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韓少功的汨羅模式

楊厚均

(湖南理工學院中文學院，湖南岳陽，414006)

2000年5月作家韓少功偕夫人梁預立從海南省?？谑械胶鲜°枇_市三江鎮八景峒造房居住，由此開始了其海南/湖南各半年的候鳥式生活模式。在城市化的社會背景下向城市遷徙為主導的人口流動大潮中，這種候鳥式生活模式最具辨識度和充滿活力的部分，是向鄉村的逆向遷徙。汨羅鄉下的定居生活對近二十多年韓少功的思想與創作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而像韓少功這樣幾十年來主動沉入底層鄉村、深度融入鄉村社會的生活方式在中國作家中也并不多見。

作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韓少功“是考察中國當代文學的標尺性作家”[1]。韓少功的汨羅生活可以作為一個解剖麻雀的案例，盡管在分析中我們也曾發現，韓少功的汨羅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不可復制性，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中獲得一些帶有啟發性的信息。

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表現鄉村是一個原典式的命題，對作家而言，鄉村經驗的獲取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于鄉村的認知便具有重要的意義。一百多年來，中國作家鄉村經驗的獲取大致已形成了三個模式：一是兒時鄉村生活模式，這是最為普遍的自發而非自覺的模式，二十世紀以來出現的大量的農裔城籍作家在表現鄉村時依賴的主要就是其兒時生活積累的鄉村記憶；二是各種機構團體組織的短期深入生活的采風式模式，這一模式下的鄉村經驗不可避免帶有某種程度的浮光掠影色彩；三是從解放區文學開始在新中國成為規范的行政派遣式的掛職模式(雖然也不排除有個人意愿，但其最終還是行政行為，韓少功也曾是行政掛職作家)。這一模式在50—70年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中發揮過極為重要的意義，像周立波、柳青、趙樹理等一批作家都寫出過堪稱經典的作品，但這一模式因為其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指向性極為明確而單一，而對作家融入底層民間日常生活的豐富性以及思想的復雜性方面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遮蔽。韓少功2000年開始的汨羅鄉居生活方式不同于以上三種方式，這是一種自覺的而非自發的、長時間定居的而非短期客串的、個人的而非組織的全方位深度融入的方式，也許可以稱為第四種模式，這一模式我這里權且命名為汨羅模式。

一、住宅、村落與行為方式

考察韓少功汨羅鄉居生活，我們可以從其居住方式、村落選擇、鄉居行為方式等方面入手，由此探討韓少功鄉居背后的深層動機。

首先，韓少功選擇了中國鄉村最古老最傳統的造房定居方式。造房是定居的基本條件。以這樣的方式進入鄉村，才是最為直接而可靠的。因為，在中國傳統鄉村文化中，“家”是極為重要的觀念，是中國農村社會差序格局的核心。家的內涵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既包括自家居所、血緣親情，也包括村落地域、姓氏族群、同鄉鄰里等。所謂安家，首先就是擁有自己的住房。有了居住之所，才可以真正進退自如，進入周圍的家族鄉鄰世界?！罢薄凹摇迸c“鄉土符號”是三位一體的結合體[2]。就韓少功而言，汨羅并不是他的世居之地，在這里沒有血緣親情，他只是在這里有過一段青春的過往，要進入這里的鄉村，作為固定居所的“家”就是最起碼的通行證了。也正因為如此，韓少功在房屋的建造上是頗為用心的，這一點在他的《山南水北》一書《懷舊的成本》中有一定的交代，他甚至在房屋還沒有完全竣工時就迫不及待地在周邊空地開始荒地的初墾，過起真正的農家生活。他為自己的居所取了一個名字叫梓園。給自己居所取名，當然可以視為一種文人趣味，但其中也包含對擁有自己居所的看重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安穩與愜意。造廬居家，既是個人心靈的安頓，更為深度進入鄉村社會奠定了基礎。有屬于自己的物質層面上的“家”恰恰是韓少功區別于“離家”的農裔城籍作家和旅居的采風作家、寄居的掛職作家的地方，從而構成韓少功汨羅模式的最為重要的元素，它表明，韓少功誠心“扎根”鄉村的主觀動機。說到居家扎根，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元素，就是偕夫人相隨，有夫人一起居家生活，作為“家”的住宅才不至于只是一個純粹的物理空間，而顯示出“家”的本來意義：茶飯衣食、家長里短、人情世故等各種居家之趣才得以發生。所幸的是韓少功夫人梁預立似乎比韓少功本人還愛這個家。

其次，韓少功對于鄉居地村落的選擇也是有自己較為成熟的考量的。韓少功選擇的是距他知青插隊所在地不遠的汨羅鄉下一個普通村落。這一選擇最為直接的理由是他有過汨羅鄉下的生活經驗，他熟悉那里的生活，語言、習俗、人事，雖然他還有其他幾種選項：一是海南鄉下，在那里，他可以更為便利地在鄉村城市間游走，也可以更好地公私兼顧，生活上也會更方便，事實上，也有人建議他這樣做；二是長沙附近的鄉下，他本是長沙伢子，在這里離城不遠，生活上也便利，更沒有語言上的障礙；三是他的祖籍地常德澧縣，那里有他的祖先蹤跡，有血緣親情，這也是進入鄉村最重要的通道。上個世紀90年代，以韓少功的個人名望和經濟條件，在上述哪個地方建房安家都不是難事，甚至還更為便利，但最終他還是選擇了汨羅市三江鎮八景村，我以為更為深入的理由還是與韓少功進入鄉村的“抱負”相關?！渡侥纤薄烦霭婧?，針對不少人把他的汨羅生活指認為隱居生活，韓少功作了如下特別的申明：“對這本書的贊語中，有不少‘隱居’、‘歸隱’、‘隱士’之類的描繪，其實也不大合適?！∏∠喾?，這本書不過是作者向更大世界開放，向生活中更多植物、動物、人物的接近和叩問，是對文化人小圈子某種封閉化生活模式的打破嘗試。與其說出世，不如說入世。與其說退避，不如說進發。區別僅僅在于，這種進發選擇了社會主流可能覺得不大順眼的方向?！盵3]不是城市厭倦者的退隱，不是生活得意者的“凡爾賽”，更不是功成名就者的衣錦還鄉，而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再進發。作為進發，其陣地要滿足這樣的幾個條件：一是具有現實的可行性，要能立足，因此首先必須有生活、情感的積累作為依托(韓少功沒有選擇海南鄉下，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他沒有海南鄉下經驗，尤其是聽不懂海南話)；二是有一定的距離感、陌生度，太過熟悉則會成為理性審視的障礙(長沙鄉下的生活于他缺乏張力，而常德祖籍地，雖然他不出生在那里，但那里有他的三親六戚，進入可能不成問題，但也可能陷入人情社會的糾纏而妨礙其理性的審視)；三是要有普遍性、代表性，韓少功這里說到的進發不是獵奇探險，不是簡單追求一種個人體驗，而是要尋找一種新的生活模式，并通過這種模式獲得對社會人生的更深刻的認識，因此這個地方應該同時帶有普遍性。這樣比較起來，八景村同時具備上述條件：這既是一個在地圖上幾乎找不到位置和痕跡的偏僻山村，但又并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所在，這里離汨羅市15公里，離岳陽市70公里，離長沙市75公里，西南不遠有一古鎮長樂，始建于南北朝，為古岳陽郡郡府，同時以保險柜制造及古鎮文旅等現代產業聞名，經濟活躍。以韓少功的個人經驗而言，在這里既有知青時期的生活情感積累，可資立足，又因為畢竟非本地人而可避免過多的人情糾紛。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行為方式。在汨羅，韓少功一方面過著最傳統的耕讀式鄉村生活：他一邊讀書、思考、寫作，一邊從事墾荒種菜養雞的農事勞動。讀書獲取公共知識，耕作體驗知識的緣起與本來。兩方面的知識相互參照，促進思考，并通過寫作予以呈現。在一個知識越來越遠離生活真實的時代，還原知識的本來，擺脫公共知識的綁架，這應是韓少功深入鄉村的初心之一。韓少功始終對書本上的公共知識充滿警惕，他曾說：“讀書本是讀小書，讀生活才是讀大書?！盵4]生活這本“大書”在韓少功這里更具體地說就是“民間”，是“實踐”，而這個“民間”“實踐”的最初形態就是農耕體力勞動，他十分推崇海德格爾所說的“靜觀”只能產生可疑的知識，“操勞”才是了解事物最恰當的方式，他還說：“我在《暗示》一書里還提到過‘體會’、‘體驗’、‘體察’、‘體認’等中國詞語。它們都意指認知，但無一不強調‘體’的重要，無一不暗示四‘體’之勞在求知過程中的核心地位?！盵5]可以說汨羅定居是韓少功對自我既有知識的一次“體檢”。如果說上述方面更多地體現為韓少功的自我修養行為的話，韓少功定居汨羅還有更為豐富的內容，他總是走出自己的書房和菜地，深入鄉村的各個角落，參與鄉村活動，真正和民間百姓打成一片，坐人家、聊天，是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他還參與當地的鄉村建設，爭取政府支持各種鄉村建設項目，利用人脈牽線搭橋招商引資，資助當地敬老院、小學，為困難學生代繳學費，為基層干部、教師學生講課，等等，被人們稱為汨羅八景的新鄉賢，他也因此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韓爹”。正如有研究者所說：“韓少功很快就成為鄉村禮俗社會有機的一分子。他運用自己的能量盡可能改觀鄉村的政治人倫，在此意義上，他并不是盧梭意義上的對‘自然’‘野蠻’的純粹贊頌者，而是積極主動的介入者?！盵6]在這里，我們還要注意的是，韓少功在汨羅只是階段性定居，或者說半定居。如果沒有特殊情況，他每年4月25日到10月25日半年時間為汨羅定居時間，其他時間則在海南?？?。這樣一種候鳥式的半定居行為方式，把兩個異質的空間關聯起來，兩個空間的交互，有交流，也有碰撞?；蛟S是出于其體制內海南工作的無奈，或許也不全然如此。在一個社會空間轉型如此深刻的時代，執守任何一個單一封閉的空間，都是不明智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雖然，多年前韓少功定居的汨羅鄉下，就有互聯網與世界相通，但這種通聯畢竟是間接的，對于一貫重視直接經驗的韓少功來說，肯定是不會滿足的，?？诘某鞘猩钇鋵嵰彩且环N必需。因此，無論是汨羅鄉居，還是?？诔蔷?，在韓少功這里，“左眼看鄉村，右眼看城市”，都因對方的參照而生發出更為豐富而深刻的意義。韓少功的汨羅定居模式在外在形式上與?？诔蔷酉鄬?，而在觀察社會的內在邏輯上則與?？诔蔷踊烊谝惑w。

在此我們可以小結一下，韓少功的汨羅鄉居模式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一、偕夫人建房定居的方式；二、作為“再進發”陣地的村落選擇；三、耕讀的個體修為與參與民間的鄉賢實踐；四、與城居相對的半定居鄉居方式。這種模式體現了韓少功既抵近鄉村底層又保持反思距離的主觀意圖。

二、身份、情感及思維特質

韓少功汨羅生活方式的改變，是一種全面而深入的改變，也必然帶來其作家身份的改變。關于作家身份，定居汨羅以后韓少功曾有過這樣的表述：“我覺得作家首先是人，人的概念要優于作家的概念。第一是做人，第二或者第三才是當作家?！盵7]那么在汨羅，韓少功想做的是什么樣的人呢？我們注意到，近些年韓少功在很多場合越來越頻繁地提到自己是一個汨羅人，而對于汨羅人的身份，他最滿意的是“韓爹”。在湖南鄉下，“某爹”不是一個血緣年齡輩分的概念，而是一種特殊的身份?！绊n爹”首先必須是一個肯下氣力會農事的農人。他曾說：“從這一天起，我要勞動在從地圖上看不見的這一個山谷里，要直接生產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蘿卜、白菜……我們要恢復手足的強壯和靈巧，恢復手心中的繭皮和面頰上的鹽粉，恢復自己大口喘氣渾身酸痛以及在陽光下目光迷離的能力，我們要親手創造出植物、動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鏈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們的生活，收回自己這一輩子該出力時就出力的權力?！盵8]正是這種對于體力勞動的深刻認識，在八景，韓少功勞動起來甚至比當地農民還像農民，這種接地氣的農人身份自然能得到當地百姓的認同。其次，“韓爹”還應該是一個平易的能和當地農人打成一片的親人?！暗贝砹艘环N親昵關系：即使在鄉下，也不是每一個能勞動的人都能被稱為“爹”的，只有相互之間探討農事，交流勞動體驗，分享由農事派生出來的各種人事，并在交流中知根知底的人，才可以稱“爹”。韓少功的汨羅生活從不是把自己關在獨家小院里晴耕雨讀、孤芳自賞，而是尋找一切和農人交往的機會，聊天、打趣，甚至生活上的相互照應，他家的冰箱經常成為鄰居的菜儲之所(至少在農電大幅降價之前)，他們一家甚至還參與當地的“瓜菜外交”[9]?！绊n爹”還應該是一個被普遍尊重、敬仰的能人，“爹”還具有權威的意義。因為和鄉民有了交心，便多了一份責任，韓少功的汨羅生活無法不面向一個更為深廣的地帶，他不只是一個個體農人，也不只是一個平易的可愛小老頭，他還是一個熱情的鄉村公共事務的介入者，“韓爹”是鄉紳、領袖，是“新鄉賢”。上述三種意義的“韓爹”身份完成了韓少功作家身份的重構。

身份的重構必然伴隨著情感的變化。在汨羅的韓少功，更多的時候就是一個親切溫和的老鄉。他對周圍的世界充滿了悲憫、同情、欣賞，用作家、學者黃燈的話說就是充滿了“真實的溫情”。作為出生在離韓少功鄉居之地不遠另一個村落的小老鄉，黃燈對這一份“真實的溫情”有著特別的敏感。有一次，她帶朋友去拜訪韓少功，親眼所見韓少功笑瞇瞇地像呵斥自己孫子一樣對待隔壁調皮小學生的場景，對此她發出了這樣的感慨：“這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切身感到韓少功和周圍的世界早已達成一種真實的和諧，早已互相進入彼此的生命和世界，一種真實的溫情令我久久感動?！盵10]此時的韓少功，對汨羅，少了之前純粹理性的鄉村批判，而多了從鄉村生活體驗中獲得的對鄉村邏輯的理解甚至欣賞。偷瓜偷菜在現代社會毫無疑義是一種偷盜行為，但在鄉下是“合法”的，甚至是鄉情中有趣的一部分。對這種明顯的“強盜”行徑，韓少功沒有進行理性的批判，而是將這種行為寫得極為可愛，并對瓜菜外交的式微懷著深深的惋惜與擔憂。如果說，知青時期的韓少功對汨羅人性美的贊頌不過是一個浪漫的外來伢子對異域的好奇與美化的話，如果說尋根時期的韓少功不過是把汨羅作為一個文化符號進行反思的話，那么，定居汨羅以后的韓少功則是把汨羅植入了自己的情感深處，他擁有了汨羅人對汨羅這塊土地的情感，他世界中的汨羅已經由知青“韓花”的汨羅[11]、作家韓少功的汨羅而進入到“韓爹”的汨羅，一個有情有義的“韓爹”的汨羅?！段膶W報》記者王雪瑛在對韓少功作訪談時說：“我細讀過《山南水北》，……我分明讀到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韓少功，一個對現實的問題反復思量，不懈探究截然不同的韓少功，你似乎不在批判和懷疑，而是投入和享受?！睂Υ?，韓少功予以了十分肯定的回答：“文學需要殺傷力，也得有建設性，而且批判的動力來源，一定是那些值得珍惜和追求的東西，是對美好的信仰，對美好的一磚一瓦的建設。缺了這一條，缺了這一種溫暖的思想底色，事情就不過是以暴制暴?！盵12]

身份變化最為內在的改變還應該是思維上的。應該說，韓少功的思維品質總體上的變化并不是特別大，其一以貫之的思維品質就是辯證法。他總是從不同的方面去看待思考同一個事物的多種可能，這在他前不久發表的在他知青日記的基礎上稍作縫補的《長嶺記》中就有體現。也就是說，知青時期韓少功就具備這樣的思維品質，而后，韓少功的知青敘事也不同于同時期一味“吐槽”的傷痕文學，而多了一份反思，至于尋根時期的文化反思，更彰顯其思維上的智性品質。汨羅時期這樣的思維品質得以進一步的內化和加強，這種內化和加強用單正平的話說就是“把辯證思維內化成了一種思想的習慣，乃至思維的本能”[13]。思維成為本能，一方面是長期運用訓練的結果，另一方面離不開生活本身潛移默化的陶冶。海南/湖南的轉換，其實也是知識范式、觀念立場、思維方式的轉換。汨羅定居，使韓少功視野中的城市與鄉村、現代與傳統、主流與民間等諸多辯證關系獲得了更有力的支撐。定居汨羅，真正打開了韓少功世界的另一扇大門。也許，知青時期他只是站在這扇門外，充滿了無限的想象；尋根時期他站在門口，向里面張望；而現在，他是走進了門內，在這個世界里徜徉、行走。這樣，門外的世界和門內的世界相互驗證、指認并獲得新的呈現，這正是韓少功思維的內核。需要指出的是，汨羅定居以后，韓少功的辯證思維既有現代理性的特質，更有傳統道禪文化的內蘊。汨羅定居讓韓少功對鄉村傳統的價值有了更為深切的辯證的體會與認同，以對農耕文明之人情社會的立場而言，韓少功既對人情社會的弊端從現代城市文明的角度進行了反思，也以人情社會的優勢質疑現代文明的局限，這種看似公平的辯證分析的最終指向卻是對人情社會的一份厚望：“事情已經很明白，一個不光擁有技術和財富的現代化，一個更‘善’的現代化，即更親切、更和合、更富有人情味的現代世界，是愛因斯坦心目中更重要的目標。如果這種現代世界是可能的話，那么它最不應該與中國擦肩而過?！盵14]這一篇《人情超級大國》在韓少功定居汨羅一年多以后發表，應該與其汨羅鄉村生活有一定的關聯，其定居汨羅以后的思維立場的演化已初見端倪。

三、個人創作、地域影響及文學生態

盡管韓少功汨羅生活的內容十分豐富，但畢竟是一個作家的汨羅生活。因此，韓少功汨羅模式的意義最重要的還是其文學意義。這樣一種文學意義我們可以從韓少功個人文學創作的變化和對外部文學生態的影響兩個方面予以考察。

定居汨羅以后，韓少功文學創作的變化是明顯的。首先是對于主流知識以外的底層民間原生圖景的直觀呈現。此前韓少功的寫作，也有生動的細節、鮮活的人物，但這些細節、人物還是處在一個被俯視的位置，在他們上面多少有一個主觀意識形態的存在。到了90年代，韓少功更注重思想言論，理性思考的份額增加。定居汨羅以后，他深度發現民間底層生活原生態的意義，他重新開始寫作了大量的關于汨羅敘事的小說，長篇有《暗示》《日夜書》《修改過程》等，短篇小說更是以汨羅鄉居生活為題材，寫出了像《山歌天上來》《白麂子》《土地》《月光兩題》《生離死別》《末日》《怒目金光》《趕馬的老三》等重要作品，被指認為“新鄉土小說”[15]。此外，還創作了大量的散文隨筆，特別是散文集《山南水北》近似于其汨羅生活的個人記錄。這些作品，為我們展示了民間底層的原生景觀和自在邏輯。長篇小說《暗示》出版以后，被普遍認為是一部思想隨筆，但即使是這樣的一部作品，韓少功自己卻并不這樣看，盡管他承認最初可能是想“一鴨兩吃”，“把這本書寫得既是小說又是理論”，但他還是強調“傳統小說的因素仍然在這本書里發揮重要的作用”。這個傳統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具象，而不是理論。只不過，這里的“具象”是一種語言之外的“具象”，一種更為原始的無法通過語言呈現的“具象”，他說：“診斷生活光抓住語言是不夠的，具象也是一種很重要的信息。具象與語言之間有一種互相壓縮和互相蘊含的信息發生機制，一根筋的‘語言學轉向’還是理性主義當家，很可能通向‘語言學陷阱’，離真實的生活越來越遠，而且無法最終解開語言之謎。這就是我完成《馬橋詞典》以后立刻準備寫作《暗示》的原因?！盵16]《暗示》于韓少功的定居汨羅以后的寫作具有某種范式的意義：關注底層民間被“語言”遮蔽的世界?！坝谜Z言挑戰語言”是韓少功的悖論，也是韓少功的意義所在。

其次是人物形象的圓整式刻畫。和對待民間底層生活圖景一樣，韓少功對底層人物的觀察同樣是開放性的，尊重人物自身的邏輯，努力擺脫主觀判斷的局限。他說，“想得清的寫散文，想不清的寫小說”[17]；他還說：“我想把小說做成一個公園，有很多出口和入口，讀者可以從任何一個門口進來，也可以從任何一個門口出去?！盵18]事實上他的散文也分為兩類：一類是“想得清”的隨筆；一類是“想不清”的近似小說的軼事筆記，這一類軼事筆記也可以當小說來看待。韓少功筆下諸多生動的人物形象多出自小說以及近似小說的散文之中，也就是說涉及具體的底層現實人事的時候，“韓爹”多半是想不清的。想不清的結果便只能是呈現，是生動的呈現，因此韓少功筆下的人物形象并不“典型”。在談到《日夜書》的寫作時，他說：“寫誰和不寫誰，重點寫什么，肯定受制于作者的思想剪裁，但我盡量寫出歐洲批評家們說的‘圓整人物’即多面體的人物，避免標簽化。有人說，這會不會造成一種價值判斷的模糊？問題是，如果只有面對一堆標簽才有判斷能力，才不會模糊，那也太弱智了”，“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全息體’，隱藏著社會的多種基因?！盵19]可以說，汨羅生活為韓少功這樣的文學認知作了扎實的注腳，也為這種文學認知的實踐，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雖然早期作品中的汨羅人物，像月蘭、丙崽也有著豐富的復雜的一面，但作者的主觀意圖還是非常清晰的，汨羅生活以后文字中的諸多身邊小人物，則更加切近生活的真實，凸顯出其自身的復雜邏輯。對《山南水北》一書《意見領袖》中的緒非爹而言，整天游手好閑卻時刻關心國際時事；說話幽默風趣又不免海闊天空不著邊際；個人生活優裕卻不滿現實生活：緒非爹算一個什么樣的典型呢？緒非爹只是一個人，一個真實的人，一個生動可愛的真實地生活在鄉下的“準鄉下人”。

尊重生活自身的復雜邏輯，最終會體現在文體形式上的隨物賦形。韓少功是一個有著文體自覺的作家，但其前提是堅信“修辭立其誠”的基本法則。如果說知青寫作、尋根寫作的韓少功在文體上以小說為主，海南以后一段時間主要以思想隨筆為主的話，汨羅以后，韓少功的寫作在文體上則顯得有些不倫不類了。不是說韓少功不再重視文體，而恰恰相反，在文體上他更加貼近他所要表達的內容和對象，體現為各種文體形式的自由打通。在談到文體形式時，他說：“我很愿意嘗試形式感，包括對報表、詞典、家譜、應用文乃至印刷空白動動腦筋，包括對新聞或者神話打打主意，但我也相信任何文體、風格、技法都不是靈丹妙藥”，“好的形式感，應該是從特定生活感受中孵化出來的，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是有根據、有道理、有特定意蘊的”[20]。在汨羅定居，他找到了一種更為敞開的生活方式，體驗到更為豐富的生活質地，在文體上則顯得更為自由通達。如果說，在文體形式上的通達自在，《馬橋詞典》算是一次偶遇的話，鄉居以后的創作，韓少功在文體上的自由則成為一種常態：就長篇小說而言，《暗示》以評論式的方式尋求語言之外的具象，以語言挑戰語言，連韓少功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種什么體的文本，“說實話，我也對這本書(《暗示》)的體裁定位十分困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東西”[21]；《日夜書》則將傳統小說與回憶性散文、思想性隨筆、超現實主義的先鋒試驗融為一體，韓少功自己也說，“寫這本書，我有時當作嚴格的回憶錄來寫，盡量接近生活原態，不回避邊邊角角、枝枝蔓蔓、缺胳膊少腿。有時就當作夢境來寫，亦幻亦真，哪怕有點暈暈的時空”[22]；《修改過程》更是一個以“元小說”的方式將小說寫成一個永遠無法定稿的文本，修改是寫作過程，修改過程的文本痕跡是文本構成，修改過程也是人生的過程。在這里，“元小說”并不是一種形式的實驗，而是生活本身的邏輯，也是“韓爹”和他的鄉民的邏輯。至于散文，韓少功總是在遵循生活邏輯的基礎上不拘一格，《山南水北》是在作者鄉居汨羅的筆記的基礎上形成的，已經是小說、散文、隨感、報告、新聞無法分辨了；《長嶺記》則是對五十年前殘存的近乎“破碎陶片”的知青日記進行“清理、拼接、修補”[23]的特殊文本，清理、拼接、修補的痕跡本身構成文本的一部分，傳達出極為豐富的信息容量。這兩個散文文本在韓少功的創作中的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韓少功汨羅生活模式的文學意義絕不限于韓少功的個人創作，還在于其對周圍的文學影響，可以說，因為韓少功的到來，在汨羅形成了一個極為有趣的文學生態，活躍了汨羅本土的文學氛圍，形成了一個被稱為汨羅江流域的作家群[24]。這種影響首先體現為本地人對本土文化的自信，這種自信是進入文學書寫的前提。韓少功對汨羅的書寫，讓汨羅人真正開始認識自我，從而逐漸形成文化上的自信。即使是非文化人，他們也會自覺地閱讀韓少功的作品，對韓少功筆下的人事進行對號入座的討論、爭辯，甚至從這里走出去的知青韓少功本人也成為周邊村民“消費薩達姆、卡扎非、美國颶風、臺灣選舉這些遙遠的人和事的同時……最重要的消費對象”[25]。至于這里的寫作者，更是像走自己親戚一樣頻繁造訪韓少功的梓園，和他聊天，看他讀的書，關注韓少功的汨羅敘事，增強了表現身邊生活的信心。其次體現為文化、文學素養上的提升。正如前面所說，韓少功每次到汨羅鄉居，都樂意于參與當地的各類文化文學活動，他把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傳達給學生、教師、干部和文學寫作者。汨羅江流域作家群的創作幾乎都得到過韓少功的指點、提攜[26]。韓少功對汨羅江作家群的影響，最大的還是其知行合一的生活態度：深入底層，尊重生活自身的邏輯，保持開闊的視野。汨羅江流域作家群的寫作，因此被定性為“基層寫作”[27]。

當然，韓少功汨羅定居的意義遠不止于汨羅文學。作家黃燈說，韓少功的回歸是知識界的一次重大事件，“這種行為接通了一種偉大的傳統，在屈原之后，韓少功是這片古老而又貧瘠土地上最為重要的文化和心靈事件。兩千多年后，汨羅人竟然在最喧囂、最浮躁、最功利的時代，迎來了一位清醒的思考者和堅守者”，他是屬于汨羅的，但他筆下的汨羅是屬于世界的，“韓少功將鄉土中國一個普通地名賦予了一種超越性的意義”[28]。在這里，我還要補充的是，作家韓少功的汨羅生活模式本身，就是當下社會結構、知識類型發生轉變環境下文學生態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注釋：

[1]單正平:《韓少功研究資料·序》,廖述務:《韓少功研究資料(增補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頁。

[2]參見漆彥忠:《宅基地的符號性與宅基地退出中的鄉土慣習——以已購房農民為例》,《長白學刊》2020年第1期。

[3]韓少功:《山南水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312頁。

[4]韓少功、王樽:《穿行在海島和山鄉之間——答〈深圳商報〉記者、評論家王樽》,韓少功:《進步的回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303頁。

[5]韓少功:《山南水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6]廖述務:《韓少功文學年譜》,《韓少功研究資料(增補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頁。

[7]武新軍、王松峰:《韓少功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80頁。

[8]武新軍、王松峰:《韓少功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68頁。

[9]韓少功《山南水北》里專門有一篇《瓜菜》,瓜菜外交指鄉村農婦之間一種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的友好關系。

[10]黃燈:《隔壁村的韓少功》,韓少功:《態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9頁。

[11]據韓少功當插隊知青時當地與之過從甚密的農民回憶,那時的韓少功長得文文靜靜,有些靦腆,像個女孩子,大家都叫他的小名“韓花”。

[12]韓少功、王雪瑛:《直面人類精神的難題——答〈文學報〉記者王雪瑛》,韓少功:《態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9～320頁。

[13]單正平:《韓少功研究資料·序》,廖述務:《韓少功研究資料(增補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頁。

[14]韓少功:《人情超級大國》,《態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7頁。

[15]參見武新軍、王松峰:《韓少功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61頁。

[16]韓少功:《韓少功訪談》,《南方都市報》2003年4月25日。

[17]武新軍、王松峰:《韓少功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80頁。

[18]韓少功、王堯:《韓少功王堯對話錄》,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29頁。

[19]韓少功、王雪瑛:《直面人類精神的難題——答〈文學報〉記者王雪瑛》,韓少功:《態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4～335頁。

[20]韓少功、王雪瑛:《直面人類精神的難題——答〈文學報〉記者王雪瑛》,韓少功:《態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1頁。

[21]張均、韓少功:《用語言挑戰語言——韓少功訪談錄》,《小說評論》2004年第6期。

[22]韓少功、王雪瑛:《直面人類精神的難題——答〈文學報〉記者王雪瑛》,韓少功:《態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7頁。

[23]韓少功:《長嶺記》,《人生忽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21年,第260頁。

[24]參見楊厚均:《新世紀以來汨羅江作家群的形成及創作特征》,《南方文學評論》2021年第2輯,第136～147頁。

[25]黃燈:《隔壁村的韓少功》,韓少功:《態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1期。

[26]2021年汨羅市作家協會編了一本內部資料《到對岸去》,收錄了韓少功關于自己與汨羅作家、汨羅生活的5篇回憶文字以及甘征文、胡錫龍、廖宗亮、黃燈、舒文治、潘少東、蔣人瑞、魏建華、逆舟、吳尚平10位汨羅作家關于各自與韓少功交往的文字,是研究韓少功與汨羅作家的第一手資料。但這些汨羅作家只限于汨羅市行政區域內的作家,事實上,韓少功居住的周邊區域還包括平江縣、岳陽縣和屈原行政管理區,韓少功與這些區域的不少作家都有往來。

[27]參見劉起林:《“汨羅六蛟龍”:基層寫作中脫穎而出的小說創作群體》,《湘江文藝》2020年第5期。

[28]黃燈:《隔壁村的韓少功》,韓少功:《態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