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學理反思與學術建構*

汪 洋 孫 焱

內容提要: 文章在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國家重大區域戰略語境下,探討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怎么去研究”的問題。長三角作為一個區域音樂研究的范疇,具有豐饒的音樂文化資源,也具有璀璨的理論積淀。近年來關于長三角音樂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生機無限,但同時也存在從廣義概念出發認識的局限性和進一步研究、拓展的空間。在進一步加強和深化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中,需要注重處理好音樂的“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統一的關系,“整體研究”和“局部研究”相協調的關系,以及“人文研究”與“智庫服務”相結合的關系,讓音樂研究更加精準地服務國家戰略,也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提供音樂視角的歷史和當下參照。

引言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進的區域重大戰略之一。早在2003年,習近平總書記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他擘畫、謀劃的“八八戰略”就提出了長三角的融合發展。黨的十八大之后,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展駛入快車道,從2016年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到2018年發布的《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再到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特別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①

長三角區域是長江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長三角文化則是長江文化帶最有魅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11 月“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提道:“要把長江文化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雹陂L三角文化與長江文化雖然在地理空間上后者對前者是涵蓋關系,但是從人文要素上以前者為主體,同時一脈相承。長三角地區的人民以其特定的心性氣質,結合自成體系的特定地理條件及獨特的風俗民情、語言結構、經濟發展、政治社會、共同傳統,形成、締造了別具一格、相對獨立的地域性歷史與文化體系——江南音樂歷史與文化,體現出與江南物阜民熙、山柔水軟相匹配的獨特的江南音樂文化特質。雖然從文化學視角看,長三角音樂文化所體現的內核是江南音樂文化的概念,但是使用長三角音樂文化這個概念更具有政治地理學、特定區域學等層面的內涵,更符合新時代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戰略安排與目標導向。

那么,應如何發揮長三角地區在音樂和文化上的特質與優勢,共筑音樂文化發展高地? 如何以長三角音樂文化參與和推動長三角區域文化高質量發展? 特別是實現將傳統的江南音樂文化置于當代文化價值視域下進行創新性發展,以及關照中西文化交匯背景下長三角音樂文化在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 基于此,本文將圍繞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等基本理論問題展開思考與闡述,期望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闡釋長三角音樂文化發展的傳統意蘊與當代內涵,進而提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進程中值得進一步關注的長三角區域音樂研究議題,為當今“文化多樣性”世界格局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城市文化和紅色文化的價值重建,貢獻獨特的區域音樂研究成果。

一、當下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的現狀及其討論

就空間區域范圍而言,長三角區域的概念不斷在發生演變與拓展,界定復雜且多變。究其核心內在文化影響和地位而言,從魏晉之前的江南之江南,南宋之后的中國之江南,近現代以來的世界之江南,再到當代的既是地理方位也是特定區域、更是國家戰略的長三角一體化,四個階段不斷發展、流變和超越。因此,作為特定文化的長三角音樂研究,也顯示出多元性和非統一性。所以本文所探討的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核心雖然是明清以來基本定型的以環太湖流域為中心的狹義的江南區域音樂歷史與文化,但是關注的眼光則是擴展涵蓋到上海市、浙江省、江蘇省和安徽省這三省一市同一語境下的江南音樂文化。

近年來,長三角音樂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生機無限且熱潮迭起,既與明清以來整個江南地區高度發達的社會經濟、文化有密切關聯,也是當今長三角區域在整個國家發展的大格局中戰略地位不斷凸顯的直接反映。這既呈現了長三角區域音樂樣式極強的文化氣場和輻射力、生命力,也從側面證明了長三角區域音樂文化的研究意義和當代價值。從研究內容來看,已有研究成果,例如作為長三角區域古代音樂之一的宋代音樂文化專題研究、以“音樂上海學”為代表的城市音樂文化研究,涌現出了眾多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和極富有價值與深度的學術議題。其他,諸如漢族傳統音樂(如江南絲竹、戲曲等)、少數民族音樂(如畬族音樂)、紅色音樂(如新四軍音樂)等方面,也呈現出明顯的學術積淀,但同時也存在從廣義概念出發認識的局限性和進一步研究、拓展的空間。

首先,從學科上看,單個學科方向自身研究熱門,學科基礎以及方向之間的綜合交叉聯動研究有待進一步加強。目前的研究成果相對集中在某一學科方向、某一研究領域或專題,不少研究在其學科或研究領域已經相當深入和翔實。例如,中國古代音樂史中的“宋代音樂研究”;音樂人類學學科下的“上海城市音樂研究”;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范圍內的“長三角近代音樂教育家群體研究”;以及中國傳統音樂領域的“江南音樂研究”“浙江民歌研究”“畬族音樂研究”等。這些研究成果自身已經相當完整。同時,跳出單一學科、單一研究領域的跨學科交叉聯動研究,也涌現出了可喜的研究亮點,尤其是“新史學”推動下的宋代音樂斷代史研究,以及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和城市音樂人類學交叉結合的“音樂上海學”研究等,都帶來了研究視角、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的拓展。在此基礎上,當我們從更為寬泛的視野將相關個案或專題安置于整個長三角音樂文化從古至今的歷史長河中,去重新審視和思考長三角音樂文化傳承、復興和國家戰略等命題的關系時,可以發現,綜合性交叉聯動探索以及基礎性的概論研究則鳳毛麟角。大區域音樂文化的研究并非等同于相關各類音樂文化研究的簡單相加,而是需要從更為廣闊的視野理解區域性文化的內涵與意義,以綜合性、基礎性的研究對單一學科研究的系列豐富成果,特別就大區域音樂研究的核心范疇、邏輯體系以及學科框架等進行反思,從而拓展研究觀念與方法,促進學科方向之間的交叉、融合與創新,以“整體研究”“基礎研究”引導“單一學科研究”,把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真正提升到系統和整體的理論高度。

其次,從內容上看,以往研究更多聚焦于某一省份或某一城市的音樂事項,為長三角區域音樂研究打下了基礎,尤其以“音樂上海學”的系列成果最為突出,是長三角區域城市音樂研究的典型代表。其相關議題,分別從“傳統音樂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音樂媒體與大眾音樂研究”“音樂產業與消費研究”“音樂傳播方式及其作用研究”“城市‘離散’音樂、社會學、教育學、亞文化等角度的音樂研究”等方面,尋找上海音樂人事活動各項內容之間的聯系和內核,體現了多學科交叉的開放性研究樣態。這給予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更多的啟發,如何吸收“音樂上海學”的研究特點,即將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所涉及的音樂家個人及群體、音樂團體、音樂思想、音樂活動、音樂生活等各項內容進行關聯性思考,進行區域一體化的流動性、整體性關照? 其中,浙江音樂學院吳凡主持的浙江省哲社領軍人才重大項目《長三角城市群音樂文化的歷史層累和當代建構》③,就是從城市群相互聯系的角度去探討長三角地區音樂歷史和文化在縱向和橫向之間的積淀和建構關系。張延莉《長三角區域文化中的曲藝音樂研究》,從長三角區域文化整體性的角度出發去思考曲藝音樂的區域音樂基因和分布特征。④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需要進一步將特定時空中所發生的音樂內容及其活動作為一個整體,去探討音樂的跨區域流動變遷以及音樂內部和外在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推動性力量,這方面仍具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再次,從結構上來看,“材料考證”集中而“理論研究”稀有。關于歷史文獻考證、田野資料的挖掘、民族志方法的敘事等運用較多,在此基礎上,相關的學理反思、研究范式的突破以及研究模式的拓展更加值得重視。例如,洛秦借用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及其“民族志”概念,來探討“重寫音樂史”的問題,提出一種以“敘事”和“闡釋”為核心的具有挑戰性的研究范式;同時,為探索音樂人類學的“中國經驗”,他提出音樂人事及其文化研究模式,希望能夠結構性地闡述音樂的人事與文化關系是如何受特定歷史場域作用下的音樂社會環境中形成的特定機制影響、促成和支撐的。⑤未來的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不僅需要進一步挖掘新的材料,進行扎實的個案和專題研究,更需要從多種角度重新解讀已有材料,同時在敘事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學理層面的反思、范式的突破和新的研究模式的建構,開展一種整體、系統、聯動的符合長三角優秀音樂文化發展規律,并且能在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開拓和深入探索的重要學術領域。

二、浙音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學術定位及其構想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一方水土一方樂。在中國音樂學領域,對中國音樂文化不同區域性特征的闡釋,歷來受到關照。以往,在民族民間音樂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民族音樂學等學科方向中的研究個案,或音樂類種與體裁,或音樂組織與班社,或音樂風格與流派,往往因歸屬于某一區域而具備較為鮮明的地域性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天然地”就具備了“區域音樂研究”的性質。當下,隨著研究深度的推進和研究廣度的延伸,學界對“區域音樂研究”的認知發生了本質的改變。

可以說,當下的區域音樂研究,既是一個學術熱點領域,也是一種新的學術研究范式。將某一區域的音樂歷史與文化視為有機整體,從中國音樂史論、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民族音樂學研究等音樂學學科方向,乃至拓展到音樂創作、音樂表演、音樂教育等相關學科的角度,對其進行觀照與闡釋,多學科交叉、整合,集體作業、團隊研究、共同推進,是區域音樂研究范式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點。當然,以往的“個案研究”與當下的“集體作業”的本質區別在于作業方式與研究范式,這并不能作為判定研究成果價值高下的依據。相反,前者是后者的起點與基礎,個案研究越多、越廣、越深入,則區域音樂研究的基礎愈加深厚。

從東北區域音樂文化研究到哈爾濱城市音樂文化研究,從荊楚音樂文化研究到武漢城市音樂文化與湖北區域音樂文化史研究,以及燕趙音樂文化研究、巴蜀音樂文化研究、西北區域民族音樂文化研究、嶺南區域音樂文化研究、南方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研究等案例告訴我們,立足于區域自身音樂文化歷史特點、學脈薪火相傳、多學科交叉集體作業的研究范式,得到了實踐的檢驗和廣泛的關注。

長三角作為一個區域音樂研究的范疇,具有豐饒的音樂文化資源,也具有璀璨的理論積淀。自具有當代意義的中國音樂學學科建立以來,楊蔭瀏、曹安和、夏野、高厚永等前輩,后繼者武俊達、程茹辛、伍國棟、李民雄、江明惇、連波、周大風、洛地等學者,持續在這片熱土上耕耘,為傳承長三角區域的民族器樂、戲曲音樂、民間歌曲、歌舞音樂等,積淀了豐厚的研究成果。新千年以來活躍在這一區域正值壯年的一代學者,得時代之紅利,開風氣之先,在繼承前輩學者優良學風的同時,又不斷更新自身知識結構體系,具備與國際學界前沿保持同步的學術視野,將長三角區域的音樂文化研究推向又一個高峰。其中,研究理念最為明確的、研究方式最具組織性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的、同時在學界也是最有影響力的,是洛秦主持的“音樂上海學”系列研究。

凡此種種無不說明,當我們的焦點不再局限于一時一地、一曲一目,進而將視域推向更為廣闊的遠景,結構性、地方性的區域音樂研究,將向研究者呈現出更為開放的格局和提供更為無限的可能性。因此,基于以上所闡述的區域音樂研究學理依據、研究現狀與趨勢,以及現實需要層面的角度來說,我們深切地意識到:長三角區域音樂文化研究的范疇,呼之欲出,長三角區域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機構的建立,迫在眉睫。浙江音樂學院“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既是在區域音樂研究的范疇中進一步縱深發展的結果,又是當今長三角地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不斷提升戰略價值的必然需求,也是在基于長三角歷史淵源與地緣環境的相似性以及學校前期已有的眾多成果基礎上,適應新時代發展作出的即時探索。

(一) 中心的學術定位

長三角音樂文化研究打破和超越了行政區劃的省市范疇,以共通或相似的人文環境、民俗語言、音樂歷史、文化傳承等特征作為研究的對象和觀照。中心將重新梳理和探討關于長三角音樂文化的縱橫歷史傳承與發展,并進一步協同、貫串和體系化。中心將探尋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并上溯早期淵源、中探現代進程和下展未來走向;梳理長三角重要音樂文化現象、文化成果的發生背景、發展歷程,闡述其曾有的歷史影響、探究可能的現實作用。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四個層面的學術定位來實施:既要對整體長三角音樂文化總體理論框架和史程宏觀把握,又要對具體的音樂文化現象和成果作微觀闡述;既要觀照長三角區域音樂現象、音樂作品、音樂表演及其相關的音樂歷史,又要闡發其背后音樂思想、音樂文化的生成、發展與變遷;既要注重時間上音樂文化古今源流的縱向探究,又要注重空間上區域內外音樂文化的橫向對比;既要重視傳統音樂文化意蘊與精神的探析和研究,又要重視當代音樂文化形態的價值與意義的闡釋與重構。

正是基于共同的學術理念和共識的學術方法,研究團隊匯集了浙江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以及兄弟院校相關系部、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優秀青年教師和碩博研究生,以開放的視野、合作的姿態和專業的研究,共同挖掘長三角區域優秀的傳統音樂文化,探討蓬勃發展的城市音樂文化和豐富的紅色音樂文化資源,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路徑的視角切入,將歷史傳統和當代呈現相勾連,將各自研究和一體化創新相結合,提升長三角區域音樂文化的創造力、競爭力和影響力,力求把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建設成為地域特色鮮明、專業水準一流、具有國際視野的音樂文化研究平臺和特色智庫,切實為文化浙江建設、為長三角一體化的高質量發展和內涵式建設注入新動能、帶來新氣象。

(二)中心的發展構想

為了進一步拓展具有可持續發展意義的長三角音樂文化研究,中心倡導從以下五個方面關照、引領未來發展方向。

1.深刻認識和把握國家所賦予長三角區域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實施音樂文化研究核心任務的同時,結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將長三角音樂文化研究置入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全局中統籌考量,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相統一,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發展,力求凝聚更大合力,推動長三角音樂文化研究的學術性、專業性與應用性。

2.把“區域一體化”整體考量的思維模式作為研究中心未來建構“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理論框架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方法,并進一步推動跨學科、多學科、多平臺的合作與協同。

3.以大區域文化特色研究鑄牢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理論研究創新高地,為“高原”“高峰”的作品創演提供理論依據。在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運河文化,以及徽派文化、海派文化、浙派文化的深厚積淀下,形成新時代長三角音樂文化(包含當代城市音樂文化、傳統音樂文化和紅色音樂文化等)薈萃中心據點,并輻射周邊地域文化,形成文化的合力。

4.以長三角音樂歷史維度中重要音樂家、樂派傳承人、民間藝人等為研究觀照對象,多維立體呈現超越狹義音樂形態之外的與之相關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的音樂人行為。通過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角度入手,分析音樂家個體和群體與所處時代、社會的政治、經濟之間相互纏繞且不可分割的歷史多棱鏡切面,推動和實現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5.以區域特色音樂資源的再研究、再深耕、再實踐,精深打造高賦能音樂文化產業和高質量音樂文化品牌的綜合競爭力,提升長三角音樂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新效能。特別在江南絲竹音樂、古琴音樂、曲藝音樂、戲曲音樂以及城市流行音樂等研究領域,深度聚焦當下的傳承與創新,探索新時代傳播、發展新路徑。

三、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把握的三個基本關系及其主旨

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學術創新,既是長三角區域音樂樣式在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表現,也是長三角區域文化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闡述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的基本理論問題之后,接下來思考“怎么去研究”的問題? 即深化學術研究中特別需要把握好、處理好的三對基本關系,從而以學術理論的創新推動大區域音樂文化研究范式和研究觀念的轉型。

首先,要處理好音樂“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統一的關系。從學科上來說,這其實是音樂歷史學和音樂人類學“結盟”的結果,這樣的學術傾向是在“新史學”的“整體史”觀念和方法影響下所產生的。20世紀下半葉,西方學界歷史學的人類學化與人類學的歷史化進程不斷加速,直接影響了北美音樂學界。20世紀末,庫雷希在對音樂人類學和歷史音樂學關系的討論中指出:“歷史音樂學逐漸接受音樂人類學那種非歷史的研究模式,而音樂人類學也開始關注歷史視角,歷史學取向和人類學取向逐漸融合形成了人類學化的音樂歷史,兼具共時和歷時視角?！雹迣τ诰哂袛登暌魳肺幕瘹v史的中國學界而言,“這種學術視角或方法并不新奇和缺乏……如果說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結盟’在中國音樂學術研究中的價值和意義,主要體現在音樂歷史研究的人類學傾向的顯現”。⑦例如,洛秦《音樂1927年敘事——國立音樂院誕生中的中國歷史、社會及其人》⑧、康瑞軍《文化對話與體裁流動——民間音樂在北宋宮廷的傳入與接受問題》⑨等一系列成果,都從不同層面將音樂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在歷史的田野和當下空間的跨時空對話中重新解讀音樂的深層意義。因此,當我們面對長三角音樂歷史和文化研究,怎樣通過長三角音樂的小文化來透視長三角的大歷史,通過長三角音樂文化的歷史脈絡來觀照長三角音樂歷史的文化語境,探討音樂在長三角一體化文化發展中的作用,樹立“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統一的學術觀念就顯得尤為關鍵,如此才能為真正的學術創新打下基礎。

其次,要處理好“整體研究”和“局部研究”相協調的關系。從地理空間和行政區劃來看,當下長三角區域界定包括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⑩然而對這幾個省市的音樂歷史和文化進行孤立的個案或專題的局部研究,并不能夠全面地體現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的特色和構想。長三角音樂歷史是區域歷史的概念,長三角音樂文化是區域文化的概念。作為在江南文化概念基礎上衍生發展起來并與江南文化同時共生的長三角音樂文化,以其特定的地理位置、人文環境、民俗語言和經濟方式,構筑了獨特的地域性歷史與文化體系。因此,長三角音樂研究不僅需要微觀視角下的基礎研究和細分學科研究,更需要將局部研究置于長三角文化的整體之中進行跨學科研究、綜合性研究、流動變遷的關系研究。正如洛秦提出“音樂上海學”時所倡導的學術觀念:“分門別類的研究內容的深入、匯集和綜合并不等于‘音樂上海學’?！?同樣,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正是要以整體帶動局部,進而加強長三角音樂在中國音樂中的位置、長三角音樂歷史流變的過程與機制、長三角音樂的傳播路線等重大問題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在多重學術思維中深入挖掘長三角音樂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多重價值,解讀具有典型特征的區域音樂文化形態的學理共性,以及豐富的長三角地方性特質。

再次,要把握“人文研究”與“智庫服務”相結合的關系。一般來說,任何學術研究都有兩個定位、兩種功能。一方面是就學術本身而言,可以生產新的知識、產生新的理論問題、創造新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則是學以致用,回饋社會,為現實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對于長三角音樂文化研究,也同樣有此定位:純粹的理論探索就是對大區域音樂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區域內優秀傳統音樂、城市音樂、紅色音樂等各種類型進行把握和闡述,但這并不是最終目標,而是要通過文化牽引社會發展,通過“人文研究”建立“智庫服務”,承擔服務社會、促進知識生產和文明創造等更加重要的使命與功能。因此,對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必然要超越“紙上談兵”的理論階段或層次,走出象牙塔,走出故紙堆,奔向生活,努力在過去和當下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在學術研究和應用實踐方面相互打通。不僅通過音樂幫助個體和社會之間建立真正的連接,更重要的是通過學術研究產出的代表著真理和規律的知識和理論來介入現實,并嘗試改造現實。積極尋找音樂文化與長三角城市群建設、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之間的契合點與紐帶,以打破學科壁壘的整體性視角打造多學科有效聯動的智庫發展范式,為長三角音樂文化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大格局中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貢獻力量。

結語

本文對長三角音樂歷史和文化研究的學術探討,是在當下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這一國家重大區域戰略的語境下進行的學術反思與建構。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和作用,而長三角地區作為南宋音樂文化的核心區域,以及中國新音樂源起、傳播與發展的最早區域之一,創造了南宋音樂歷史的輝煌,孕育了中國第一所獨立建制的國立高等音樂學府,擁有豐厚的音樂歷史和當下鮮活的音樂文化資源。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既涉及區域音樂研究范疇,又囊括眾多跨學科研究領域,兼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對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不僅要從時空與區域的概念、傳統與現代的路徑、理論與產業的視角來審視,而且要著重把握音樂“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統一的關系、“整體研究”和“局部研究”相協調的關系,以及“人文研究”與“智庫服務”相結合的關系。在多重學術思維中深入挖掘長三角音樂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多重價值,解讀具有典型特征的區域音樂文化形態的學理共性,以及豐富的長三角地方性特質。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9月考察浙江時強調,要更好地擔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賡續歷史文脈,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積極發展反映時代要求,具有時代特色的新文化,發展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應認真思考并確立大區域音樂文化研究的戰略目標,以普遍意義的理論方法和思想不斷賦予長三角區域音樂文化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現形式,為服務國家區域戰略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提供音樂視角的歷史和當下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