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視域下的成公綏《嘯賦》研究

●王 維

（溫州大學音樂學院，浙江·溫州，325000）

序 論

成公綏（231—273） ，字子安，東郡白馬（今河南滑縣）人，西晉著名文學家。①據《晉書》記載，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盵1]（P1582-1585）東晉史學家干寶曾指出西晉學者常?！耙岳锨f為宗而黜六經”[2]（P87），但成公綏卻沒有以超然世外的老莊精神為宗旨，而是通過“博涉經傳”來建立他的儒學根基。成公綏性格寡欲，不營資產，這又與西晉時期的奢靡風尚形成反差。[3]（P19-21）既不以老莊為宗，又“不營資產”“不求聞達”，那么成公綏如何確立自身的處身位置呢？

《晉書》中言成公綏“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這句話實際上已經表明成公綏在文辭詩賦的審美境界中找到了自身的價值所在，《文心雕龍·才略篇》稱“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其撰寫的詞賦被時人稱許贊美；[4]（P701）《詮賦篇》稱“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4]（P136）是說陸機與成公綏在文章的流品制作方面取得了佳績?！稌x書》收錄了成公綏的《天地賦》與《嘯賦》②兩首作品，其中《嘯賦》又被蕭統輯錄于《文選》之中。

當代學者對成公綏的《嘯賦》研究，多集中于探討《嘯賦》的文本依據、儒道思想、美學內涵以及“嘯”的藝術表現等等方面。而本文的研究主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成公綏在《嘯賦》當中以“嘯”作為審美對象的表達，究竟意味著什么？二是《嘯賦》中的審美結構品質是什么？三是如何反思這一結構品質？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首先說明一下“嘯”的藝術形式是怎樣的？古今學者對“嘯”的表現方式有著眾多解釋。許慎在《說文解字·口部》中寫道：“嘯，吹聲也。從口，肅聲”[5]（P58）。段玉裁注：“嘯，蹙口而出聲也”[5]（P58）。當代學者范子燁借助“互文性”理論與蒙古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認為長嘯“就是至今仍然在蒙古民族中流傳的呼麥藝術”[6]（P210-219）。相關研究可參看范子燁所著的《自然的親證——嘯音與樂詩研究》[7]等文獻。本文主要對成公綏《嘯賦》中的樂論思想進行研究，因此有關“嘯”的具體表現形式此處不再贅述。

在論述《嘯賦》的樂論思想之前，需要對成公綏的思考方式進行一番探討。成公綏曾在《天地賦》的序文中寫到：“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盵1]（P1583）是說賦的可貴之處在于能夠描述萬物分析事理，鋪陳推演而沒有邊界，天地之盛況都可以在詞賦中加以思想?？梢姵晒棇ⅰ百x”看作是一種理性化的建構過程，在這樣一種建構過程中成公綏認為天地之道是可以被人所把握的。在《天地賦》的結尾處他這樣寫道：“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于有形，仰蔽視于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盵1]（P1584）成公綏站在形上之域來看待天地萬物，俯仰之間一切盡收眼底?！百x”在成公綏眼中不僅能夠“分賦物理，敷演無方”成為一種理性化的建構過程，而且站在“天外”的視角，成公綏還以賦的方式將天地萬物整合成一個獨立自足的有機系統。③“賦”所建構的世界是否真實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自足自在的辭賦世界為成公綏的寫作提供了感性表達的自由語境。如果說《天地賦》偏重于形上哲理層面的客觀表達的話，那么《嘯賦》更傾向于主觀情感結構的內在描述。

一、《嘯賦》中的樂論思想闡釋

（一）

《嘯賦》可以分為四個部分來解讀。首先成公綏在《嘯賦》的開頭設定了一個“逸群公子”的角色?！耙萑汗?，體奇好異”，這位飄逸超群的公子不喜歡平庸的事物并且“傲世忘榮，棄絕人事”透著一股脫離凡俗的高貴氣質。他“晞高慕古，長想遠思”思慕遠古、希求尋找著生命的意義。緊接著成公綏引用了許由隱居箕山以及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盵8]（P57）的典故寫道“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可以看出逸群公子盡管超越世俗、棄絕人事卻沒有脫離政治維度，在探究生命之源的過程中依舊試圖重建人世的價值秩序?！绊魉字次?，獨超然而先覺”，此時的逸群公子站在世路與天衢中間“乃慷慨而長嘯”。嘯聲從逸群公子的身體發出又在時間中延展，在嘯聲的綿延中與其說有限的身體被遺忘，不如說易逝的時間被忘記（“邈姱俗而遺身”）。逸群公子以長嘯的方式構筑了一個自足其性的審美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有限的身體與流逝的時間形成同構，有限與無限在嘯聲中達成了和解。

通過《嘯賦》第一部分的描述，可以看出成公綏直接從主體視角（逸群公子）來構筑其外部世界。那么“逸群公子”這個角色的生存依據是什么，他何以能夠擁有“獨超然而先覺”的能力？成公綏給出的理由是“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即源自于士人對于生命之本的理性精研。由于有了對于生命本體的確認，所以成公綏敢于讓逸群公子站在世路與天衢的中間直面世界的墮落并哀嘆于流俗的無知（“愍流俗之未悟”）。如何讓有限的身體融入到無限的自然之中并以此重建個體乃至世間的秩序？成公綏以瀟灑而慷慨的“嘯聲”提供了一種審美化的自由范本。長嘯因此成為了逸群公子由己身生命向著無限自然擴張的津梁。

（二）

在闡發了逸群公子之所以發出長嘯的原因之后，成公綏進入了《嘯賦》第二部分的書寫。在這一部分中，成公綏對“嘯”之創聲機制進行了描述。成公綏在描寫嘯聲之前，先把逸群公子們置于一片斜陽美景之中，“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踟跦步趾”，此時日影傾斜，流光微茫，逸群公子與友人們自在逍遙地攜手走來，他們“發妙聲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沖郁而熛起”在嘯聲中逸群公子們實現了“大樂與天地同和”[9]（P1087）的審美升華?！帮h游云于泰清，集長風乎萬里”，這里成公綏運用“云”“風”這類修辭手法表達出一種輕盈自由的生命意象?！扒冉K而響絕，遺余玩而未已”曲終響絕的嘯聲與有限的生命在審美的意境中實現了永恒。

成公綏將嘯聲稱之為“自然之至音”，是因其不假它物、“役心御氣”的自足性，④嘯聲被成公綏賦予了本體意義上的價值。由于士人身體與嘯聲處于一種“觸類感物，因歌隨吟”的互動關系中，因此嘯的自由特質也可以看成是士人個體生命所擁有的生存品質。成公綏對嘯聲進行了這樣的描述，“大而不洿，細而不沉。清激切于竽笙，優潤和于瑟琴”，嘯聲的聲音結構中自帶一份規約原則，音量適度、情感適中。成公綏正是以嘯聲內在結構的形式有序性來表達出士人的個體生命所具有的自足其性、自律有序的精神品質。

緊接著成公綏將嘯聲的審美價值進一步提升到了超驗的神性位置，“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此處士人個體生命的終極價值被完全寄托在了嘯聲所表征的感性狀態之中。擁有了神圣力量的嘯聲不僅可以整飭歷史時間里的“哀荒”“奢淫”，還能化解自然世界中的“洪災”“亢陽”，于是便有了成公綏“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于炎旱，反亢陽于重陰”的描述。不僅如此，成公綏眼里的嘯聲還能夠深入到人的內心情感之中“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并且為人的感性生命提供邊界，“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梢钥闯龀晒椧呀泴ⅰ皣[”的審美性作為了一種新的倫理價值運用到人世間。

（三）

在《嘯賦》的第三部分，成公綏圍繞士人的主觀感受生成了嘯聲的結構要素，這些結構要素可以概括為：距離感、無常感、創造性、直觀性。首先成公綏將士人視角置于高處，“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這一登高臨遠的距離感既彰顯了士人的獨特存在性，又讓嘯聲在這一距離感中維系了個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盁o常感”體現在嘯聲不斷變化的感性樣式上，“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這些變化無常的聲音狀態成為了士人生命的感性依托，成公綏也在這些聲音的行狀中抒發著自由的想象，“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列飚揚，啾啾響作”。

嘯聲之所以能夠帶給士人如此自由的精神感受，其原因就在于在嘯聲中能夠體驗到創造性的快感，“因形創聲，隨事造曲”。士人們“應物無窮，機發響速”，無需思考，不受約束，嘯聲的發出就是士人感性直觀的體現。此時的嘯聲再一次被成公綏賦予了神圣超驗的能力，呼風喚雨、振動穹蒼，⑤它不僅可以重整宇宙自然之秩序，還能夠改變社會人生之倫理，“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

由此可見，“距離感”使得嘯聲成為了溝通士人與自然、士人與他者的中介（比如阮籍與孫登就是通過嘯聲實現了情感的溝通，詳見后文）。成公綏從登高臨遠的主體視角出發，在嘹亮的嘯聲中達成了個人與自然的完美銜接（“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盁o常感”則讓嘯聲與士人的生命感受形成同構（“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盡管嘯聲是無常又易逝的，但此時此刻的聲音卻是真實而清晰的（“橫郁鳴而滔涸，冽飄眇而清昶”⑥）。沒有外在的限制與約束，嘯聲時而舒展又自反，時而徘徊又釋放，士人們在這種感性直觀的狀態中找到了屬己的快樂與自由，士人的生命價值也在此時所發的嘯聲中得到了真實的確認。造成士人這份快樂與自由的真正驅動力是“因形創聲，隨事造曲”的創造性，士人們在創造嘯聲的過程中感受到了如神般的力量彰顯，上至穹蒼，下落塵埃，無不以士人的主觀感受出發來建構整個宇宙人間（“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

（四）

在《嘯賦》的第四部分，成公綏進一步從士人的主觀感受出發，將嘯聲視為化解內心郁結與外部陰霾的生命力量。如果說第三部分的開頭是以登高臨遠的歷史人文視角來展開敘述的話，那么成公綏在第四部分的起首則營造了一幅以山、泉、蘭、竹為自然語境的優美畫卷，“游崇崗，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蔭修竹之蟬蜎”。嘯聲所引發的精神意象也從“胡馬”“北朔”“鴻雁”“沙漠”⑦的外部世界轉向了士人的內心世界與聲音的內在形式當中。

“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嘯聲能夠消解士人心中的纏累，使其處于一種飄然自在的狀態之中而無需與世俗相涉?！凹傧蠼鸶?，擬則陶匏”“眾聲繁奏，若笳若簫”，嘯聲不僅能夠模擬八音的音色，還能發出震耳欲聾的奇偉聲響，“磞硠震隱，訇磕?嘈”。嘯聲所具有的超驗能力甚至可以改變春夏秋冬的自然秩序，“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此處成公綏所描述的嘯聲與士人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看似士人是發出嘯聲的使動者，實則嘯聲成為了引領士人的主導力量。

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10]（P3578-3580）

成公綏認為嘯聲所具有的價值意義已經超越了儒家雅樂，更不用說鄭衛之音了，“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成公綏由于將嘯聲放在了形而上的終極意義的位置，所以在他看來一切在歷史時間當中創造和聽聞音樂的人們都將在嘯聲面前葆有一顆敬畏之心⑧，這也是成公綏在文章結尾發出“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的原因所在。唐人李善曾用阮籍與孫登的故事來揭示此句的內在涵義，這個故事也為我們理解嘯聲的審美價值提供了參考。李善的這個故事注引自《晉書》：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瑰杰，志氣宏放，尤好莊老，嗜酒能嘯。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棲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于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古，乃登之嘯也。[10]（P3584）⑨

故事中說到阮籍曾試圖與孫登商討上古時期的王道政治以及棲神道氣的修身方術，但孫登“皆不應”，于是阮籍“長嘯而退至于半嶺”，正是這一距離感的產生使得阮籍用長嘯的方式與孫登建立了情感聯結。如前文所言，嘯聲需要一種距離感才能建立起一個獨立自足的聲音世界，士人也需要在距離感中保持一種個體生命的真實感覺。孫登之所以對阮籍“商略終古，棲神道氣之術”皆不應卻以嘯聲來回應阮籍，就是因為嘯聲所具有的超驗力量遠遠超越了三皇五帝的王道政治以及棲神道氣的方術方法。嘯聲讓阮籍與孫登兩位士人都回到了屬己生命的終極依托當中。

二、“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

劉勰在《文心雕龍·銓賦第八》中指出“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11]（P136），學者趙立生在《文心雕龍辭典》中對此話的解釋是：“陸機的《文賦》和成公綏的《嘯賦》在論流品和制作上都獲得成就”[12]（P304）?！傲髦啤北唤忉尀榱髌泛椭谱?。所謂“流品”就是將人事物做出清濁高下的價值判斷。[13]（P138）那么流品如何體現在《嘯賦》當中？陸機與成公綏的辭賦在流品制作上又有哪些關聯性？

“流品”最初的由來與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有關，據歷史學家錢穆考證，九品中正制的施行是為了讓“官吏之任命與升降，比較有一客觀標準。而此項標準，則依然是依據各地方之群眾輿論與公共意見，依然仍保留有漢代鄉舉里選之遺意?！袊鴤鹘y觀念，總謂賢人可以代表群眾輿論與公共意見?！盵13]（P61-62）可見“流品”與選拔官員的客觀標準有著密切關系，這里涉及到群眾輿論和公眾意見?！傲髌贰奔热魂P系到選拔官員的客觀標準也自然關系到政治立國之根本，顧炎武在《日知錄·流品》中指出：“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14]（P742）。劉勰之所以稱贊成公綏的《嘯賦》在流品制作上獲得成就，說明《嘯賦》不僅僅是一篇“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劉勰語）[15]（P674）的音樂佳賦，其中一定潛藏著成公綏關于政治理念的表達。

在《嘯賦》中成公綏這樣形容嘯聲“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這與陶淵明所引述的“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⑩仿佛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與之不同的是，成公綏的“自然之至音”比陶淵明“漸近自然”的表述更為強調嘯聲的本體地位與絕對性，絲竹與嘯聲在成公綏看來并不具有可比性（“非絲竹之所擬”）。成公綏如此抬高嘯聲的本體地位，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動唇有曲，發口成音”的士人身體也同時具有本體論的價值意義，可以說逸群公子們既創造了嘯聲，又成為了嘯聲。

成公綏的嘯聲世界并不是散漫肆意、自由無度的，嘯聲的發出是基于一種自制力下的自由，而非遵循一種身體的原始沖動。成公綏說“大而不洿，細而不沉”是說嘯之聲音品質中蘊含著內在的規律原則，他又云“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是在描述嘯聲的情感表達中具備著自我調節性。那么，這份身體的自制力源自哪里？成公綏言“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嘯聲與神靈之間具有一種意向性的關聯，這種超驗意象能夠引領士人身體的內在力量。那么士人的身體又是如何與之建立聯系的呢？

成公綏在前文已經埋下伏筆，“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即士人們在精研創生的奧秘中，通過認識生命之真理建立了與超驗意象的連接，正如成公綏在《天地賦》所指出的：“統群生而載育，人托命于所系，尊太一于上皇，奉萬神于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1]（P1583-1584），士人君子們將萬物的創生孕育之道歸結于上天的超驗力量。而這份力量又通過嘯聲的方式被士人所稟有，所以成公綏才敢于如此自信的表達“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在成公綏眼中能夠參透上天奧秘的士人君子們所發出的嘯聲具有自足自性的完整意義，在嘯聲中能夠成就上天之法在世間的顯明，因此也有了“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的表述。

由上所知，成公綏《嘯賦》中的價值標準體現在嘯聲本身所具有的自性原則上，“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他又將嘯聲的自性原則與超驗的意象存在相聯系，嘯聲仿佛擁有了重建宇宙秩序與世間倫理的超驗能力，“南箕動于穹蒼，清飚振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梢哉f成公綏在《嘯賦》中的政治隱喻就體現在以嘯之審美形式來重設自然與社會的價值秩序上。那么，成公綏的《嘯賦》與陸機的《文賦》在“流品制作”上又有哪些相似之處呢？

首先，成公綏的《嘯賦》從逸群公子的主體視角出發構筑了一個自足自在的嘯聲世界，而陸機的《文賦》也與此相似，陸機先是指出寫作之先一定要“收視反聽”，即從主體的內在感受出發來體驗和解釋世界。一切外在事物都將被融入到內心的流動形式當中，比如陸機在描述文章的選辭布局時這樣寫道“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16]（P7），而成公綏在形容嘯聲的內在結構時也有著“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的自性表達，二人都將圍繞士人的內在感受為中心通過寫作和嘯聲的方式建立了一個自體自限的審美世界。

其次，陸機與成公綏都從音樂感受出發對文辭與嘯聲的內在結構進行了細致描寫。陸機以“應、和、悲、雅、艷”[16]（P17-19）這五個音樂審美范疇的表述激發了人們對于寫作問題的思考，而成公綏也以登高臨遠的距離感、繽紛交錯的無常感、因形創聲的創造性、機發響速的直觀性來說明士人與嘯聲之間既是一種創造關系，又是一種同一關系。士人“動唇有曲，發口成音”，嘯聲“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托起士人的生命感覺。陸機與成公綏不僅對文辭與嘯聲的內在形式進行描寫，還由內而外將這一審美形式逐步擴張到了社會道德的層面加以闡述。陸機強調無論文辭體裁多么豐富，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實現“禁邪而制放”[16]（P10）的德性目的，成公綏也言嘯聲雖然帶給士人們自由與快樂，但其屬世價值依然在于“移淫風之穢俗”。

第三，陸機與成公綏都是一邊強調主體心性的感性自適，一邊不忘士人對于宇宙真理的理性探知。成公綏在《嘯賦》的文首推出逸群公子“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陸機也在老子“有生于無”的基礎上刻意凸顯文人對于宇宙真理的主動尋求，“課虛無以責有，叩寂默而求音”?。二人又都以文辭和嘯聲的審美方式彌合了感性與理性、個體與社會、情感與道德之差異。陸機與成公綏不僅在士人主體與審美形式之間建立了聯系，同時又將審美形式進一步推進到了形而上的超驗層面。陸機在描寫文辭構思時曾言：“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16]（P5），是說文辭所構筑的審美時空能夠使無時間性的此在成為永恒。成公綏說“濟洪災于炎旱，反亢陽于重陰”，意為嘯聲發起之時，陰陽自然都將為之翻轉。正是因為陸機與成公綏都將文辭與嘯聲的藝術形式提高了形而上的超驗層面，所以使得那些寫作文章、發出嘯聲的士人君子們不僅擁有了對于現世政治的評判權利，也建立了維系自身與超驗意象的神圣連接，由此才有了劉勰“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的歷史評價。

結 論

綜上所述，成公綏的《嘯賦》首先設定了逸群公子的士人視角，逸群公子一方面超越世俗的生活，“傲世忘榮，棄絕人事”，一方面又未脫離政治的維度“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最關鍵的是逸群公子能夠“精性命之至機”，向著生命之本的縱深層面不斷地精研思考，成公綏塑造了超越世俗又不棄道德的士人“流品”，這就為他下一步對嘯聲審美形式的描述奠定了基礎。

成公綏排除了絲竹與嘯聲的比擬性，將嘯聲放到了自然本體的位置“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因為其“聲不假器，用不借物”的自足性質，使得發出嘯聲的士人身體也同時具有了本體價值，“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唇有曲，發口成音”。有限的身體也因此具有了無限的自由，“觸類感物，因歌隨吟”。但嘯聲的內在形式當中具有著生命的規約與尺度，“大而不洿，細而不沈。清激切于竽笙，優潤和于瑟琴”。在上述基礎之上，成公綏又將嘯聲的審美視域進一步提升到了超驗的神性層面，士人也在嘯聲中仿佛獲得了對于宇宙真實的洞見，“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在成公綏的眼中，嘯聲的審美形式不僅彌合了有限與無限的鴻溝，也擁有了重設世間次序的倫理價值，“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

成公綏在接下來的段落中，先是從歷史人文的角度描寫嘯聲的結構特征，無論是登高臨遠的距離感，還是“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的無常感，亦或是“因形創聲，隨事造曲”的創造性，以及“應物無窮，機發響速”的直接性，成公綏都是圍繞士人的主體感受來建構嘯聲的世界，在士人的嘯聲世界中不僅能夠呼風喚雨，還能夠整飭世風，所以就有了“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的表達。成公綏順著這一書寫邏輯，在后面的描述中依然以士人主體為中心，將嘯聲的內在結構向著自然宇宙乃至社會人間進行整體建構，其最終目標是將嘯聲的審美形式作為終極實在的方式予以確認，“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

通過對比成公綏的《嘯賦》與陸機的《文賦》可以看出，兩人之所以被劉勰評為“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即在流品制作上取得了偉大的成績，是因為他們都試圖通過審美的方式實現士人政治品質的彰顯。無論是《嘯賦》還是《文賦》，這些藝術形式當中都具有著自足其性的內在規律，而這一自律原則正是成公綏與陸機試圖塑造的士人流品。然而在現實世界當中西晉士人的精神品質是否有如兩位作家所愿呢？據干寶記載，西晉政治與社會風氣相當敗壞：

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1]（P87）

通過干寶的評述可以看到，西晉士人在精神上的超越訴求與當時世人對于名利的熱切迷戀似乎有著某種合謀的意味，無論是超世意識的營造，還是現世物質的索取，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為努力最終在歷史的真實面前都歸于幻滅。西晉的社會現狀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以審美形式作為士人生活的終極依據是否具有可信性？以士人自身的審美感受為中心所建構的自然宇宙乃至社會人間的新秩序能否具有恒常不變的絕對性？盡管成公綏將嘯聲的審美形式提升到了超驗的神性層面，但這種意識本身是否僅僅是魏晉士人的主觀想象？這些問題依舊值得我們繼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