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美德的育化：亞里士多德音樂教育思想的價值向度

周亦斌，張忺寒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a.音樂舞蹈學院，b.黨政辦公室；湖南 長沙 410205）

音樂作為文明創新、文化創生的見證，從對大自然聲響的模仿，到形成有規律的樂音組合，始終伴隨著人類的生產與生活。音樂教育從最初的耳聞口傳到多元跨域發展，始終浸潤在各類育人實踐探索中，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性。古希臘城邦時期，新興有閑階層意識到高尚的道德情操、豐富的知識儲備和完美的德性靈魂，是通向至美至善的必由之路。因此，一種關乎城邦與公民恒久發展的理想教育雛形，在向往善美生活的激勵下開始顯現。音樂的育化與倫理功效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反復提及、討論的主題，他從人性和正義的角度出發考察教育問題，強調音樂在構建理想城邦、規范政治生活、培育德性靈魂時的功能特性及價值歸屬，以追尋音樂教育的本真奧義，厘清音樂之于城邦生活的德性張力。

一、遵循古典邏輯：音樂本源的闡析

古希臘時期的“音樂”（mousikē）是一個多元概念，有別于現代意義上的具象理解。它的話語解釋范式嚴格遵循著既有的古典邏輯，一方面在哲學闡釋時關聯神話意象與自然科學，普遍認為最初的音樂幾乎涵蓋所有的“美育”和“智育”，且與分別掌管音樂、歷史、史詩、情詩、悲劇、喜劇、舞蹈、頌歌、天文的九位藝術女神有關；另一方面在育化實踐中發掘和諧特性與療愈功效，不僅將音樂基本理論、演奏技藝、詩歌閱讀、禱文吟唱、修辭學等涵蓋在內，也把對美好事物、知識的追求及療愈心靈的活動納入其中，亞里士多德亦在說明音樂性質時，將其稱作某事物的知識。因而，古希臘人常利用音樂本質上的趨神性，將音樂與“真”“美”關聯，使其“軀體”（指音樂本體）在由不同要素構成的同時，維持著微妙的和諧，并以此為媒介，展開人神間的無界交流、訴說和取悅?！罢缭谝恢Ш铣犞?，當指揮示意開始時，整個男人的合唱隊（有時也可以是女人的）便一齊高歌，有些音高，有些音低，由這些不同的音調混合成和諧悅耳的樂曲。統轄整個宇宙的神也是如此：音調由可以恰當地被稱為合唱隊指揮的神從高處發出?！盵1]624

古希臘人對和諧秩序的不懈追求及對古典哲學的美學解構，同樣在別的音樂闡釋中得以窺見。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站在純粹理性思辨的視角認為，數是萬物的本源，音樂是其中一個由聲音和節奏組成的系統，受數學規律的支配，是在整個有形和無形的創設中運作的“微觀世界”[2]21。音樂和數密不可分，且數是開啟、連接精神和物質世界的鑰匙，音樂和節奏既然按照數的規則排列，那么在某種程度上就必然顯現著與宇宙相和的天地至理，“純粹的數學家就像音樂家那般，是它那井然有序美麗世界的自由創造者”[3]52。亞里士多德認為，和聲在本性上是由音調和與之相應的數構成，且一切音調在本性上都是數之本源的聲響化。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在揚棄畢達哥拉斯學派和諧思想的基礎上，接納感性和變化的客觀存在，提出了對立統一的觀點。在他看來，相互排斥和迥異的音調結合在一起才能造就最美的和諧。赫拉克里特不僅認識到事物對立統一的特性，而且認為斗爭是事物生發的源力，只有差異化的音調才能在給人以沖擊的同時，達到矛盾的和諧統一。這即類似弦樂器的調律，通過協調、組織琴弦音調，將不同音調的琴弦和諧地糅合在一起，產生所需要的曲式，從而表達出不一樣的聲音沖擊和感情色彩[4]196。亞里士多德同樣認可音樂和諧論，認為其實質即高音和低音的比率?？梢?，古希臘關于音樂本源的闡析是立足古典邏輯視域的合理推演，乃古代人生觀、宇宙觀演繹的必然結果。

二、構建理想政體：音樂教化的澄清

古希臘時期音樂被廣泛地用于各種場合，尤其是其政治表達功能，被廣大哲學家、政治家奉為構建城邦優良政體的特殊途徑。它以形式、風格多樣的方式承載著塑造政體、價值觀和文化內涵的重任，對于培養公民對政體的認同感、責任感，推動城邦朝著理想方向發展至關重要。

自城邦建立開始，教育即開始承擔具有廣博意義的政治功能，而音樂作為古希臘宗教、教育和公民儀式的必要環節，始終在城邦生活，政治活動中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要確定音樂的本質或為什么每個人都應該了解音樂的知識并不容易?！盵5]306音樂本身從曲式與調性上不僅錯綜復雜，且當它被視為與人類及其生活相關時，復雜程度更甚。因此，古希臘人將音樂納入教育是基于不同音樂對聽眾所產生的不同影響這一前提，以培養服從、勇敢、自律、理智、聰慧、公正的品格，即身心的和諧發展。亞里士多德關于音樂教化的觀點主要集中在《政治學》一書，他指出音樂在施行美育教化的同時，還承擔著智育的職能，且是公民德性教育實踐和男孩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內容[6]90。不論是為了娛樂、美德，抑或智力享受，“他發現沒有證據能夠表明兒童天性能夠產生美德。相反，美德是習得的習慣”[7]111。由此，亞里士多德聚焦于兒童(年輕人)的教育，以培養身心健康和諧發展的公民。

（一）夯實德性根基的需要

城邦政體的良性構建不僅需要公民的積極參與，更需要使他們學會正確地表達、傳揚各種城邦政治生活的價值觀與理念，如此才能在公民間形成一種普遍的共筑理想政體的價值歸一，達到城邦建設的“德”之歸位。其中，公民的自覺是基礎，與之相適的強化“德性”自覺的音樂教育則是進一步夯實德性根基的關鍵角色。

亞里士多德認為，公民的理想教育是一種自由、理性、完美和至善的教育。故施行音樂教育既是理智的享受，又是靈魂的凈化，目的在于通過培育理性、習慣和自然和諧相處而使人變得善良。它從人最本原的部分開始，初始便觸及靈魂，然后發展到理性的形成，繼而彌補人與生俱來的缺陷，使人靈魂充盈，獲得生命整全。亞里士多德以一種現代人難以理解的方式描述了先賢們研究音樂的動機，他將人的活動分成工作、消遣、閑暇三大類。其中，閑暇既非完全與工作脫離的狀態，也不是純粹的娛樂活動，它是一種處于中間地帶的能夠使人內心充實、靈魂升華的活動。而音樂正是亞里士多德認可與閑暇類似的一種具有非凡價值的理性實踐，這種“閑暇”對于追求卓越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德性行為。操持“閑暇”作為一個人追求的最高目標，直接關涉美善幸福生活的獲取，對政治美德和統治亦不可或缺。因此，亞里士多德認為應該使教育以這樣一種方式接近——讓他們為一生的反思或有思想的生活做好準備，而這種接近和準備應包含音樂教育[8]121。

城邦推行的奴隸制民主政體，要求公民具有強健的體魄和趨神般完美的心靈，這與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一個人生來就是人，而不是其他動物，并且其身心必定具有某種特性”[9]277的觀點不謀而合。亞里士多德批判地共享了柏拉圖（Plato）關于音樂的部分觀點，認為在兒童時期就應使身體和心靈的教育并行，用體育強健體魄，以音樂滌蕩心靈。那些經過篩選的節奏、旋律，能夠模仿和部分再現真實生活環境中的各種因素，激蕩心神、引發共鳴，從而達到錘煉心志的目的。從功能上說，音樂雖少文字表達，也無圖像顯現，但其獨特品性所鑄就的陶冶情操、淬煉心智的育化實效不失為一種圣潔美好之物，教育者必須依據每個人各異的身心發展特點來規劃與制定教育目標，那些最好的東西在本源上都合乎自然。

亞里士多德開創性地提出了教育必須適應人自然發展的原則，即按照人的身體、情感、理性的順序依次發展。最基礎的階段是身體訓練，緊接著通過德育與美育的導向作用，將各種情感與欲望引入良好的運行軌道；最后是理性的培育，使靈魂中判斷和理解的能力得到發展。他首次提出按年齡差異劃分教育階段的具體措施，兒童普遍年紀偏幼、心智尚淺，且對那些缺少快樂的事物懷有一種本能的抗拒，因此適時地將音樂天然屬性上的快樂，融入7—14 歲這個兒童最想且最易接受的階段，符合少年的天性，故對兒童實施包括音樂教育在內的德智體美和諧發展的教育至關重要。這種暗含既定模式的發展軌跡，實際上正是亞里士多德本人認可的培育理想城邦公民、合格政治生活參與者及優秀政體建設者的標準育化范式。

（二）施行道德教化的訴求

音樂在古希臘社會被認為是一種能夠影響人性格、情感、道德、行為的藝術語匯，有助于增強道德教化的倫理效果，提升公民品格中的道德規范。音樂在推動城邦生活朝向有序發展方面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它與教育結合，涵養公民秩序等構成優良城邦的美德基礎，培育青年審美能力；它與宗教相契合，為公民找尋個體精神、靈魂歸屬，助力人神對話、表達虔敬；它與政治社會生活共進，營造良好道德氛圍，引導公眾傳達政治意圖。

作為古希臘哲學語匯中的一種樸素表達，音樂不僅是“聽”的音樂，更是“思”的音樂，音樂中的和諧使人感受美好，進而提升道德中的理性成分，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美德（arete）精神，造就十全十美的人。古希臘人認為善良的人就是有德之人，而美德是正直、勇敢、虔誠和適可而止（即“中庸”）的綜合表現，因而非常重視音樂的道德教化功用。他們認為，音樂教育必須與治國方略并行，公民教育也必須包括有監督的音樂教育，如誦詩或奏樂都必須在有權威的長老監督之下進行，才能切實保障陶冶情操的效度，“任何人，不論性別、年齡或階層，都不準免除這個教育，每個人都必須為改進國家的道德、社會和政治盡責”[10]4。亞里士多德也通過模仿說解釋了音樂的教化作用和對道德意志的影響。他認為，人們通過聆聽蘊含某種情感的音樂會獲得同樣的感情，如果長期聽誘發卑鄙情感的音樂，容易被塑造出卑鄙的性格，反之長期聆聽和諧高尚的音樂，則有助于身心和諧健康地發展。通過一系列以體操和音樂為要素的公眾教育，可以保障筋骨與心智的鍛造同向同行，造就“正經”的人。這種公民切實需要且真正有用的科目即是好的教育[8]122。

亞里士多德認為，用音樂來行使教化職責，本身就是形成人性格的一種神秘力量，那么音樂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為了游戲、休憩還是美德？如果是美德的話，那么音樂是否和體操一樣都影響性格呢？亞里士多德拋出了這樣的疑問。他肯定了音樂對年輕人性格的塑造作用，即音樂有助于美德的形成。同時，試圖證明這個假設的正確性：“我們大家一致同意，音樂，無論發于管弦或諧以歌喉，總是世間最大的怡悅。我們可引詩人繆色奧的詩為證：‘令人怡悅，莫如歌詠’。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什么對于社會交際以及閑居遣興，世人往往以音樂取樂——音樂確能歆動人心，使之歡快。這里，我們可以把音樂的怡悅作用作為一個理由，從而主張兒童應該學習音樂這門功課了?！盵11]425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認為音樂似乎具有了娛樂的力量，也能提高人的心智和性格?！皧蕵肥菫榱耸鏁?，而舒暢當然是甜美的，因為它是由于勞作而致的苦痛的一種解脫?！盵12]568故提高心智應該包括那些高貴、令人愉悅的因素，恰好音樂皆具。正如古希臘神話中教士穆塞歐斯所感嘆的那樣，在凡間一切事情之中最甜美的便是愉悅的歌唱。

（三）通向和諧發展的必要

古希臘城邦中，音樂教化被當作規約行為準則、建立文化認同、塑造共同價值、統一道德標準的重要文化手段，對于推動公民、城邦走向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它在彰顯神性的同時激發人類趨和與向善，以一種靈性的藝術表達，時刻提醒著人們努力達成“和諧”的共同理想，這從古希臘人將道德與心靈的教育擺在首位即可得見。

對和諧的追求和節奏的掌控，使音樂對所有人都具有普遍吸引力，雖然亞里士多德的和諧思想中對音樂節奏、調式的論述不如柏拉圖那般苛刻，甚至允許音樂用作娛樂和欣賞，但他認為所有為教育青年人使用的音樂必須合乎“法”（即適度與和諧），反對音樂教育過分職業化。如避免演奏吉特拉琴這類需要高超技巧且容易造成德性失調的樂器，應選擇那些對學生理解音樂和學術有幫助，能促進他們心智發展的樂器。同時，不應過分鼓動兒童去操練音樂，而應學會鑒別和欣賞，且一旦培養了這種鑒賞力，如辨別高貴與狂熱曲調的能力，那就意味著為政治美德奠定了基礎。這時年輕人就可以停止接受音樂教育，因為擴大化的音樂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會危及一個人從事其他活動的能力。因此，“音樂課程的進度要遵守這樣的規則：其一，不要教學生們學習在職業性競賽中所演奏的那些節目；其二，更不要教學生嘗試近世競賽中以怪異相炫耀的種種表演，這類表演竟被引入現行的教育課程，實屬失當”[11]432。這里的“失當”，是指這種行為有損良好性格及道德靈魂的培養，比如為了投人所好，不惜做一些做作、夸張的動作，長此以往就會失去作為自由人的閑暇。此外，這一時期不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歌頌的是知識及一切的美好事物，其中音樂學校是作為傳播廣義上的音樂教育而存在，不僅要擁有智慧與道德，且其根本宗旨是調節身、心、靈魂的和諧發展。

三、通達至美至善：音樂功能的導正

早期古希臘慶典中的主要節目不僅有賽馬、競走等體育展示，還包含合唱與音樂比賽等藝術活動，其中和聲、旋律和節奏是評判音樂藝術作品優劣的重要元素。人們普遍認為，節奏可能在樂音之前就出現了，如勞動中不經意間的工具敲擊，生活中器具的碰撞等。這種敲擊和碰撞從無意識的接觸到有規律的組織，便形成了最早的節奏。當時公眾篤信這種旋律、節奏的組合與宇宙現象相關，像日月星辰、潮起潮落、興亡往復、陰陽交替、轉世再生等，它們存在相互觀照的內在關聯，且人類性情也與這些觀照間存在著一種神秘聯系[13]15。

（一）鍛造靈魂

古希臘時期的音樂被認為可以用來療愈身體、心靈和靈魂，音樂的節奏和曲調真切地反映了人類性格，憤怒、溫和、放浪、節制，這些情感都能在音樂中如實地體現。亞里士多德繼承并發展了柏拉圖的靈魂說，肯定感性的地位和作用，且確信人的最高本質即每個人靈魂中占據支配地位的那部分——理智。因此，他把“人的靈魂區分為植物的、動物的和理性的三個部分”[14]21。

音樂對人的鼓舞作用，是育化時鍛造靈魂的重要切入點。亞里士多德指出，通過影響性格或靈魂，音樂具有影響判斷的力量，節奏和曲調能喚起情緒或心境，如憤怒、平靜、勇氣和節制。這些心境或許一定程度上會促進、妨礙我們對可敬人物和高尚行為的認知，但這種認同感的獲取實際上會使我們變得可敬和高貴[8]124。因而，有智慧的靈魂是一個人幸福的源泉，這即需要我們不僅要對善良和美好有所甄別，更要對自身行為是否合乎德行形成理智判斷，對于這些問題若能作出正確決斷，則會進一步夯實靈魂。亞里士多德認為音樂可以模仿人類的七情六欲，其“陶冶理論”便是希望教育通過音樂這種媒介適當地保護兒童，在抵御邪惡、消除負面情緒的影響的同時，強化靈魂中的美德要素，逐步適應善的要求。因此，當人們模仿音樂中的形象進行演唱或演奏時，不僅是外在地欣賞、感受藝術形象的情感，同時也在對其中的感性體驗進行二次加工和創作，本質上即一次自我完善、主動向善的體悟。

（二）磨礪情感

亞里士多德認為情感不只是靈魂的運動，更是有靈魂的人的運動。音樂對人情緒的模仿作用，使其成為錘煉情感的最佳手段。對亞里士多德來說，音樂的情感力量是一種跡象，表明我們可以在旋律中找到性格的模仿和相似性，對一段音樂的不同情感反應是其和聲或節奏性質不同而牽引出的結果[15]413。因此，他在探討音樂教育過程中提出了長笛為什么會讓人產生快樂和悲傷兩種相悖的情緒，為什么將朗誦穿插進歌唱中會帶有悲劇色彩等有意義的問題。

音樂的本體運動非常接近人的情感運動。音樂樂調色彩繽紛、音色迥異的天生屬性，正如人的性格一般，這也就解答了不同的人聆聽不同樂調時產生不同情感體驗的原因。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音樂與聽者間建立起了一條通道，使聲音和聽者的靈魂間產生了和諧。因而接受過這類正確音樂教育的人幾乎能夠復制大部分情緒，使它可以被聽眾感覺和識別，它既能使人溫柔融化，也能使人怒火中燒，即使是最鐵石心腸的人，只要撥動正確的琴弦，也會產生共鳴[16]268。音樂在情感上觸動我們，使我們了解和習慣真正的愉悅，這也就不難理解亞里士多德關于樂調對性格、情感影響的分析。

正如混合利底亞調更適合表達壓抑、沉郁的情感，而多利亞調所特有的厚重感往往使人心舒意緩，中正平和。至于催發人心、激蕩心神則非活潑的弗里吉亞調莫屬，其律調極高，律格威武雄壯，有利于鼓舞精神和激發強烈的愛國情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稱贊弗里吉亞這一調式，主要是因為由此譜寫的出征音樂、祭神音樂等，可以激發人們非凡的戰斗熱情和虔敬的宗教情感，滿足精神需要[17]179。希臘人為了達到藝術教育的目的，希冀詩文、歌曲、繪畫甚至雕塑，都能起到情感熏陶的作用，現今雅典古城遺址仍可清晰地感受到造型藝術上所蘊含的濃重多利亞和愛奧尼亞風格的結合，表現在建筑和雕塑上的意象似乎也在彰顯著某種教化意蘊。從亞里士多德對情感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音樂教育的好壞取決于它是否以一種有序或無序的方式打動我們。通過音樂在不同類型的情感運動中給聽者帶來愉悅，能夠使人享受有序或無序的情感。如果通過音樂教育能使聽者熟悉或習慣平衡這一類情感運動，就能最終達到培養美德的目的。

（三）導正德性

亞里士多德指出，音樂本身具有相對穩定的秩序和無窮的變化，宜在教育中使用。遵循恰當理性的原則是判斷某一行為道德價值最根本的標準，只有適度才能培育德性[18]296。關于適度的討論體現在他“把旋律區別為培養品德、鼓勵行動和激發熱忱的三種基本音節”[11]436。他認為，當人們在演繹、欣賞一首具有高尚情操的樂曲時，音樂作用于人的潛在素質教育功能便悄然發生，美妙的音樂潤物無聲，在不知無覺中品格就獲得了錘煉，需要說明的是在特定環境中所允許的音樂愉悅的類型是由是否追求更高的境界，即美德來衡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快樂最終朝向美德。那么，是否所有的聲音、曲調都適合用作德性的育化？由于在聲音中不僅有高音和低音，還有強音、澀音等，如果人們對感覺對象的情感太過強烈，則會破壞感覺器官；而一旦刺激太強，那么協調的比例（這種比例就是感覺）也會被破壞。極端的感官刺激不僅會破壞我們的感覺器官和感知能力，甚至對靈魂的生長都會產生影響，更別說對德性的導正，“強烈撞擊聽覺器官的聲音是刺耳的；因此，令人尤為痛苦”[19]29。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在選擇樂調時最好是以培養品德為主，保證音樂教育符合中庸、可能和適度三項標準。我們應該選取中庸，既不過度，也非不及。而德性是中庸之道的一種，同時“德性和善是一切事物的尺度”[20]224，是一種具有選擇能力的品質。在這一點上，他與柏拉圖達成共識，皆強調理性的節制，在面對音樂的感官刺激時，應講究節制且理性的享受，因為質樸的音樂文藝教育才能凈化心靈、塑造優良城邦公民。他在考察音樂本體特質時發現，低音天性中的高貴品格，常孕育著美好的事物，但太過高亢或過于低沉的曲調會打破美好的界限，故不適合教育之用。高亢嘹亮的曲調短時間內激勵人心的作用非常顯著，但長期的持續會讓人處于一種緊張焦灼甚至焦慮狂躁的狀態，不利于身心滌蕩和德性情感的引導，反之亦然。例如笛這種聲音高亢且在吹奏時可能會讓人身體不協調的樂器，雖然它對人心有鼓動、激勵效果，但在表現道德品質方面稍欠，可選擇更為緩和的里拉琴。從曲調調式特征來看，不同年齡段的人適合采用不同曲調進行德性培育，老年人氣勢衰微，最好只唱一些低吟淺唱的曲調；年輕人情感活躍，更適合高低相和、百轉千回的利底亞調；而多利亞調基本遵循了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天人合一，對于最大化發揮音樂的德性效力頗有助益。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正確且恰當的音樂教育至少能對德性的導正做出積極貢獻。

此外，亞里士多德強調在用音樂對兒童進行德性培養時，務必謹慎對待且遵循音樂的最佳原則。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環節，都必須正視音樂在兒童德性生成過程中的強大塑造力和影響力，防止德性導正過程中因監管不力而導致的“序”的混亂、“和”的失衡。因而，用于教育的優美旋律最好有序且保持在一個單一和弦或單一模式的音程范圍內，不至于產生過于強烈的刺激。亞里士多德他不否定其他曲調帶來的影響，但建議我們遵循那些對音樂教育素有研究的人的先進意見[21]264。

四、結語

古希臘作為西方教育思想的策源地，塑造了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要素的原始形態，亞里士多德對音樂育化美德的論述亦產生于這一思想活躍、各家爭鳴的時期，它既不是對一種共同信仰不假思索的接受，也不是一種漫無目的的情感傳遞的結果，而是對教育問題的清醒認識，是全方位和諧發展教育理念的關鍵環節。在他看來，自然界中的事物存在著普遍聯系，音樂則能通過描述這種普遍聯系而再現真實，讓人在受到感染和陶冶后，獲得享受，進而提升道德水平和靈魂境界。

從亞里士多德對旋律和節奏的關注開始，其音樂教育理論便擁有了堅實的哲學基礎，他認為音樂教育并不依賴于情感的盲目傳遞，而是一種有意識的感性訓練，旨在突顯音樂的育化力量。因而，這些關于音樂教育的言論不僅是亞里士多德個人審美的興趣所在，更是當時關乎古希臘社會存亡的重大問題。不僅因為音樂的特質，而且還有它們作為維護城邦統治的倫理、道德、教化功用[22]10。對生命的尊重和對現實的享樂，無疑讓音樂的神性、人性、德性和諧地統一起來，影響了整個古希臘教育。但古希臘的政治、道德危機使得教育中原本被遮蔽的矛盾凸顯，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衰落期，音樂和繪畫不再被看作是教育的必要部分。亞里士多德所闡釋的保守教育措施，其用意更多的是想通過音樂的育化力量重尋荷馬時代那般質樸的美德，從而阻止古希臘傳統價值觀的凋零。

新時期的教育發展亦不再局限于知識技能的簡單傳授，而是應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和文藝觀，從古典傳統中為當下音樂藝術美育發展找尋參照對象、汲取養分，觀照教育德性，更多地轉向如何提升教育品格、關注個體成長和促成身心圓融，最終通達個體生命的完整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