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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的植樹造林工作及其當代價值

2023-03-15 21:27李照峰馬慧芳
和田師范??茖W校學報 2023年6期
關鍵詞: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邊區

李照峰 馬慧芳

(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由于多種原因,造成生態環境問題嚴重,進而影響邊區生存與發展。 邊區政府在黨中央領導下,將植樹造林工作作為一項要政,從政府層面說明了植樹造林工作的必要性。 邊區人民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轟轟烈烈開展起規模巨大的植樹造林運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工作積累的許多正反經驗,對于今天實現中國式生態現代化仍有重要啟示。

一、陜甘寧邊區生態環境狀況

陜甘寧邊區大部位于陜西中北部,曾經有過廣袤的森林。 然而,由于近代局勢動蕩導致難民增加,森林資源遭到了嚴重的毀壞。 加之陜甘寧邊區自然環境惡劣,不利于樹木生長,使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生態環境更加惡劣。

(一)邊區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

陜甘寧邊區橫跨陜西、甘肅、寧夏三省,地形以山地為主,適宜種植農作物的土地分散在稀少的“川”地和平緩的山地。 由于處在黃土高原腹地,土壤以黃土為主,黃土缺乏有機物,土質疏松,水土流失現象嚴重,使本就貧瘠的土地更加貧瘠。

陜甘寧邊區由于氣候原因,導致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勻,降水主要集中在6 月至8 月,其他各月降水量稀少,旱澇災害頻發。 如1940 年,“邊區春遭旱,夏又遭水災和雹災,各縣作物,皆受損失,其中尤以志丹一縣,災情更重。 七成以上莊稼歉收,災民人數千余人,經濟損失達十余萬元”[1]。1942 年8 月,“安塞至綏德沿河川地遭遇水災,秋糧損失嚴重”[2]。

(二)邊區生產方式落后,森林破壞嚴重

自古以來陜甘寧地區的農業發展就極為緩慢,基本是“廣種薄收,靠天吃飯”型的農業耕作模式。 農業生產技術低下,所產糧食僅夠維持農民自身的生活,有的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 相關資料顯示,邊區農作物單位產量極低,主要農作物產量如下:“谷物0.25 石、玉米 0.25 石、高粱0.2 石、小麥0.2 石”[3]。 為了獲得更多的糧食,農民只能更加瘋狂地砍伐森林,開墾土地,結果導致生態環境更加脆弱,進入惡性循環。

此外,近代以來,戰爭頻發,在戰爭中大量的樹木被砍伐修成碉堡或者封鎖交通的工具,使得森林破壞嚴重。 這種情況直到1937 年才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李維漢說:“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不只是一大塊荒地,而且是遍地童山”[4]。

由于森林的大量砍伐,導致自然災害頻發,使邊區本就脆弱的生態環境更加脆弱,嚴重影響到邊區的農業生產,使邊區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 為了改善邊區生態環境,發展邊區農業生產,緩解邊區財政危機,陜甘寧邊區政府開展了植樹造林工作。

二、陜甘寧邊區開展植樹造林運動的具體措施

為了使邊區生態環境有所好轉,邊區農業生產條件有所改善,邊區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邊區政府將植樹造林作為一項要政。 早在邊區政府籌建之時就發布了《邊區政府的組織與建設》,在其中經濟建設部分把植樹造林單獨列舉出來,“強調邊區不是不宜植林而是砍伐太多又不栽種,今后冬春之前應進行植樹運動,設立苗圃”[5]。 為了使植樹造林這一要政能夠順利實施,邊區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兼顧民生改善,制定和實施合理的植樹造林計劃

陜甘寧邊區的植樹造林工作,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 1940 年6 月,邊區政府為掌握邊區森林現狀,派出了邊區森林考察團,考察團歷時四十余天,回來后撰寫了《陜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報告書》。 《報告書》對邊區森林保護工作和植樹造林工作有著重要作用。 1941 年,邊區政府發布《陜甘寧邊區三十年經濟建設計劃》中決定,“今后林務工作,主要是在沒森林的地方,建造氣候林;有森林的地方,實行有計劃的保護與開發”[6]。 除了邊區政府制定植樹計劃外,各地方也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植樹計劃。 例如,“綏德分區1943 年計劃種植果木樹27 萬株,桑樹82000株,柳樹、榆樹等樹96000 株,并規定要重視植樹成活率而不追求數量”[7]。 邊區種植的樹木,除了提供生產原料的榆樹、柳樹等,還有一部分用于改善民生的經濟林,如桃樹、梨樹、桑樹等。 邊區人民通過種植經濟林,提高了生活水平。 例如,南區合作社張和堂是一個植樹的高手,幫助合作社其他群眾種植了幾百株桃樹、梨樹?!?943 年除了自己和全村人吃,以及送人外,還賣了四萬五千元”[8]。 延縣龍兒灣村,很重視種植果樹,八年來果樹數量由幾株擴植到八十余株,據該村勞動英雄白銀東說:“全村有一半家庭種植果樹,六七年來,果樹獲利不下數十萬元”[9]。

(二)制訂森林保護法規條例,嚴格獎懲制度

邊區政府制定嚴格的法律條例,法律條例不僅適用于邊區人民群眾,同樣適用于邊區黨政軍組織。 1940 年4 月12 日發布的《陜甘寧邊區黨委、政府關于二十九年度經濟建設的決定》明確規定,“邊區應廣泛造林,在1940 年新植樹10 萬株以上。 各級區政府應劃定造林地區,并施行對新舊森林之保護,頒布森林保護條例,要求全民守法”[10]。 1941 年初,陜甘寧邊區政府出臺《陜甘寧邊區森林保護條例》,規定凡是保護森林樹木有卓著成績者,邊區政府予以獎勵;凡是砍伐保安林性質的森林、砍伐生產林性質的森林、砍伐森林以作私用、放火燒林者,邊區政府嚴格執法。 《陜甘寧邊區砍伐樹木暫行規則》,對砍伐工作做了完善安排,什么時候可以砍伐,可以砍伐什么樹,砍伐者需要得到什么授權等等。 通過立法的形式保護森林,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例如,1943 年政府發動植樹造林運動時,延川縣五區韋向公同志當時已61 歲,他積極響應號召,在清明前三四日,共植樹一千一百株,活了七百二十四株。 被邊區政府予以表揚,并授予植樹模范這一稱號[11]。 對破壞森林行為,則予以嚴懲。1941 年6 月9 日,陜甘寧邊區政府發文要求各地保護森林,如發現有私自砍伐樹木,一經發現予以法辦[12]。

(三)成立專門機構監督管理植樹造林工作

陜甘寧邊區政府為了植樹造林工作能夠貫徹落實,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管理體系。 邊區政府建設廳設立農林牧科,統一管理邊區農林牧業。并且邊區管轄的各縣、鄉都有專門負責植樹造林和森林保護的機構或人員。 1941 年7 月9 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公布《陜甘寧邊區林務局組織規程》令,為使邊區森林之發展,特設陜甘寧邊區林務局。 邊區林務局可分為三大部分:“森林研究室、各縣造林科和山林管理科”[13]。 林務局主要工作就是管理邊區森林開發利用、森林技術及林業人員訓練培養等。 即使后來邊區經濟困難,精兵簡政,各級政府仍保留了負責林務工作的職能。 隨后,邊區各基層機關還相繼成立了森林保護委員會,以便更好的開展植樹工作。

(四)利用報紙等多途徑普及植樹造林的相關知識

由于邊區人民文化水平低,對森林的作用以及植樹造林的重要性所知甚少。 因此,為了向邊區人民普及森林知識以及科學的植樹造林方法,邊區林業技術人才、植樹造林模范通過《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等報刊多次分享經驗,分享植樹知識。 例如,陜甘寧邊區林務局樂天宇多次發表有關植樹知識的文章,主要有《如何植樹》、《邊區的農業氣候與護林造林運動》等。 陜甘寧邊區林務局技術科科長江心,發表了《植樹和護林》、《森林的間接作用》等。 除了林業專家講授林業知識外,邊區植樹造林模范的植樹經驗也被廣泛報道。 例如,《解放日報》在1944 年6 月7 日第二版刊登過《延川劉占寬植樹三十年經驗豐富,大批培苗向全縣推廣》一文,文章報道延川縣農民劉占寬三十年來共植樹1950 株,植樹經驗豐富。 他的植樹經驗是:時間一般在清明節前后,植樹辦法首先是挖下二尺深的土窯,用水澆濕后再栽種。 栽種時,把樹的生皮挖開,再用干土撒上[14]。 1944 年9 月11 日《解放日報》第二版刊登過《志丹泥溝塔村王斌植樹二十余年經驗豐富》,他的經驗是,一要用心培苗:在秋天把種子種下,種下后要上糞,第二年春天即可出苗,出苗以后,進行移種。 二要防凍:剛剛栽活或接活嫩樹容易凍死,要加上二尺厚的土用來保溫。 王斌通過細心培育,成為遠近聞名的培苗模范[15]。 為了更直觀有效的宣傳植樹,劇作家賀敬之創作了秧歌劇《栽樹》,生動形象的宣傳植樹造林的益處,用邊區人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了植樹的重要性[16]。

(五)開設專門學校及課程培養林業人才

陜甘寧邊區政府為了植樹造林工作更好的實施,于1939 年4 月成立了陜甘寧邊區農業學校。 農業學校學員分為農藝、園藝、畜牧三個專業,學習的課程包括農作物的栽培、土壤、林業等。 學校還開辦了農事試驗場,目的就是讓學生盡快的掌握所學知識,理論聯系實際。 除了開辦專門學校外,邊區政府還在高等學校開設了林業學院和林業課程。 例如,延安自然科學院大學部、中學部都設有林木科,大學部還設有農業系,開設課程主要有:植物病理學、植物生理學、植物學等。

三、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工作的成績與不足

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工作持續時間長,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邊區生態環境,提高了邊區人民生活水平。 但迫于當時特殊的內外部環境,植樹造林工作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的成績

1.植樹造林工作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邊區生態環境

根據邊區政府建設廳的不完全統計:1939 年植樹130 余萬株;1940 年植樹 51.4 萬株;1942 年據 19 個縣、市統計植樹 25. 9 萬多株,綏德、子長、清澗、林務局,各建苗圃一處[17]。 1943 年春季植樹成績斐然,中直機關完成6000 株、定邊縣植樹9000 株,其它地方也完成植樹計劃。 1944年,駐延安市的八路軍留守司令部等10 個單位,共植樹1800 余株;延安市群眾植樹5692 株。1945 年,在以靖邊縣張家畔為中心的100 多萬畝荒灘上,政府發動群眾栽樹520 萬株[18]。 安塞七區二鄉高家川,村周圍有著九里多長的荒山溝,經過該村村民十一年的努力付出,已經種活了兩千三百多株柳樹,兩側山坡還種植著三千余株榆樹和白楊樹[19]。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工作,持續時間長,種植數量多,群眾參與廣泛,不僅保護了邊區原有森林,還擴大了森林植被面積,改善了邊區生態環境。

2.改善了邊區人民的生活水平

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工作在改善邊區生態環境的同時,也兼顧了邊區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 1941 年大生產運動開始,邊區的植樹造林工作也響應大生產運動,開始種植一些經濟樹木,以此來改善邊區人民生活水平。 安塞馬家溝全村60 多人,植梨樹25 株、桃樹50 株、棗樹47 株、其它樹500 余株,平均下來每人植樹十株以上。1943 年,全村從梨果樹上獲利頗豐,不但支付了全村的公鹽代金,還解決了各家穿衣買布問題?!榜R家溝村民不必再出售糧食來購買新布,該村村民常說,梨果樹搖錢樹,果子換布省糧食”[20]。

(二)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工作的不足

延安時期,雖然邊區政府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工作,但實際效果卻差強人意。 出現了植樹規模大,但部分地區森林面積減少的矛盾局面。 其中有許多原因。

首先,陜甘寧邊區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困難,植樹造林工作被迫讓步于開荒生產。 由于外有國民黨的封鎖、日本帝國的侵略,“內有邊區外來人口增多,邊區移民、難民多達64000 戶,人數將近270000 人,非生產人員最多時達十萬”[21]。 邊區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為了緩解經濟困難,邊區政府只能大量砍伐森林,以開墾土地。 為了解決邊區經濟危機,植樹造林工作有時也只能做出犧牲。

其次,陜甘寧邊區惡劣的自然環境,客觀上造成了植樹成活率低。 長期以來,陜甘寧邊區生態環境十分脆弱,植被分布不均勻,生態環境惡劣。 加之,恢復生態環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因此,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工作在有些地區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最后,向群眾宣傳工作不到位,個別地區仍存在亂砍濫伐問題。 一方面是邊區人民大規模植樹造林,另一方面則是邊區人民為了滿足自身生活需要,又大規??撤ド?開墾土地,以此來為燒火、制作工具、飼養牲畜等提供原材料。 例如,“延縣柳林區,經過記者旬日調查,1938 年時該地僅有耕地四萬四千畝,成材樹木十萬余棵,十年能成材樹木多達三百萬棵,尤其是其它不成材植物遍布山谷。 而今,由于人口激增,耕地面積增至十三萬五千畝,再加上延安機關、學校、部隊無計劃砍伐,導致,叢林變禿山,三五里不見一棵樹。 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對群眾宣傳植樹的工作不到”[22]。

四、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工作當代啟示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生態保護措施與思想,在新時代仍有許多借鑒之處。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我們應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23]。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的植樹造林工作對新時代的啟示有以下幾方面。

(一)完善環境保護法規,嚴格執法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植樹造林工作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績,原因之一便是制定了保護森林的法律法規,并且嚴格執行。 知之非艱,行之唯難。 一場運動總歸不如靠得住的法律制度。建設生態文明,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我們必須對生態文明建設長期性和艱巨性有清楚認知,需要一代接著一代去實現。 而要保證能夠持續下去,法制就是最優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24]。 目前,我國已有生態環境保護法律30 余部、行政法規100 多件,還有其他大量涉及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規定,為形成并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打下了堅實基礎。 要想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必須要緊緊依靠法律制度,用最嚴格的制度守衛藍天碧水,捍衛綠水青山。

(二)保護生態環境與保障民生福祉并重

生態環境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人民群眾所需,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人民群眾所惡,是我們黨要努力消除的。 歷史多次證明,生態環境保護如果不能讓人民受益,必然不可持續。 延安時期的植樹造林運動取得一定成績的原因在于,其目的就是為了滿足邊區人民群眾生活、生產需要?!鞍l展經濟是為了民生,保護生態環境同樣也是為了民生。 全社會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所需”[25]。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定推動綠色發展。 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力,就蘊藏在青山綠水間。 只有高水平的環境保護,才會有高質量的經濟發展。

(三)依靠人民群眾,譜寫中國式生態現代化新篇章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進步的唯一動力便是人民群眾。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運動之所以能夠開展下去,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我黨發動了廣大的人民群眾。 眾人拾柴火焰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必然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這一真理性認識已經得到了多次實踐的證明。 “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生態文明是人民群眾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事業,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的自覺行動”[26]。 把群眾利益與生態環境保護相掛鉤,驅使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到保護生態環境這一行動上來,形成齊心協力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良好局面,祖國的天才會更藍、水才會更綠、空氣才會更加清新。

(四)加強生態文明思想教育,提高全民生態文明意識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工作的反面經驗之一,便是沒有很好的落實對邊區人民群眾生態文明思想教育,使得部分邊區人民群眾不清楚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導致植樹造林工作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2023 年6 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決定,將8 月15 日設立為全國生態日,這把生態保護提到了新高度。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人民福祉、關系民族未來的大計。 僅靠少部分人是難以完成的,而要讓廣大人民群眾支持并參與,宣傳政策和教育人民群眾是根本途徑。 黨和政府應深入開展保護生態環境宣傳教育和知識普及,從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入手,宣揚親近自然的生活理念,提倡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社會風尚,建立健全生態文明的道德標準,在全社會樹立生態文明觀念,完善環境保護公眾參與制度。 堅定不移支持和發展環境保護類志愿服務,使綠色生產、綠色生活逐漸成為人民群眾所追崇的新風尚。

五、結語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森林資源得到了一定發展,生態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總體上我國生態問題并沒有得到完全根治,生態環境仍舊脆弱,改善恢復生態環境實施過程中仍存在很大挑戰。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總結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經驗,有助于推進中國式生態現代化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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