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實學思想探析

呂本修

王陽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是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其心學思想廣為人知,但學界對其實學思想論述并不多。學界有種觀點認為,王陽明心學與實學相去甚遠,甚至相互對立。其重要原因在于王氏后學“廢實學,崇空疏,蔑規矩,恣狂蕩,以無善無惡盡心意知之用,而趨入于無忌憚之域”[1]。王氏后學空談心性,并非王陽明本人的思想,而恰恰偏離了陽明心學主旨。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王陽明心學就是實學,本文將結合王陽明心學體系闡釋王陽明的實學思想。

一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任何一種觀念、思想、精神的生成與發展都體現著社會的需要,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從來源上看,王陽明心學思想也是他正視社會現實、遵循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探索出的解決現實問題的策略。

(一)從客觀“實際”來看,明朝中后期社會內憂外患,風氣功利淪浹

王陽明生于成化年間,揚名于弘治、正德年間,逝于嘉靖年間。他所處的時期正是明朝逐漸走向衰落、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時期。政治上權臣當道,政治昏暗;經濟上商品經濟迅速崛起,社會風氣功利淪浹。這種狀況使王陽明日益感到憂憤和失望,他面對現實問題,從實際出發,積極進行多向度的摸索和探求,于“百死千難”中感悟心學的奧秘,以求解社會之倒懸。

1.沉疴積弊的內憂外患

王陽明出仕于明朝弘治、正德和嘉靖年間。這一時期,明王朝已經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國勢逐漸下滑,統治階級的內部斗爭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國家多難、社稷多災,呈現積重難返的局面。

第一,朝廷內憂。王陽明生活的時代,宦官干政,朝綱混亂,尤其是皇帝荒淫無道?！睹魇贰酚涊d:“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盵2]弘治年間,明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明朝出現中興局面,史稱“弘治中興”,但弘治在位后期對朝政有所懈怠,又縱容外戚,沉迷方術,使宦官李廣、蔣琮等人乘機弄權,以致弘治晚年軍備弛廢、國用匱乏、弊政頗多。正德年間,明武宗十四歲登基稱帝,自幼被太監劉瑾照顧,二人關系親密。以劉瑾為首的“八虎”整日巴結皇帝,共同游玩戲耍,致政事荒廢。久而久之,國家政權成為權臣當道的工具,權臣們大肆進行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利益輸送?；鹿賹嗉觿×嗣鞒衅诔炔康母嗯c沒落,“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系詔獄”[3]1005,令忠義之士寒心隱退。王陽明初入仕途,仗義執言,遭杖責牢獄之災。

第二,社會外患。明朝中期,自然災害頻發,土地兼并嚴重,流民增多,饑民多淪為盜賊,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王陽明曾一度沉溺于騎射、兵家之術,正是針對當時泛濫的社會憂患。其一,災荒嚴重,流民起義。根據史料記載,水災、旱災、蝗災、雹災、風災、疫災、地震、霜雪以及歉饑災害,從商朝至民國三千多年的歷史中,共發生5 258 次,而在明朝短短276 年的歷史中,竟發生了1 011次,發生次數占整個封建社會的五分之一[4]。持續的自然災害,導致大量災民紛紛逃荒,流民達到一定規模便容易起義鬧事,社會動蕩不安。其二,盜匪橫行,邊患猖獗。饑民逃荒走投無路之際便淪為盜賊,占據一隅,南方少數民族邊患問題亦此消彼長。王陽明立下的赫赫戰功多為平定叛亂與盜賊邊患,例如平定四省交界的叛變之亂、寧王朱宸濠的叛亂、廣西內亂和降服斷藤峽盜賊等。

2.功利淪浹的社會風氣

明代社會風氣的變化,大致以正德時期為分水嶺。自正德以后,社會風氣出現歷史轉向,從儉樸轉向奢侈,從淳樸轉向薄惡,最后出現了風靡全國的流行風氣。 明朝初期,為休養生息、發展生產,采取移民墾荒、引進經濟作物等方式,明朝的農業經濟得到快速恢復,農業生產技術也日漸提高。百姓自給自足的同時仍有盈余,商業貿易便日漸興盛,白銀確定為主要貨幣。從明史的記載可以看到,人們在經營白銀貨幣這種特殊商品中獲取諸多暴利。錢莊也于這時出現,并成為獨立的行業。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也促進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南方交通便捷的城鎮已出現“資本主義性質的萌芽”,不僅商人的地位獲得顯著提高,而且城鎮社會風氣也發生了轉變,即由淳樸轉為奢靡?！叭藗冏分鹭敻?、迷戀金錢、唯財是雄;紛紛棄本事末,從農村涌入城鎮,到處充滿著競爭;舊權威被打倒了,舊道德被拋棄了,對人欲有了更新的認識,貪圖享樂,奢侈浮靡之風彌漫全國?！盵5]

市民逐利的本性日趨暴露,舍本逐末,一味追求利益,個人日趨功利化。原本堅守的傳統道德與精神也不免丟失,迎合逐利潮流,不再固守傳統,整個社會精神風貌愈趨愈下。王陽明在《拔本塞源論》中感嘆,“圣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功利之毒淪浹于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6]49。王陽明不禁日益感到擔憂,“逮其后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于圣賢之學”[6]237。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競爭攀比不斷,不但無法勤于本職,謀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甚至強行去做自己才智所不能勝任的事,往往是朝秦暮楚、見異思遷,整個社會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二)從主觀“實際”來看,朱學盛行,流弊甚廣

王陽明生活的時代,朱學占據官方的主流地位,受到明朝歷代皇帝的扶植,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士子科舉考試所依據的經典文本,其思想通過科舉途徑在每一個知識分子的心底打下深刻烙印。王陽明正是在朱學思想的統治下,直面朱學思想的弊端,警醒世人,不斷創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體系。

朱學作為當時的官學,無疑也受到青年陽明的崇拜,“格竹事件”就是明證。據《年譜》所記,“格竹事件”發生于1492年,當年王陽明21歲?！笆悄隇樗稳甯裎镏畬W。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遍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眾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盵3]1002同樣,《傳習錄》也記載了這一事件,并且更為詳細,陽明先生曾說:“眾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圣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圣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盵6]105從這一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一,王陽明當時對朱學非常崇拜。王陽明之所以去格竹就是因為受朱學的影響,是想按照朱子理學之路實現自己學以至圣的理想。其二,王陽明學以致行的精神品格。王陽明在遍讀朱子之書后并沒有滿足,而是想著把朱學落實到實際行動中去,“著實去用”,所以才會亭前格竹。其三,王陽明開始懷疑朱學權威。格竹行為的失敗致使王陽明思想困惑,開始懷疑朱學的思想權威。王陽明正是從朱學思想的“實際”問題出發,在對朱學權威的懷疑、否定與批判中創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體系。在王陽明看來,朱學思想的弊端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

1.析心與理為二

據《答顧東橋書》所載,王陽明曾說:“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為二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盵6]39這段話明確表明了王陽明與朱熹對于格物致知理解上的差異。朱熹作為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認為理是一,但分殊于萬物,因此可以通過萬物求其理,格物就是即物窮理,就是吾心至萬物之中求其理。因此,在朱熹這里,理不在心中,雖然朱熹也有“理與心為一”的話,但在王陽明看來,理與心的“與”字就體現了朱熹的“析心與理為二”的基本立場。王陽明正是在批判朱熹這一思想弊端的基礎上提出了“心外無理”“心即理”的基本觀點。

2.支離之病

王陽明曾說:“‘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語誠然。顧后之學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于明白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盵6]43王陽明心學思想的精髓在于致良知,而良知就是天理,就是心體,它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因此,格致誠正之學就在于人們能夠致其內心之良知?？梢?王陽明心學所述大道極其簡單且容易,就像人們身邊的大路一樣,明白簡單。令王陽明非常遺憾的是,時人卻放著大路不走,放著簡單容易的路不從,偏偏選擇繁雜困難之路。這里暗指朱子理學,因為朱子理學強調即物窮理,甚至遍求萬物之理,在此基礎上尋求心之誠敬,最終求得入圣之機。僅就由凡入圣、提升人的道德境界而言,朱熹用的是加法,強調的是道問學;王陽明用的是減法,強調的是尊德性。因此,在王陽明看來,繁雜支離就是朱學的重大弊端。

在《朱子晚年定論》中,王陽明也多次提到朱熹自身也認識到這一問題。這里僅舉幾例如下:其一,《答呂子約》中,朱熹曾說:“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盵6]113其二,《與周叔謹》中,朱熹曾說:“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盵6]115其三,《答陸象山》中,朱熹曾說:“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于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盵6]115其四,《答呂伯恭》中,朱熹曾說:“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眾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盵6]116其五,《與劉子澄》中,朱熹曾說:“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后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6]121王陽明在這些資料里雖然闡明朱熹在晚年已經悟得自身的支離之病,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心學思想與朱熹晚年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王陽明所選資料本身就體現著“朱學思想存在支離之病”的立場與觀點。

3.先知而后行

王陽明曾說:“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盵6]4我們知道,在知行觀上,朱熹主張先知而后行?！洞髮W》中,朱熹作了一篇《格致補傳》:“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盵7]11朱熹這里闡釋的是“格物致知”,即求知的工夫;在朱熹看來,誠意、正心、修身則是力行的工夫?！洞髮W》里說:“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盵7]6也就是說格致誠正修之間是一種邏輯上的遞進關系,先后次序不能變換,前者是后者的基礎與前提?？梢?在朱熹看來,求知是力行的前提,即先知而后行。王陽明認為,把知與行分開,當作兩件事情,這本身就是有問題的,主張先知而后行“不是小病痛”,容易導致知行分離,抑或“終身不行”?！叭缃褚徽f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盵6]22王陽明正是在批判朱熹先知而后行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論。

二

明代理學家劉宗周在《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中曾說:“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皇谷甓?不復生先生,又誰與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乎?……孔孟既歿,心學不傳,浸淫而為佛老荀楊之說;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教正不遺余力,而其后復束于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而去道愈遠,圣學遂為絕德。于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說,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可謂良工苦心?！盵3]1335王陽明的得意弟子錢德洪在《陽明先生年譜》(下文簡稱《年譜》)中揭示了“致良知”之說的來之不易。據《年譜》記載:“是年(1521年,編者加)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八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后圣,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蝗?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仍一經沉埋數百年?！糯ㄔ?‘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圣圣相傳一點滴骨血也?！衷?‘某于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盵3]1050“致良知”之說是王陽明“從百死千難中得來”,是“真圣門正法眼藏”,得此三字,則“無不具足”“無不如意”,即便是海中行舟,也“可免沒溺之患矣”。自此之后,王陽明講學則主要圍繞“致良知”三字展開?？梢?“致良知”是王陽明晚年論學的宗旨,是王陽明心學思想體系的核心命題,也是王陽明對自己心學思想最簡易的概括。這里我們也主要圍繞“致良知”這一核心命題來闡釋王陽明的實學思想。

“致良知”體現著本體論與工夫論的統一,從本體論角度看,致良知蘊含著實心實能的實學思想;從工夫論角度看,致良知蘊含著實地實功的實學思想。

(一)從本體論角度看,致良知蘊含著實心實能的實學思想

《孟子·盡心上》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盵7]505程子曾對此評論道:“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盵7]505王陽明繼承了孟子提出的良知概念,并發揚光大,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致良知”學說。

1.良知就是心之本體

王陽明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盵6]6王陽明的學生惟乾曾問他:知如何是心之本體?王陽明回答說:“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盵6]30這里的“知”就是“良知”?？梢?在王陽明看來,心體、良知、天理與性都是同一層次上的概念。從心的角度講,心即理,心即性,心即良知;從良知的角度看,良知就是心體,良知就是天理,良知也是人之性,皆來自天。從自然感覺的層面上看,人心首先是一種肉體組織,是一團血肉,發揮著生物性的基本功能;但作為良知的心之本體,則超越了人的自然感覺,需要人們在不睹不聞上著實用功?！秱髁曚洝分杏型蹶柮鹘o他的弟子講“手指見性”的故事?！秱髁曚洝份d:“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眾僧見否?”眾曰:“見之?！睆鸵允种溉胄?問曰:“眾還見否?”眾曰:“不見?！狈鹫f還未見性’。此義未明?！逼涞茏觽儾幻髌淞x。接著,王陽明說:“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馳騖,不在不睹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盵6]108手指有見有不見,但是性常在常見。良知作為心之本體,它“不是一塊血肉”[6]106,但它常在。在一定意義上說,良知作為心之本體就是人的道德心。正如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所說:“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盵6]74

2.良知就是是非之心

良知作為是非之心,首先是一種道德判斷的實際能力。王陽明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偽,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個試金石、指南針?！盵6]81-82“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與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于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盵8]802是非、善惡、誠偽在良知面前是藏不住的,因為良知本身就具有知是知非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僅是先驗的,而且是自明的。正如王陽明所說:“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里一覺,都自消融。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盵6]82這里的“一覺”,正是良知的“昭明靈覺”,良知就像一塵不染的明鏡,是非善惡在它面前纖微畢現,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直接呈現,無法隱瞞。

其次,良知作為是非之心,本身就是一種道德準則與標準。王陽明曾說:“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盵6]63天理并不是外在的抽象之理,而是心之本體的真誠惻怛。心體“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6]2。良知作為天理,本身就是人們心中的道德原則,就是是非、善惡的標準,合之為是,不合則為非。

總之,從本體論角度看,良知作為心之本體表現為實心論思想;良知作為是非之心,具有一種道德判斷及選擇的實際能力。

(二)從工夫論角度看,致良知蘊含著實地實功的實學思想

“致良知”這一概念應是《大學》中的“致知”與《孟子》中“良知”概念的結合。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說:“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也?！边@里王陽明創造性地解釋了“致知”概念,賦予了它全新內涵。按照朱熹的解釋:致,推極也,知,猶識也;致知,即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7]6。王陽明認為,致,至也;知,良知也;致知,即致吾心之良知。這里的“致”即是“推極”之意,“即通過內在體悟與外在實踐的高度融合,獲得生命個體的自 省與道德使命的自覺”[9]。同時,王陽明還說:“知如何而為溫凊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為溫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凊,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后謂之‘致知’?！盵6]43在王陽明看來,知溫凊奉養,是知而不是致知;而行其良知之知,才是致知?！拔嶙又^‘語孝于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子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盵6]44因此,“致良知”之“致”有兩種含義:一是擴充、推極,二是行。隨之,“致良知”也就有兩種含義:一是去除人欲之蔽,推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使萬事萬物都統攝于良知之下;二是行良知或依良知而行。

“良知”是心之本體,“致”是工夫,問題在于何處用功?如何用功?

1.致良知需要實地用功

王陽明曾說:“工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為后來做工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工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工夫?！盵6]81致良知,不論是依良知而行,抑或推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致”這種功夫的對象則是作為心之本體的良知。因此,工夫離不開本體,是心之本體的工夫。所以,王陽明說:“良知頭腦是當,去樸實用功,自會透徹?！盵6]92并且告誡弟子們:“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涂?！盵6]95

心即理,心之本體無私欲之蔽就是天理;心之本體純乎天理之極便是至善;人人皆有良知,因此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圣人,這是從心之本體而言。但是,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體至善或者說無善無惡,但是心體之發用便是意,意則不能超越善惡,而是有善有惡。既然有善有惡,就需要存善去惡的工夫?？梢?本體工夫的重要領域在于“意”,在現實生活中,意之在財、權、色等皆是人之私欲之體現,也是本體工夫之實地。正如王陽明所說:“因其良心發現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盵6]119“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際不能也?！盵6]58“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6]59

2.致良知需要實事上用實功

王陽明極其強調“事上磨煉”[6]52,他說:“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盵6]11《傳習錄》中記載了兩個故事,最能體現出王陽明實事實功的思想。其一,有一地方官,對王陽明說,由于忙于簿書訟獄之事,不得為學。王陽明聽后對他說:“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茍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盵6]83其二,《傳習錄》記載:“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 人正要在此等時磨煉。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于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 然卻曰毀不滅性,非圣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盵6]15-16陸澄是陽明弟子,得知兒子病危后悲傷過度,王陽明勸他節哀,同時告誡他要借機磨練自己。面對日用人倫、七情六欲,心體端正,則天理昭昭;用情過度,則心失其正,便是私意流行。這兩個事例充分證明:王陽明心學的致良知工夫不是虛空地強調心體純粹、天理流行,而是強調本體工夫就在日用生活之間,就體現在現實生活中的實事上。

王陽明說:“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發無蔽?！盵6]107說來容易,做來難。這需要真正的省察克治之功。王陽明說:“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廊清?！盵6]14如果人們“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閑講,何益之有?”[6]18可見,克己省察之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工夫,一日用功,則可見精微之天理與細微之人欲,久久為功,則可以到達欲達之地。

總之,從工夫論的角度看,致良知需要“從心髓入微處”[6]131-132的實地用功,同時也需要在日用之實事上行省察克治之實功。

三

清代學者馬士瓊在《王文成公文集原序》中曾說:“古今稱絕業者曰‘三不朽’,謂能闡性命之精微,煥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舉內圣外王之學,環而萃諸一身,匪異人任也。唐、宋以前無論已,明興三百年,名公鉅卿間代迭出,或以文德顯,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經緯殊途,事功異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氣,所云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盵3]1342這或許是稱頌王陽明為“三不朽”之完人的最早表述。明末大儒黃道周對王陽明也有高度評價,他說:“明興而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絕學,排俗說,平亂賊,驅鳥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筆致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奏顯績,未有盛于文成者也?！盵6]1337王陽明的一生,文治武功彪炳千秋,他的豐功偉績與他注重實效、追求經世治用的實學思想直接相關。

(一)為學以經世

儒學主張內圣而外王,是典型的經世之學,體現著注重實效、經世濟用的精神?！墩撜Z·憲問》中,孔子曾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這里,敬即恭敬其身?？梢娍鬃雍苤匾暰丛谛奚碇械闹匾饔?。程子曾說:“惟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盵7]233但是,對君子而言,僅僅修身是不夠的,而且君子修身是為了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洞髮W》里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更能體現儒學的經世精神。格致誠正修五條目講的就是“修己”,就是“明明德”之事,也是內圣之事;齊治平三條目講的就是“安百姓”,就是“親民”之事,也是外王之事[10]。前者是后者的基礎與條件,后者是前者的目的與歸宿,因此,對儒家而言,為學的目的就是經世濟用、謀求天下太平。

但是,“及周之衰,賢圣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后世……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于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7]2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也說:“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圣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茍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斗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圣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于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于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圣學之門墻遂不復可睹。于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斗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后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于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盵6]48-49可見,王陽明的心學思想正是接續孔孟,目的在使圣學粲然復明于世。正如前文所述,王陽明的“致良知”思想是從“百死千難”的人生苦難中獨自體味出來的,沒有解民于倒懸的經世精神是難以做到的。

不僅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彰顯著經世精神,而且他在治學過程中注重實效。王陽明曾說:“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里,務求實得?！盵3]1305據徐愛在《傳習錄序》中所記,有弟子私下記錄了王陽明說過的話,王陽明得知后便說:“圣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3]1299-1300可見,王陽明在治學過程中因材施教、注重實效,并不希望弟子們把他的話當成教條。前文所論“格竹事件”之所以會發生也在于王陽明追求朱熹學說的實際用途;而“格竹事件”的失敗使王陽明心底種下了懷疑的種子,而去就辭章之學,這種選擇的理由也是基于失敗的結果。王陽明得意弟子錢德洪認為王陽明思想有為學三變與為教三變(知行合一、靜坐、致良知)。在滁陽時,王陽明看到許多弟子門人更多地善于逞口舌之快、喜同異之辯,無益于心體,因此,王陽明教弟子靜坐之功。開始時弟子們似有所悟,但時間久后,“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3]1306。由于實際效果不佳,并不利于心體澄明,因此,王陽明后來就不再強調靜坐之功。

(二)從政以親民

親民是《大學》提出的三綱領之一。朱熹繼承了程子的思想,把親民解為新民,“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7]5。這里朱熹從其理學思想出發,強調人們通過格致之功,日日新,茍日新,又日新,從而成為新民。而王陽明則認為,《大學》中的親民不必解為新民。他從其心學思想出發,認為親民的關鍵亦在于人的心之本體,在于人的心性與良知。民之心體、民之良知即是明德。從自身角度而言,正其心,致其良知,即是明明德;從他人角度而言,正其心,致其良知,即是親民。因此,在王陽明看來,明明德與親民實為一事。他在《大學問》中曾說:“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盵8]799這里,王陽明不但從心學角度論述了明明德與親民的體用關系,而且強調了“實有以親之”的實學精神。

王陽明在《書趙孟立卷》中說:“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盵3]845在王陽明看來,親民是從政為官之要。1517年,王陽明作為都察院左僉史,巡撫南贛汀漳。在江西,多賊寇。為了息盜安民,王陽明推行《十家牌法》:“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蛴须[匿,十家連坐?！盵3]1015-1016初始時,許多地方“官吏類多視為虛文,不肯著實奉行查考”[8]515,但是揭陽縣主簿季本配合十家牌法,推行鄉約,教化百姓,做事盡力,實得王陽明贊賞,被王陽明贊為為官從政的親民典范。在《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中,王陽明贊揚說:“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為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修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有不歸于厚者乎!”[8]533

王陽明親民的實學精神不僅體現在普通民眾身上,而且他對“頑民”也是仁愛有加。王陽明所到之處,征討之前,對賊寇頑民必盡教化之能事。因為在他看來,即便是賊寇頑民,其內心良知心體仍存,只是被外物遮蔽,正其心體,致其良知,則會浪子回頭。王陽明在《告諭浰頭巢賊》中對賊寇頑民語重心長地說:“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于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拂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為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于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于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于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盵8]475-476愛民之心,躍然紙上,情真意切,以至于很多賊寇頑民為之動容,匍匐來降。

王陽明親民的實學思想不僅有理論上的闡釋,而且在從政為官的實踐上體現出來。正如王陽明所論親民與明明德為一事一樣,親民實質就是明民眾之明德,致民眾之良知,正民眾之心體。只有在切實的親民之實踐中才能致民眾之良知。對王陽明來說,從政為官只是致民眾之良知的重要途徑,因此,親民的實學思想必然伴隨著王陽明從政為官的整個人生過程,并且也自然會化為具體的惠民舉措。王陽明的親民舉措難以盡述,這里僅以短暫的廬陵縣治為例,使大家可以窺斑見豹。1510年3—10月,王陽明任廬陵知縣七個月,對一般官員來說,七個月的時間難有作為,但是王陽明從廬陵縣的“健訟、盜行、民困”三大現實問題出發,多措并舉,給廬陵縣帶來了新的面貌。第一,治詞訟。廬陵縣人善于詞訟,三月農耕之時竟有千名健訟之徒放下農事打官司,雖然獄諜盈庭,但多是虛妄不實之詞。王陽明對此發布了《告諭廬陵父老子弟》,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不放告”之法;二是各鄉選出里正三老,負責處理訟事,化爭為和,息爭興讓。第二,治災疫。當年廬陵發生嚴重的災疫,疾病流行,民多餓死,骨肉不親。王陽明對此采取了三項措施:一是治病,官府派醫生下鄉治病,醫藥官府借給;二是賑濟,組織縣里德高望重的“父老”下鄉慰勞撫恤,送藥施粥;三是勸孝,命里正三老下鄉,訪病問疾,勸民行孝悌之道,相互扶持。這些措施很快取得實效,病民救活、災疫消除,民風因此大變。第三,治盜賊。王陽明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推行保甲法,防盜禁盜;二是加強教化,啟迪民心。第四,治民困。王陽明認為民困的最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官府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二是貪官污吏貪贓枉法。因此,為了富裕廬陵縣民,王陽明重點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向吉安府上公移,請求蠲免雜稅以紓民困;二是打擊懲處貪官污吏。諸多舉措,實得民心,效果顯著,也充分體現出王陽明為官親民的實學精神。

(三)治軍以定邦

湛若水在《陽明先生墓志銘》中指出王陽明年少時有“五溺”:“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于騎射之習;三溺于辭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于佛氏之習?！盵3]1149王陽明雖然出身書香世家,但其年少時性格倜儻放逸,喜歡騎馬射箭、文韜武略,他沉浸于讀兵書、習兵法,關注兵事,存有經略四方之志。1486年,邊寇入侵,北邊戰事緊張,年方十五的追風少年王陽明決定出關考察邊情。大約秋中,王陽明一人潛出居庸關,“詢諸夷種落,悉聞備御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3]1001。據《年譜》記載,王陽明曾經精研兵法。1497年,王陽明“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3]1003。青年王陽明關注兵事、研習兵法、立經略四方之志等都為他今后立下不世功勛積聚著力量。

1499年,王陽明“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3]1003。這一年初夏以來,邊寇頻頻入侵,邊患空前緊張,為解邊患王陽明上了人生第一篇奏疏《陳言邊務疏》。這篇奏疏針對朝廷軍政弊端,提出了安邊八策:“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盵6]239安邊八策也是克敵制勝的用兵之道,鮮明反映了王陽明獨特的軍事思想及其用兵大法與作戰謀略。王陽明在奏疏中對軍政弊端進行了剛正不阿的抨擊,他說:“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于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盵6]239正是由于太過于鋒芒畢露,其安邊之策未被采用,但是,奏疏中閃現的軍事思想與用兵才能為王陽明今后的不世功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516年9月,王陽明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赌曜V》說:“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盵3]10151517年1月,王陽明到達贛州,他看到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四省交界的廣大地區流民嘯聚、盜賊四起。謝志珊據橫水,藍天鳳據左溪,鐘景據桶岡,池促容據浰頭,四省民亂縱橫交錯,千里騷動。王陽明認為原來剿匪不斷失敗的主要原因,其一是官府招撫太濫,南贛之兵驕惰無用;其二是官員鎮壓不力,貪生怕死,不敢決戰;其三是兵力不足,從外省調動軍隊,不能經久駐扎;其四是不善用兵,不習山戰,不諳兵法,不會運籌。所以,王陽明從整飭地方各省兵備入手,精練民兵,挑選贛閩湘粵四省精兵與招募鄉兵相結合,選將督練,嚴明軍法,整肅軍紀。王陽明對南贛汀漳的平寇計劃進行了整體規劃,發起了三大戰役,即東征汀漳(大帽山)、西平南安(桶岡)、南定粵北(三浰),四省聯合展開平亂的軍事行動。王陽明親自指揮東征汀漳的軍事行動,分兵四路進行夾擊,1517年1月18日—3月20日,經過約兩個月的圍剿,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次戰役是王陽明人生第一次用兵打仗,他初試牛刀便奏凱歌,為他的軍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開端,從此以后,他南征北戰,立下了不世功勛。

他的弟子黃綰把其豐功偉績概括為四個方面: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為之內應;外而鎮守為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王陽明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其二,大帽、浰頭、桶岡諸賊勢連四省,兵連累年。若非早平,南方自此多事。王陽明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王陽明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賊寇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八寨為兩廣心腹之病,其間守衛官軍,與賊為黨,莫可奈何。王陽明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兇戰危,王陽明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3]1092。

總之,從王陽明的人生軌跡來看,注重實效、追求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彰顯于他人生的各個領域,同時也為他成為“三不朽”之完人提供了精神條件與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