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命題的美學意義

●雷舒涵

（西安音樂學院，陜西·西安，710061）

司馬遷（前145 年或前135 年—不可考）字子長，生于龍門（西漢夏陽、即今陜西省韓城市），是中國西漢時期的史學家、思想家。他為李陵辯護①，因此觸怒漢武帝，被處以腐刑，出獄后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該書記載了從傳說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太初四年的歷史，其中所含內容共一百三十篇，分別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妒酚洝窌返囊魳访缹W思想范圍廣泛，其中“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這一命題的涵義、美學意義對后世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在司馬遷的《史記·樂書》中記載了：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 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1]（P78）。

《史記·樂書》中認為人民憑借音樂改善惰性調和內心，故雅頌之樂各得其所，人民就會端正安定，軍歌響起士兵情緒振奮；而演奏鄭衛之曲，人民內心就會變得逐漸放縱……所以音樂就能用來流通精神、活動血脈、調和中正之心的。并在此基礎上司馬遷認為，舜彈五弦琴并作樂《南風》天下安定，紂作《朝歌》身死國亡……所以說賢明的君王推行音樂，不是為了娛己縱欲，而是為了用音樂治理國家。端正教化均從音樂開始，音樂中正行為端正②。

司馬遷在《史記·樂書》中崇尚雅頌之樂貶低鄭衛之曲，認為只有雅頌之樂才能“正教”“治國”。關于“正教”，司馬遷認為音樂是用來活動血脈、流通精神、調和中正之心及改變性情的；關于“治國”，司馬遷認為音樂能治國是上古賢明君王推行音樂的原因，他們想用音樂治理國家使得政教平和、國家穩定?！妒酚洝窌分械囊魳访缹W思想范圍廣泛，涵蓋了音樂與社會、音樂與自然、音樂與政治等方面，并以儒家思想為主，陰陽雜家思想為輔，展現了漢代思潮的相關特征[2]（P258-259）。本文以“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這一命題為基礎，結合《史記·樂書》及相關文獻，嘗試探討該命題的相關美學思想[3]（P1161）。

一、《史記·樂書》“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命題介紹

筆者將結合《史記·樂書》“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這一命題的背景，來探究“正教者皆始于音”中“音”是什么，以及“音正則行正”中“音正”的內在涵義，從而對此命題進行介紹。

（一）關于“音”

蔡仲德先生認為只有合乎禮義的雅頌之樂可以“正教”“治國”。他認為司馬遷在《史記》中貫穿推崇雅頌、貶斥鄭衛的思想，認為音樂可以治國如堯舜的盛世，都是因為禮樂（《自序》）③；音樂也可以亡國如周幽王一般，王道缺乏，禮樂廢止（或稱“禮樂衰”）。進而（《自序》）④筆者認為“音”會治國還是亡國，取決于“音”本身是否具有端正教化的屬性，或統治者是否將“禮”入“音（樂）”。

《史記·樂書》中司馬遷認為（君子）考慮到地方不同，民情習俗也就不同，所以就廣泛采集歌謠，使之和諧合律，用以彌補過失，移易風俗，傳播政治教化。天子親臨明堂觀樂（借以了解民情，輔助政教），人民則都憑借這種音樂蕩滌邪氣，助長正氣，改善情性⑤。西漢時期廣泛收集民間歌謠的一種樂府活動被稱作“采詩夜誦”，在《文心雕龍·樂府》中，范文瀾先生在書中注釋闡述了采詩夜誦的涵義，即“夜誦即繹誦……反復推演謂之繹”[4]（P31-33）。漢樂府中樂工采集民間音樂的范圍很廣，其原因是在漢武帝執政時，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加之漢武帝時常對外交流，如張騫出使西域等，這種社會條件有利于文化與藝術的繁榮與發展。公元前112 年漢武帝將樂府進行改組，漢代樂府的樂工在廣泛收集、整理民間音樂及少數民族樂曲的基礎上，對民間歌謠進行編排，并制成新的曲調[4]（P31-33）。故筆者認為，“音”是本身能夠進行“教化”的音樂或是被改編的民間音樂，民間音樂只要可以經過挑選并被宮廷吸收歸納，進行改編使之和諧合律，并傳播政治思想，它就是“端正”的音樂，就可以起到“教化”作用。

司馬遷認為音樂能夠端正教化的原因是作樂需要“節制”。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3]（P1109）。司馬遷認為作（音）樂的本身需要“節樂”，援“禮”之“節”入“樂”，只有作樂之人節制享樂，所作出的音樂才能教化端正民眾。若“樂”有自身危機（不能教化民眾），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合法性會重立權威，以固樂本[5]（P62-69）。例如在漢成帝時期，漢成帝沉迷酒色荒誕無度，國庫匱乏國家混亂；漢哀帝在即位之前目睹了西漢政治的混亂與腐敗，認為是鄭、衛之聲興才使得國家混亂“鄭聲淫而亂樂，圣所放，其罷樂府?！盵6]（P38）因此漢哀帝將樂府的樂工裁減，只容許祭祀和軍隊所用的音樂在宮中繼續存留，進而重立權威，以固樂本。

而在宮中繼續存留的“音”，只要是雅、頌之音，就能夠“端正”人民行為⑥。所以說雅、頌之音各得其所,人民的行為就端正；高亢的軍歌響起,士兵的情緒就振奮；鄭衛之曲奏出，人心就變得放縱[7]（P350）。所以筆者認為只要是被宮廷樂府改編過的、可以教化人心的，都被稱作“雅頌之音”。

《史記·樂書》中，“正教者皆始于音”中的“音”，在司馬遷看來能端正人心教化人民的，遵循節樂的基礎上的雅樂，或經過樂府改編后的俗樂，合乎禮儀規范的都是“音”。在筆者看來，“音”的涵義取決于“音”本身是否有端正教化的屬性，也就是說統治者在改編的過程中是否將“禮”入“音（樂）” 。

（二）關于“音正”

司馬遷認為音樂可以培養端正教化，音樂的源頭是端正及教化，音樂“正”了行為也就“正”了，故筆者將考據“正”的涵義?！罢笨梢砸隇椤罢恼\意”?！罢恼\意”最早在《禮記·大學》提出，“正心誠意”是古代儒家倡導的一種內心道德修養的過程?！坝奁渖碚?，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雹?/p>

《禮記·大學》中認為想要弘揚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就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進而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這樣就可以修養自身的品性，而想修養品性的人，就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使得自己的意念真誠，獲得知識，《大學》中認為獲得知識的途徑是在于認知研究萬事萬物。這里的“正”是端正的意思，是符合道理、合乎法則及合乎禮儀規范的意思。筆者認為在《大學》中，想成大事底層邏輯是格物致知且端正心態，只有這樣治理國家才能“明明德”。

關于“正心”，《大學》中有“身有所忿，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同時“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8]（P35-36）。也就是說如果被憤怒等壞情緒所控制，心靈就會被扭曲，不能更好地修身養性。因此，只有通過“正心”，即自身心理調節和道德自律端正心理，才能做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做到不受不良情緒的影響?？梢?，這里的“正心”就是通過自我控制，糾正自身的錯誤有害思想，保持一個良好健康的心態[9]（P9），以此“心正”。所以通過“正心”在《大學》中的相關解釋，并結合作樂之人來看，筆者認為只有“心正”的作樂之人，其心思純正、思想端正，創作出來的音樂才能夠教化民眾，才會“音正”?！妒酚洝窌分小耙粽齽t行正”的意思是，心正才會音正，音正才會行正。

綜上，“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這一命題，筆者認為“正教”是指端正教化的音樂可以教化人心，“治國”是在正教的基礎上統治者可以更好地治理國家。強調了擁有教化屬性“音”的重要性，“音”是人民端正教化的源頭；同時，作樂之人需要“正心”，只有心思純良做人合乎禮義教化，做出來的樂是“正音”的，這樣才能“正教”“治國”。由此，司馬遷的音樂美學思想可以分化為禮樂的教化功能及“樂”的情感隱喻功能。

二、“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命題的美學意義

（一）禮樂的教化功能

關于“正教”。司馬遷認為：人民都憑借這種音樂蕩滌邪氣，助長正氣，改善情性。所以說雅、頌之樂各得其所,人民的行為就端正；高亢的軍歌響起,士兵的情緒就振奮；鄭衛之曲奏出，人心就變得放縱……端正教化都是從音樂開始的，音樂中正了，行為也就端正了⑧。所以音樂是用來活動血脈，流通精神，調和中正之心的[7]（P351）。蔡仲德先生認為《史記》推崇雅頌之樂，貶斥鄭衛之音，重視音樂養正防邪、教化治國的作用，且只有符合禮義的雅頌之樂才可以進行禮樂教化。筆者贊同蔡先生的觀點，司馬遷以軍歌與鄭衛之曲作比較，得出不同的音樂類型導致人心狀態不同的結論，以此提出“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合乎禮義的雅頌之樂可以端正人心教化民眾，將音樂與人心進行鏈接起到了正心的作用。

在《后漢書》列傳篇的《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中，“湛雖在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盵10]（P895）伏湛雖然在倉猝，但是他的舉止都合乎于禮樂教化，他以禮樂教化為首要，顛沛流離的時候也沒有違背。劉湛在顛沛流離時不忘記禮樂，說明了禮樂教化的重要性，在其背景下，人民做人做事都謹遵教化，例如樂府詩中的《白頭吟》據《西京雜記》記載，因為司馬相如即將納妾，卓文君寫這首詩來表達自己想要兩人相守，否則恩斷義絕的意愿，這首詩問世之后，“相如乃止”，司馬相如便沒有納妾⑨。這個例子就表現了禮樂教化對人影響的成功之處?！稘h書·董仲舒傳》中提到“故圣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盵11]（P941）其意思是所以圣明的君王死了，但是子孫長久安寧數百年，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勞……所以君王功成作樂，音樂就是他的德行，音樂可以變民風化民俗，它改變百姓很容易，教化人的成果也很顯著。闡釋了音樂教化對社會、百姓的作用。由此可知，教化可以從雅頌之樂中開始，只要音正了，就能夠影響人民的行為。

蔡仲德先生在《出路在于“向西方乞靈”——關于中國音樂出路的人本主義思考》一文中認為音樂是“禮”的附庸[12]（P7-17），并認為中國音樂發展創造的方向需要音樂回歸“我性”[12]（P7-17），筆者贊同其觀點。音樂中一旦有政治的加持，音樂本身的純粹性會被削弱，從而使得禮樂成為了政治的附庸。但同時筆者認為，首先，禮樂制度誕生是統治者為維護政權的穩固而創造的，其目的是美化其政治。雖然音樂本身是自由的，但從禮樂制度中產生的音樂從一開始就被打上鮮明的政治烙印，并為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其次，樂府的發展與消亡也都和政治有很大的關系，政府資助及管理下的樂府維護并發展音樂，對音樂的傳承和保護起到積極作用。

西漢時期，禮樂教化是統治者進行音樂審美教育的一種手段，即以“正音”為基礎，以雅頌之樂為禮樂教化內容，以人民為禮樂教化對象，以樂府為禮樂教化的輔助工具。因此，禮樂的教化功能是當時音樂審美教育主要的教育實踐活動之一?！皹贰笨梢宰兠耧L、化民俗，這種教育實踐活動的存續促進了當時的社會和諧。教化從雅頌之樂中開始，只要音正了，就能夠影響人民的行為。

（二）“樂”的情感隱喻功能

關于“治國”。司馬遷認為：舜彈五弦琴，作《南風》之詩進而天下安定；紂作朝歌北部之音而身死國亡……賢明的君王之所以要推行音樂，不是為了娛樂，而是想要用它來進行治理國家[3]（P1161）。端正教化都是從音樂開始的，音樂中正了，行為也就端正了[7]（P351）。蔡仲德先生認為，音樂可以治國也可以亡國的原因是天能報福與殃，借天人感應以推崇雅樂。筆者贊同蔡先生的觀點，司馬遷將舜作《南風》與紂作《朝歌》做比較，回答了為什么舜道路通暢而紂道路險惡的原因，從天人感應的方面說明了作正樂與作淫樂分別影響了國家道路，說明了音樂端正的必要性以至于影響國家道路的端正，進而論證音樂對國家政治的重要性，即朝代的音樂端正，其君王就是賢君，其國家就發展的更好；反之，若一個朝代的音樂不端不正，其君王也昏聵，國家也會禮崩樂壞，直至滅亡。

“治國”是講述“樂與政”的關系。用音樂治理國家，承認音樂在政治上的功用從周朝就有了?！吨芏Y·春官宗伯》中提到“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盵13]（P411）可以說明，周朝的音樂就已掌管事序并治理政治了。在《國語·周語下》中也提到了“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盵2]（P53）其意思是政治效法音樂，音樂必須協和，協和出于平正，作者將治理國家比作演奏音樂，認為演奏音樂所要追求的樂曲是和諧和平的，而治理國家也是一樣的。將政治的治理和音樂的演奏聯系起來，強調了音樂的重要性與其在政治上的功用。司馬遷一直向往周朝，認為周朝是理想的國家狀態，“美政”造就了一個理想的國家。其中，“美政”是一種政治治理形態，其具有審美特性，也具有理想化的生存形態的特性，禮的道德教化和樂的人格鍛造是實現“美政”的基本途徑[14]（P92-98），而禮、樂則是維系“美政”立體秩序的媒介，是實現“美政”的現實保障和手段，其中，“樂”是“政”的象征物，“政”則樹立了“樂”的規則與標準，也就是政治影響著音樂的內容、形式與發展，同時音樂也鞏固了政治。在“樂”與“政”通中，二者相聯使得“禮樂”成為了一種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同時成為了改善人民性情、懂廉恥知得失的重要統治工具[15]（P69-76）。

在“樂”與“政”的關系中，其美學意義是音樂的象征性作用，也就是指“樂”本身具有情感隱喻的特征。關于音樂的“他律性”，是指音樂本身，也就是音響所無法包含的，但是聽眾可以通過音樂知曉所表達的內容，這種內容是由于音響而產生想象或聯想獲得的內容成份[16]（P96）。由于“樂”的他律性，能夠給聽眾產生聯想以教化人民，這樣能對社會及政治具有穩定性的作用，通過音樂教化使人民安心于自己的社會生活，實現統治者的“和平”之治，從而維護統治者的最高利益，這才是君子制禮作樂的最終目的與最高理想[17]（P156-157）。所以賢明的君王推行音樂的目的是治理國家。

三、“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對現當代的啟發

司馬遷認為音樂是用來活動血脈、流通精神、調和中正之心的。所以宮音能活動脾臟調和正信（公理道義之心），商音能活動肺臟、調和正義（公正的、符合人民利益的道理），角音能活動肝臟、調和正仁（中正仁和），徵音能活動心臟、調和正禮（規正禮法），羽音能活動腎臟、調和正智（無分別心則不生傲慢，不生妒忌）[3]（P1159-1161）。司馬遷認為音樂能通達人的五臟六腑，對人身體和情緒的影響都是巨大的。這對后世的中醫養生及音樂治療都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音樂治療是以音樂為手段，是一種促進人類身心健康的現代的治療方法和治療活動。這與《黃帝內經》中提出的五音、五行、五臟之間的內在聯系有著緊密的關系?！饵S帝內經》提出了“治未病”的理論思想，通過運用音樂調理人們的情緒，改變人的消極的生活狀態?！爸挝床　迸c音樂、五臟、情志三方面結合，通過音樂活動，從預防角度出發，使人保持平和的心理狀態，以此預防疾病的發生[18]（P69-71）。在《醫家心法》中“七情過度，必生拂郁”[19]（P2），也講明了七情和悅是心理健康之根本， 從預防角度出發，用音樂來宣泄喜、怒、悲、思、愁、恐、驚七種情緒，是達到七情和悅的關鍵，也是“治未病”的音樂心理治療基本思想[20]（P62-64）。利用音樂以渲泄心中積郁、憤怒，使心理的不平衡得到情感上的宣泄，使得情緒安定。這對后世的中醫養生及音樂治療都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使得我國中醫學得以飛速發展。

《史記》在史學史上具有極高的價值和地位，它是司馬遷一生心血的結晶，其背后所蘊含的堅毅不屈的“發憤”精神，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發憤”寫作的精神強調自我奮斗和不懈努力，司馬遷被漢武帝處于腐刑依舊堅持完成了《史記》的創作，可見《史記》就是“發憤著書”的產物，它對儒家思想有重大突破，韓愈的“不平則鳴”說、李贄的“訴心中之不平”說都與此有深刻的聯系[2]（P369-377）。這種精神也可以轉化為現代社會中的積極向上、奮發向前的個人價值觀，鼓舞了青少年們對于學業的熱情及對于事業認真負責的態度，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中“不平”的音樂審美觀的體現。在編寫過程中，司馬遷并沒有簡單羅列歷史事件，而是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客觀評價。他敢于挑戰傳統觀念，對歷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史記》已經不單單是歷史記錄，更是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和探索。這種人文精神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司馬遷與《史記》所展現出的“發憤”精神內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精神內涵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財富，更是個人成長和發展的重要指引。在當今社會，我們仍需要汲取這些精神營養，不斷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價值。

結 語

《史記·樂書》中司馬遷所提出的“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則行正”的命題，筆者認為命題中的“音”是人民端正教化的源頭，合乎禮義的雅頌之音正了，人民的行為才能端正。這一命題的音樂美學思想有：禮樂教化是統治者進行音樂審美教育的一種手段和教育實踐活動，由于“樂”的他律性能維護統治者的最高利益，也是統治階級推行音樂的目的。這一命題對后世的音樂治療、中醫的養生觀念及其“發憤”精神態度有很深的影響。