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演進、效應與引領

楊 軍，楊卓然

（武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是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主要在女性群體中發展的一種社會思潮，其社會影響不斷擴大，并產生復雜的思想效應。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演進，折射出中國女性在現代化進程中發生的變化和在社會生活中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折射出當代中國思想領域的復雜狀態和多方力量利用媒體爭奪相關議題話語權的努力。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判、分析這一思潮，引領大眾正確認識性別關系和婦女發展等問題。

一、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演進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受西方女性主義第一次浪潮的影響，女性主義思潮曾在中國興起。當時女性主義思想表達了對人性解放、男女權利平等的追求，也包含培養新國民、化解民族危機的取向，激勵了很多女性勇敢地反對封建禮教和封建觀念，爭取男女平等。五四運動后，一些先進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把婦女解放融于階級解放、民族解放之中，逐步探索中國婦女解放的新道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動員、組織廣大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參加革命活動，使廣大中國婦女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婦女解放事業。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通過立法、土地改革、基層普選、設立組織機構、發展教育、宣傳引導等舉措，保障中國婦女在經濟、政治、教育、就業、婚姻等方面與男性享有同等權利，推動全社會破除“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觀念，從而使中國具備女性主義思潮的社會條件，盡管“男尊女卑”“重男輕女”觀念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女性主義觀念、女性主義文學、女性主義藝術等再次在中國出現，形成了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主要是因為：

第一，經濟社會的發展推動女性自我意識的進一步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為女性發展創造了條件。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就業領域擴展、消費能力提升、對社會和家庭的貢獻不斷增強，經濟獨立和精神獨立形成。特別是在城市，兩性在文化資源的獲取方面日益平等化[1]。這都提升了女性群體的社會話語權和影響力，也使更多女性發展和強化“女性自我意識”、“女性主體意識”和“女性群體意識”，[2]追求性別層面的社會變革。但由于我國漫長封建歷史遺留的陳舊觀念影響，也由于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新挑戰，現實生活中存在一些忽視女性權益、限制女性發展的現象。女性的人身權利受侵害的情形、性別犯罪時有發生；女性的財產權利、教育權利受到忽視的情形大量存在；女性承擔生育、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尚未得到社會普遍認同；就業市場上針對女性勞動者的歧視、企業對女職工勞動權益的忽視也不鮮見。此外，一度消失的賣淫嫖娼、拐賣婦女等丑惡現象死灰復燃，物化女性、消費女性的商業話語和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媒體話語屢見不鮮。這些現象與女性自我意識增長、女性社會地位的整體提升形成強烈的沖突，既激發更多的女性關注自身權利、地位，也為女性主義思潮批判現實提供素材。

第二，西方女性主義擴大在中國的影響。中國打開國門、對外開放之際，正值西方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西方女性主義著作被譯介進入中國。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激進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代表人物朱麗葉·米切爾的《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代表人物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護》、約翰·穆勒的《婦女的屈從地位》、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等著作吸引了學術界和普通女性的關注。盡管西方女性主義不同流派之間有理論主張上的沖突，但其研究范式、分析視角、話語方式和核心觀點等都影響了中國學者關于女性問題的研究，為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提供一定借鑒。同時，一些國外非政府組織包括福特基金會、美國全球婦女基金會等加強在中國的活動，并注入大量資金，或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或資助中國本土婦女非政府組織，通過執行一些項目，從幫助解決中國婦女面臨的具體現實問題向培育中國婦女的性別意識、人權理念和維權能力發展。國外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強化了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也使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活動方式成為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話題素材和實踐參照。

第三，互聯網為女性主義話語提供展陳空間，吸引大量女性網民關注和參與。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雖發端于20 世紀80 年代，但在較長時間里囿于學術界和部分知識女性之中。進入新世紀后，互聯網的發展推動女性主義理論迅速演進為思潮。因為互聯網重構了公共話語空間，以即時互動、“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碎片化”等傳播特點，釋放了女性主義話語的傳播潛力。于是在互聯網上，女性主義代表著作中的觀點或被裁剪為簡短明快的“金句”，或被制作為易于理解的圖片、視頻。女性主義思潮圍繞關乎性別的社會新聞、社會現象來設置議題、發起討論，推動“熱搜”“熱點”形成，擴散自身影響，吸引大量女性網民尤其是青年女性網民關注。同時，在互聯網“社群化”模式下，百度貼吧、豆瓣小組、微博和微信等平臺中出現了專門的女性主義網絡社群。在社群內部，成員的交流聯系緊密，觀念整合趨向一致，“回音壁效應”更加突出，網絡社群成為女性主義思潮蔓延的重要基地。

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在傳播和演進的過程中呈現反復性。1995 年、2012 年、2020 年這三個年份都曾被稱作中國社會的“女權元年”，實際示意女性主義思潮的主導群體和表現形態發生了轉換。根據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演進和不同女權群體的旨趣，大致可以將其分為三種形態。

第一種形態是學術女性主義。學術女性主義興起于20 世紀80 年代，綿延至今，主要是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中的學者參與其中。其主要特點是：其一，對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理論成果進行翻譯、介紹和研究，對中國古籍文獻中的女性話題資源進行挖掘，努力建構、發展本土的女性學學科與社會性別學科，建立了一支從事婦女研究、性別問題研究的學術隊伍。其二，吸收借鑒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成果，改造傳統的婦女解放話語。但是并不否認新中國婦女解放的成就，不主張拋棄馬克思主義關于婦女解放的理論資源。其三，以知識生產和文化批判為手段，推動女性主義的視角和議題融入社會學、文學、歷史學、美學等多個學科領域之中，以話語生產激發女性意識的覺醒。其四，主張“與各級政府或政府職能部門合作”，[3]注重爭取國家的支持和資助，通過主流媒體來增強自身的話語權，通過參政議政來呼吁社會重視女性面臨的現實問題，影響公共政策。

第二種形態是行動女性主義。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后，中國女性主義群體中出現了主張從學術研究、田野調查轉向街頭實踐、媒體批判的一股力量,可稱其為行動女性主義。這股力量具有鮮明的政治取向，通過排演話劇、創辦自媒體和培訓營、成立女權組織、開展集體活動等方式不斷擴大影響。其表現特征是：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身份政治的影響，預設國家與社會的對立、男性與女性的對立，認為女性只有通過“社會抗爭”“公民抗命”才能爭得權利；通過在大城市的公共場合搞標新立異的活動進行表達。如以“占領男廁所”要求增加女性廁位、以身穿帶血婚紗來反對家庭暴力；利用女權話題批評國家，動輒把中國的性別問題與人權、民主、言論自由等相聯系，利用與性別有關的負面新聞鼓動大眾問責政府；有意識地在大眾特別是青年學生中擴大影響，打造網絡社群，發起網絡聯署、網絡征集等行動。

第三種是網絡女性主義。隨著互聯網發展，各種取向的女性主義群體在互聯網中整合，2018 年“MeToo”運動后，整合趨勢日益強化，從而形成網絡女性主義。網絡女性主義的突出特點是在網絡空間進行女性話題炒作，但觀點彌散，不同女權群體之間甚至彼此攻訐；受資本邏輯影響，吸引商業自媒體、商業廣告、商業明星加入，利用流量規律來擴大影響；頻繁、不加甄別地炒作性別事件，性別對抗意識更加鮮明；話語尖銳，常演變為網絡暴力。在網絡女性主義中，被網民稱為“田園女權”的群體引人注目。這一群體關注的話題集中在婚姻情感等私人領域，如彩禮、財產、冠姓權等，其觀點具有“重權利、輕義務”的個人主義傾向。在話語上，“田園女權”顛覆以往女性主義的平權話語，倡導“女尊”“女利”，主張“反婚反育反孝”，采取羞辱性的詞匯來稱呼男性和婚育女性。近幾年來，“田園女權”日益具有行動女性主義的傾向，一方面是極端仇視男性、仇視“男權社會”，另一方面是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由此展開對當代中國政治現實的批判。網絡女性主義使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獲得空前的影響力，也面臨巨大爭議。

二、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復雜效應

由于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理論來源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多個流派，包括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后現代女性主義等等，在女性主義思潮內部形成旨趣各異的群體，相應地在傳播、演化中不可避免產生復雜效應。對此，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

一方面，應該看到，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圍繞婦女發展、男女平等等開展討論、呼吁，在客觀上產生了一些積極效應。

其一，推動全社會關注中國婦女發展狀況。女性主義思潮關注當代中國婦女在發展中遇到的現實問題，批評性別不平等現象，批判“頭發長，見識短”“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貶損女性、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話語，反對低俗營銷消費女性的商業話語，有助于糾正、消除一些陳舊、錯誤觀念，推動大眾增強對男女平等、婦女權益保護的認識，促進形成尊重女性的社會文化氛圍、形成有利于婦女發展的社會輿論環境。

其二，積極推動國家政府解決中國婦女面臨的具體現實問題。女性主義思潮圍繞中國婦女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和困境進行討論、呼吁，在客觀上吸引政府部門、婦女組織和立法司法機構的關注。我國政府和相關機構積極回應這些問題，并謀求用法治和政策手段給予解決。比如，針對女權群體反應強烈的家庭暴力、性騷擾、就業歧視等現象，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在2005 年修訂時，首次納入“性騷擾”一詞；2015 年國家干預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出臺；2020 年《民法典》中寫入性騷擾相關條款；2022年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時強調對婦女就業平等權以及財產權益的重視和對婦女人身權、人格權的重點保障。

其三，推動中國婦女事業與國際社會相關領域的交流合作。學術女性主義的研究活動有力推動中西方女性學和性別研究學界的交流，使國內學者通過研討班、公開課、學術會議和訪學培訓的途徑增進了對西方性別研究成果的認識，也推動了海外學者赴華講學和交流，促進了海外中國婦女研究的深化。隨著對外交流的深化，中國先后舉辦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和2015 年“全球婦女峰會”，形成對全球婦女發展有引領意義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中國還在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性組織框架內推動婦女領域交流合作。中國一些女性問題研究的學術團體、婦女組織走出國門，為國際性的婦女健康、教育、減貧等事業發展作出貢獻。

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在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發展中，西方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和非政府組織一直謀求自己的影響力，導致女性主義思潮出現一些消極現象，產生了負面影響。

其一，虛無新中國婦女發展成就，歪曲新中國婦女發展敘事。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中，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為指導，領導和實現了中國婦女解放的“性別革命”和“社會革命”，使中國婦女解放水平“達到了一個工業化落后而封建傳統深厚的前現代國家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4]廣大中國婦女在這一革命性進程中，展現出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自尊自立精神，發揮了“半邊天”的作用。但一些女性主義話語基于西方的視角、標準，聲稱中國共產黨“運動婦女”是為了政治利益，中國婦女的解放是“被動”的、“恩賜”的解放；以“鐵姑娘”為象征的新中國勞動婦女不過是被“征用”的勞動力，是“男性化”的、被迫承受身體傷痛的女性；把中國共產黨肯定中國婦女社會貢獻的話語視為“意識形態策略”；無視中國共產黨領導脫貧攻堅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為廣大農村婦女帶來發展條件和發展機遇；把中國共產黨主動為婦女發展創造條件、提供保障等都解釋為“抗爭的結果”，用特定的政治訴求來抹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念。這些觀點解構、歪曲中國共產黨推動婦女解放歷史成就，充滿歷史虛無主義色彩。

其二，煽動性別對立，影響社會秩序。性別平等是社會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特征，需要通過男女兩性共同努力、共同推動達成。但是，行動女性主義預設了男女之間的對立，常借助互聯網話語非理性的特點，或是直截了當地貶低男性，或是把男性視作提供性別紅利的附庸和工具，甚至創造出專門的侮辱性詞匯來指代男性，為性別平等增加了觀念障礙。這種操作引發了男性群體的不滿，由此衍生出“反女權”群體，雙方尖銳對立，在互聯網大打口水戰。同時，行動女性主義、“田園女權”動輒在互聯網上發起“出征”“刷屏”；制造傳播謠言、誤導輿論；對他人包括言行不符合女權群體認知的女性進行人格侮辱和網絡暴力。還有一些女權群體的組織力和行動力不斷增強，其內部激進化、政治化的傾向也有所發展，頻繁地擾亂社會秩序。這一切都與我國構建健康清朗的網絡空間和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相悖。

其三，背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影響。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思潮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合流。海外很多學者已經注意到“第二波女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同時興起這個巧合”。[5]美國學者海斯特·艾森斯坦以“女性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危險的私通”來說明“女性主義在21 世紀化身為資本主義得力的婢女”。[6]國內的學者也注意到“Gender（社會性別）理論進入中國與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同步”，指出這背后體現著20 世紀80 年代作為新啟蒙思潮組成的女性主義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精神的契合[7]。從某種意義上看，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重新泛起，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全球化運作的一種結果，尤其是行動女性主義明確地表現出對西方自由主義的追捧，熱衷以“抗爭”方式搞街頭政治，推動女性主義思潮向政治化發展。網絡女性主義則與消費主義合作，主要表現在從事女權內容生產的商業自媒體遵循流量邏輯，通過在女權話語中植入商業廣告、明星代言，包裝女權人設等手法來吸引女性消費者，使女性主義成了“消費主義兜售的商品之一”。[8]當消費主義利用女權話語鼓動女性以消費體驗和物質享受彰顯所謂“主體價值”時，實際是把女性價值與商品消費捆綁，是對女性的物化。此外，在婚戀、家庭和生育等問題上，網絡女性主義的多種表達充斥著拜金主義、極端利己主義的觀點。這都背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復雜面相和多重效應，在客觀上要求對它進行具體、辯證的分析，既不能否定其中有推動婦女發展、爭取男女平等的合理元素，也不能無視其中的理論局限和觀點謬錯，尤其不能對其中的政治取向作“去意識形態化”處理，不能僅僅將其視為一種學術思潮、文化思潮。

三、引領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著力點

當前，我國已經開啟了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一方面，這一偉大實踐過程，既能夠為新時代中國婦女發展提供越來越堅實的物質條件、越來越完善的制度條件、越來越豐厚的文化支撐和越來越廣闊的空間，也要求廣大婦女發揮主動性、創造性，成為偉大事業的建設者、文明風尚的倡導者、敢于追夢的奮斗者。另一方面，當代中國仍屬發展中國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大量“舊世界”在思想觀念和社會行為方面的“痕跡”，在性別關系、女性發展、社會公平等領域還有多種問題和“短板”。在一些特定事例中，這些問題和“短板”還會以極端形式呈現。同時，現代化進程中的利益沖突、觀念沖突、個人意愿與社會要求之間的沖突等等，都不可避免地會在婦女發展、性別關系調適等方面衍生新情況、提出新問題。這意味著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核心議題是長期存在的，女性主義思潮擁有大量的話語空間。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發展道路，引導廣大中國女性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建功立業，營造和諧性別關系、促進婦女全面發展，就必須加強對女性主義思潮的引領。根據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傳播演化及其產生的復雜效應，引領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思潮，要把握以下幾個著力點：

第一，堅持開展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教育。

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不斷得到豐富、發展的理論體系，對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婦女解放的條件、婦女解放的道路等基本問題作出了科學的分析和概括。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認為：“婦女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力量。沒有婦女，就沒有人類，就沒有社會?！盵9]“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盵10]480婦女受壓迫是歷史發展到私有制社會階段的現象，私有制是婦女受壓迫的最深刻的社會根源；婦女解放的根本前提是消滅私有制，“只有當階級社會不存在了”，當“生產有了高度的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才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11]151。因此，婦女解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婦女解放是一個漫長歷史過程，不僅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制約，也受思想觀念和文明程度的影響。參加社會勞動是實現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于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于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么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10]178社會主義國家“掃除了婦女在法律上不平等地位的一切痕跡”，[12]210但還不足以充分解放女性，只有在“大規模地開始把瑣碎家務改造為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和時候，才會開始有真正的婦女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13]21實現婦女解放，離不開廣大婦女的勞動創造，離不開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努力。

在全社會推動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教育，重在說明婦女解放具有歷史性、條件性。當前存在的性別問題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現象，只能隨著社會發展而逐步解決。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人類最先進的社會制度，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就婦女解放而言，其優越性體現在消除婦女受壓迫的根源，以制度性的力量促進性別平等、為婦女發展創造條件。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是科學的理論，“不僅合理解釋了兩性關系及圍繞‘男女平等’‘婦女解放’而生發的系列歷史發展和歷史認識論的重大問題，同時堅持把以物質資料生產為中軸的婦女的歷史活動作為研究婦女問題的物質依據，避免了把婦女問題納入對立兩極思維的偏頗”，[14]35是“唯一能夠真正被稱為‘科學’的婦女解放理論”，[14]38為婦女解放指明了現實的道路。

第二，深入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婦女政策和新中國婦女發展的實踐成果。

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中，始終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認識中國婦女解放問題，自覺“為所有被壓迫的婦女們的利益而奮斗”，不斷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積極推進中國的婦女解放進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通過制定國家發展規劃、中國婦女發展綱要和頒行、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等等，確立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原則，構建了一套保障婦女權益和促進性別平等的法律體系，建立健全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婦聯組織和婦女組織體系，建立健全了促進男女平等的國家機制，為推動婦女全面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當代，中國共產黨主張“在發展中保障婦女權益，靠發展改善婦女民生，實現婦女事業和經濟社會同步發展”“保障婦女權益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15]制定了科學合理、行之有效的婦女政策，堅持黨對婦女工作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發展道路，堅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推動婦女的全面發展。到目前，中國已經建立了包括100 多部法律法規在內的全面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婦幼健康高績效的10 個國家之一，基本消除義務教育性別差距，全社會就業人員女性占比超過四成，互聯網領域創業者中女性更是超過一半[15]。特別是新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關注婦女發展的城鄉、區域和群體差距，關注婦女發展現狀的困難與不足，關注婦女發展環境中存在的性別歧視，把解決女性面臨的社會問題、推動婦女事業發展同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結合起來，把實現中國性別事業進步同實現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起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不斷推進婦女事業發展的決心和能力。

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得以蔓延，與相當多的受眾對中國共產黨的婦女政策和新中國婦女發展成就知之甚少不無關系。缺乏對新中國婦女發展狀況的全面了解，就容易受到一些錯誤觀點的蠱惑，或是視野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具體現象，或是熱衷于將具體問題放大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因此，引領女性主義思潮，必須深入宣傳中國共產黨推進婦女事業發展的思想理論、政策措施和成績成效，說明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切實解決婦女發展中的困境困難，為中國婦女的發展不斷創造條件；說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在保護婦女權益、促進婦女發展方面，做到了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法治思維和法治路徑，堅持倡導尊重婦女的良好社會風尚。

第三，加強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回應。

鑒于當前我國女性主義思潮的發展狀態和隱藏的意識形態風險，有必要將其納入意識形態風險控制范圍中開展科學研判，破除女性主義思潮制造的認識誤區。當前在理論上要重點回應兩個問題：

其一，如何正確認識西方女性主義。不可否認，西方女性主義各種流派在理論觀點上包含了一些合理成分，在西方社會運動的實踐中為爭取婦女的具體權益提供了理論支撐。其中一些關于性別關系、婦女發展條件的分析，的確為認識中國婦女發展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然而，西方女性主義存在明顯局限，特別是除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外，其他流派沒有觸及婦女受壓迫的社會根源。這些派別在批評馬克思主義“用階級議題壓制了父權制問題”時，實際上是用父權制問題遮蔽了性別壓迫的階級起源，最終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來討論女性解放問題。換言之，西方女性主義是不觸動甚至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女性主義忽視了女性之間因地域、文化、階級等因素差別而形成的差異，把西方中產階級女性的特質泛化為“現代女性”的一般標準，實際是在性別問題上確立西方的話語霸權。在現實活動中，西方女性主義日益沉迷于權力、對抗、征服，在身份政治下推動西方社會走進日益嚴重的政治極化。西方女性主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西方社會的婦女發展問題，更不能為當代中國婦女發展提供“良方”。因此，要消除對西方女性主義的盲從，既不能照搬西方女性主義的分析框架來否定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來認識當代中國婦女發展，也不能把西方社會中婦女面臨的現實問題簡單地套在當代中國婦女頭上，按圖索驥地用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婦女面臨的問題。

其二，如何化解、克服當代中國婦女發展中面臨的困境和困難。不可否認，當代中國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面臨很多現實的難題和困境，制約著女性的發展、損害了女性的合法權利。應該看到，這些問題既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也不為我國法律和社會道德所容，正是我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中要逐步解決的。解決這些問題，要堅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體制機制，更好發揮政府行政、人大立法、政協協商和群團組織工作的作用，實現多元主體協同合作；要推動婦聯做好婦女工作，更好服務大局、服務婦女，“發揮婦女在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獨特作用”；[16]5要堅持法治思維，充分利用我國已有的法治保障機制，積極發揮群團組織的力量，鼓勵和保護廣大婦女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不斷完善立法，解決婦女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使性別平等真正落實；要在全社會倡導男女平等的觀念，推動“性別平等”真正成為全社會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和價值標準，打破有礙婦女發展的落后觀念和陳規舊俗。同時，在廣大婦女中弘揚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四自精神，鼓舞女性以自身的努力和奮斗，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實現自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