（馬箭飛，2023）。當前，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劇變，不確定性顯著增強，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事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面臨巨大挑戰。新形勢下重新認識并重塑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的關系，促進二者協同發展，對增進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有重要意義。

關于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之間的關系及如何協同發展問題，學界雖已有討論，但還不夠充分。鑒于此，本文將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三個問題：一是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的內在邏輯是什么？二是二者協同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是什么？三是二者協同發展的實施路徑是什么？本文將對上述問題進行探究，以期深化對華文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內涵的認識，促進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高質量協同發展。

2. 研究綜述

華文教育通常指以母語或第一語言非漢語的海外華人、華僑為主要教學對象開展的中國語言文化教育（賈益民，1998），也包括馬來西亞等地對漢語為母語的學生進行的中國語言文化教育。國際中文教育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國際中文教育指國內外面向非華裔的外國人的中文教育；廣義的國際中文教育還包括了面向華僑華人的華文教育（王輝、鄭崧，2022）。本文中主要使用狹義的“國際中文教育”的定義。

一般認為華文教育是廣義的國際中文教育的組成部分。如周小兵等（2015）認為廣義的漢語國際教育應該包括母語文教學、對外漢語教學、華文教育、少數民族漢語教育等不同方面。劉芳彬（2015）提出，在對外漢語教學的國際推廣計劃中，應加大對華文教育的支持。吳應輝（2016）認為海外華文教育是漢語國際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賈益民明確指出，漢語國際教育知識體系構建必須把海外華文教育納入其中，漢語國際教育的對象既包括非華裔外籍人士，也包括外籍華人和長期居住外國的華僑及其子女（劉利、趙金銘、李宇明等，2019）。

郭熙、林瑀歡（2021）對國際中文教育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探討，強調國際中文教育包括橫向的國際中文傳播和縱向的海外華語傳承，二者聯系緊密，相輔相成，構成了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的一體兩翼。王輝認為海外華文教育可放置于國際中文教育框架下，既保持相對獨立的定位和特點，又協同發展，共同形成更加開放、包容、規范的國際中文教育新發展格局（李宇明、黃德寬、周建設等，2022）。郭熙（2022）指出國際中文教育有兩個路向：一是海外華僑華人的母語或祖語傳承，一是中文作為外語的國際傳播。吳應輝（2022）也認為應將海外華文教育納入國際中文教育范疇。以上代表性觀點其實都傾向于將華文教育包含于廣義的國際中文教育之中，盡管在表述上有所不同。

反之，也有觀點認為華文教育包含國際中文教育。如耿紅衛（2009）在界定華文教育的概念時，認為華文教育的教學對象“不僅是僑民，還包括外籍華人、華裔和非華裔的外國人”，華文教育的教學目標“包括華僑教育和華人教育的培養目標，同時也培養外國人，使其成為‘中國通’或‘漢學家’”，這實際上是將國際中文教育涵蓋在了華文教育的范疇之中。賈益民（2018）則提出了“大華文教育”這一概念，認為其既包括面向海外華僑華人的中華語言文化教育，也包括面向世界各國的中國語言文化國際傳播，這里顯然將國際中文教育包含在華文教育中。

此外，也有學者將華文教育、國際中文教育的概念囊括在某個更大的概念之中，如孫汝建（2015）提出“漢語教育學”，認為其涉及的領域包括境內漢語教育和海外漢語教育。陸儉明（2016）為了避免因各種稱呼間的小差異帶來種種糾葛，將“對外漢語教學”“漢語國際教育”“華文教學”“中文教學”“中國語教學”等統稱為“漢語教學”（黃啟慶，2020）。

綜上，雖然學界對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二者概念內涵做了闡釋和探究，但顯然，對二者的動態關系，即發展中的關系探討還不夠充分，對二者如何互促發展還缺乏深入細致研究。本文旨在分析、厘清二者關系，探討二者協同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實施路徑。

3. 二者協同發展的內在邏輯

面向華裔的華文教育與面向非華裔的中文教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面向非華裔的中文教育可以依托各國華文教育形成的基礎，擴大中文的使用場域、使用人數和影響力。反過來，面向非華裔的中文教育也會促進海外華文教育的創新發展。

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的協同發展建立在二者的統一性之上，是學理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體現在教學原理上的同一性、中國語言文化國際傳播進程中的共生性以及當前中國語言文化國際傳播創新發展的現實需求中。

3.1 學理邏輯：教學原理上的同一性

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雖然在教學對象、教學理念、教學目標、辦學主體等方面存在差異，但都是中國語言文化在世界的傳承傳播。從理論根基上看，華文教育的理論基礎是語言理論、文化理論、語言學習理論和相關的教育學理論（于逢春，2014），這與國際中文教育大同小異；從教學內容來看，關鍵點“教什么”沒有本質的不同，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教學的主要內容都是“漢語教學”，即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孫汝建，2011），或是祖語的教學；從文化的傳承傳播來看，二者教學的主要內容都是中國語言文化，只是側重點略有不同，華文教育兼有文化傳承的使命，更注重文化認同的培養，而國際中文教育則重在文化理解和闡釋；從教學者來看，二者都包括了中國教師和當地華僑華人教師；從教學環境來看，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都可能發生在中國國內、國外和虛擬空間。因此，二者在學理上有同一性，這為二者的協同發展提供了學理邏輯。

3.2 歷史邏輯：歷史發展中的共生性

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在歷史發展中有交融之機、交匯之處。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一帶一路”建設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對二者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冷戰”的國際性大氣候，各國的華文教育均遭受了長達數十年的禁錮，如泰國將華文作為原華校的一門外語來開設，印度尼西亞政府禁止華文教育的開展，致使華語成為大多數華裔的第二語言（華文教育變為了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這一時期的華文教育與后來的國際中文教育的性質大抵相同。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世界掀起“漢語熱”，華文教育走上了復興之路，國際中文教育迎來新的發展契機。多國放寬了華文教育政策，如新加坡自1978 年起，大力提倡華語普通話運動，號召華人講華語。中越關系有所改善，越南政府對華文教育的政策日趨放寬，1989 年準許中小學校設立中文夜校，1990 年國會通過決議準許成立民辦華文學校和實行華文教育多樣化（耿紅衛，2009）。國際中文教育也迎來了快速發展。1978 年北京語言大學開始面向留學生設立漢語言本科專業。之后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也相繼開設漢語言專業，來華攻讀漢語言本科專業的留學生數量不斷增加，2000 年有3856 人，到2007 年增加到12638 人（崔希亮，2010）。學習漢語的非華裔學生越來越多，華文學校的教學對象日益多元，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2013 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沿線各國的學生學習中文、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熱情日益高漲。國家漢辦（現已更名為“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和國務院僑務辦（現已整體并入中央統戰部）在促進“一帶一路”中文教育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語合中心在師資培訓、傳播機構、教學資源、標準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6 年，國務院僑務辦編制《國家僑務工作發展綱要（2016-2020 年）》，以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為導向，規劃了一系列措施推進華文教育發展?！叭祟惷\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也為華文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的協同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國際中文教育肩負著傳播中華文化、促進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鑒的使命，海外華文教育同樣也肩負著促進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畫好最大同心圓的使命。

3.3 現實邏輯：新形勢下促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現實需求

受辦學條件限制，華文教育事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發展不均衡，如將華文教育事業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的框架下發展，二者將會形成強大的合力，促進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的發展，壯大中華語言文化傳播力量（李宇明、黃德寬等，2022）。

當前，孤立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國際理解和文化交流受阻，中文的國際化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王輝，2020），海外華文教育主要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華文學校承擔，絕大部分華校是以周末班、課外班形式授課，海外華文學校因其非正規性、民間性，一般未被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難以獲得政府足夠支持。近年來受疫情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萎靡不振，海外華僑華人經濟受挫，大量生源流失，華文學校運營入不敷出。此外，華文學校此前就存在教材質量參差不齊，師資供需不平、良莠不齊等瓶頸困境，華文教育事業僅憑一己之力，勢單力薄，難以突破困境。

相較于華文教育，國際中文教育發展較快。來華留學生規模不斷擴大，加之海外孔子學院迅速發展，為國際中文教育帶來極大的生機。在教學方面，特別是以成人為對象的目標語環境下的習得和教學法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學者編寫了大量教材，探討了多種教學方式，極大地促進了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然而，以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等為主要載體的國際中文教育容易受到所在國對華關系和教育政策的影響，其發展不太穩定，近幾年一批美國孔子學院被迫關閉就是例子。

為應對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各種不確定性，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應互幫互助，形成合力，共同應對挑戰。開展華文教育的政策環境相對較為寬松，并受到所在國法律保護，因此，在某些國家，國際中文教育可以借助華文學校合法開展。華文教育可在師資培訓、教材編寫等方面借鑒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經驗，取長補短，選拔專業化的教學團隊，編寫合適的教材，借助國際中文教育的力量走出瓶頸困境。由此可見，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是大勢所趨。二者協同起來，資源共享、經驗互鑒，將會形成強大的合力，推動中文國際傳播事業的發展。

4. 二者協同發展存在的現實問題

4.1 觀念問題

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傳統的各自為政、 分而治之的觀念長期存在。 丘進（2010）曾從教育對象、辦學宗旨、語言學特征等14 個方面系統地概括了海外華文教育與對外漢語教學的區別。就二者的語言學特征而言，海外華文教育是介乎第一、第二語言之間，以母語教育為明顯特征，有僑社祖籍方言特點，而對外漢語教學屬于第二語言教學，非母語教學。因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有所不同，故而部分學者在對待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時，存在互不往來、認為僑辦與漢辦井水不犯河水、在研究華語文教學和研究對外漢語教學之間劃定了一條鴻溝等三個主要問題（崔希亮，2019）。觀念的形成是經年累月的，要對已經形成的觀念進行改變，其難度很大。所以分而治之的觀念問題也是目前比較棘手的一個問題，這種觀念可能會導致部分學者對華文教育或國際中文教育的研究過于片面，致使學界對二者協同發展關注度不夠，從而影響二者協同發展的推進速度。郭熙（2023）指出，海外華語傳承和中文在地化傳播不應成為兩條互不相干的平行線。在傳承協同傳播的視角下結合中華語言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來重新認識國際中文教育會有深遠的意義。

4.2 學科和專業問題

二者在學科歸屬和專業劃分、專業設置、“三教”問題等方面的差異和分歧依然較為突出。

4.2.1 學科歸屬和專業劃分

目前，從學科歸屬和專業劃分上看，二者分屬不同學科。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 年）》中，華文教育作為一種特設專業劃歸在“教育學類”中的一級學科“教育學”中（黃啟慶，2020）；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則被劃歸在“文學類”中的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中。華文教育學科以漢語言及中華文化知識為基礎，以傳統教育學為基本內涵，既不同于對外漢語教學，也不同于母語文教學，更不是介于對外漢語教學與母語文教學的中間學科（周小兵、陳楠、郭琎，2015）。在2022 年9 月14 日發布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 年）》（以下簡稱《新版目錄》）中，增設國際中文教育專業（由漢語國際教育更名）學位類別，與其他一級學科并列，國際中文教育獲得“準一級學科”的地位（周智婉、王輝，2023），而目前華文教育的學科地位并未發生變化。

4.2.2 專業設置

2005 年中國教育部批準設立“華文教育專業”，學制四年，屬于教育學類，畢業頒發中國教育部的教育學學士學位證書。隨后，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下屬的兩所高校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相繼設立了華文教育專業（周東杰，2017）。截至目前，國內僅有3 所本科高校開設了華文教育專業①3 所院校分別為：暨南大學、華僑大學、云南師范大學。，4 所院校獲批“華文教育碩士學位授權點”②本數據根據研招網和各高校研究生招生簡章上的信息統計而來，4 所院校分別為：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湖南師范大學、溫州大學。。反觀國際中文教育專業，自1985 年國家批準設立對外漢語專業以來，截至2022 年，已有376 所院校開設漢語國際教育專業③本數據根據教育部陽光高考網上的數據統計而來，官網地址：https：//gaokao.chsi.com.cn/。，196 所高校獲批“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學位授權點”④本數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示的學位授權審核結果中的數據統計而來，官網地址：http://www.moe.gov.cn/。，國際中文教育博士專業學位也已經建立。近年來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地位逐步提升，發展前景廣闊，而華文教育相對來說處于弱勢地位，推進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專業的協同發展，有助于提升華文教育的學科地位。

4.2.3 “三教”問題

就教師問題而言，國際中文教育師資來源相對穩定，專業化程度較高；華文教育受資金等條件限制，辦學規模較小，師資力量不足且缺乏專業化培訓，管理隊伍不健全，規范程度較低；就教材問題而言，國際中文教育有相對科學、成熟的教學大綱，學界對教材中的相關問題研究成果豐碩。而周小兵等（2015）對教材庫的全球華文教材進行梳理，發現目前華文教學中，除了個別國家如新加坡之外，大多沒有清晰具體的華文教學大綱和字詞語法表等。如巴西目前幾乎所有華校使用的教材都是國內人教版的《語文》和暨南大學編纂的《中文》，幼齡學童甚至沒有較為合適的教材①轉引自中國僑網，中巴教育與商貿創辦人吳桂秋：華文教學缺乏功能性，http://www.chinaqw.com/hwjy/2022/12-12/346695.shtml。；就教學法而言，二者雖都遵循漢語教學的基本方法，但在教學方法的側重點和具體運用方面還是有差異。華文教育除基礎的漢語知識教學外，更重視中華文化的傳承，增強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三教”問題的核心是教師問題。目前國際中文教育師資力量相對更為充實。一方面，許多國家的中文教師以中國派遣的志愿者教師和公派教師為主，這些教師大都專業對口，并且會在出國前參加崗前培訓，專業化程度高；另一方面，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要大批通曉中文和中華文化的本土人才，因此致力于培養一批本土中文教師，“輸血”與“造血”相結合，師資隊伍相對穩定。而華文教育因其公益性、非贏利的辦學模式及資金籌措問題，導致海外華校長期面臨著辦學資金難以為繼的困難，師資隊伍不穩定，也缺乏專業化培訓和專業能力提升的機會。

4.3 體制機制問題

二者在中國國內分屬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門指導和支持，在資源配置、運行機制、交流合作等方面存在障礙。

首先，二者的教育資源分配失衡。國際中文教育是中國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指導下推動中國語言國際化的重要項目，通過孔子學院、孔子課堂等方式為全球中文學習者提供大量的教育資源。而華文教育工作主要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負責，國外的華文學校，則是以華僑華人團體或個人的形式出資創辦、發展，其所獲得的教育資源相對不足。其次，二者分屬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門，溝通合作機制尚不健全。負責國際中文教育事業和華文教育事業的行政部門不同、業務范圍不同、管理權限不同、相關機構缺乏有效的協調與溝通。而只有二者協同發展，才有可能解決實際操作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諸多障礙。

4.4 政策問題

21 世紀以來，海外華文教育作為中華民族在海外的“留根工程”，在中文國際傳播的大背景下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但這一時期出臺的華文教育政策主要是針對國內的華文教育，對于海外的華文教育并沒有政策出臺（姚敏，2017）。2006 年國務院僑辦、教育部、外交部三部門聯合發出《關于做好在我國高等學校就讀的華裔青年學生工作的意見》，比較少見的專門針對在中國國內高等學校就讀的華裔學生，對僑務、教育、外事部門提出了要加強中華優秀文化的教學工作、加強對華裔青年學生工作的領導等指導意見。2009 年教育部發布了《關于規范我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有關工作通知》，國務院僑務辦、教育部印發了《關于華僑子女回國接受義務教育相關問題的規定》的通知（姚敏，2017）。新時期華文教育的相關政策類型多為內向型政策，在海外華文教育發展方面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當然，海外華文教育屬于當地教育，中國也不宜干預，但可制定更多服務和支持的政策。

反觀國際中文教育方面的政策則不斷推陳出新。2006 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強漢語國際推廣工作的若干意見》，推動國際中文教育從請進來向走出去轉變?？鬃訉W院作為助力中國語言和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和平臺，得到了國家相關政策支持。2017 年，孔子學院總部起草《孔子學院發展行動計劃》并適時修訂《孔子學院章程》①第十二屆孔子學院大會圓滿落幕［J］.孔子學院，2018（1）：64-65。，推動孔子學院持續優化全球布局、提升辦學質量，助推“一帶一路”語言互通和民心相通。在各項政策的驅動下，國際中文教育發展迅猛。

華文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都是中文國際傳播事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國家在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大不相同，也尚未見到有政策出臺要促進二者的協同發展。

5. 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的實施路徑

5.1 強化學科交叉

首先，華文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和專業建設應加強交叉融合，相互促進。為了加強華文教育學科建設，使其有更好的學科依托，可以將華文教育納入國際中文教育的框架下，共同發展。當前國際中文教育本、碩、博貫通培養體系正式建成，而華文教育目前還未形成一以貫之的人才培養模式。相比教育學類其他專業，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的關系更為密切，因此，華文教育可放置在國際中文教育學科中，借鑒其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經驗，推陳出新，逐漸形成特有的、符合華文教育學科發展規律的人才培養體系。

其次，華文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的研究平臺建設要相互幫助。如2022 年8 月，華南師范大學建立了國際中文教育南方聯盟，旨在加強國際中文教育協作機制建設，推動華文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協同發展。此外，疫情之后，線上和線下教學并存，為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的協同發展帶來了機遇。應加強網絡環境下云教育資源庫建設，如建立大規模教材庫、課程庫、語言知識庫、文化知識庫、案例教學庫等，實現學科資源共建共享、互融互通。

此外，加強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的借鑒。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和經濟全球化發展需要一批“一專多能”的跨學科、復合型中文教師。北京大學2022 年已開啟“漢語國際教育”本科跨學科人才培養項目，注重將專業知識學習與實踐技能訓練相結合，推動實施應用型復合型文科人才培養模式。另一方面，通用中文教學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求，各個國家對專門用途中文及“中文+”國際化人才的需求不斷擴大。2022 年11 月，全國首家“中文+職業教育”特色孔子學院揭牌②全國首家“中文+職業教育”特色孔子學院揭牌［J］.江蘇高職教育，2022（5）。，此前浙江師范大學2018 年就在蒙德拉內大學孔子學院、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孔子學院設立了“中文+職業技能”中文教學點。在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在協同合作中，華文教育可借鑒國際中文教育的復合型人才培養經驗，構建適合新時代國際化人才培養理念的人才培養模式。

5.2 優化政策機制

在華文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事業資源配置不均衡的背景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優化政策機制，提升管理效能，統籌推進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事業協調均衡發展。

首先，在戰略層面，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與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需要共同籌議，將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納入到中文國際傳播事業的發展規劃之中。事實上，雙方已經在學術層面開始探討其發展規劃問題。如，《國務院僑辦華文教育研究課題指南（2022）》中已將“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研究”列入其中，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國際中文教育研究課題指南（2022）》將“海外各國華文教育發展現狀調查研究”，《國際中文教育研究課題指南（2023）》將“國際中文教育與海外華文教育協同融合發展研究”列入其中。要大力扶持華文教育發展，出臺華文教育利好政策，重視華文教育的學科建設和事業發展。同時，我們在關注國內華文教育事業發展的同時，對海外華文教育事業也應給予更多關注。相關部門部可借鑒國際中文教育事業海外發展的相關經驗，制定有利于推動海外華文教育事業發展的相關政策。除政策制定外，上述兩家主管部門可聯合舉辦相關活動，共同商討，凝聚共識，協同推進中文國際傳播事業的發展。

其次，在社會層面，華文教育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海外中資企業和華僑華人團體應更為緊密地團結起來，為海外華文學校集資、募捐，共同幫助海外華校渡過難關。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也可以考慮爭取在當地的孔子學院所在高校開設華文教育專業，讓華文教育搭上孔子學院發展的便車。在一些國家政策不支持孔子學院發展的地區，也可以繼續擴大華文教育的招生范圍，除招收華裔學生外，持續招收非華裔外國人。積極引導社會力量支持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的協同發展。

此外，在學界層面，學者們應該敢于打破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之間的鴻溝，華文教育學術圈和國際中文教育學術圈可以更多地通過學術會議的形式，討論學科建設和事業發展問題，取長補短，經驗互鑒。此外，各高校舉辦的國際中文教育主題學術研討會，期刊的國際中文教育專欄可以將華文教育的內容納入其中，華文教育方面的學術研討會，也可以將國際中文教育的內容補充進去。例如，2022 年舉行的第三屆國際中文教育發展智庫論壇中，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于曉受邀分享了《后疫情時代華文教育的發展》，與研究國際中文教育的學者們共同討論了后疫情時代華文教育的發展現狀及對策建議；由暨南大學華文學院、華僑大學華文學院聯合舉辦，在海內外華文教育界享有較高學術聲譽的“華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自2013 年第一屆研討會舉辦以來，迄今已舉辦五屆，旨在為海內外華文教育及國際中文教育領域學者搭建溝通和交流的學術平臺，推動學科發展。

5.3 加大機構合作

充分發揮海外“華社三寶”①“華社三寶”指的是華僑社團、華文學校、華文媒體。的作用，增強華文教育發展活力，倡導海外華校、孔子學院、中文教學中心等教育機構合作共贏，共同營造互促發展環境。

首先，加強孔子學院與海外華校的合作?？鬃訉W院可協助海外高校設立中文專業，合理布局中文學習測試中心、線上中文課堂，積極將華文教育、國際學校等納入支持框架，構建開放包容、多模式、多層次的現代國際中文教育體系。例如，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孔子學院為當地華人聯合會中文學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幫助提高華人聯合會中文學校的聲譽，擴大學校在當地的影響力②轉引自廈門大學國際中文教育學院官網，卡迪夫大學孔子學院支持南威爾士華人聯合會中文學校的文化傳承，https：//oec.xmu.edu.cn/info/1029/16104.htm。。

加強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在教師、教材、教學、考試等方面的資源合作。華文教育在師資隊伍的建設上可借鑒國際中文教育的培養模式，“國際中文教師證書”和“華文教師證書”應探索互認的可能性，完善教師準入制度。教材編寫方面，海外華文教師與國際中文教師應攜手在充分考慮當地國家政策、習俗禮儀等的前提下，編寫本土化程度高、適用性強的、內容與新時代接軌的漢語教材。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推出適合小學生的華文輔助教材《狀元學堂·樂思華文》，并與山東師范大學協作，共同編撰適合本地學前孩童的華文教材《狀元學堂·親親華文》③轉引自中國僑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推出兩套華文輔助教材，http：//www.chinaqw.com/hwjy/2015/07-30/58933.shtml。，目前這兩套教材已投入使用中。

加強海外華文媒體與中國境內媒體的互動協作。海外華人社區依靠華文教育來傳承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并通過華文媒體傳播海外華人社區的活動信息。華文教育是保證華文媒體受眾連續性的中堅力量，華文媒體是華文教育的助推器。國內媒體可以有選擇性地轉載華文媒體發布的一些內容，增進國內群眾對海外華文教育發展狀況的了解，同時海外華文媒體也可以發布國內與中文國際傳播事業相關的熱點新聞，使當地華僑華人比較全面地了解到中國國家中文發展狀況和海外華文教育的重點。除此之外，海外華文媒體可以在新媒體領域與中國境內媒體合作，共享內容渠道，建立雙向交流，提高華文媒體的新聞傳播力和影響力。近年來短視頻和直播平臺快速發展，構建了行業新賽道，海外華文媒體可對該領域進行戰略性的布局，拓展全媒體傳播陣地，多樣化呈現傳播內容。

5.4 發揮市場拉力

在中外政府的統籌和支持之外，充分調動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市場主體在資金吸納、機制創新、生源拓展、技術賦能等方面的優勢，形成有效的市場拉動機制。

首先，推動國際中文教育機構向以市場和公益相結合的機構轉變。華文教育的主旨是在海外延續中華文明、弘揚中華文化，這一主旨決定了其公益性一直是占主導；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外經貿文化往來的更加頻繁使華語學習具有實用性需求，由此賦予華文教育一定的市場性特點。華文教育不可能成為獲取高額利潤的商業行為，也不可能是永遠依靠從業者奉獻和外力支持的純公益行為。目前很多海外華校以非營利性質注冊，西方國家的一些國際中文教育機構或合作項目也被明確定位為非營利性。實踐表明，靠募捐、義務支持的中文學校、教育機構在運轉中存在著資金來源不穩定導致師資不足、辦學條件差等問題，尤其是在疫情的沖擊下，許多華文學校難以為繼，面臨著關閉的風險。2021 年，教育部在對《關于應對國際中文教育面臨的挑戰和風險的提案》的答復中表示：“鼓勵國內職業教育機構、中資企業參與國際中文教育”。因此，要轉變發展理念，推動國際中文學校朝市場化與公益性相結合的方向發展，先解決生存問題，再一步步朝發展和壯大方向推進，推動中文教育在所在國融合共生。

其次，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要順應時代發展趨勢，把握機遇，協同合作完成轉型升級。近年來，在線教育發展迅猛，傳統的教學模式已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要抓住時代賦予的發展機遇，不斷創新發展，使其能夠滿足現代教育技術環境下教學的需要。此外，線上教學意味著受眾范圍擴大，華文課堂上可能會有非華僑華人學生，國際中文課堂上也會有華僑華人學生，生源擴大將助推線上中文教育行業市場規模持續擴大，高校、教育機構與中文教育企業的合作意愿將會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可探索與商業機構合作，加快教學模式的轉型升級。

此外，市場的發展也會倒逼企業整合二者教育資源，研發出更有針對性的中文教育產品。企業通過群體畫像技術可以更加準確掌握現階段海外中文學習者學習需求的動態變化及特點，以大量的數據標簽將學生個體標簽化，形成一個學生個體全方位可視化的“群體畫像”。將華文教學資源與國際中文教育教學資源放入同一個數據庫中，可以使“群體畫像”技術效果最大化，為學生提供一套個性化的學習資源。

5.5 擴大話語傳播

構建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的官方話語體系、學術話語體系，推動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形成合力。充分發揮各類媒體特別是新媒體在推動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中的作用，在話語體系建構和話語體系傳播方面進行有效議題設置和引導，增進社會共識。

首先，構建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的官方話語體系。官方話語是一個國家主流媒體上政府宣傳機構所采用的議程設置、媒體表達，包括政府的各類文件和由官方媒體發表的文字、圖片和視頻（劉仲翔，2017）。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眾多國際國內場合闡述、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共同承擔著傳播、傳承中國文化，促進世界各國人民交流的使命，二者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官方話語中要將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官方媒體要積極主動地設置話題，提升二者協同發展相關話題在國際上的關注度，從而帶來更高的關注度和更強的話題性。

其次，構建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的學術話語體系。學術界應緊扣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理論與實踐，推動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基礎研究和理論創新，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國際發展形勢的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的學術話語體系。世界漢語教學學會、《華文教學與研究》等國際性學術組織和有影響力的刊物可以“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為核心主題，借助一些華文教育研究平臺和相關高校國際中文教育實踐與研究基地，組織研討會展開學術爭鳴，對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的關系及發展規劃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形成符合二者學科發展規律和國際發展趨勢的新思路和新理論。

6. 結語

本文初步厘清了華文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二者的關系，認為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并從學理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三個方面闡釋了二者協同發展的可行性，從觀念、學科、體制機制、政策等層面分析了二者協同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強化學科交叉、優化政策機制、加大機構合作、發揮市場拉力、擴大話語傳播等實施路徑。盡管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協同發展存在現實困境，但我們應該勇于突破二者各自發展的藩籬，尋求協同發展的新方向和新路徑。國家在大力推動中文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應高度重視發揮二者協同發展效益，整合多方資源，推動中國語言文化國際傳播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